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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真实的摩登兄弟刘宇宁，让我们越来越爱，我愿用余生去守护。
共同面对，微笑挑战
一切没那么难
无论怎样
我都会永远跟在你身后
@摩登兄弟刘宇宁
刘宇宁做自己的光。刘宇宁蒋俊豪
刘宇宁一念关山。刘宇宁宁远舟
摩登兄弟刘宇宁。刘宇宁。宁哥。棚主。lyn
https://t.cn/A6SzQg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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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政治献金案曝光美国制度腐败真实面目 #起底美式黑金政治#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9月19日报道，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黑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政坛。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共和党人伦纳德·利奥主持的一家保守派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了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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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當多修願心及因 (道次第摘錄)
☘如果有任何利他的所作，都是源自於利益有情的心。如果利益有情的心不猛利的話，這樣一來，就會斷絕大乘的根本，所以，應該多修願心，以及發起願心的因。
這裡提到要多修願心及因，願菩提心就是真實的菩提發心，所以，一旦發起真實的願菩提心，就已經開啟了大乘道之門。願心是入大乘道之門。願心主要的因就是大悲心，所以，也要多修持大悲心。
大悲心可以說是大乘種姓覺醒，所以，大乘種姓覺醒是在什麼樣的界限呢?
就是發起大悲心。發起大悲心時，雖然還不是大乘的行者，但是，他的大乘種姓已經覺醒，雖然還不是菩薩。大乘行者菩薩來說是以發起菩提心來說。
因為大乘種姓已覺醒，所以，大悲心的時候他就已經具有大乘種姓，離他要發起菩提心是非常接近的。大悲心其實也可以說就是增上意樂，這時候，他臨界要發起菩提心的大悲心就是增上意樂。因為他會產生一種有情的苦由我來救護的那種大悲心，所以，是屬於增上意樂。
增上意樂的大悲心要發起之前，還要有慈心和悲心。悲心就是希望有情離苦的悲心，這樣的悲心先有了以後，才會再進一步來發起屬於增上意樂的大悲心，這時候的大悲心是拔苦悲，前面的悲只是希望有情離苦的悲心。要發起希望有情離苦的悲心，一定必須要有慈心。也就是說要對有情帶有悅意相。所以，一方面對有情帶有悅意相，一方面思惟有情受苦的情況，所以，才能夠發起悲心。
☘再往前來說，要怎麼樣對有情帶有悅意相呢?
就要思惟有情的恩德。所以，才會有知母、念恩、報恩的內涵。知母、念恩、報恩就是為了要產生對有情的悅意相，因為藉由念恩的方式而達到。這一切的根本都是源自於最初要有平等捨，所以，在平等捨的基礎上，才有辦法進一步修知母、念恩、報恩、慈心、悲心。
所以，一切的根本就是要修平等捨。平等捨就好像苗芽會不斷地茁壯，最後的成果會非常地斐然，會果實纍纍等等，但是，它所有的根本來講，都是要依在有好的土壤的前提來講。
所以，在大地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做任何的耕種，所有的種植才會有結果。平等捨就好像是大地或土壤一樣，有平等捨的基礎以後，才有可能在上面來修慈心、悲心等等。
平等捨要怎麼作思惟?
最主要是要藉由親怨不定的角度來作思惟，不一定是從過去無始以來到現在，我們就縱觀這一生，親人和怨敵不定的現象來看。有可能某一個人跟自己在前半生時是非常親密的，到了後半生，可能因為一些重大的因緣，或者漸行漸遠等等原因，而導致最後跟自己變成怨敵 ; 有可能前半生這個人跟自己是怨敵，後來跟自己靠近，彼此了解熟悉了以後，到了後半生變成是親密的友伴。所以，我們就以現法當中來看都有這樣的現象。因此，對於執他一定是怨敵，或一定是親人，或親密的友伴，對於這樣的執著慢慢地就會平等。
在現階段會有與我們比較親密的友伴，但是，他是不堅固的，是會轉變的 ; 現階段也有與我們是怨敵、是會傷害我們的人等等，跟我們是非常不和睦的，但是，到了某一個時間，他有可能會轉變，是不堅固的 ; 現階段有一些人跟我們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利害關係，是中庸，但是，在某一個時間有可能會轉變，所以，是不堅固的。
因為不管與我們的關係處在親密的，或者是怨敵，或者中庸，到最後都有可能會轉變。所以，每一個有情對於我們來說，實際上都是相等的，因為有可能他會轉變。每一個有情來說，都曾經與我為親密的友伴、都曾經與我是怨敵、都曾經與我為中庸者，唯一的差別，只是時間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差別，但就本質的轉變來說，其實都是一致的。所以，只是時間遠近的差別，但是，要去執他一定為親密友伴、一定都作為怨敵，這是沒有的。以這樣的方式來修平等。
所以，只是時間的差別，就其本質來說，其實是相等的。就像假設有人幫助我們，有一個人是上午幫助我們，有一個人是下午幫助我們，實際上都有幫助我們，只是時間的差別。所以，平等捨的內涵來說，也是就這個角度思惟。
基於上面的理由，某一些因緣，所以，有一些有情，跟我的關係比較靠近，我不應該因此而執著生起貪愛的心 ; 某一些有情跟我的關係是比較惡劣，也不應該因此執為這種關係是堅固的，所以，就生起了瞋 ; 某一些有情跟我現在沒有什麼太大的關連，也不應該因此就執為他是一種固定的、跟我都不會有關聯。所以，有愚癡。
我們跟有情的關係不分遠、近的這種平等，要能夠作這樣的思惟，就是 : 所有的關係都有可能轉變，所有的關係都是不堅固的。所以，也不用因此而對有情執為某種堅固的關係，而對他生起貪、瞋等煩惱。所以，這裡提到「若凡所作皆為利益有情之心不猛利者（利益有情的⼼不猛利的話）, 是則斷絕大乘根本（這樣一來，就會斷絕大乘根本，沒有辦法進入大乘法的修持）, 故當多修願心及因（所以，要先做到努力地修持願心，最主要是成辦願心的因）。」
☘如果有任何利他的所作，都是源自於利益有情的心。如果利益有情的心不猛利的話，這樣一來，就會斷絕大乘的根本，所以，應該多修願心，以及發起願心的因。
這裡提到要多修願心及因，願菩提心就是真實的菩提發心，所以，一旦發起真實的願菩提心，就已經開啟了大乘道之門。願心是入大乘道之門。願心主要的因就是大悲心，所以，也要多修持大悲心。
大悲心可以說是大乘種姓覺醒，所以，大乘種姓覺醒是在什麼樣的界限呢?
就是發起大悲心。發起大悲心時，雖然還不是大乘的行者，但是，他的大乘種姓已經覺醒，雖然還不是菩薩。大乘行者菩薩來說是以發起菩提心來說。
因為大乘種姓已覺醒，所以，大悲心的時候他就已經具有大乘種姓，離他要發起菩提心是非常接近的。大悲心其實也可以說就是增上意樂，這時候，他臨界要發起菩提心的大悲心就是增上意樂。因為他會產生一種有情的苦由我來救護的那種大悲心，所以，是屬於增上意樂。
增上意樂的大悲心要發起之前，還要有慈心和悲心。悲心就是希望有情離苦的悲心，這樣的悲心先有了以後，才會再進一步來發起屬於增上意樂的大悲心，這時候的大悲心是拔苦悲，前面的悲只是希望有情離苦的悲心。要發起希望有情離苦的悲心，一定必須要有慈心。也就是說要對有情帶有悅意相。所以，一方面對有情帶有悅意相，一方面思惟有情受苦的情況，所以，才能夠發起悲心。
☘再往前來說，要怎麼樣對有情帶有悅意相呢?
就要思惟有情的恩德。所以，才會有知母、念恩、報恩的內涵。知母、念恩、報恩就是為了要產生對有情的悅意相，因為藉由念恩的方式而達到。這一切的根本都是源自於最初要有平等捨，所以，在平等捨的基礎上，才有辦法進一步修知母、念恩、報恩、慈心、悲心。
所以，一切的根本就是要修平等捨。平等捨就好像苗芽會不斷地茁壯，最後的成果會非常地斐然，會果實纍纍等等，但是，它所有的根本來講，都是要依在有好的土壤的前提來講。
所以，在大地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做任何的耕種，所有的種植才會有結果。平等捨就好像是大地或土壤一樣，有平等捨的基礎以後，才有可能在上面來修慈心、悲心等等。
平等捨要怎麼作思惟?
最主要是要藉由親怨不定的角度來作思惟，不一定是從過去無始以來到現在，我們就縱觀這一生，親人和怨敵不定的現象來看。有可能某一個人跟自己在前半生時是非常親密的，到了後半生，可能因為一些重大的因緣，或者漸行漸遠等等原因，而導致最後跟自己變成怨敵 ; 有可能前半生這個人跟自己是怨敵，後來跟自己靠近，彼此了解熟悉了以後，到了後半生變成是親密的友伴。所以，我們就以現法當中來看都有這樣的現象。因此，對於執他一定是怨敵，或一定是親人，或親密的友伴，對於這樣的執著慢慢地就會平等。
在現階段會有與我們比較親密的友伴，但是，他是不堅固的，是會轉變的 ; 現階段也有與我們是怨敵、是會傷害我們的人等等，跟我們是非常不和睦的，但是，到了某一個時間，他有可能會轉變，是不堅固的 ; 現階段有一些人跟我們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利害關係，是中庸，但是，在某一個時間有可能會轉變，所以，是不堅固的。
因為不管與我們的關係處在親密的，或者是怨敵，或者中庸，到最後都有可能會轉變。所以，每一個有情對於我們來說，實際上都是相等的，因為有可能他會轉變。每一個有情來說，都曾經與我為親密的友伴、都曾經與我是怨敵、都曾經與我為中庸者，唯一的差別，只是時間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差別，但就本質的轉變來說，其實都是一致的。所以，只是時間遠近的差別，但是，要去執他一定為親密友伴、一定都作為怨敵，這是沒有的。以這樣的方式來修平等。
所以，只是時間的差別，就其本質來說，其實是相等的。就像假設有人幫助我們，有一個人是上午幫助我們，有一個人是下午幫助我們，實際上都有幫助我們，只是時間的差別。所以，平等捨的內涵來說，也是就這個角度思惟。
基於上面的理由，某一些因緣，所以，有一些有情，跟我的關係比較靠近，我不應該因此而執著生起貪愛的心 ; 某一些有情跟我的關係是比較惡劣，也不應該因此執為這種關係是堅固的，所以，就生起了瞋 ; 某一些有情跟我現在沒有什麼太大的關連，也不應該因此就執為他是一種固定的、跟我都不會有關聯。所以，有愚癡。
我們跟有情的關係不分遠、近的這種平等，要能夠作這樣的思惟，就是 : 所有的關係都有可能轉變，所有的關係都是不堅固的。所以，也不用因此而對有情執為某種堅固的關係，而對他生起貪、瞋等煩惱。所以，這裡提到「若凡所作皆為利益有情之心不猛利者（利益有情的⼼不猛利的話）, 是則斷絕大乘根本（這樣一來，就會斷絕大乘根本，沒有辦法進入大乘法的修持）, 故當多修願心及因（所以，要先做到努力地修持願心，最主要是成辦願心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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