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借贷契约看唐代担保制度文化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1-03-26
唐代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在当时繁荣的商业活动中，为了保障契约关系而产生的担保制度也得到迅速发展。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担保制度更为先进，对于完善我国现代担保制度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从敦煌借贷契约的内容、保人代偿制度及质典制度三个方面对敦煌借贷契约所体现的唐代担保制度文化作初步分析研究。
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与“债”相伴相生的便是“担保”。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债事双方均有权向对方行为提出要求，而担保就是为了保护双方这种权利。
唐代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在当时繁荣的商业活动中,为了保障契约关系而产生的担保制度也得到迅速发展。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担保制度更为先进，对于完善我国现代的担保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敦煌莫高窟第17窟是晚唐开凿的一个洞窟，与16号窟是同时代开凿的。1900年，人们在清理洞窟的流沙时发现了这个洞窟，里面藏有大量的古代佛教经典和社会文书等许多珍贵文物，为我们研究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担保制度文化，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本文拟从敦煌借贷契约的内容、保人代偿制度及质典制度三个方面对敦煌借贷契约所体现的唐代担保制度文化作初步分析研究。
借贷契约的内容
以一份契约为例进行分析：
酉年十一月行人部落百姓张七奴为纳突不办，于灵图寺僧海清处便佛麦陆硕。其麦限至秋八月内还足。如违限不还，其麦请陪（倍），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任掣夺家资杂物牛畜等。恐人无信，故立此契。两共平章，书纸为记。便麦人张七奴年卌（押）
保人男黑奴十三
保人张风蓋 风立年十一
见人索海奴
从这段契约可以看出，唐代借贷契约中一般对于借贷的事由都有所交代，例如在上面这件张七奴便麦契中借贷事由是“纳突不办”，也就是向政府缴纳突田税。
借贷事实条款在借贷契约中是必须存在的一项内容，不可缺少。同样以张七奴便麦契为例，借贷事实就是“酉年十一月行人部落百姓张七奴，于灵图寺僧海清处便佛麦陆硕。”从灵图寺僧人海清借“佛麦陆硕”还贷期限为“秋八月内还足”，既是“佛麦”，含救济之意。在敦煌借贷契约中有很多从寺院便种子年粮的契约。敦煌系佛教圣地，寺院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分有永业田和口分田，承担政府的赋税、劳役等，因此，寺院也是重要的民事契约主体。这种从寺院借贷的契约，依据借贷人的身份，按不同方式借贷。
上述张七奴便麦契中的约定还款内容是“其麦限至秋八月内还足”以及当借入人死亡或逃亡时的“如违限不还，其麦请陪（倍），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保人妻子和兄弟代为偿还，中间遇到国家大赦免除债务也不影响到此件契约的约定效力。这件约定还贷条款中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保人及家人代为偿还和民间抵制国家赦免私人债务的条款，从中可以推测出国家的政策变化和当事人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种种措施。
违约责任条款在契约内容中不是必须存在的一部分，有的契约约定的有，而有的契约中就不存在。在本举例契约中体现为“任掣夺家资杂物牛畜等”。可见，如果在借贷契约中约定了违约责任，一般都是要任意拿走借入方的家庭财产包括物品而不管借入方同不同意来抵充借入方无法偿还的债务。
我们阅读大量敦煌契约文书发现，在契约的结尾处都有借入方签字或者用手指画的红印，契约如果有保证人和见证人就在借入方后面附有保证人和见证人的签字画押。譬如张七奴便麦契中：
保人男黑奴十三
保人张风蓋 风立年十一
见人索海奴
大多数的契约原件中，借出方最多只写了麦主或钱主，而很少写清楚麦主和钱主的姓名，更没有画押，而在麦主或钱主后面则是把借入方的姓名年龄以及保证人和见证人的姓名年龄记载的非常清楚，并且还要签名或者用手指点上朱印。这一特点在借贷契约中最为常见，只有在一些极为个别的契约中出现借出方的姓名和画押。
保人代偿制度
《唐律疏议》根据严格的计算方式对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人进行处罚。尽管如此，该法典强调偿还债务是一种责任，但没有详细谈到可能偿还的方法。契约填补了法律上的这一空白，并考虑到了另一可能性——债务人逃脱。
还是以张七奴便麦契为例。解决债务人逃脱引起的侵害债权人权利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保人代偿制度，“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所以债务人逃债，找担保人负责是法律许可的，“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
在张七奴便麦契的例子中明确规定了保人的担保责任，“即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可以理解为“不管债务人身处东或西（逃脱），都可以要求担保人代为偿还”。这一契约条款虽清楚体现了唐代保人享有一定的风险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债务人有逃避债务的行为，保人负有不可推卸的偿还债务的责任。但是担保人应当偿还些什么呢？根据当时法律的严苛要求，最有可能的假设是，担保人须替债务人偿还所有的债务，甚至包括利息和法律规定的，因无力偿还而受到的罚款。
在保人担保的借贷契约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保人的偿还义务如何实现。在以前的契约中，妻子和子女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担保人。如果一家之主逃跑了，那么债权人自然而然要求其他家庭成员继续偿还债务：“父债子还，夫债妻还”。为了提醒妻子和儿女所应承担的责任，契约只是简单地讲明，由于逃债，父亲将失去对他家庭财富的占有权，而他的妻子儿女从此将受债权人的支配，以偿还其债务。尽管担保人对债务有担保，但担保人的财产有别于债务人的财产，担保的责任还是非常有限的。
保人代偿制度是唐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重要特色，并且因为法律的严格规定，更切实有效地保障了唐代借贷关系中债权的实现，解决借贷纠纷的同时促进了唐代借贷关系的流转。
质典制度
敦煌借贷契约中所涉及的质典契约，就是以某物作为留置担保，与抵押不同，其财产是掌握在债权人手中的。如果某物是可增值财产，债权人同样有权享用其增值部分。在契约有效期内，债权人成了真正享有收益权的人，尽管该物的所有者是债务人。在我国古代，质典作为一种较为流行的担保方式，通常也被称之为“典”“当”“押”“抵”“典贴”“质卖”等。这些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用来表示质典，或者说是以动产或者不动产作为留置担保，也就是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说的“以物质钱”。
此处仅以建中三年马令痣举钱契为例：
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健儿马令痣为急要钱用，交无得处，遂于护国寺僧虔边举钱壹仟文。其钱每月头分生利［贰］佰文。如虔英自要钱用，即仰马令痣本利并还。如不得，一任虔英牵掣令疼［家］资牛畜，将充钱直，有剩不追。恐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平章，画指为记。
举钱人 马令痣 年廿
同取人 母苑二娘 年五十
同取人 妹马二娘 年十二
在这份契约中，双方当事人分别是借款人马令痣和债权人护国寺僧人虔英，借款金额为1000文，未约定质押，但约定还款的到期日为债权人虔英需要用钱之时。这一约定，意即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还款，如果债务人不能清偿，债权人就可以启动带有担保性质的惩罚性条款，即“一任虔英牵掣令痣家资牛畜，将充钱直，有剩不追”。最后是立契人名单，分别是“钱主”、马令痣和两位“同取人”，即保人。保人是马令痣的母亲和妹妹，故此处还体现了这是以他们的共同财产为债务作整体担保的，为将来万一发生纠纷后的执行预设了可操作性。
在敦煌发现的经济文书中，借贷契约占一半以上，而担保作为借贷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众多的契约来看，敦煌地区的物质生活状况并不丰裕，但契约所表现的内容、形式、制度等仍显示出较高的立契水准，为我国古代经济以及法律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 穆永强）
（责任编辑：刘海滨)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1-03-26
唐代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在当时繁荣的商业活动中，为了保障契约关系而产生的担保制度也得到迅速发展。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担保制度更为先进，对于完善我国现代担保制度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从敦煌借贷契约的内容、保人代偿制度及质典制度三个方面对敦煌借贷契约所体现的唐代担保制度文化作初步分析研究。
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与“债”相伴相生的便是“担保”。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债事双方均有权向对方行为提出要求，而担保就是为了保护双方这种权利。
唐代是我国古代经济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在当时繁荣的商业活动中,为了保障契约关系而产生的担保制度也得到迅速发展。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担保制度更为先进，对于完善我国现代的担保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敦煌莫高窟第17窟是晚唐开凿的一个洞窟，与16号窟是同时代开凿的。1900年，人们在清理洞窟的流沙时发现了这个洞窟，里面藏有大量的古代佛教经典和社会文书等许多珍贵文物，为我们研究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担保制度文化，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本文拟从敦煌借贷契约的内容、保人代偿制度及质典制度三个方面对敦煌借贷契约所体现的唐代担保制度文化作初步分析研究。
借贷契约的内容
以一份契约为例进行分析：
酉年十一月行人部落百姓张七奴为纳突不办，于灵图寺僧海清处便佛麦陆硕。其麦限至秋八月内还足。如违限不还，其麦请陪（倍），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任掣夺家资杂物牛畜等。恐人无信，故立此契。两共平章，书纸为记。便麦人张七奴年卌（押）
保人男黑奴十三
保人张风蓋 风立年十一
见人索海奴
从这段契约可以看出，唐代借贷契约中一般对于借贷的事由都有所交代，例如在上面这件张七奴便麦契中借贷事由是“纳突不办”，也就是向政府缴纳突田税。
借贷事实条款在借贷契约中是必须存在的一项内容，不可缺少。同样以张七奴便麦契为例，借贷事实就是“酉年十一月行人部落百姓张七奴，于灵图寺僧海清处便佛麦陆硕。”从灵图寺僧人海清借“佛麦陆硕”还贷期限为“秋八月内还足”，既是“佛麦”，含救济之意。在敦煌借贷契约中有很多从寺院便种子年粮的契约。敦煌系佛教圣地，寺院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分有永业田和口分田，承担政府的赋税、劳役等，因此，寺院也是重要的民事契约主体。这种从寺院借贷的契约，依据借贷人的身份，按不同方式借贷。
上述张七奴便麦契中的约定还款内容是“其麦限至秋八月内还足”以及当借入人死亡或逃亡时的“如违限不还，其麦请陪（倍），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保人妻子和兄弟代为偿还，中间遇到国家大赦免除债务也不影响到此件契约的约定效力。这件约定还贷条款中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保人及家人代为偿还和民间抵制国家赦免私人债务的条款，从中可以推测出国家的政策变化和当事人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种种措施。
违约责任条款在契约内容中不是必须存在的一部分，有的契约约定的有，而有的契约中就不存在。在本举例契约中体现为“任掣夺家资杂物牛畜等”。可见，如果在借贷契约中约定了违约责任，一般都是要任意拿走借入方的家庭财产包括物品而不管借入方同不同意来抵充借入方无法偿还的债务。
我们阅读大量敦煌契约文书发现，在契约的结尾处都有借入方签字或者用手指画的红印，契约如果有保证人和见证人就在借入方后面附有保证人和见证人的签字画押。譬如张七奴便麦契中：
保人男黑奴十三
保人张风蓋 风立年十一
见人索海奴
大多数的契约原件中，借出方最多只写了麦主或钱主，而很少写清楚麦主和钱主的姓名，更没有画押，而在麦主或钱主后面则是把借入方的姓名年龄以及保证人和见证人的姓名年龄记载的非常清楚，并且还要签名或者用手指点上朱印。这一特点在借贷契约中最为常见，只有在一些极为个别的契约中出现借出方的姓名和画押。
保人代偿制度
《唐律疏议》根据严格的计算方式对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人进行处罚。尽管如此，该法典强调偿还债务是一种责任，但没有详细谈到可能偿还的方法。契约填补了法律上的这一空白，并考虑到了另一可能性——债务人逃脱。
还是以张七奴便麦契为例。解决债务人逃脱引起的侵害债权人权利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保人代偿制度，“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所以债务人逃债，找担保人负责是法律许可的，“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
在张七奴便麦契的例子中明确规定了保人的担保责任，“即如身东西，一仰保人等代还”，可以理解为“不管债务人身处东或西（逃脱），都可以要求担保人代为偿还”。这一契约条款虽清楚体现了唐代保人享有一定的风险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债务人有逃避债务的行为，保人负有不可推卸的偿还债务的责任。但是担保人应当偿还些什么呢？根据当时法律的严苛要求，最有可能的假设是，担保人须替债务人偿还所有的债务，甚至包括利息和法律规定的，因无力偿还而受到的罚款。
在保人担保的借贷契约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保人的偿还义务如何实现。在以前的契约中，妻子和子女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担保人。如果一家之主逃跑了，那么债权人自然而然要求其他家庭成员继续偿还债务：“父债子还，夫债妻还”。为了提醒妻子和儿女所应承担的责任，契约只是简单地讲明，由于逃债，父亲将失去对他家庭财富的占有权，而他的妻子儿女从此将受债权人的支配，以偿还其债务。尽管担保人对债务有担保，但担保人的财产有别于债务人的财产，担保的责任还是非常有限的。
保人代偿制度是唐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重要特色，并且因为法律的严格规定，更切实有效地保障了唐代借贷关系中债权的实现，解决借贷纠纷的同时促进了唐代借贷关系的流转。
质典制度
敦煌借贷契约中所涉及的质典契约，就是以某物作为留置担保，与抵押不同，其财产是掌握在债权人手中的。如果某物是可增值财产，债权人同样有权享用其增值部分。在契约有效期内，债权人成了真正享有收益权的人，尽管该物的所有者是债务人。在我国古代，质典作为一种较为流行的担保方式，通常也被称之为“典”“当”“押”“抵”“典贴”“质卖”等。这些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用来表示质典，或者说是以动产或者不动产作为留置担保，也就是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说的“以物质钱”。
此处仅以建中三年马令痣举钱契为例：
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健儿马令痣为急要钱用，交无得处，遂于护国寺僧虔边举钱壹仟文。其钱每月头分生利［贰］佰文。如虔英自要钱用，即仰马令痣本利并还。如不得，一任虔英牵掣令疼［家］资牛畜，将充钱直，有剩不追。恐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平章，画指为记。
举钱人 马令痣 年廿
同取人 母苑二娘 年五十
同取人 妹马二娘 年十二
在这份契约中，双方当事人分别是借款人马令痣和债权人护国寺僧人虔英，借款金额为1000文，未约定质押，但约定还款的到期日为债权人虔英需要用钱之时。这一约定，意即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还款，如果债务人不能清偿，债权人就可以启动带有担保性质的惩罚性条款，即“一任虔英牵掣令痣家资牛畜，将充钱直，有剩不追”。最后是立契人名单，分别是“钱主”、马令痣和两位“同取人”，即保人。保人是马令痣的母亲和妹妹，故此处还体现了这是以他们的共同财产为债务作整体担保的，为将来万一发生纠纷后的执行预设了可操作性。
在敦煌发现的经济文书中，借贷契约占一半以上，而担保作为借贷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众多的契约来看，敦煌地区的物质生活状况并不丰裕，但契约所表现的内容、形式、制度等仍显示出较高的立契水准，为我国古代经济以及法律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 穆永强）
（责任编辑：刘海滨)
#市监要闻#【“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中国消费者协会确定2021年全国消协组织消费维权年主题】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畅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在广泛征集消费者和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中国消费者协会确定2021年全国消协组织消费维权年主题为“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
一、年主题涵义
“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涵义：
一是依法履职，筑牢消费市场健康发展基础。安全权是消费者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法律赋予消协组织的神圣职责。消费安全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也是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和保障。消协组织要认真履行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充分发挥消费维权社会平台作用，凝聚全社会力量，营造安全便利消费环境，让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增长。
二是找准痛点，满足消费升级安全新需求。伴随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消费升级持续加速，不断涌现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在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提升消费便利度的同时，也暴露出安全保障不足的消费风险。强化底线思维，加强监督规制，促进各类消费业态、模式规范发展，切实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个人信息安全，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也是新形势下消协组织加强消费者保护的着力点。
三是打通堵点，畅通消费助力经济循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改善消费环境，全面促进消费，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把消费者权益保护置于更加突出位置，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保障。消协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同步时代需求，将守护安全作为畅通消费的重要基础，将畅通消费作为守护安全的价值追求，不断提升消费者保护能力、水平，积极推动消费维权协同共治，坚持“守底线、拉高线”，促进行业自律、企业诚信，打通关键堵点，保障消费畅通，推动消费在安全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更高水平经济循环提供强劲动力。
二、年主题依据
第一，“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实现这一目标，必然需要打通消费领域关键堵点和短板，推动消费与生产、分配、流通有效衔接、相互促进，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当前尤其需要以“守护消费安全”为主要切入点，着力破解当前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要倡导全社会将消费者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通过社会协同共治，营造更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消费潜能，夯实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良好开端。
第二，“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际行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这就要求在消费领域必须坚守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系统性重大风险，促进各类消费业态、模式规范有序发展，更好满足消费者美好生活需要。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线上线下消费加速融合，众多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应势而生迅猛发展，在不断丰富人们消费生活的同时，损害消费者人身、财产、个人信息安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任其无序扩张，将破坏市场秩序和消费生态，最终损害消费者根本利益。应在消费维权领域全面、准确、完整贯彻落实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新发展理念，督促经营者筑牢安全底线、守法诚信经营，引导消费者增强安全意识、提升维权能力，为加强需求侧管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是实现新发展阶段开好局、起好步的有力支撑。今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存在的不确定性，使我国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既面临新机遇，也面临新挑战，需要以着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作为基本支撑。近年来消费维权热点难点多发，消费者维权诉求和民生期待多元，其中消费安全问题始终是根本诉求和基本底线。同时，伴随消费升级，人们对网络购物，互联网金融服务，在线旅游、健身、培训等服务，长租公寓，餐饮浪费，过量使用塑料包装等带来的个人财产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问题，有了更高安全保障需求。这就需要强化全局观念，以守护消费安全为主线，以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畅通为目标，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我国新发展阶段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第四，“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忠实践行。不断提高消费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安全权是消费者的首项法定权利，也是新时期广大消费者的迫切诉求。这就需要通过开展消费教育引导、加强商品服务监督、主动化解消费纠纷等，在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时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坚定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三、年主题目标
一是凝聚社会力量，推进协同共治，筑牢消费安全社会基础。通过各类大众传播媒介，加大消费宣传引导和消费侵权行为监督曝光力度，推动全社会形成消费安全共识，将消费者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消协组织理事会成员单位积极作用，推动建立维权信息共享机制、联合接受公众咨询机制、维权难点问题会商机制、重大消费纠纷联合调处机制、维权成果联合发布机制，加强消费者保护协同共治，切实保障消费者安全、放心、舒心消费。
二是加强理论研究，推动制度完善，筑牢消费安全法治基础。以《民法典》施行为契机，围绕消费领域热点难点问题，特别是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中暴露出的消费安全问题，加强理论研究和分析研判，形成维权观点，积极建言献策，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完善，辅助政府决策。重点推动建立适应不同行业特点的消费后评价机制，实现对刷单炒信、虚构评价等行为的有效治理，推动各类消费业态在法治轨道内规范有序发展。
三是突出问题导向，提升维权效能，筑牢消费安全救济基础。面对消费领域问题点多面广的现实状况，聚焦消费者反映集中、诉求迫切、危害性大、影响面广的消费安全问题，从典型案例入手，综合运用点评约谈、调查调解、警示批评、支持诉讼、公益诉讼等维权方式，用好职责“工具箱”，善打维权“组合拳”，以点带面推动问题解决，切实提升维权效能。
四是强化消费教育，加强消费引导，筑牢消费安全市场基础。围绕事关消费安全的消费领域热点难点问题，加强系统化消费教育，丰富教育形式和载体，帮助消费者掌握消费知识，增强依法维权意识，提升依法维权能力、水平。围绕基本民生产品和新消费产品开展测试评价、发布消费提示，帮助消费者全面准确掌握产品信息，科学理性作出消费选择。通过消费者“用脚投票”，督促生产者、经营者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消协组织年主题重点工作安排
围绕“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年主题，中消协和全国消协组织计划开展以下方面工作：
一是着力开展年主题宣传，促进形成社会共识。
二是重点围绕预付式消费、个人信息保护、网络直播营销、汽车消费维权、农村消费维权、制止餐饮浪费等消费领域热点难点问题加强法律理论研究，积极参与立法立规和标准制定。
三是着力编写《消费教育大纲》，探索建立网上消费教育基地，提高消费教育的系统性、易达性和有效性。针对民生关切的热点产品和新型产品开展商品比较试验，加强对比较试验结果的科学解读和有效传播。
四是重点关注共享式消费、在线教育培训、长租公寓、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新兴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加大对违法失信行为、不良营商手法、显失公平格式条款等问题的监督力度，推进消费领域规则建设和完善。
五是落实投诉便利化、规范化措施，提升基层消协组织投诉受理和处理能力，推进线上线下投诉渠道建设，完善消费投诉和解机制，加快建立消费投诉预警机制、投诉信息公示机制、消费信用约束机制。加大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适用力度，推进集体诉讼实践。六是以消费集中时段为重点，建立健全消费维权舆情监测分析机制，针对舆情热点，回应社会关切，表达消协观点。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畅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在广泛征集消费者和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中国消费者协会确定2021年全国消协组织消费维权年主题为“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
一、年主题涵义
“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涵义：
一是依法履职，筑牢消费市场健康发展基础。安全权是消费者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法律赋予消协组织的神圣职责。消费安全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也是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和保障。消协组织要认真履行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充分发挥消费维权社会平台作用，凝聚全社会力量，营造安全便利消费环境，让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增长。
二是找准痛点，满足消费升级安全新需求。伴随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消费升级持续加速，不断涌现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在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提升消费便利度的同时，也暴露出安全保障不足的消费风险。强化底线思维，加强监督规制，促进各类消费业态、模式规范发展，切实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个人信息安全，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也是新形势下消协组织加强消费者保护的着力点。
三是打通堵点，畅通消费助力经济循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改善消费环境，全面促进消费，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把消费者权益保护置于更加突出位置，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保障。消协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同步时代需求，将守护安全作为畅通消费的重要基础，将畅通消费作为守护安全的价值追求，不断提升消费者保护能力、水平，积极推动消费维权协同共治，坚持“守底线、拉高线”，促进行业自律、企业诚信，打通关键堵点，保障消费畅通，推动消费在安全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更高水平经济循环提供强劲动力。
二、年主题依据
第一，“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实现这一目标，必然需要打通消费领域关键堵点和短板，推动消费与生产、分配、流通有效衔接、相互促进，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当前尤其需要以“守护消费安全”为主要切入点，着力破解当前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要倡导全社会将消费者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通过社会协同共治，营造更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消费潜能，夯实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良好开端。
第二，“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际行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这就要求在消费领域必须坚守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系统性重大风险，促进各类消费业态、模式规范有序发展，更好满足消费者美好生活需要。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线上线下消费加速融合，众多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应势而生迅猛发展，在不断丰富人们消费生活的同时，损害消费者人身、财产、个人信息安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任其无序扩张，将破坏市场秩序和消费生态，最终损害消费者根本利益。应在消费维权领域全面、准确、完整贯彻落实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新发展理念，督促经营者筑牢安全底线、守法诚信经营，引导消费者增强安全意识、提升维权能力，为加强需求侧管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是实现新发展阶段开好局、起好步的有力支撑。今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存在的不确定性，使我国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既面临新机遇，也面临新挑战，需要以着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作为基本支撑。近年来消费维权热点难点多发，消费者维权诉求和民生期待多元，其中消费安全问题始终是根本诉求和基本底线。同时，伴随消费升级，人们对网络购物，互联网金融服务，在线旅游、健身、培训等服务，长租公寓，餐饮浪费，过量使用塑料包装等带来的个人财产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问题，有了更高安全保障需求。这就需要强化全局观念，以守护消费安全为主线，以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畅通为目标，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我国新发展阶段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第四，“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忠实践行。不断提高消费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安全权是消费者的首项法定权利，也是新时期广大消费者的迫切诉求。这就需要通过开展消费教育引导、加强商品服务监督、主动化解消费纠纷等，在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时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坚定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三、年主题目标
一是凝聚社会力量，推进协同共治，筑牢消费安全社会基础。通过各类大众传播媒介，加大消费宣传引导和消费侵权行为监督曝光力度，推动全社会形成消费安全共识，将消费者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消协组织理事会成员单位积极作用，推动建立维权信息共享机制、联合接受公众咨询机制、维权难点问题会商机制、重大消费纠纷联合调处机制、维权成果联合发布机制，加强消费者保护协同共治，切实保障消费者安全、放心、舒心消费。
二是加强理论研究，推动制度完善，筑牢消费安全法治基础。以《民法典》施行为契机，围绕消费领域热点难点问题，特别是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中暴露出的消费安全问题，加强理论研究和分析研判，形成维权观点，积极建言献策，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完善，辅助政府决策。重点推动建立适应不同行业特点的消费后评价机制，实现对刷单炒信、虚构评价等行为的有效治理，推动各类消费业态在法治轨道内规范有序发展。
三是突出问题导向，提升维权效能，筑牢消费安全救济基础。面对消费领域问题点多面广的现实状况，聚焦消费者反映集中、诉求迫切、危害性大、影响面广的消费安全问题，从典型案例入手，综合运用点评约谈、调查调解、警示批评、支持诉讼、公益诉讼等维权方式，用好职责“工具箱”，善打维权“组合拳”，以点带面推动问题解决，切实提升维权效能。
四是强化消费教育，加强消费引导，筑牢消费安全市场基础。围绕事关消费安全的消费领域热点难点问题，加强系统化消费教育，丰富教育形式和载体，帮助消费者掌握消费知识，增强依法维权意识，提升依法维权能力、水平。围绕基本民生产品和新消费产品开展测试评价、发布消费提示，帮助消费者全面准确掌握产品信息，科学理性作出消费选择。通过消费者“用脚投票”，督促生产者、经营者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消协组织年主题重点工作安排
围绕“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年主题，中消协和全国消协组织计划开展以下方面工作：
一是着力开展年主题宣传，促进形成社会共识。
二是重点围绕预付式消费、个人信息保护、网络直播营销、汽车消费维权、农村消费维权、制止餐饮浪费等消费领域热点难点问题加强法律理论研究，积极参与立法立规和标准制定。
三是着力编写《消费教育大纲》，探索建立网上消费教育基地，提高消费教育的系统性、易达性和有效性。针对民生关切的热点产品和新型产品开展商品比较试验，加强对比较试验结果的科学解读和有效传播。
四是重点关注共享式消费、在线教育培训、长租公寓、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新兴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加大对违法失信行为、不良营商手法、显失公平格式条款等问题的监督力度，推进消费领域规则建设和完善。
五是落实投诉便利化、规范化措施，提升基层消协组织投诉受理和处理能力，推进线上线下投诉渠道建设，完善消费投诉和解机制，加快建立消费投诉预警机制、投诉信息公示机制、消费信用约束机制。加大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适用力度，推进集体诉讼实践。六是以消费集中时段为重点，建立健全消费维权舆情监测分析机制，针对舆情热点，回应社会关切，表达消协观点。
#佛系宗教[超话]# 五百乞丐证得阿罗汉果
释迦世尊在祇园精舍说法的时候，每日都要出去行化托钵。佛陀平等受施，使大家都能够得到平等种福田的机会。
每当佛陀率领众弟子入城乞食的时候，就有数百名乞丐，跟随在佛陀的后面。那些乞丐，仰仗佛陀的福荫，都不会有饥饿的痛苦。因此，舍卫城中的贫儿乞丐，遂增多至五百人。
有一天，乞丐群主，心生惭愧，他向乞丐们说：“我们大家都是罪苦的人，现在依仗佛陀和圣僧们的福德，得到施主们救济。可是，我们将来的困苦会更加严重，因为圣僧们托钵受供养，他们有修持佛法的福德，回向给众施主消灾增福慧。至于我们，每天只是白吃人家救济的饭。实在惭愧！”
众乞丐听到头目的话，都有同样的醒悟，生起惭愧之心。当时有几个乞丐提议说：‘如果这样，我们应该到佛陀的座前去，恳求佛陀慈悲摄受，允许我们出家当比丘，以便如法修行，这样不是很好吗？’大家一致赞同这个提议。于是一同来到佛陀的座前，请求出家修行。
佛陀告诉众乞丐说：‘我的教法是平等的，无分贤愚贵贱；我的教法是清净的，好像净水能够洗除垢秽，弃污成净，回复本真，无一废弃。’众乞丐聆听佛陀的开示，皆大欢喜，信心坚固，力求跟随佛陀出家修行。
佛陀允诺，于是，众乞丐就在佛陀的座前，剃除须发，身著法衣，出家为比丘，精进用功，而证得阿罗汉道。
众乞丐出家当比丘之后，在印度社会上造成轰动。很多豪贵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起了我慢之心。他们纷纷议论说：佛陀为何连这些下贱辈的乞丐，也允许他们进入僧团中做比丘呢？我们今后修福业、恭敬供养佛陀和圣僧时，怎么可以让这些下贱之辈的乞丐比丘，坐在我家的床席上，受我们的礼拜供养呢？
有一天只陀太子广设大斋，要供养佛陀和僧众。但佛陀最近所度的那些乞丐比丘，却不供养。
第二天，佛陀准备前往时，对乞丐出家的五百位比丘说：‘我今天及诸比丘，应只陀太子的邀请，要到他家去接受供养，因为太子曾表示，没有准备你们的席位。你们可去北俱卢洲，拿自然成熟的粳米饭，然后回到太子家里，随意坐下来，吃自己所带来的粳米饭。’
五百位乞丐比丘，依照佛陀的指示，各各运用自己的神通力，一刹那间就到了北俱卢洲，大家都把钵装满了自然成熟的福食，托钵回来，颇具威仪。他们在虚空中，排成一字形的队伍，乘空而来，好像雁鸟般的飞行，降落在只陀太子家。他们依照顺序而坐，各自展开钵具，吃自己带来的北方福食，远胜于太子供养的佳馔。
只陀太子见到这批威仪庄严，神通自在的圣众，心里非常欢喜，恭敬地请问佛陀说：‘世尊！这么多的圣众大德，威神巍巍，众相具足，是从何方而来？惟愿如来，为我说明他们的来历好吗？’
佛陀说：‘只陀太子！你仔细听著，这众多比丘就是你昨天拒绝请供的半千乞丐比丘。因为太子没有邀请，他们就到北俱卢洲，取自然成熟的粳米福食，来这里自己吃。’
只陀太子听到佛陀这样说，他心里感到十分惭愧，知道自己起了分别心，执著太重，懊恼地自责说：‘我为什么愚痴到这种程度？竟然认不出圣凡，真是罪过无量！’
接著又称赞佛陀说：‘佛陀的功德，真是难可思议！连这些下贱之辈的乞丐，也能受到得度，成就大阿罗汉道，获得永世无为的安乐。一般苦难的众生，如能竭诚归依佛、法、僧三宝，精修佛法，其功德之成就，更是广大无边。’
只陀太子又请问佛陀道：‘世尊！这五百阿罗汉的过去世，到底种什么福因，能够遇见如来，一律拔度？他们又造了什么罪业，生下来就当乞丐，过著困苦的生活？惟愿世尊慈愍，为我们开示。’
佛陀告诉只陀太子说：“过去无量劫中，有二千多位出家人，住在山中修行，他们都是证得缘觉果位的圣众。因为此时大旱，很久没有下雨，无法耕种，生活发生困难。
有一位大富的散檀宁长者，家财及米谷无量，他发心供养这二千多位出家人的日常生活。于是派遣五百个工人，每天施设大斋，供养诸比丘，侍奉他们的起居饮食。
长者每天都至心竭诚，恭敬供养这二千多位的出家人。可是，那五百个工人渐渐地生起厌烦心，造口业说：“我们这么多人，每天这样的辛苦，都是这些乞丐所造成的。”因而怠慢诸比丘。
有一天，诸比丘告诉长者说：“很快就会下雨，可以种植了，请准备农具，派工人耕种。”长者依照诸比丘的指示去做，派工人种下很多米谷等农作物。果然甘雨来临，农作物特别丰收。
五百个工人他们知道农作物空前的丰收，一定是长者供养诸比丘的福报所恩赐。因此大家都到诸比丘的面前，哀求忏悔造口业的罪过，并发愿说：“愿我诸人，于未来世，值遇圣贤，受慈济恩，同得解脱。”
那时奉侍二千多位出家圣众的五百个工人，因为造口业，骂出家人是乞丐，因此五百世生为乞丐，遭受饥饿的困苦。到这一生仍是当乞丐，受大苦厄。但由于他们当时已向诸比丘忏悔，改过自新，又至诚发愿，所以这生有此福报，遇到我度化出家修行，而证得阿罗汉果。
当时的大富散檀宁长者，就是我（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那时的五百个工人，就是现在这五百个乞丐比丘——五百阿罗汉。”
释迦世尊在祇园精舍说法的时候，每日都要出去行化托钵。佛陀平等受施，使大家都能够得到平等种福田的机会。
每当佛陀率领众弟子入城乞食的时候，就有数百名乞丐，跟随在佛陀的后面。那些乞丐，仰仗佛陀的福荫，都不会有饥饿的痛苦。因此，舍卫城中的贫儿乞丐，遂增多至五百人。
有一天，乞丐群主，心生惭愧，他向乞丐们说：“我们大家都是罪苦的人，现在依仗佛陀和圣僧们的福德，得到施主们救济。可是，我们将来的困苦会更加严重，因为圣僧们托钵受供养，他们有修持佛法的福德，回向给众施主消灾增福慧。至于我们，每天只是白吃人家救济的饭。实在惭愧！”
众乞丐听到头目的话，都有同样的醒悟，生起惭愧之心。当时有几个乞丐提议说：‘如果这样，我们应该到佛陀的座前去，恳求佛陀慈悲摄受，允许我们出家当比丘，以便如法修行，这样不是很好吗？’大家一致赞同这个提议。于是一同来到佛陀的座前，请求出家修行。
佛陀告诉众乞丐说：‘我的教法是平等的，无分贤愚贵贱；我的教法是清净的，好像净水能够洗除垢秽，弃污成净，回复本真，无一废弃。’众乞丐聆听佛陀的开示，皆大欢喜，信心坚固，力求跟随佛陀出家修行。
佛陀允诺，于是，众乞丐就在佛陀的座前，剃除须发，身著法衣，出家为比丘，精进用功，而证得阿罗汉道。
众乞丐出家当比丘之后，在印度社会上造成轰动。很多豪贵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起了我慢之心。他们纷纷议论说：佛陀为何连这些下贱辈的乞丐，也允许他们进入僧团中做比丘呢？我们今后修福业、恭敬供养佛陀和圣僧时，怎么可以让这些下贱之辈的乞丐比丘，坐在我家的床席上，受我们的礼拜供养呢？
有一天只陀太子广设大斋，要供养佛陀和僧众。但佛陀最近所度的那些乞丐比丘，却不供养。
第二天，佛陀准备前往时，对乞丐出家的五百位比丘说：‘我今天及诸比丘，应只陀太子的邀请，要到他家去接受供养，因为太子曾表示，没有准备你们的席位。你们可去北俱卢洲，拿自然成熟的粳米饭，然后回到太子家里，随意坐下来，吃自己所带来的粳米饭。’
五百位乞丐比丘，依照佛陀的指示，各各运用自己的神通力，一刹那间就到了北俱卢洲，大家都把钵装满了自然成熟的福食，托钵回来，颇具威仪。他们在虚空中，排成一字形的队伍，乘空而来，好像雁鸟般的飞行，降落在只陀太子家。他们依照顺序而坐，各自展开钵具，吃自己带来的北方福食，远胜于太子供养的佳馔。
只陀太子见到这批威仪庄严，神通自在的圣众，心里非常欢喜，恭敬地请问佛陀说：‘世尊！这么多的圣众大德，威神巍巍，众相具足，是从何方而来？惟愿如来，为我说明他们的来历好吗？’
佛陀说：‘只陀太子！你仔细听著，这众多比丘就是你昨天拒绝请供的半千乞丐比丘。因为太子没有邀请，他们就到北俱卢洲，取自然成熟的粳米福食，来这里自己吃。’
只陀太子听到佛陀这样说，他心里感到十分惭愧，知道自己起了分别心，执著太重，懊恼地自责说：‘我为什么愚痴到这种程度？竟然认不出圣凡，真是罪过无量！’
接著又称赞佛陀说：‘佛陀的功德，真是难可思议！连这些下贱之辈的乞丐，也能受到得度，成就大阿罗汉道，获得永世无为的安乐。一般苦难的众生，如能竭诚归依佛、法、僧三宝，精修佛法，其功德之成就，更是广大无边。’
只陀太子又请问佛陀道：‘世尊！这五百阿罗汉的过去世，到底种什么福因，能够遇见如来，一律拔度？他们又造了什么罪业，生下来就当乞丐，过著困苦的生活？惟愿世尊慈愍，为我们开示。’
佛陀告诉只陀太子说：“过去无量劫中，有二千多位出家人，住在山中修行，他们都是证得缘觉果位的圣众。因为此时大旱，很久没有下雨，无法耕种，生活发生困难。
有一位大富的散檀宁长者，家财及米谷无量，他发心供养这二千多位出家人的日常生活。于是派遣五百个工人，每天施设大斋，供养诸比丘，侍奉他们的起居饮食。
长者每天都至心竭诚，恭敬供养这二千多位的出家人。可是，那五百个工人渐渐地生起厌烦心，造口业说：“我们这么多人，每天这样的辛苦，都是这些乞丐所造成的。”因而怠慢诸比丘。
有一天，诸比丘告诉长者说：“很快就会下雨，可以种植了，请准备农具，派工人耕种。”长者依照诸比丘的指示去做，派工人种下很多米谷等农作物。果然甘雨来临，农作物特别丰收。
五百个工人他们知道农作物空前的丰收，一定是长者供养诸比丘的福报所恩赐。因此大家都到诸比丘的面前，哀求忏悔造口业的罪过，并发愿说：“愿我诸人，于未来世，值遇圣贤，受慈济恩，同得解脱。”
那时奉侍二千多位出家圣众的五百个工人，因为造口业，骂出家人是乞丐，因此五百世生为乞丐，遭受饥饿的困苦。到这一生仍是当乞丐，受大苦厄。但由于他们当时已向诸比丘忏悔，改过自新，又至诚发愿，所以这生有此福报，遇到我度化出家修行，而证得阿罗汉果。
当时的大富散檀宁长者，就是我（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那时的五百个工人，就是现在这五百个乞丐比丘——五百阿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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