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日军用一块油布把我们的科学家吴树德包了个严严实实。接着，就是一把火，吴树德痛的在地上翻滚，而日军则是在狂笑着……
而吴树德之所以会遭受如此非人的折磨，是因为他面对威逼利诱，面对严刑逼供，始终没有屈服，也坚决不肯将数据交给日军。
众所周知，作战需要具备各种条件，天时地利人和，而这其中，天时是确定作战计划的必不可少的一项条件。
而天气变化极有可能影响战争局势，因此，作战双方都对气象方面的研究下足了功夫。
吴树德作为当时我国气象观测方面的气象员之一，与金海洋、于鸿猷等人一起，为我国抗战期间，重庆地区的天气现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重要数据。为我军作战提供了可靠情报。
但随着战事愈发焦灼，日军也发现了吴树德等人的存在，并想要通过各种手段争取吴树德等人为日军效力。
整日冒险观测天气状况的吴树德等人也发现了日军的举动，于是开始四处躲避。来到了当时相对安全的意大利租界上继续进行气象观测工作。
但好景不长，二战爆发，意大利方面倒戈日本，日军冲到意大利租界上，抓捕了来不及转移阵地的吴树德等人。
日军高层认为吴树德等人是优秀人才，如果能争取过来为他们所用，就等于占据了更多的“天时”，必然能够加快对中国的侵略速度。
于是对着吴树德等人先是摆出一副伪善的嘴脸，劝说他们投降日本，并且许诺只要他们将观测数据交给日本，并为他们服务，就能给他豪车豪宅，让他过上好的日子。
此前，在日军得知吴树德是我国气象观测方面优秀科学家的时候，就动了想要争取他的心思。
也对他的家庭情况进行了调查，知道他的家境不算宽裕，所以才想要以钱财来诱惑吴树德。
但日军万万没想到，吴树德等人虽是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只以做研究和学问为主要任务。
内心却有着如战士一般刚强的魂魄，即便生活再贫苦，做研究的条件再艰难，也绝不会受人蛊惑而出卖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因此，面对日军抛出的橄榄枝，吴树德等人不屑一顾，拒绝为日本人做事。甚至痛骂日本人的侵略行径是强盗所为。
恼羞成怒的日军，眼见得不到这样优秀的科学家为自己所用，便想要将其彻底毁掉，妄图挫伤我军锐气。于是便开始对吴树德、金海洋、于鸿猷等人开始非人的折磨，对其用尽酷刑。
但三人宁死不屈，最终金海洋撞死在监狱的大门上，也没有向日军交代任何数据。
于鸿猷则被折磨鞭打，浑身是伤，被抬了出来，虽未丧命，却也只剩一口气在。
而吴树德作为气象员，是日军最想争取的对象，日军本想对他用尽酷刑，狠狠折磨，逼他将自己多年研究的国内各处的气候规律、天气状况、水利条件等情况都交代出来，帮助日军加快侵略的步伐。
但吴树德自幼受父亲教诲，读书只为报国，又怎会在民族危亡之际投敌叛国。于是硬生生忍耐着日军惨无人道的折磨。
日军一边折磨吴树德，一边仍试图从他口中得到关于中国水利和气象方面的线索，但吴树德尽管全身上下伤痕累累，仍会抬起头，一字一句地告诉日军，自己哪怕死，也绝不会将知识和才能出卖给日本人。
日军本以为能在折磨中获取情报，却反被吴树德骂得狗血淋头，于是愤怒的用油布将吴树德包裹起来，点燃了罪恶的火焰。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以这样一种触目惊心又惨绝人寰的方式逝去。
1945年，日本战败宣布投降，中国大地却早已满目疮痍。这场战争让无数无辜民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也有无数如吴树德一般宁死不屈的英烈献出了生命。
烈火焚烧之际，有恶魔在无耻地狂笑，但更有一具不灭的灵魂在呕吼，泱泱中华大地，又岂能被无耻贼寇踏平！
他们或许可以摧毁土地、杀戮人民，却绝不可能灭亡这个民族的精神和信念。
贼寇夺去了他们的生命，却无法抹去他们为这个国家的奋起反抗而做出的卓越贡献。
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告诉世人，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才是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千年不灭的根本所在，失了骨气的民族，即便活着也只是亡国奴。
日军的酷刑磨不灭爱国的热情，更磨不灭民族的血脉。

1969年2月9日，一个17岁北京女知青到延川县赵家沟大队第二小队插队入户。

她和另外一个女知青被安排到社员赵大哥家住。赵大哥是个30多岁的汉子，父母早逝，自己是由光棍二伯养大的，刚新婚不久。

赵大哥的婆姨比这个女知青大6岁，是个热情善良而且手脚非常勤快的，生怕怠慢了两个城里女娃，家里收拾得干净，什么臭虫、跳蚤、老鼠基本没有。

知青的口粮动不动就不够吃，不过在赵大哥家搭伙，沾光不少。赵大哥会木匠活，常常偷偷到外村接一点私活，刚结婚又没孩子，所以生活条件正常要优于其他社员家。

1971年下半年，赵大哥的婆姨怀了娃，赵大哥整天嘴巴咧到耳朵根，两个女知青也没少跟着开心。女知青春节探亲回家，赵大哥给她们一直送到车站，什么大包小包的着大枣，花生，柿子饼塞得满满登登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72年5月11日，赵大哥婆姨离预产期还有不到一个月，结果摔了一跤，肚子疼得站不起来。那会其他人都在地里忙着上工呢，等下了工回来，婆姨瘫在地上，羊水漏了一地。

叫来产婆，一直忙活到夜里三四点，光热水就用了十几盆，一声男婴的啼哭，众人这才松了口气，向赵大哥恭喜。可还没来得及高兴，只听见突然铜盆落地，产婆冲出来大喊：“快去找李郎中，产妇见大红了。” 等赵大哥找来了李郎中，婆姨没了。

娃儿没了亲娘，就只能由两个女知青轮流照顾。每天空一人下来照顾孩子，但这也就少一个人头的工分，所以赵大哥就只能没白天没黑夜地干活。

女知青没当过娘，更没奶。于是在生产队开了证明，赵大哥买了一头羊，专门给儿子喂奶，这才勉强把孩子喂到两岁，两岁的孩子更是粘人。偏偏1974年另一个女知青因为招工，要离开赵家沟。

照顾孩子的活，就彻底落在了这个北京女知青的头上。为了方便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干活，女知青就把孩子包好捆在自己背上，在其他知青的教导下，孩子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冲她喊“妈妈”。她觉得不太好，跟赵大哥说：“要不让孩子认我做干妈吧？”

1976年6月，大队贮藏种子的仓库年久失修。一场大雨即将来临，南山墙地基随时可能倒塌，到时水再一泡，种子就彻底完了。

为了赶在下雨前抢救出种子，大队组织了10名社员和6名知青的“突击队”，因为知青口粮也在仓库，所以这突击队里便有这个北京女知青。

结果大部分种子都搬出来了，女知青数了一下，发现少了一袋小麦种子。女知青也不顾仓库嘎吱嘎吱地响，便又进去查找。

库管也跟着进去了，发现有一袋种子因为口袋破了，只剩半袋，洒了一地。于是女知青和库管两人就蹲下，用手把种子划拉起来，再装袋。

而此刻赵大哥正在外村回村的路上，看到别人抱着自己的儿子，便问女知青呢？听到女知青在仓库的时候，立马跑了过去，拉着女知青就往外跑，说：“种子不要了。”

赵大哥是木匠 ，刚到仓库，就看到门梁已经压弯了，他知道再晚一点，南山墙一倒，里面的人就会埋在里面。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一刻只听“轰”地一声，赵大哥眼疾手快，推开女知青，替他挡了一根砸下来的横梁。

等女知青醒来时，已经在医院里昏迷了3天了，所幸的是手脚还是全乎的。她问医生，其他人怎样？医生愣了一下：“其他人？就活了你一个，死了俩。”

女知青根本不敢相信，赵大哥是为了救自己，牺牲了。那他的孩子怎么办？等女知青回村后，赵大哥的光棍二伯正在打算把孩子送人。他一大把年纪，带个4岁孩子，已经没有这个心力了。孩子一见到女知青便大声喊妈，女知青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1976年底，女知青接到了回城通知，她领着赵大哥的4岁儿子一起回了北京。很多邻居、熟人都在站台等人，自己的母亲也在等自己。

当母亲看到女知青牵着一个4岁的孩子回来时，愣住了，转而火冒三丈，大骂：“你给我滚回去，不知廉耻的东西，败坏门风。”

母亲气得扭头就走，母亲误会了。可是女知青一句话都没说，一直等母亲哭够了， 闹够了。回家后，才慢慢当着所有家人，讲出了这个孩子的身世。

一家人顿时都沉默了，最终女知青父亲说：“孩子你没错，你那个赵大哥能把命给你，我们就一定能把他的后人培养成才。但是你带着孩子多有不便，就交给你哥哥嫂嫂抚养吧。”

但是女知青拒绝了，因为哥哥嫂嫂生活也很困难。一年后，女知青的工作安置了，但是介绍了几次对象，都因为有个孩子而告吹了。

一直到1979年，一个内蒙插队回来的初中同学，听到女知青的故事后，主动找上了门。1980年，两人在北京结婚，赵大哥的儿子跟着两人一起过 ，都视若己出。1981年，两人生了一对双胞胎。

这个北京女知青名字叫邵红梅；赵大哥叫赵砚田，他的婆姨叫闫玉兰。赵大哥的儿子叫赵玉刚。

1997年10月23日，45岁的邵红梅带着25岁研究生毕业的赵玉刚，第一次回到陕北延川赵家沟村后山的坟地，让他认祖归宗。

如今邵红梅夫妇早已退休，但每年还会去一趟陕北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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