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我们可以被磨平棱角，但是不能变成自己曾经不喜欢的模样，更不能忘记曾经想让自己变好一点的梦想成功不在难易，而在于是否采取行动。虽然行动不一定能带来满意的结果，但是不行动就绝对不会有满意的结果。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乏机遇，而是缺少抓住机遇的手。如果你有想法就要赶紧付出行动，别担心失败或者困难重重，只有在不停地实践与追求中，你才能超越自我，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比亚迪的做法才是应对日本的终极解决之道
最近国内又出现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事情，日本战犯牌位事件，还有几十个城市搞得，充满了日本元素的夏日祭活动。引发了大家的愤慨和抵制。
从我个人的情绪出发，我当然也特别的愤慨，我也反对搞什么夏日祭。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那么多的特色民俗，你想搞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搞不了啊？为什么非要去搞什么夏日祭？
这中间的原因非常多，我们也不去深入剖析了。因为你剖析地再细致，就算把阴谋论都分析出来也不管用，挡不住有人该搞还是搞，有人该去还是去。我们要找到一个终极的解决之道，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比亚迪宣布，正式进入日本乘用车市场，并亮相元PLUS、海豚和海豹三款车型。我觉得像比亚迪这些民族企业的做法才是堂堂正道，我们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进入日本国内的市场。在你最具有优势的汽车产业，在你自己的地盘进行竞争，与你日本国内的配套产业进行合作。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比亚迪在日本国内站住脚了，更多的车型打开了日本的国内市场。那么，国内现在的类似于夏日祭的奇奇怪怪的活动自然也就萧条多了，这比任何抵制的声音都管用。
原因很简单，中国在汉唐盛世的时候，都是万邦来朝，哪里有中国去举办个外国节日什么的？
泱泱大国要走堂堂正道，比亚迪这些民族企业现在走的就是这种堂堂正道，我希望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能够早日在日本站住脚，更多的车型进入日本，扩大市场份额，在于日本汽车行业的竞争与合作之中，成为日本新能源汽车的老大。让我们为比亚迪加油，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
曾几何时，韩国的艺人和一些潮流元素也在我们国内非常受欢迎，而且是受年轻人的欢迎。韩国的大宇，三星，LG，现代也在我们国内很受欢迎。这都是没多久的事情，也就是十几年之前的事儿，大部分人应该还是记忆犹新的。我的第一步智能手机就是三星的I9000。
现在，韩流在中国已经销声匿迹了，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谁说我的偶像是韩国的谁谁谁，那会被人取笑的，说你的档次太低了。
韩流和韩国文化元素在中国的迅速消退，根本的原因就是韩国的优势产业被中国全面超越。当然了，说全面超越也不正确，最起码在半导体行业还做不到，但是当年韩国的大部分产业在中国企业面前都显露出了颓势。三星手机没了，面板没了，韩国的优势产业基本上都退出了中国市场，韩国车也不吃香了。
最近几个月，韩国的对华贸易出现了逆差，而且越来越大。29年了，韩国对华贸易从来都是顺差，因为韩国的整体产业水平对中国具有优势，现在，三十年河西了。韩国逆差了，优势不在了。甚至在韩国最后的护城河领域，半导体行业，中低端芯片也遇到了中国芯片的逆袭，有相关报道，韩国贸易协会正在着手调查中国中低端芯片的逆袭情况。
韩国正在大量从中国进口半导体，半导体进出口变动幅度被认为是韩国对华贸易出现逆转的最大原因，这种情况正在令韩国感到惊恐，如果这最后的护城河也保不住了，韩国就彻底没希望了。
面对着一个什么都不如你的国家，有必要去仰望他的文化吗？有必要去搞一个什么韩国节吗？除了一些极个别的原因，大多数人也不会去追一个韩国明星。这些软实力跟硬实力深度绑定的，优势产业没了，硬实力没了，什么文化，潮流，理念这些软实力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迅速就会分崩离析，消失的无影无踪。
比亚迪等一些优秀的民族企业现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现在比亚迪正在攻克的就是日本的最后一道防线，日本的护城河汽车产业。如果日本这个最后的优势产业在比亚迪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日本就是第二个韩国。
现在各种各样的怪现象，比如夏日祭什么的，也会迅速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即使有人想办，但是没人感兴趣，没人去，它也办不起来。你现在办个韩国祭我看看，你能办起来才怪？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日本毕竟跟韩国不一样，日本要比韩国强大得多，日本的元素进入中国也要早得多。
想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四五十岁，小学生的时候，看的什么东西呢？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圣斗士星矢。再长大点，跟着大人看连续剧血疑。再长大一点青春期了，荷尔蒙正盛的时候看的什么呢？东京爱情故事。嗨，完治！哎呀那小虎牙！
直到现在，如果你要问我完美女神是谁，不经考虑脱口而出的话，肯定是赤名莉香。不光是我呀，现在中国最少有一个亿的男人，对铃木保奈美那都是迷得不要不要的，当然也包括我。
你想啊，我们都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所以说日本元素想要从我们国人的记忆中抹了，那难度可想而知啊。
现在报道个什么事儿，比如谁谁穿个和服什么的，说实话我是不感到奇怪的。日本当年下的功夫那真的是太大了，余毒至今呐。
好在我们这些大多数人的三观都还是比较正的，好的坏的分得清，但是你奈何不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这么大的国家，总是有那么几个人是拎不清的。对于拎不清的那些人，你一味鄙视谴责也没有什么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的信仰崩塌。
你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它们的来源，它们的母国就那个熊样，要啥啥没有，吃啥啥不剩，你还追求它什么呢？你怎么不学海地吃土呢？
就是这样，这才是终极的解决之道，也是我中华民族要走的堂堂正道。与对方的优势产业竞争，也不排除与你合作。在光明正大的竞争与合作之中，占据我的一席之地，甚至击败你。等你丧失了大部分的优势产业，幺蛾子就少多了，等到所有的产业都被我碾压了，那就什么恶心人的事儿都自动消失了。
即使偶尔有那么一两件，那也会被当做笑话说说就过去了。冈比亚也曾经说过，要派一个连的兵力占领中国，你看大家是什么态度，有感觉到受了侮辱了吗？有义愤填膺的人吗？没有吧？没有很正常，有了才不正常。
现在大家提起日本，情绪很复杂可以理解，一来历史上日本对中国血债累累而又拒不认罪，二来现在日本还存在着对我们的优势产业。那我们怎么办呢？第一就是牢记历史，以史为鉴时时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第二就是奋发图强，与日本的优势产业进行合作和竞争，堂堂正正地把日本的优势产业碾压下去。比亚迪们现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儿。
比亚迪进入日本市场
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饭要一口一口吃，比亚迪开了一个好头。
我也希望我们都能给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多一些宽容，多一些支持。
从我做起，我开的车就是比亚迪，我用的手机是华为，当然我也有苹果手机，这是工作原因必须要有，和车不一样。如果我要再买一辆车的话，那肯定还是比亚迪。
今天的节目可不是为比亚迪打广告啊，而是希望像比亚迪这样的企业越多越好，越强大越好。
最近国内又出现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事情，日本战犯牌位事件，还有几十个城市搞得，充满了日本元素的夏日祭活动。引发了大家的愤慨和抵制。
从我个人的情绪出发，我当然也特别的愤慨，我也反对搞什么夏日祭。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那么多的特色民俗，你想搞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搞不了啊？为什么非要去搞什么夏日祭？
这中间的原因非常多，我们也不去深入剖析了。因为你剖析地再细致，就算把阴谋论都分析出来也不管用，挡不住有人该搞还是搞，有人该去还是去。我们要找到一个终极的解决之道，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比亚迪宣布，正式进入日本乘用车市场，并亮相元PLUS、海豚和海豹三款车型。我觉得像比亚迪这些民族企业的做法才是堂堂正道，我们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进入日本国内的市场。在你最具有优势的汽车产业，在你自己的地盘进行竞争，与你日本国内的配套产业进行合作。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比亚迪在日本国内站住脚了，更多的车型打开了日本的国内市场。那么，国内现在的类似于夏日祭的奇奇怪怪的活动自然也就萧条多了，这比任何抵制的声音都管用。
原因很简单，中国在汉唐盛世的时候，都是万邦来朝，哪里有中国去举办个外国节日什么的？
泱泱大国要走堂堂正道，比亚迪这些民族企业现在走的就是这种堂堂正道，我希望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能够早日在日本站住脚，更多的车型进入日本，扩大市场份额，在于日本汽车行业的竞争与合作之中，成为日本新能源汽车的老大。让我们为比亚迪加油，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
曾几何时，韩国的艺人和一些潮流元素也在我们国内非常受欢迎，而且是受年轻人的欢迎。韩国的大宇，三星，LG，现代也在我们国内很受欢迎。这都是没多久的事情，也就是十几年之前的事儿，大部分人应该还是记忆犹新的。我的第一步智能手机就是三星的I9000。
现在，韩流在中国已经销声匿迹了，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谁说我的偶像是韩国的谁谁谁，那会被人取笑的，说你的档次太低了。
韩流和韩国文化元素在中国的迅速消退，根本的原因就是韩国的优势产业被中国全面超越。当然了，说全面超越也不正确，最起码在半导体行业还做不到，但是当年韩国的大部分产业在中国企业面前都显露出了颓势。三星手机没了，面板没了，韩国的优势产业基本上都退出了中国市场，韩国车也不吃香了。
最近几个月，韩国的对华贸易出现了逆差，而且越来越大。29年了，韩国对华贸易从来都是顺差，因为韩国的整体产业水平对中国具有优势，现在，三十年河西了。韩国逆差了，优势不在了。甚至在韩国最后的护城河领域，半导体行业，中低端芯片也遇到了中国芯片的逆袭，有相关报道，韩国贸易协会正在着手调查中国中低端芯片的逆袭情况。
韩国正在大量从中国进口半导体，半导体进出口变动幅度被认为是韩国对华贸易出现逆转的最大原因，这种情况正在令韩国感到惊恐，如果这最后的护城河也保不住了，韩国就彻底没希望了。
面对着一个什么都不如你的国家，有必要去仰望他的文化吗？有必要去搞一个什么韩国节吗？除了一些极个别的原因，大多数人也不会去追一个韩国明星。这些软实力跟硬实力深度绑定的，优势产业没了，硬实力没了，什么文化，潮流，理念这些软实力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迅速就会分崩离析，消失的无影无踪。
比亚迪等一些优秀的民族企业现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现在比亚迪正在攻克的就是日本的最后一道防线，日本的护城河汽车产业。如果日本这个最后的优势产业在比亚迪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日本就是第二个韩国。
现在各种各样的怪现象，比如夏日祭什么的，也会迅速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即使有人想办，但是没人感兴趣，没人去，它也办不起来。你现在办个韩国祭我看看，你能办起来才怪？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日本毕竟跟韩国不一样，日本要比韩国强大得多，日本的元素进入中国也要早得多。
想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四五十岁，小学生的时候，看的什么东西呢？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圣斗士星矢。再长大点，跟着大人看连续剧血疑。再长大一点青春期了，荷尔蒙正盛的时候看的什么呢？东京爱情故事。嗨，完治！哎呀那小虎牙！
直到现在，如果你要问我完美女神是谁，不经考虑脱口而出的话，肯定是赤名莉香。不光是我呀，现在中国最少有一个亿的男人，对铃木保奈美那都是迷得不要不要的，当然也包括我。
你想啊，我们都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所以说日本元素想要从我们国人的记忆中抹了，那难度可想而知啊。
现在报道个什么事儿，比如谁谁穿个和服什么的，说实话我是不感到奇怪的。日本当年下的功夫那真的是太大了，余毒至今呐。
好在我们这些大多数人的三观都还是比较正的，好的坏的分得清，但是你奈何不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这么大的国家，总是有那么几个人是拎不清的。对于拎不清的那些人，你一味鄙视谴责也没有什么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的信仰崩塌。
你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它们的来源，它们的母国就那个熊样，要啥啥没有，吃啥啥不剩，你还追求它什么呢？你怎么不学海地吃土呢？
就是这样，这才是终极的解决之道，也是我中华民族要走的堂堂正道。与对方的优势产业竞争，也不排除与你合作。在光明正大的竞争与合作之中，占据我的一席之地，甚至击败你。等你丧失了大部分的优势产业，幺蛾子就少多了，等到所有的产业都被我碾压了，那就什么恶心人的事儿都自动消失了。
即使偶尔有那么一两件，那也会被当做笑话说说就过去了。冈比亚也曾经说过，要派一个连的兵力占领中国，你看大家是什么态度，有感觉到受了侮辱了吗？有义愤填膺的人吗？没有吧？没有很正常，有了才不正常。
现在大家提起日本，情绪很复杂可以理解，一来历史上日本对中国血债累累而又拒不认罪，二来现在日本还存在着对我们的优势产业。那我们怎么办呢？第一就是牢记历史，以史为鉴时时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第二就是奋发图强，与日本的优势产业进行合作和竞争，堂堂正正地把日本的优势产业碾压下去。比亚迪们现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儿。
比亚迪进入日本市场
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饭要一口一口吃，比亚迪开了一个好头。
我也希望我们都能给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多一些宽容，多一些支持。
从我做起，我开的车就是比亚迪，我用的手机是华为，当然我也有苹果手机，这是工作原因必须要有，和车不一样。如果我要再买一辆车的话，那肯定还是比亚迪。
今天的节目可不是为比亚迪打广告啊，而是希望像比亚迪这样的企业越多越好，越强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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