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篇 让消费者乐得颠颠的，就是颠覆？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那个视频，就是一位台湾小弟，到大陆来，手机欠费了，发现没有交话费的地方，另外也没有电话亭，于是隔天录了段视频，向世界吐槽说：这个地方太落后了，居然找不到一个电话亭......
不知别人怎么想，反正小编看了以后就哑然失笑了。当他们还在用老眼光看世界的时候，世界已经悄悄地把他颠覆了！有人说：颠覆性创新是消费者自己想不出来的，市场调查蛋用没有，只有思想没有边界才可能有颠覆性创新的开始！
那么什么是颠覆？老师给小编找到了一篇七年前的文章，来自哈佛，那么世界高等学府是怎样看颠覆性创新的呢？先听听老师对颠覆性创新的看法吧。
本号特约经济学专家：
这是一篇发表于七年前的文章，讨论什么是颠覆性创新。
其实今天的中国人，都知道什么是颠覆性创新。只要看智能手机这一项，就全都明白了！
智能手机把电话座机颠覆了、当然把城市的电话亭也全颠覆了、把非专业照相机和录像机给颠覆了、把录音机和电唱机音响给颠覆了、把纸质地图给颠覆了、把手电筒给颠覆了、还把造硬币和小额纸币的工厂也颠覆了……。
所以中国的企业家，不用了解那么高深的理论，能把原来不是自己行业的产品和服务给干掉，还能让消费者乐得屁颠屁颠的，就是颠覆！
越往后，颠覆性创新一定越来越多。用土点的话说，只要能做到“鸡窝掏鸭窝”，用自己行业的新产品把别的行业的产品踢出局，就是颠覆性创新。
在同行业里把竞争对手超越了，那也算有创新，但不叫“颠覆性创新”。
部分原文参考：
什么是颠覆性创新？
在引入该理论 20 年后，我们重新审视了它所解释的和未解释的。
总结：在过去的 20 年里，颠覆性创新理论在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预测哪些行业进入者会成功的有力工具。不幸的是，该理论也被广泛误解，每当市场新来者撼动行业老牌企业时，“颠覆性”的标签就被过于粗心地贴上了。
颠覆理论的架构师 Clayton M. Christensen 和他的合著者纠正了一些错误信息，描述了对该主题的思考是如何演变的，并讨论了该理论的效用。他们首先阐明了经典的颠覆意味着什么——一家小型企业以新颖但适度的产品为目标，瞄准被忽视的客户，并逐渐转向高端市场以挑战行业领导者。他们指出，通常被誉为颠覆者的优步实际上并不符合颠覆模式，他们解释说，如果管理者不理解颠覆理论的细微差别或正确应用其原则，他们可能无法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常见的错误包括未能将颠覆视为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可能导致现有企业忽视重大威胁）和盲目接受“颠覆或被颠覆”的口头禅（这可能导致现有企业在尝试时危及他们的核心业务）以抵御破坏性竞争对手。
作者承认颠覆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
1995 年引入的颠覆性创新理论已被证明是思考创新驱动型增长的有力方式。
许多小型创业公司的领导者都称赞它是他们的指路明灯；大型成熟组织的许多高管也是如此认为，包括英特尔、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和 Salesforce.com。
不幸的是，颠覆理论有成为其自身成功受害者的危险。尽管广泛传播，但该理论的核心概念被广泛误解，其基本原则经常被误用。
太多谈到“颠覆”的人过于频繁地使用这个术语来引用创新的概念来支持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
许多研究人员、作家和顾问使用“颠覆性创新”来描述行业冲击和先前成功的老牌企业步履蹒跚的任何情况。这种用法太广泛了。
将颠覆性创新与改变行业竞争模式的任何突破混为一谈的问题在于，不同类型的创新需要不同的战略方法。作为颠覆性创新者取得成功（或抵御颠覆性挑战者）的经验教训并不适用于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的每家公司。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标签草率，或者未能将后续研究和经验的见解整合到最初的理论中，那么管理者最终可能会在他们的背景下使用错误的工具，从而降低他们成功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理论的实用性将被削弱。
颠覆性创新源于低端或新市场的立足点。
在质量达到他们的标准之前，颠覆性创新不会受到主流客户的欢迎。
颠覆性创新最初被大多数现有客户认为是次等的。通常情况下，客户不愿意仅仅因为新产品的价格较低而愿意转向新产品。相反，他们会等到它的质量提高到足以让他们满意为止。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就会采用新产品并愉快地接受其较低的价格。（这就是颠覆推动市场价格下跌的方式。）
1. 颠覆是一个过程。
大多数创新——无论是否具有颠覆性——都是以小规模实验开始的。颠覆者往往专注于获得恰到好处的商业模式，而不仅仅是产品。当他们成功时，他们从边缘（低端市场或新市场）向主流的转变首先侵蚀现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然后侵蚀他们的盈利能力。因为颠覆可能需要时间，所以在位者经常忽视颠覆者。
2. 颠覆者通常建立与现有企业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
3. 一些颠覆性创新成功；有些没有。
第三个常见错误是专注于取得的成果——声称一家公司因其成功而具有颠覆性。但成功并不包含在颠覆的定义中：并非每条颠覆性的道路都会导致胜利，也不是每一个成功的新公司都遵循颠覆性的道路。
如果我们将每一次商业成功都称为“颠覆”，那么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崛起的公司将被视为洞察普遍成功战略的来源。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管理人员可能会混淆和匹配很可能彼此不一致的行为，因此不太可能产生预期的结果。
4.“颠覆或被颠覆”的口头禅可能会误导我们。
颠覆性创新视角可以揭示什么
技术或产品本身具有持续性或颠覆性的情况很少见。当新技术出现时，颠覆理论可以指导战略选择。
我们对颠覆的思考是如何发展的
聪明的颠覆者改进他们的产品并推动高端市场。
理解异常
特斯拉汽车公司是一个当前突出的例子。人们可能会说这家公司具有颠覆性。但它的立足点是汽车市场的高端（客户愿意在汽车上花费 70,000 美元或更多），而这个细分市场对现有企业来说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毫不奇怪，特斯拉的进入引起了老牌竞争对手的极大关注和投资。如果颠覆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特斯拉的未来要么是被规模更大的现有企业收购，要么是长达数年的争夺市场意义的艰苦战斗。
实证检验表明，使用颠覆性理论可以让我们在预测哪些新兴企业会成功方面更加准确。随着不断发展的研究人员和从业者社区继续建立在颠覆理论的基础上并将其与其他观点相结合，我们将更好地了解什么有助于企业成功创新。
来源：本文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2015 年 12 月） 作者：克莱顿 M.克里斯滕森， 迈克尔·E·雷诺，和 罗里·麦克唐纳
译者：刘斌 中国（上海）自贸区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那个视频，就是一位台湾小弟，到大陆来，手机欠费了，发现没有交话费的地方，另外也没有电话亭，于是隔天录了段视频，向世界吐槽说：这个地方太落后了，居然找不到一个电话亭......
不知别人怎么想，反正小编看了以后就哑然失笑了。当他们还在用老眼光看世界的时候，世界已经悄悄地把他颠覆了！有人说：颠覆性创新是消费者自己想不出来的，市场调查蛋用没有，只有思想没有边界才可能有颠覆性创新的开始！
那么什么是颠覆？老师给小编找到了一篇七年前的文章，来自哈佛，那么世界高等学府是怎样看颠覆性创新的呢？先听听老师对颠覆性创新的看法吧。
本号特约经济学专家：
这是一篇发表于七年前的文章，讨论什么是颠覆性创新。
其实今天的中国人，都知道什么是颠覆性创新。只要看智能手机这一项，就全都明白了！
智能手机把电话座机颠覆了、当然把城市的电话亭也全颠覆了、把非专业照相机和录像机给颠覆了、把录音机和电唱机音响给颠覆了、把纸质地图给颠覆了、把手电筒给颠覆了、还把造硬币和小额纸币的工厂也颠覆了……。
所以中国的企业家，不用了解那么高深的理论，能把原来不是自己行业的产品和服务给干掉，还能让消费者乐得屁颠屁颠的，就是颠覆！
越往后，颠覆性创新一定越来越多。用土点的话说，只要能做到“鸡窝掏鸭窝”，用自己行业的新产品把别的行业的产品踢出局，就是颠覆性创新。
在同行业里把竞争对手超越了，那也算有创新，但不叫“颠覆性创新”。
部分原文参考：
什么是颠覆性创新？
在引入该理论 20 年后，我们重新审视了它所解释的和未解释的。
总结：在过去的 20 年里，颠覆性创新理论在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预测哪些行业进入者会成功的有力工具。不幸的是，该理论也被广泛误解，每当市场新来者撼动行业老牌企业时，“颠覆性”的标签就被过于粗心地贴上了。
颠覆理论的架构师 Clayton M. Christensen 和他的合著者纠正了一些错误信息，描述了对该主题的思考是如何演变的，并讨论了该理论的效用。他们首先阐明了经典的颠覆意味着什么——一家小型企业以新颖但适度的产品为目标，瞄准被忽视的客户，并逐渐转向高端市场以挑战行业领导者。他们指出，通常被誉为颠覆者的优步实际上并不符合颠覆模式，他们解释说，如果管理者不理解颠覆理论的细微差别或正确应用其原则，他们可能无法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常见的错误包括未能将颠覆视为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可能导致现有企业忽视重大威胁）和盲目接受“颠覆或被颠覆”的口头禅（这可能导致现有企业在尝试时危及他们的核心业务）以抵御破坏性竞争对手。
作者承认颠覆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
1995 年引入的颠覆性创新理论已被证明是思考创新驱动型增长的有力方式。
许多小型创业公司的领导者都称赞它是他们的指路明灯；大型成熟组织的许多高管也是如此认为，包括英特尔、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和 Salesforce.com。
不幸的是，颠覆理论有成为其自身成功受害者的危险。尽管广泛传播，但该理论的核心概念被广泛误解，其基本原则经常被误用。
太多谈到“颠覆”的人过于频繁地使用这个术语来引用创新的概念来支持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
许多研究人员、作家和顾问使用“颠覆性创新”来描述行业冲击和先前成功的老牌企业步履蹒跚的任何情况。这种用法太广泛了。
将颠覆性创新与改变行业竞争模式的任何突破混为一谈的问题在于，不同类型的创新需要不同的战略方法。作为颠覆性创新者取得成功（或抵御颠覆性挑战者）的经验教训并不适用于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的每家公司。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标签草率，或者未能将后续研究和经验的见解整合到最初的理论中，那么管理者最终可能会在他们的背景下使用错误的工具，从而降低他们成功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理论的实用性将被削弱。
颠覆性创新源于低端或新市场的立足点。
在质量达到他们的标准之前，颠覆性创新不会受到主流客户的欢迎。
颠覆性创新最初被大多数现有客户认为是次等的。通常情况下，客户不愿意仅仅因为新产品的价格较低而愿意转向新产品。相反，他们会等到它的质量提高到足以让他们满意为止。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就会采用新产品并愉快地接受其较低的价格。（这就是颠覆推动市场价格下跌的方式。）
1. 颠覆是一个过程。
大多数创新——无论是否具有颠覆性——都是以小规模实验开始的。颠覆者往往专注于获得恰到好处的商业模式，而不仅仅是产品。当他们成功时，他们从边缘（低端市场或新市场）向主流的转变首先侵蚀现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然后侵蚀他们的盈利能力。因为颠覆可能需要时间，所以在位者经常忽视颠覆者。
2. 颠覆者通常建立与现有企业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
3. 一些颠覆性创新成功；有些没有。
第三个常见错误是专注于取得的成果——声称一家公司因其成功而具有颠覆性。但成功并不包含在颠覆的定义中：并非每条颠覆性的道路都会导致胜利，也不是每一个成功的新公司都遵循颠覆性的道路。
如果我们将每一次商业成功都称为“颠覆”，那么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崛起的公司将被视为洞察普遍成功战略的来源。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管理人员可能会混淆和匹配很可能彼此不一致的行为，因此不太可能产生预期的结果。
4.“颠覆或被颠覆”的口头禅可能会误导我们。
颠覆性创新视角可以揭示什么
技术或产品本身具有持续性或颠覆性的情况很少见。当新技术出现时，颠覆理论可以指导战略选择。
我们对颠覆的思考是如何发展的
聪明的颠覆者改进他们的产品并推动高端市场。
理解异常
特斯拉汽车公司是一个当前突出的例子。人们可能会说这家公司具有颠覆性。但它的立足点是汽车市场的高端（客户愿意在汽车上花费 70,000 美元或更多），而这个细分市场对现有企业来说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毫不奇怪，特斯拉的进入引起了老牌竞争对手的极大关注和投资。如果颠覆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特斯拉的未来要么是被规模更大的现有企业收购，要么是长达数年的争夺市场意义的艰苦战斗。
实证检验表明，使用颠覆性理论可以让我们在预测哪些新兴企业会成功方面更加准确。随着不断发展的研究人员和从业者社区继续建立在颠覆理论的基础上并将其与其他观点相结合，我们将更好地了解什么有助于企业成功创新。
来源：本文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2015 年 12 月） 作者：克莱顿 M.克里斯滕森， 迈克尔·E·雷诺，和 罗里·麦克唐纳
译者：刘斌 中国（上海）自贸区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台商大本营”昆山延长静默期，冲击PCB、面板、电子代工等产业
来源 木棉 半导体投资联盟
集微网报道，众所周知，昆山是台商创业的热土。自1990年10月首家台资企业落户昆山以来，截止2021年9月，已有超5500个台资项目在昆山落地生根，投资总额超660亿美元。30多年来，几代台商扎根昆山，撑起了三分之一GDP。因此，台媒也将昆山形容为“台商的大本营”。
近段时间以来，由于疫情的影响，昆山当地已有上百家台商宣布延长停工时间。防疫措施不断升级，供应链物流陷入停滞，遑论购买足够的原材料与半导体芯片。
事实上，台商聚集之下的昆山，不乏“电子”成色。爱集微研究咨询总监赵翼如是指出，昆山的电子信息产业形成了集原材料、元器件、零组件、整机、装备等领域的一体化产业集群。其中又以面板、PCB、零组件、整机组装等领域较为突出。在面板领域集聚了龙腾光电、维信诺、友达光电等显示行业龙头企业。在PCB领域集聚了沪电股份、台光电子、南电、欣兴等公司。在消费电子零组件领域，集聚了科森科技、春秋电子、恒铭达等。整机组装领域集聚了和硕、纬创、仁宝等工厂。
如今，昆山当地加强疫情管控，牵动电视、iPhone、笔电等3C产品出货，恐重创全球电子业，拉长4月芯片交期。那么，具体来看，不同产业的影响如何？
PCB厂商首当其冲，供应链恐告急
昆山不仅是台商大本营，更是印刷电路板（PCB）的重镇，昆山4月2日至6日升级防控措施时，中国台湾PCB大厂欣兴电子、南亚电路板，以及台光电等都已宣布停工，随着昆山封控措施再度升级，市场忧心PCB供应链恐告急。
以PCB产业来看，主要停工大厂包括欣兴 (昆山鼎鑫电子及欣兴同泰科技)、嘉联益、台光电、南电、精成科、总格精密、定颖、圆裕、德律、柏承、竞国 (竞陆电子)。
其中，欣兴宣布昆山子公司暂时停工，包括主要生产PCB 与HDI 的子公司昆山鼎鑫，以及生产软板为主的子公司欣兴同泰，产能占比约20~25%。台光电宣布昆山子公司暂时停工，预估产能占比约30~40%。南电宣布昆山厂进行闭环式管理，不影响公司营运，产能占比估计约40%，主要以生产PCB、BT 载板为主。
供应链业者表示，昆山是许多即时供货（JIT）料件重镇，以目前整体疫情管控范围愈发扩大的趋势看，厂商不受影响的几率微乎其微。但厂商唯一能做的，也只剩下紧盯疫情发展，并适时做出决策。
面板厂：进行库存调配，减缓对客户影响
作为电子信息重镇，昆山高度重视显示产业发展，规划建设光电产业园，致力于打造“芯屏双强”产业格局。昆山光电产业园已形成“原材料—面板—模组—整机”的完整产业链条，每个关键环节都有相应的龙头项目。维信诺、友达光电、龙腾光电三家企业技术先进，分别在有机发光体AMOLED、低温多晶硅(LTPS) 、非晶硅TFT-LCD领域有领先地位。昆山的面板产线如下。
友达4月8日公告，昆山子公司配合当地政府防疫封控政策，自 4月8日至12日停工，停工期间，将进行库存调配，减缓对客户影响。
组装厂：长期封锁恐影响消费者信心，对消费性电子产品出货产生不利影响
2000年前后，中国台湾IT产业开始大幅度向中国大陆转移，一系列的投资设备、原材料和关键件的进口全部顺势进驻昆山。就在这个时期，中国台湾的仁宝系、资通系、富士康三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巨头全部来到了昆山。一批相互关联的IT制造企业一时间云集，当时的昆山一度密集布局1000多家笔记本上下游配套厂商，成为全世界IT产业重要的生产基地。有外媒戏称，昆山和深圳、郑州一起成为了撑起苹果手机的三座中国城市。
事实上，鸿海、和硕、纬创和立讯精密等苹果最大的多个供应链合作伙伴都在昆山，上海和昆山相继封城之下，当地政府要求纬创和和硕停工应对。其中，纬创表示，昆山厂主要生产物联网与中小尺寸模组产品，这类产品占整体营收比重非常小，预计影响不大。仁宝表示，目前昆山厂主要是笔记本电脑代工，出货可能会受到物流运输的影响，将调配重庆厂产能支援。
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錤研判，封城影响下，苹果iPhone第二大组装厂和硕的上海和昆山厂已停运，最快可能要等到4月底才能复工，鸿海在中国大陆的子公司富士康没有受到影响。
郭明錤研判，苹果在中国拥有最好的供应链管理能力，而且苹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也不错，料苹果此次受到的影响将降至最低。不过，他提到，随着封锁持续时间越长，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消费者信心，并对今年苹果等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出货产生不利影响。
被动元件：仅小部分影响特殊产品
当地台商配合昆山政府对疫情防疫工作，延长静默期至4月19日并暂时停工，其中还包括被动元件上游材料和设备厂雷科子公司雷科电子材料（昆山）、被动元件陶瓷基板厂九豪子公司九豪精密陶瓷（昆山）、电感元件厂台庆科子公司台庆精密电子（昆山）等。
台庆科表示，子公司台庆精密电子位于昆山开发区，当地政府划分为静态管理区，继续实施静默管理，预估对台庆科4月营收影响小，因为江苏泗洪厂持续运作，积层芯片磁珠和电感元件生产不受影响，可应对订单分配，仅小部分影响特殊产品。
线性滑轨和线性马达厂直得科技子公司直得机械（昆山）也配合当地政府防疫工作，延长静默期至19日。
而关于上海、昆山疫情对台商的影响，中国台湾地区相关政府人员也表示，封控延长确实对台厂影响加深，严重到无法生产势必要延期交货，整体供应链就会受到影响。此外，根据厂商的反映，如果短期封控，影响会小一点，长期的影响还需要继续关注。
除了以上电子厂，实际上，昆山也坐落着不少半导体公司，如能讯高能半导体、澜起科技、华天科技、日月光均在当地有公司运营，目前这些半导体工厂暂无停工信息传出。
结语：事实上，昆山市作为“中国最强县”在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赵翼细致盘点到，例如以上市公司注册地来看的话，据我们初步统计，注册地在昆山市的A股电子行业上市公司有11家，占全国约3%，江苏省的16%，苏州市的29%。如果按电子信息也产值来看，据相关报道，2021年昆山市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达5546多亿元，约占苏州市的48%，根据我们测算，其约占全国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的2.4%，可见其作为一个县级市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程度。疫情之下无完卵，祈愿疫情赶紧过去，早日拨开云雾见月明。
来源 木棉 半导体投资联盟
集微网报道，众所周知，昆山是台商创业的热土。自1990年10月首家台资企业落户昆山以来，截止2021年9月，已有超5500个台资项目在昆山落地生根，投资总额超660亿美元。30多年来，几代台商扎根昆山，撑起了三分之一GDP。因此，台媒也将昆山形容为“台商的大本营”。
近段时间以来，由于疫情的影响，昆山当地已有上百家台商宣布延长停工时间。防疫措施不断升级，供应链物流陷入停滞，遑论购买足够的原材料与半导体芯片。
事实上，台商聚集之下的昆山，不乏“电子”成色。爱集微研究咨询总监赵翼如是指出，昆山的电子信息产业形成了集原材料、元器件、零组件、整机、装备等领域的一体化产业集群。其中又以面板、PCB、零组件、整机组装等领域较为突出。在面板领域集聚了龙腾光电、维信诺、友达光电等显示行业龙头企业。在PCB领域集聚了沪电股份、台光电子、南电、欣兴等公司。在消费电子零组件领域，集聚了科森科技、春秋电子、恒铭达等。整机组装领域集聚了和硕、纬创、仁宝等工厂。
如今，昆山当地加强疫情管控，牵动电视、iPhone、笔电等3C产品出货，恐重创全球电子业，拉长4月芯片交期。那么，具体来看，不同产业的影响如何？
PCB厂商首当其冲，供应链恐告急
昆山不仅是台商大本营，更是印刷电路板（PCB）的重镇，昆山4月2日至6日升级防控措施时，中国台湾PCB大厂欣兴电子、南亚电路板，以及台光电等都已宣布停工，随着昆山封控措施再度升级，市场忧心PCB供应链恐告急。
以PCB产业来看，主要停工大厂包括欣兴 (昆山鼎鑫电子及欣兴同泰科技)、嘉联益、台光电、南电、精成科、总格精密、定颖、圆裕、德律、柏承、竞国 (竞陆电子)。
其中，欣兴宣布昆山子公司暂时停工，包括主要生产PCB 与HDI 的子公司昆山鼎鑫，以及生产软板为主的子公司欣兴同泰，产能占比约20~25%。台光电宣布昆山子公司暂时停工，预估产能占比约30~40%。南电宣布昆山厂进行闭环式管理，不影响公司营运，产能占比估计约40%，主要以生产PCB、BT 载板为主。
供应链业者表示，昆山是许多即时供货（JIT）料件重镇，以目前整体疫情管控范围愈发扩大的趋势看，厂商不受影响的几率微乎其微。但厂商唯一能做的，也只剩下紧盯疫情发展，并适时做出决策。
面板厂：进行库存调配，减缓对客户影响
作为电子信息重镇，昆山高度重视显示产业发展，规划建设光电产业园，致力于打造“芯屏双强”产业格局。昆山光电产业园已形成“原材料—面板—模组—整机”的完整产业链条，每个关键环节都有相应的龙头项目。维信诺、友达光电、龙腾光电三家企业技术先进，分别在有机发光体AMOLED、低温多晶硅(LTPS) 、非晶硅TFT-LCD领域有领先地位。昆山的面板产线如下。
友达4月8日公告，昆山子公司配合当地政府防疫封控政策，自 4月8日至12日停工，停工期间，将进行库存调配，减缓对客户影响。
组装厂：长期封锁恐影响消费者信心，对消费性电子产品出货产生不利影响
2000年前后，中国台湾IT产业开始大幅度向中国大陆转移，一系列的投资设备、原材料和关键件的进口全部顺势进驻昆山。就在这个时期，中国台湾的仁宝系、资通系、富士康三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巨头全部来到了昆山。一批相互关联的IT制造企业一时间云集，当时的昆山一度密集布局1000多家笔记本上下游配套厂商，成为全世界IT产业重要的生产基地。有外媒戏称，昆山和深圳、郑州一起成为了撑起苹果手机的三座中国城市。
事实上，鸿海、和硕、纬创和立讯精密等苹果最大的多个供应链合作伙伴都在昆山，上海和昆山相继封城之下，当地政府要求纬创和和硕停工应对。其中，纬创表示，昆山厂主要生产物联网与中小尺寸模组产品，这类产品占整体营收比重非常小，预计影响不大。仁宝表示，目前昆山厂主要是笔记本电脑代工，出货可能会受到物流运输的影响，将调配重庆厂产能支援。
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錤研判，封城影响下，苹果iPhone第二大组装厂和硕的上海和昆山厂已停运，最快可能要等到4月底才能复工，鸿海在中国大陆的子公司富士康没有受到影响。
郭明錤研判，苹果在中国拥有最好的供应链管理能力，而且苹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也不错，料苹果此次受到的影响将降至最低。不过，他提到，随着封锁持续时间越长，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消费者信心，并对今年苹果等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出货产生不利影响。
被动元件：仅小部分影响特殊产品
当地台商配合昆山政府对疫情防疫工作，延长静默期至4月19日并暂时停工，其中还包括被动元件上游材料和设备厂雷科子公司雷科电子材料（昆山）、被动元件陶瓷基板厂九豪子公司九豪精密陶瓷（昆山）、电感元件厂台庆科子公司台庆精密电子（昆山）等。
台庆科表示，子公司台庆精密电子位于昆山开发区，当地政府划分为静态管理区，继续实施静默管理，预估对台庆科4月营收影响小，因为江苏泗洪厂持续运作，积层芯片磁珠和电感元件生产不受影响，可应对订单分配，仅小部分影响特殊产品。
线性滑轨和线性马达厂直得科技子公司直得机械（昆山）也配合当地政府防疫工作，延长静默期至19日。
而关于上海、昆山疫情对台商的影响，中国台湾地区相关政府人员也表示，封控延长确实对台厂影响加深，严重到无法生产势必要延期交货，整体供应链就会受到影响。此外，根据厂商的反映，如果短期封控，影响会小一点，长期的影响还需要继续关注。
除了以上电子厂，实际上，昆山也坐落着不少半导体公司，如能讯高能半导体、澜起科技、华天科技、日月光均在当地有公司运营，目前这些半导体工厂暂无停工信息传出。
结语：事实上，昆山市作为“中国最强县”在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赵翼细致盘点到，例如以上市公司注册地来看的话，据我们初步统计，注册地在昆山市的A股电子行业上市公司有11家，占全国约3%，江苏省的16%，苏州市的29%。如果按电子信息也产值来看，据相关报道，2021年昆山市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达5546多亿元，约占苏州市的48%，根据我们测算，其约占全国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的2.4%，可见其作为一个县级市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程度。疫情之下无完卵，祈愿疫情赶紧过去，早日拨开云雾见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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