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奔西顾[超话]#
泛黄的纸张依旧在记录着他们的故事，也在记录着我们的故事。
伊始源于‘你回眸一笑，我记得好多年…’，展开了我与笔名为东奔西顾的故事。
十周年已过，那接下来的二十，三十，四十直至永远我们一起过。
我与它们一起等待接下来更多更多的故事，我们未来，待续…@Mr东奔西顾 @橘子洲文化
泛黄的纸张依旧在记录着他们的故事，也在记录着我们的故事。
伊始源于‘你回眸一笑，我记得好多年…’，展开了我与笔名为东奔西顾的故事。
十周年已过，那接下来的二十，三十，四十直至永远我们一起过。
我与它们一起等待接下来更多更多的故事，我们未来，待续…@Mr东奔西顾 @橘子洲文化
【#人水相亲淮河靓# ！】悠悠淮水，从河南桐柏山一路向东，绵延千里。淮河流域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中原经济区的覆盖区域，也是大运河文化带主要集聚地区，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是沿淮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但受黄河夺淮等因素影响，淮河一度桀骜不驯、泛滥成灾，又给两岸带来数不尽的水患之苦。
时空轮回，一代又一代治淮人久久为功，淮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上拦、中畅、下泄”防洪体系逐步完善。《淮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流域“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等一系列规划相继编制完成；进一步治淮38项工程已开工建设35项，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相继建成通水，流域水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淮河流域河湖长制工作体系全面建立，建成1000余个幸福河湖，淮河干流水质常年保持在Ⅲ类以上；180万脱贫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全部解决……
淮河的面貌发生了彻底改变，为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人水相亲、城水相融的画卷徐徐展开。
建重点工程 水患变水利
秋分时节，记者来到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安丰塘镇戈店村，53岁的种粮大户顾广银种植的3000亩水稻一片金灿灿，收获在即。他说：“今年遇上罕见的高温干旱，幸亏有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安丰塘，庄稼能浇上水，保住了大部分秋粮收成。”
顾广银所说的安丰塘古称芍陂，为春秋时期楚相孙叔敖主持修筑的沿淮水利工程，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天下第一塘”，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该工程至今仍发挥着灌溉作用，灌溉面积达116.6万亩，在今年抗旱保苗中发挥巨大作用。”安丰塘镇水利站站长杨越告诉记者，安丰塘堤坝周长约25公里，面积约34平方公里，蓄水量1亿多立方米。
历史上，淮河可以说是水患严重，常常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千百年来，兴修水利，变害为利，一直是沿淮群众的企盼和追求。
淮河是新中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治淮陈列馆里，一张褪色的黑白老照片记录了淮河流域第一座山谷水库——石漫滩水库开工建设时的情景：数以千计的治淮民工头顶烈日，开挖土方，挥汗如雨……自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开始，新中国的治淮之路已持续走过了72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淮河治理高度重视，各级政府治淮力度不减，兴建了一系列治淮重大工程。
9月22日，总投资104亿元的安徽省怀洪新河灌区工程在蚌埠市开工建设。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规划计划处副处长李晶告诉记者，怀洪新河灌区是安徽第一大河灌区，设计灌溉面积343万亩，其中改善灌溉面积171万亩，新增灌溉面积172万亩。工程在城镇供水、提高农民收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7月30日，位于江苏淮安、盐城境内的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式开工，该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淮河入海能力。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春阳表示，二期工程使入海水道设计行洪流量由2270立方米每秒提高到7000立方米每秒，可进一步提高洪泽湖的洪水调蓄能力，加快淮河中游洪水下泄，有力保障淮河流域2000多万人口、3000多万亩耕地防洪安全。
“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项目在江苏，效益在全流域，是减轻淮河上中游防洪除涝压力，实现全流域安澜的重大举措。”江苏省水利厅厅长陈杰表示，工程实施后，也为提高淮河出海航道等级、增强运输能力创造了条件，助力实现“淮江海联运”，进一步助推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
建设重点工程的同时，农村饮水安全、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中小河流治理等民生水利工程建设持续推进。“四纵一横多点”的国家水网（淮河流域）逐步完善，正在推动着新阶段淮河保护治理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碧水映蓝天，峻岭袅轻烟。随着一批又一批治淮工程的建设施工、投入使用、发挥效益，在秋日暖阳下，淮河，安澜无恙。
治流域环境 护一河碧水
站在淮河边的江苏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镇芦沟村田间地头，放眼望去，万亩连片稻田尽收眼底，清澈的河流穿越良田，环绕着村庄，一幅美丽的丰收水彩画伸向远方。
生态美景的呈现得益于不久前刚建成的盱眙县官滩镇圣山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通过该项目实施，当地疏浚9条沟道、配套涵洞、闸、桥等建筑物57座，整治梯田109.5亩，不仅改善了当地水生态，还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淮河流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河流，淮河水质一度恶化。
淮河污染，问题出在岸上，根源在落后发展方式。上世纪末开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淮河流域各市县（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污染源治理、实施污水集中处理、强化水功能区管理、限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开展水污染联防和水资源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入河排污量明显下降，河湖水质显著改善。
流经蚌埠市淮上区梅桥镇的三汊河是淮河的一条支流，当地村民张兴玉曾在河畔办了家农家乐，由于味道好、环境优，生意特别好。然而，为保护淮河水质，蚌埠市准备在当地建设三汊河生态湿地，张兴玉位于规划红线里的农家乐面临拆迁。
张兴玉一度不理解。后来梅桥镇上的干部不断上门做工作，让他明白了良好生态对淮河的重要意义，拆掉了自家的农家乐。在当地“河长”的帮助下，他又发挥特长，异地建饭店，还搞起农业采摘项目，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张兴玉的变化是淮河流域环境治理千千万万故事中的其中一个。党的十八大以来，呵护一河碧水，已成为沿淮群众的自觉行动。截至目前，27.2万名河湖长让淮河流域的每一条河流、湖泊都有了守护人；淮河全流域纳入全国“清四乱”专项行动的7787个突出问题全部完成整改；严格禁止非法采砂，洪泽湖、骆马湖至南四湖段全面禁采得到很好落实，非法采砂船只全部清零。
随着这些措施落实，淮河流域河湖面貌发生显著改善。2022年上半年，淮河流域381个国控断面中水质Ⅲ类及以上的断面占比达到77.4%，同比上升了3.6个百分点，水质实现了持续改善。
城乡同携手 旖旎风光美
如今的淮河，不仅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两岸，促进了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两岸风光也是一年更比一年新，成为游人向往的新去处。
秋日傍晚，卢德迁换上运动装，走出家门。“出了家门就是公园，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一有时间我就到河边走一走，对淮河的感情是难以割舍的。”卢德迁说。
然而，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卢德迁可不会这么说。十年前，淮河岸边除了大大小小的砂场，就是河滩地和农田。
“淮河是蚌埠的母亲河，河流穿城而过，是名副其实的城中河。”蚌埠市水利局局长荀异然说，淮河两岸滩地存在与城市割裂、生态环境较差、缺乏系统有效的生态保护与规划利用等诸多问题。主城区淮河两岸滩地现状已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对幸福河湖美好愿景的期待，实施“靓淮河”工程、打造城市“中央公园”已十分必要和迫切。
去年，蚌埠市委、市政府将“靓淮河”作为工作主线之一，通过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实施淮河蚌埠主城区段防洪交通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全面优化主城区淮河防洪交通生态体系，着力打造“堤固、水清、岸绿、景美”的幸福淮河，高标准打造国家幸福河湖示范段。
荀异然说，目前，“靓淮河”一、二期工程已全面开工建设。
沿岸城市在扮靓淮河，沿岸乡村也在打造胜景。
夕阳西下，倦鸟归林，安徽省颍上县八里河景区清澈的水面上掠过飞鸟的身影，远处的吊桥、塔楼、凉亭、纪念碑都镀上了一层金色。
“这里碧波荡漾，杨柳依依，鸟语花香，在淮北也能看到江南风景，实在令人流连忘返。”颍上县城居民刘梅华带着家人正兴致盎然地在八里河景区游览。
人民呵护淮河，淮河也在回馈人民。八里河原先是块沼泽地，通过多年的生态建设，曾经的水患之地，现在已经成为著名的廊道和全国农业生态旅游示范点。
“八里河区域是淮河流域典型的湖洼地区，曾是水来成泽，水退为荒。”八里河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黄辉说，1991年，一场百年未遇的洪水过后，当地群众转变观念，以改善生态为切入点，出工出力，每村承包一个小项目，因势利导治水，因地制宜用水。几年间，他们在堤坝和水域间修起了占地3600亩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乐园。
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八里河农民也适时改变了利用传统农业致富的方式，以景区为中心建成了上百家“农家乐”“渔家乐”，游客在这里可以采摘瓜果、播种、垂钓，享受渔家欢乐。目前，八里河景区年均收入上亿元，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自然环境得到改善和保护，还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目前，这里栖息着各类候鸟、留鸟数十万只；盛产武昌鱼、鳜鱼、鳗鱼等50多种水产品，成为皖北重要的渔业生产基地。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是沿淮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但受黄河夺淮等因素影响，淮河一度桀骜不驯、泛滥成灾，又给两岸带来数不尽的水患之苦。
时空轮回，一代又一代治淮人久久为功，淮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上拦、中畅、下泄”防洪体系逐步完善。《淮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流域“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等一系列规划相继编制完成；进一步治淮38项工程已开工建设35项，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相继建成通水，流域水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淮河流域河湖长制工作体系全面建立，建成1000余个幸福河湖，淮河干流水质常年保持在Ⅲ类以上；180万脱贫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全部解决……
淮河的面貌发生了彻底改变，为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人水相亲、城水相融的画卷徐徐展开。
建重点工程 水患变水利
秋分时节，记者来到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安丰塘镇戈店村，53岁的种粮大户顾广银种植的3000亩水稻一片金灿灿，收获在即。他说：“今年遇上罕见的高温干旱，幸亏有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安丰塘，庄稼能浇上水，保住了大部分秋粮收成。”
顾广银所说的安丰塘古称芍陂，为春秋时期楚相孙叔敖主持修筑的沿淮水利工程，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天下第一塘”，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该工程至今仍发挥着灌溉作用，灌溉面积达116.6万亩，在今年抗旱保苗中发挥巨大作用。”安丰塘镇水利站站长杨越告诉记者，安丰塘堤坝周长约25公里，面积约34平方公里，蓄水量1亿多立方米。
历史上，淮河可以说是水患严重，常常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千百年来，兴修水利，变害为利，一直是沿淮群众的企盼和追求。
淮河是新中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治淮陈列馆里，一张褪色的黑白老照片记录了淮河流域第一座山谷水库——石漫滩水库开工建设时的情景：数以千计的治淮民工头顶烈日，开挖土方，挥汗如雨……自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开始，新中国的治淮之路已持续走过了72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淮河治理高度重视，各级政府治淮力度不减，兴建了一系列治淮重大工程。
9月22日，总投资104亿元的安徽省怀洪新河灌区工程在蚌埠市开工建设。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规划计划处副处长李晶告诉记者，怀洪新河灌区是安徽第一大河灌区，设计灌溉面积343万亩，其中改善灌溉面积171万亩，新增灌溉面积172万亩。工程在城镇供水、提高农民收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7月30日，位于江苏淮安、盐城境内的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式开工，该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淮河入海能力。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春阳表示，二期工程使入海水道设计行洪流量由2270立方米每秒提高到7000立方米每秒，可进一步提高洪泽湖的洪水调蓄能力，加快淮河中游洪水下泄，有力保障淮河流域2000多万人口、3000多万亩耕地防洪安全。
“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项目在江苏，效益在全流域，是减轻淮河上中游防洪除涝压力，实现全流域安澜的重大举措。”江苏省水利厅厅长陈杰表示，工程实施后，也为提高淮河出海航道等级、增强运输能力创造了条件，助力实现“淮江海联运”，进一步助推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
建设重点工程的同时，农村饮水安全、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中小河流治理等民生水利工程建设持续推进。“四纵一横多点”的国家水网（淮河流域）逐步完善，正在推动着新阶段淮河保护治理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碧水映蓝天，峻岭袅轻烟。随着一批又一批治淮工程的建设施工、投入使用、发挥效益，在秋日暖阳下，淮河，安澜无恙。
治流域环境 护一河碧水
站在淮河边的江苏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镇芦沟村田间地头，放眼望去，万亩连片稻田尽收眼底，清澈的河流穿越良田，环绕着村庄，一幅美丽的丰收水彩画伸向远方。
生态美景的呈现得益于不久前刚建成的盱眙县官滩镇圣山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通过该项目实施，当地疏浚9条沟道、配套涵洞、闸、桥等建筑物57座，整治梯田109.5亩，不仅改善了当地水生态，还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淮河流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河流，淮河水质一度恶化。
淮河污染，问题出在岸上，根源在落后发展方式。上世纪末开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淮河流域各市县（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污染源治理、实施污水集中处理、强化水功能区管理、限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开展水污染联防和水资源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入河排污量明显下降，河湖水质显著改善。
流经蚌埠市淮上区梅桥镇的三汊河是淮河的一条支流，当地村民张兴玉曾在河畔办了家农家乐，由于味道好、环境优，生意特别好。然而，为保护淮河水质，蚌埠市准备在当地建设三汊河生态湿地，张兴玉位于规划红线里的农家乐面临拆迁。
张兴玉一度不理解。后来梅桥镇上的干部不断上门做工作，让他明白了良好生态对淮河的重要意义，拆掉了自家的农家乐。在当地“河长”的帮助下，他又发挥特长，异地建饭店，还搞起农业采摘项目，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张兴玉的变化是淮河流域环境治理千千万万故事中的其中一个。党的十八大以来，呵护一河碧水，已成为沿淮群众的自觉行动。截至目前，27.2万名河湖长让淮河流域的每一条河流、湖泊都有了守护人；淮河全流域纳入全国“清四乱”专项行动的7787个突出问题全部完成整改；严格禁止非法采砂，洪泽湖、骆马湖至南四湖段全面禁采得到很好落实，非法采砂船只全部清零。
随着这些措施落实，淮河流域河湖面貌发生显著改善。2022年上半年，淮河流域381个国控断面中水质Ⅲ类及以上的断面占比达到77.4%，同比上升了3.6个百分点，水质实现了持续改善。
城乡同携手 旖旎风光美
如今的淮河，不仅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两岸，促进了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两岸风光也是一年更比一年新，成为游人向往的新去处。
秋日傍晚，卢德迁换上运动装，走出家门。“出了家门就是公园，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一有时间我就到河边走一走，对淮河的感情是难以割舍的。”卢德迁说。
然而，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卢德迁可不会这么说。十年前，淮河岸边除了大大小小的砂场，就是河滩地和农田。
“淮河是蚌埠的母亲河，河流穿城而过，是名副其实的城中河。”蚌埠市水利局局长荀异然说，淮河两岸滩地存在与城市割裂、生态环境较差、缺乏系统有效的生态保护与规划利用等诸多问题。主城区淮河两岸滩地现状已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对幸福河湖美好愿景的期待，实施“靓淮河”工程、打造城市“中央公园”已十分必要和迫切。
去年，蚌埠市委、市政府将“靓淮河”作为工作主线之一，通过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实施淮河蚌埠主城区段防洪交通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全面优化主城区淮河防洪交通生态体系，着力打造“堤固、水清、岸绿、景美”的幸福淮河，高标准打造国家幸福河湖示范段。
荀异然说，目前，“靓淮河”一、二期工程已全面开工建设。
沿岸城市在扮靓淮河，沿岸乡村也在打造胜景。
夕阳西下，倦鸟归林，安徽省颍上县八里河景区清澈的水面上掠过飞鸟的身影，远处的吊桥、塔楼、凉亭、纪念碑都镀上了一层金色。
“这里碧波荡漾，杨柳依依，鸟语花香，在淮北也能看到江南风景，实在令人流连忘返。”颍上县城居民刘梅华带着家人正兴致盎然地在八里河景区游览。
人民呵护淮河，淮河也在回馈人民。八里河原先是块沼泽地，通过多年的生态建设，曾经的水患之地，现在已经成为著名的廊道和全国农业生态旅游示范点。
“八里河区域是淮河流域典型的湖洼地区，曾是水来成泽，水退为荒。”八里河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黄辉说，1991年，一场百年未遇的洪水过后，当地群众转变观念，以改善生态为切入点，出工出力，每村承包一个小项目，因势利导治水，因地制宜用水。几年间，他们在堤坝和水域间修起了占地3600亩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乐园。
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八里河农民也适时改变了利用传统农业致富的方式，以景区为中心建成了上百家“农家乐”“渔家乐”，游客在这里可以采摘瓜果、播种、垂钓，享受渔家欢乐。目前，八里河景区年均收入上亿元，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自然环境得到改善和保护，还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目前，这里栖息着各类候鸟、留鸟数十万只；盛产武昌鱼、鳜鱼、鳗鱼等50多种水产品，成为皖北重要的渔业生产基地。
#印尼球迷冲突事件死亡人数下调至125人# #足球史上排入前三的惨重伤亡# 足球既是人类历史上最受欢迎、商业上最成功的体育项目之一，但在体育赛事引发的安全事故列表中，也占据了许多位置。就在昨天，即当地时间10月1日晚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的一场惨痛悲剧，再次在足球史上留下了令人心痛的一笔记录。
截至北京时间10月2日晚，这场足球赛后骚乱，丧生人数一度被统计到超过180人。但有消息称，当地官员表示，死亡人数已被下调到至少125 人，较早的数字可能包括重复死亡人数。不过截止目前，关于死亡人数的消息都未得到最终确认。
但即便是125人丧生，这个数字仍然骇人听闻，仅次于1964年5月24日造成328人死亡的秘鲁利马足球惨案和2001 年5月9日造成126 人死亡的加纳阿克拉足球惨案。
这场骚乱惨剧源于印尼最高级国内赛事——足球甲组联赛的一场比赛。对阵双方分别是上赛季排行第4名和第5名的两支强队——阿雷马队（Arema）和苏拉巴亚队（Persebaya Surabaya）。在阿雷马队的主场——玛琅市的坎朱鲁汉体育场（Stadion Kanjuruhan）举行的这场比赛中，客场作战的苏拉巴亚队以3比2的战绩击败了阿雷马队，这成为了赛后冲突的直接导火索。
互联网上流传的现场视频显示：拥有超过4万个座位的坎朱鲁汉体育场看台在比赛中挤满了观众。比赛结束后，看台上的至少上百名球迷——主要是穿着红蓝两色球服的主队球迷——涌入了赛场，冲向球员休息区附近，向球员和教练吼叫、示威。一些球迷挥舞着旗帜和口号横幅，同时比出粗俗的手势，有人辱骂着对方球迷，还有人脱掉了上衣……紧接着，其中一些球迷开始向看台上丢掷水瓶和杂物。看台上的球迷则向下方的球员休息区投掷焰火和水瓶。
现场负责安保的大批警察在此时冲入赛场，试图清空场地，冲入赛场的球迷一度被赶回了看台。但一些其后的视频显示，这些球迷随后又冲回了开始发生冲突的方位，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有所升级——视频中有人投掷椅子、有人用杂物和警察发生正面肢体冲突。警方则多人一组手持盾牌和长棍在场地内驱赶球迷。随后，场地内传出枪响——警方发射了催泪瓦斯，烟雾升起，球迷开始混乱，四散奔走。
综合已有的信息和报道，大致可以认定，这次骚乱造成的伤亡，主要并非来自立场不同的球迷直接斗殴——因为此次对阵的两支球队是老对手，因而比赛没有向客队球迷发售门票。伤亡主要来自于，场面一片混乱而警方又发射催泪弹之后，参与和没有参与骚乱的球迷纷纷奔逃所导致的拥挤和踩踏。东爪哇省的警察总长尼克（Nico Afinta）对媒体表示，现场参与骚乱的球迷大约有3000人。他还表示，伤亡主要发生在出口处，试图涌出体育场的球迷在出口处发生拥堵，随后出现了缺氧和踩踏。此外，球迷和警方的冲突也造成了伤亡。现场有多辆警车被掀翻、焚烧，警方称，有两名警员在混乱中死亡。
根据部分网上视频，当时在场外也发生了球迷的暴力行为。而一些据信拍摄自当地医院的视频展示了更为恐怖的一幕：因为伤者和死者太多，医院不堪重负，许多不明生死的人面色发青发黑，一动不动地躺在医院门口和院内的病房地板上。一些工作人员抬着裹尸袋往返出入。
●足球史上排入前三的惨重伤亡
事故发生后，总统佐科安排统筹人文及文化部长穆哈基尔（Muhadjir Effendy）到达了事故现场，代表中央政府直接接管事件的调查及善后。“当我们在COVID-19疫情即将结束的环境下让足球比赛充分发展时，发生了这样令人心碎的事件”，穆哈基尔表示佐科要求彻查事件前因后果，并且“必须有人为此事负责”。
10月2日白天，总统佐科对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表示将暂停印尼甲组联赛，直到此次事件的调查结果出炉。“我对这次的悲剧深表悲痛，我也希望这将是印尼足球史上的最后一次”，佐科表示，“我们需要守护体育精神、人道精神和兄弟情谊。”
尽管和许多地方的足球运动一样，印尼足球的发展也伴随着球迷暴力问题，但这次骚乱，还是印尼足球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伤亡事件。
事实上，在足球史上，多次伤亡事件都有着和此次印尼足球惨案类似的经过。比如，造成328人死亡的1964年利马足球惨案，便是几乎相同的情况：在比赛即将结束时，主队的秘鲁球迷不满裁判判决引发骚动，部分球迷冲入球场。现场的警方见状发射了催泪弹试图驱散球迷，导致大批球迷受惊涌向出口，而出口此时是封闭着的。大量球迷被挤在一团，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死伤。最近一次的类似情况则发生在2001年4月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当时的比赛超售了3万余张门票，进行到一半时，场外球迷试图挤入球场，场内的警方发射了催泪弹，造成了更严重的推挤和踩踏，最终47人丧生。
正因为历史上多次惨痛事件造成的教训，根据目前国际足联的指引，警方在球场内维持秩序时，不得施放催泪弹。但这次印尼警方并没有按照这一原则来组织和维护球场内的安全。
除了催泪弹导致骚乱之外，球场看台垮塌、主客队球迷冲突、疏散设置错误等，也是球场事故中严重的伤亡因素。比如1985年5月发生在比利时的海瑟尔惨案中，球迷斗殴引发看台坍塌，造成超过39人死亡；1982年10月20日，莫斯科惨案中，因球场动线冲突，使得进出场观众相互踩踏，造成超过60人丧生；1989年4月15日的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惨案，因现场看台区域设置不合理与秩序混乱，造成97名球迷死亡……
这次印尼的事故发生后，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发布了一则致哀声明。因凡蒂诺表示，“足球世界对此深深震惊……这对所有涉身足球运动的人来说，都是一场难以言喻的惨剧。”
●印尼足球的隐忧
印尼是亚洲最早发展现代足球运动的地方之一。1938年，当时还是“荷属东印度队”的印尼男足就进入过世界杯决赛圈，是最早跻身其中的亚洲队伍。如今，印尼足球依旧有着巨大市场和极为热情的球迷。但相比另一项印尼人人追捧的国民运动——羽毛球，印尼足球的成绩和表现都不甚理想。此次伤亡事件，更是为即将在2023年举办U20世界杯足球赛的印尼蒙上了阴影。
这次事件，其实并非阿雷马队和苏拉巴亚队第一次登上印尼足球新闻的头条。2015年时，两队就曾经间接导致印尼被国际足联暂时停权——两队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纠纷，导致了印尼政府介入印尼足协的管理，从而引发了国际足联对印尼政府行为的质疑。
赌球和腐败，是印尼足球近年来被广泛诟病的问题。2015时，印尼足协曾因被指控贪污超过百万美金而被调查。俱乐部球员踢假球和因假球而被禁赛，也是印尼球坛时有发生的事件。
和许多地方的球迷文化一样，印尼的球迷文化也长期有着暴力一面。历来的一些暴力事件，更使得一些媒体认为印尼足球是“亚洲最暴力的足球之一”。比如，2018年9月，23岁的佩西加雅加达队球迷哈林加（ Haringga Sirla）在万隆的一处体育馆外被万隆队的球迷围殴打死；2019年，在印尼国家队对马来西亚队的比赛中，两队的球迷发生了互殴……但无论如何，这次发生在东爪哇的暴力事件和伤亡的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成长中的东南亚最大经济体之一，印尼的体育事业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印尼的精英也纷纷投身体育产业。佐科政府的国有企业部部长埃里克·托希尔（Erick Thohir）曾经是意大利足球俱乐部国际米兰的控制者，如今经营着佐科家乡的“梭罗足球俱乐部”。暴力事件和伤亡后，人们必然会追问：印尼足球会遭遇震荡吗？日积月累的足球文化和管理模式又是否会发生实质的改变？
《丧生人数位列足球史上前三，印尼球场骚乱为何伤亡惨重？》
作者 | 齐然
截至北京时间10月2日晚，这场足球赛后骚乱，丧生人数一度被统计到超过180人。但有消息称，当地官员表示，死亡人数已被下调到至少125 人，较早的数字可能包括重复死亡人数。不过截止目前，关于死亡人数的消息都未得到最终确认。
但即便是125人丧生，这个数字仍然骇人听闻，仅次于1964年5月24日造成328人死亡的秘鲁利马足球惨案和2001 年5月9日造成126 人死亡的加纳阿克拉足球惨案。
这场骚乱惨剧源于印尼最高级国内赛事——足球甲组联赛的一场比赛。对阵双方分别是上赛季排行第4名和第5名的两支强队——阿雷马队（Arema）和苏拉巴亚队（Persebaya Surabaya）。在阿雷马队的主场——玛琅市的坎朱鲁汉体育场（Stadion Kanjuruhan）举行的这场比赛中，客场作战的苏拉巴亚队以3比2的战绩击败了阿雷马队，这成为了赛后冲突的直接导火索。
互联网上流传的现场视频显示：拥有超过4万个座位的坎朱鲁汉体育场看台在比赛中挤满了观众。比赛结束后，看台上的至少上百名球迷——主要是穿着红蓝两色球服的主队球迷——涌入了赛场，冲向球员休息区附近，向球员和教练吼叫、示威。一些球迷挥舞着旗帜和口号横幅，同时比出粗俗的手势，有人辱骂着对方球迷，还有人脱掉了上衣……紧接着，其中一些球迷开始向看台上丢掷水瓶和杂物。看台上的球迷则向下方的球员休息区投掷焰火和水瓶。
现场负责安保的大批警察在此时冲入赛场，试图清空场地，冲入赛场的球迷一度被赶回了看台。但一些其后的视频显示，这些球迷随后又冲回了开始发生冲突的方位，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有所升级——视频中有人投掷椅子、有人用杂物和警察发生正面肢体冲突。警方则多人一组手持盾牌和长棍在场地内驱赶球迷。随后，场地内传出枪响——警方发射了催泪瓦斯，烟雾升起，球迷开始混乱，四散奔走。
综合已有的信息和报道，大致可以认定，这次骚乱造成的伤亡，主要并非来自立场不同的球迷直接斗殴——因为此次对阵的两支球队是老对手，因而比赛没有向客队球迷发售门票。伤亡主要来自于，场面一片混乱而警方又发射催泪弹之后，参与和没有参与骚乱的球迷纷纷奔逃所导致的拥挤和踩踏。东爪哇省的警察总长尼克（Nico Afinta）对媒体表示，现场参与骚乱的球迷大约有3000人。他还表示，伤亡主要发生在出口处，试图涌出体育场的球迷在出口处发生拥堵，随后出现了缺氧和踩踏。此外，球迷和警方的冲突也造成了伤亡。现场有多辆警车被掀翻、焚烧，警方称，有两名警员在混乱中死亡。
根据部分网上视频，当时在场外也发生了球迷的暴力行为。而一些据信拍摄自当地医院的视频展示了更为恐怖的一幕：因为伤者和死者太多，医院不堪重负，许多不明生死的人面色发青发黑，一动不动地躺在医院门口和院内的病房地板上。一些工作人员抬着裹尸袋往返出入。
●足球史上排入前三的惨重伤亡
事故发生后，总统佐科安排统筹人文及文化部长穆哈基尔（Muhadjir Effendy）到达了事故现场，代表中央政府直接接管事件的调查及善后。“当我们在COVID-19疫情即将结束的环境下让足球比赛充分发展时，发生了这样令人心碎的事件”，穆哈基尔表示佐科要求彻查事件前因后果，并且“必须有人为此事负责”。
10月2日白天，总统佐科对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表示将暂停印尼甲组联赛，直到此次事件的调查结果出炉。“我对这次的悲剧深表悲痛，我也希望这将是印尼足球史上的最后一次”，佐科表示，“我们需要守护体育精神、人道精神和兄弟情谊。”
尽管和许多地方的足球运动一样，印尼足球的发展也伴随着球迷暴力问题，但这次骚乱，还是印尼足球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伤亡事件。
事实上，在足球史上，多次伤亡事件都有着和此次印尼足球惨案类似的经过。比如，造成328人死亡的1964年利马足球惨案，便是几乎相同的情况：在比赛即将结束时，主队的秘鲁球迷不满裁判判决引发骚动，部分球迷冲入球场。现场的警方见状发射了催泪弹试图驱散球迷，导致大批球迷受惊涌向出口，而出口此时是封闭着的。大量球迷被挤在一团，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死伤。最近一次的类似情况则发生在2001年4月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当时的比赛超售了3万余张门票，进行到一半时，场外球迷试图挤入球场，场内的警方发射了催泪弹，造成了更严重的推挤和踩踏，最终47人丧生。
正因为历史上多次惨痛事件造成的教训，根据目前国际足联的指引，警方在球场内维持秩序时，不得施放催泪弹。但这次印尼警方并没有按照这一原则来组织和维护球场内的安全。
除了催泪弹导致骚乱之外，球场看台垮塌、主客队球迷冲突、疏散设置错误等，也是球场事故中严重的伤亡因素。比如1985年5月发生在比利时的海瑟尔惨案中，球迷斗殴引发看台坍塌，造成超过39人死亡；1982年10月20日，莫斯科惨案中，因球场动线冲突，使得进出场观众相互踩踏，造成超过60人丧生；1989年4月15日的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惨案，因现场看台区域设置不合理与秩序混乱，造成97名球迷死亡……
这次印尼的事故发生后，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发布了一则致哀声明。因凡蒂诺表示，“足球世界对此深深震惊……这对所有涉身足球运动的人来说，都是一场难以言喻的惨剧。”
●印尼足球的隐忧
印尼是亚洲最早发展现代足球运动的地方之一。1938年，当时还是“荷属东印度队”的印尼男足就进入过世界杯决赛圈，是最早跻身其中的亚洲队伍。如今，印尼足球依旧有着巨大市场和极为热情的球迷。但相比另一项印尼人人追捧的国民运动——羽毛球，印尼足球的成绩和表现都不甚理想。此次伤亡事件，更是为即将在2023年举办U20世界杯足球赛的印尼蒙上了阴影。
这次事件，其实并非阿雷马队和苏拉巴亚队第一次登上印尼足球新闻的头条。2015年时，两队就曾经间接导致印尼被国际足联暂时停权——两队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纠纷，导致了印尼政府介入印尼足协的管理，从而引发了国际足联对印尼政府行为的质疑。
赌球和腐败，是印尼足球近年来被广泛诟病的问题。2015时，印尼足协曾因被指控贪污超过百万美金而被调查。俱乐部球员踢假球和因假球而被禁赛，也是印尼球坛时有发生的事件。
和许多地方的球迷文化一样，印尼的球迷文化也长期有着暴力一面。历来的一些暴力事件，更使得一些媒体认为印尼足球是“亚洲最暴力的足球之一”。比如，2018年9月，23岁的佩西加雅加达队球迷哈林加（ Haringga Sirla）在万隆的一处体育馆外被万隆队的球迷围殴打死；2019年，在印尼国家队对马来西亚队的比赛中，两队的球迷发生了互殴……但无论如何，这次发生在东爪哇的暴力事件和伤亡的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成长中的东南亚最大经济体之一，印尼的体育事业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印尼的精英也纷纷投身体育产业。佐科政府的国有企业部部长埃里克·托希尔（Erick Thohir）曾经是意大利足球俱乐部国际米兰的控制者，如今经营着佐科家乡的“梭罗足球俱乐部”。暴力事件和伤亡后，人们必然会追问：印尼足球会遭遇震荡吗？日积月累的足球文化和管理模式又是否会发生实质的改变？
《丧生人数位列足球史上前三，印尼球场骚乱为何伤亡惨重？》
作者 | 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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