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动态# 志说南京 | 中国医师节
杏林说 ¦ 民国金陵四大名医
第一回 杏林事古今一表 急学究倒履奔药
杏林古往多异志，十朝都会汇才识。
自来风云际会日，几多灾劫与传奇。
案上醒木一响，与君书起从头。
时恰民国烽火告急，内忧外患，不一而足。是饿殍遍野少哀鸿，江山伶仃多草木。
乱世人艰，凋零去，不当作好时节。
常言说，史家不幸诗家幸，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君不见，文天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杜子美眼见“国破山河在”，长嗟“城春草木深”；老辛在北固亭嗤当年“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放翁老来烤火撸猫尚且不忘嘱咐自家儿郎“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诗词千古绝唱，常在战乱人间。
可见这世间的事情，少有能长好的，总有起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星斗也会转位挪移。
唯有医药之事不同。
不论是好时代还是坏时代，总有个咳喘不适的时候。人吃五谷杂粮，难免生病，是故不论什么时候，都缺不了医生。
尤其是好医生。
南北同仁堂的杏林招牌，就是在这么一代代缺不了好医生的时代里，积攒下来的。
南边的同仁堂开在南京，民国时期，有四大名医坐镇当中。当年金陵城里的人说起这四大名医，很是有一番讲头：
这四人看病各有各的规矩，开药各有各的门道，脾气秉性也各不相同。四人互不待见，也从不来往。偌大的金陵城中只有那同仁堂的乐笃周乐大掌柜，能同时和这四人搭上话。但也仅仅是生意上的往来，每月中旬各大诊所、医室分别要从同仁堂进药材，这同仁堂的药材品质全国闻名，名医们趋之若鹜。这好药啊得配好医，有这两点保证，谁得病都能治好。
——《南同风云录》南京同仁堂
你道这四位名医分别是谁？
那便是：少年才俊的“随学究”随翰英，以后进之身同“三卿一石”齐名的杨伯雅，“全一人活万人命”的“民国医宗”张简斋和与他并称“金陵二张”的张栋梁四人。
今日便与诸君说一段“随学究”随翰英与同仁堂名药“紫雪丹”之间的往事。
随翰英是中医世家出身，名门之后，少时从儒，后因科举废制回家学医，天资聪颖，年少才高，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在祖地悬医坐堂了。
其人最好读书，少有交际，又曾是秀才出身，不出诊时也不干别的，就喜欢呆在家里研究些疑难杂症，人送外号“随学究”。
随翰英尤善小儿科，对儿科时感、麻疹、疳积、慢脾风等症的治疗见解独到。
却说这一日里天好，随翰英本欲在家中翻看典籍，闲度一日。忽有一老妇人抱着小儿急扣门扉，因门敲得极急，“随学究”尚未浣洗便匆匆倒履而至，衣带都没来得及系好呢。
一开门就见老妇人抱着小儿，神色慌乱，已然焦急地不知所言。随翰英将患儿让进屋里一看，便判定这孩子是得了痰热麻疹闭症，须得同仁堂的紫雪丹才最能救治得宜，当下二话不说，抱起孩子就往同仁堂跑。
老妇人一看他抱着孩子跑了，当然下意识地跟着就追啊。这一路随翰英衣衫不整，穿大街过小巷还怀抱着个孩子，身后还追着个神色焦急的老人家，得亏去同仁堂一路多是熟人，否则怕随医生是要被人误作了拍花子去的。
当时同仁堂的大掌柜乐笃周正在看着几个学徒磨药，见随翰英衣冠不整地闯进来，登时大乐，抚掌笑问他：“随学究这是从哪里来，瞧来竟像是来躲风流债的？”
随翰英来不及应付他这玩笑，直将怀中小儿比划给他瞧，边喘气边道：“你那紫雪丹呢，拿一颗给我，我这孩子有急用。”
乐笃周见事态紧急，便从柜中取了紫雪丹给他。
受限于当时工艺技术，紫雪丹在当时是同仁堂一颗难求的名贵药物，乐笃周给出去的这颗，还是早些时日被人定下的。因是掌柜取药，伙计倒也不敢拦着，只是难免担忧：“晚些时候杨医生来取药，可如何是好？他可不是好说话的。”
乐笃周听罢摆摆手，只道：“伯雄他虽然不好说话，但认道理，救人便是天大道理了。”
伯雄是杨伯雅的字，随翰英与他未有深交，自然也不晓得他的难缠之处，并不以为意。
后来随翰英与乐笃周一同改进同仁堂名品紫雪丹，新创制法、重新配量，君子之交名盛一时。您要问这是何等交情，当时有诗为证：
随山将万转，翰林筑医馆。寻番一学究，病体得以修。
——《南同风云录》南京同仁堂
此为后话，且不多言。
只说当下乐掌柜让了紫雪丹，救人活命，问心无愧，可回过头去却还得想想，要怎么和杨伯雅解释他定下的紫雪丹别处挪用了去的事情。
欲知此桩难事何解，且听下回分说。
（图片来源于网络）
拟稿：钱秋睿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杏林说 ¦ 民国金陵四大名医
第一回 杏林事古今一表 急学究倒履奔药
杏林古往多异志，十朝都会汇才识。
自来风云际会日，几多灾劫与传奇。
案上醒木一响，与君书起从头。
时恰民国烽火告急，内忧外患，不一而足。是饿殍遍野少哀鸿，江山伶仃多草木。
乱世人艰，凋零去，不当作好时节。
常言说，史家不幸诗家幸，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君不见，文天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杜子美眼见“国破山河在”，长嗟“城春草木深”；老辛在北固亭嗤当年“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放翁老来烤火撸猫尚且不忘嘱咐自家儿郎“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诗词千古绝唱，常在战乱人间。
可见这世间的事情，少有能长好的，总有起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星斗也会转位挪移。
唯有医药之事不同。
不论是好时代还是坏时代，总有个咳喘不适的时候。人吃五谷杂粮，难免生病，是故不论什么时候，都缺不了医生。
尤其是好医生。
南北同仁堂的杏林招牌，就是在这么一代代缺不了好医生的时代里，积攒下来的。
南边的同仁堂开在南京，民国时期，有四大名医坐镇当中。当年金陵城里的人说起这四大名医，很是有一番讲头：
这四人看病各有各的规矩，开药各有各的门道，脾气秉性也各不相同。四人互不待见，也从不来往。偌大的金陵城中只有那同仁堂的乐笃周乐大掌柜，能同时和这四人搭上话。但也仅仅是生意上的往来，每月中旬各大诊所、医室分别要从同仁堂进药材，这同仁堂的药材品质全国闻名，名医们趋之若鹜。这好药啊得配好医，有这两点保证，谁得病都能治好。
——《南同风云录》南京同仁堂
你道这四位名医分别是谁？
那便是：少年才俊的“随学究”随翰英，以后进之身同“三卿一石”齐名的杨伯雅，“全一人活万人命”的“民国医宗”张简斋和与他并称“金陵二张”的张栋梁四人。
今日便与诸君说一段“随学究”随翰英与同仁堂名药“紫雪丹”之间的往事。
随翰英是中医世家出身，名门之后，少时从儒，后因科举废制回家学医，天资聪颖，年少才高，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在祖地悬医坐堂了。
其人最好读书，少有交际，又曾是秀才出身，不出诊时也不干别的，就喜欢呆在家里研究些疑难杂症，人送外号“随学究”。
随翰英尤善小儿科，对儿科时感、麻疹、疳积、慢脾风等症的治疗见解独到。
却说这一日里天好，随翰英本欲在家中翻看典籍，闲度一日。忽有一老妇人抱着小儿急扣门扉，因门敲得极急，“随学究”尚未浣洗便匆匆倒履而至，衣带都没来得及系好呢。
一开门就见老妇人抱着小儿，神色慌乱，已然焦急地不知所言。随翰英将患儿让进屋里一看，便判定这孩子是得了痰热麻疹闭症，须得同仁堂的紫雪丹才最能救治得宜，当下二话不说，抱起孩子就往同仁堂跑。
老妇人一看他抱着孩子跑了，当然下意识地跟着就追啊。这一路随翰英衣衫不整，穿大街过小巷还怀抱着个孩子，身后还追着个神色焦急的老人家，得亏去同仁堂一路多是熟人，否则怕随医生是要被人误作了拍花子去的。
当时同仁堂的大掌柜乐笃周正在看着几个学徒磨药，见随翰英衣冠不整地闯进来，登时大乐，抚掌笑问他：“随学究这是从哪里来，瞧来竟像是来躲风流债的？”
随翰英来不及应付他这玩笑，直将怀中小儿比划给他瞧，边喘气边道：“你那紫雪丹呢，拿一颗给我，我这孩子有急用。”
乐笃周见事态紧急，便从柜中取了紫雪丹给他。
受限于当时工艺技术，紫雪丹在当时是同仁堂一颗难求的名贵药物，乐笃周给出去的这颗，还是早些时日被人定下的。因是掌柜取药，伙计倒也不敢拦着，只是难免担忧：“晚些时候杨医生来取药，可如何是好？他可不是好说话的。”
乐笃周听罢摆摆手，只道：“伯雄他虽然不好说话，但认道理，救人便是天大道理了。”
伯雄是杨伯雅的字，随翰英与他未有深交，自然也不晓得他的难缠之处，并不以为意。
后来随翰英与乐笃周一同改进同仁堂名品紫雪丹，新创制法、重新配量，君子之交名盛一时。您要问这是何等交情，当时有诗为证：
随山将万转，翰林筑医馆。寻番一学究，病体得以修。
——《南同风云录》南京同仁堂
此为后话，且不多言。
只说当下乐掌柜让了紫雪丹，救人活命，问心无愧，可回过头去却还得想想，要怎么和杨伯雅解释他定下的紫雪丹别处挪用了去的事情。
欲知此桩难事何解，且听下回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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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稿：钱秋睿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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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旅行##看祖国江山如画#
作为前身“南京市立图书馆”的金陵图书馆，可能许多人不为所知，而随着河西新城同期建立的它如今已有十来年的历史。那“琢石成玉”的外观，也许正对着它的历史底蕴，也喻意着图书馆给我们带来的知识改变生活的意义吧？！
走进馆内，一个巨大的“水滴石穿”店铺映入眼帘，想必和书结合在一起，你也能猜到它的喻意，而从一楼到四楼，浓浓的书香气息，阅读氛围，最好的诠释了它！
馆内其实不大，四层楼都有不同类别书册的借阅，以及阅读区域，自修，外借，互动，都有相对的服务，儿童图书还有一块独立区域，知识从娃娃抓起吗？！和它对应的是图书馆的文创区，展示着各种南京元素的纪念品，即使不买，看看，拍拍，也是挺好的！
最棒的是四层的大平台阅读层，围绕“水滴”一圈，光线也是充足。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间阅览室都是安静到只有翻书声。最近一楼的特展区有个新中国的字画展，喜欢文艺方面的可以看看！
☕️如果这还不够？！那就再去门口的云几书房坐坐吧！点上一杯咖啡，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坐上一下午都不够，相对于金陵图书馆的安静，这里可能更注重交流，大多数也是陪着孩子的亲子，或是闺蜜朋友，环境更小清新，当然，商业味也浓。共两层，座位不多，二楼有个户外平台。
南京作为一座“爱阅之城”，自古就有文学之都的美誉，到处都有着书香四溢的氛围，有很多游客甚至为了打卡某个书店来到南京，号称中国最美的书店。而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就建在南京，足见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了吧？！更何况这炎炎夏日，图书馆也是纳凉避暑地的选择吧？！
位置：建邺区乐山路158号。
交通：同银杏里，地铁十号线奥体中心或梦都大街站。
⏰开放：金陵图书馆周二到周日开放，云几书房每日开放。
#种草官优选##种草心动宝藏地#
#南京旅行##看祖国江山如画#
作为前身“南京市立图书馆”的金陵图书馆，可能许多人不为所知，而随着河西新城同期建立的它如今已有十来年的历史。那“琢石成玉”的外观，也许正对着它的历史底蕴，也喻意着图书馆给我们带来的知识改变生活的意义吧？！
走进馆内，一个巨大的“水滴石穿”店铺映入眼帘，想必和书结合在一起，你也能猜到它的喻意，而从一楼到四楼，浓浓的书香气息，阅读氛围，最好的诠释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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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棒的是四层的大平台阅读层，围绕“水滴”一圈，光线也是充足。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间阅览室都是安静到只有翻书声。最近一楼的特展区有个新中国的字画展，喜欢文艺方面的可以看看！
☕️如果这还不够？！那就再去门口的云几书房坐坐吧！点上一杯咖啡，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坐上一下午都不够，相对于金陵图书馆的安静，这里可能更注重交流，大多数也是陪着孩子的亲子，或是闺蜜朋友，环境更小清新，当然，商业味也浓。共两层，座位不多，二楼有个户外平台。
南京作为一座“爱阅之城”，自古就有文学之都的美誉，到处都有着书香四溢的氛围，有很多游客甚至为了打卡某个书店来到南京，号称中国最美的书店。而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就建在南京，足见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了吧？！更何况这炎炎夏日，图书馆也是纳凉避暑地的选择吧？！
位置：建邺区乐山路158号。
交通：同银杏里，地铁十号线奥体中心或梦都大街站。
⏰开放：金陵图书馆周二到周日开放，云几书房每日开放。
#种草官优选##种草心动宝藏地#
冯骥才：抢救敦煌文化 是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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