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到万家》下集要火！何幸福关涛合作，何幸运开豪车硬刚关涛
随着剧情的发展，因为何幸福生孩子大出血，万善堂组织全村的村民献血救人，两家的恩怨终于化解，万善堂抱着何幸福的孩子，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无论是土地赔偿的问题，或是万传家猥亵何幸运都已经尘埃落定，虽然何幸运最终选择不告，拿钱了事让人怒其不争，但风波总算过去，何幸福一家也将要开始在万家庄的幸福生活。然而，万万没想到何幸福曾经的一封举报信，让万善堂被带走调查。
作为万家庄的致富带头人，尽管万家庄的村民们知晓万善堂霸道专政，但依然感激他带着大家过上了好日子，正是因为这一封举报信引来了调查组，何幸福即使好话说尽，万善堂还是未能免去牢狱之灾，本就很看重自己名誉的万善堂，因为背上了这一污点突发脑溢血。
此事一出，万传家带着村民大闹何幸福家，导致何幸福和丈夫王庆来不得不抛下刚刚出生的孩子到城里打工，纵使千般不舍，为了避难也只能离开。
但从《幸福到万家》的下集预告来看，目测要火，何幸福与王庆来之间矛盾不断，何幸运也与关涛再碰面，看点十足。
何幸福干保洁被嫌弃，王庆来干啥啥不行
何幸福在万家庄时，即便不是万家庄的人也不是王姓，但她依然与王家一荣共荣，从来没有把自己与王家区分开来，而是努力照顾好这个大家庭。
有能力有魄力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快速的适应，也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来到城里之后何幸福果断决定退掉了王庆志给他们付的房费，选择了一间又小又潮的旅馆住下，白天出门找活干。
何幸福什么脏活累活都不介意，她本就是个很能干的人，因此也很快找到了保洁的工作。然而好心的何幸福看到小孩子在哭就抱起来帮忙哄，却被家长嫌弃她身上又脏又有细菌，何幸福不但被家长指责还被园长直接辞退。
好在何幸福遇见了关涛，在得知他办了一家律师事务之后，帮忙做保健，虽然一个月只给何幸福1500块的工资，但何幸福依然干的很踏实，又是打扫卫生，又是整理桌子，还顺带干了前台的活。
何幸福与关涛合作，画风变得让人舒心了不少，然而来到城里之后的王庆来却是干啥啥不行，遇到问题还只知道抱怨。开摩的不了解行情私自降价，让其他人拉不到单子，王庆来的摩托车钥匙被拔，交警来了把他的车扣下。
王庆来不但交了罚款，摩托车也没拿回来，但他并没有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先是埋怨弟弟王庆志在政府工作竟然没法帮忙说话，又把责任怪到何幸福的头上，认为不是她写举报信，也不至于沦落至此。
王庆来在村里本就窝囊，到了城里更是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不顺心时只知道冲别人撒气，而不是像何幸福一样尽自己所能改变。
本就不善与人交流的王庆来不懂道理，还直接提着礼物找王庆志的老丈人，让他给自己介绍工作，犯了送礼的大忌，当着保安的面就把手里的东西往王庆志老丈人的手里塞，被拒绝依然认为自己没什么错，反过来埋怨王庆志，也责怪他的老丈人不给自己面子。
原本何幸福撑起整个王家就已经够辛苦了，王庆来在家里帮不上什么忙，只知道缩在身后，到了城里反倒耀武扬威，让人看的气不打一处来，可想而知，下一集又要让观众血压飙升了。
何幸运故意“炫耀”，关涛好心提醒
何幸运在接受了韩主任提出的条件后，彻底让一心一意帮助她的关涛失望，并因为这件事选择离开。
初入职场的何幸运虽然艰难，但是为了利益和自己的欲望低头，实在是令人不齿。她本可以成为像关涛这样坚持初心，只为正义而战的律师，却渐渐向着韩主任靠拢。在目前放出的预告片中，何幸运也表露出了犯错的前兆。
何幸福在城里打工遇见了关涛，并在他新开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她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妹妹何幸运，到了晚上何幸运开着车找到关涛的律师事务所，一身职业装的何幸运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看起来就很羞涩，还透露着自卑的乡下姑娘了。
但更让人意外的是何幸运在关涛的面前故意将自己的车钥匙放在了桌子上，“炫耀”的小心思挡都挡不住。
对于何幸运来说，关涛是她曾经的贵人，在最难的时候帮助过她，但何幸运最不堪的一面，关涛也曾见过，何幸运太想让关涛知道自己过的好，实则也是为了证明她选择接受万传家的赔偿，并没有选错。
何幸运不但开着豪车在关涛面前“炫耀”，还与关涛硬刚。当初离开事务所之前，关涛曾经告诉王庆志自己对何幸运感到很失望，也是因为对她有些喜欢的情绪在里面，然而自立门户后，关涛听到不少流言蜚语，都是关于何幸运的。
在韩主任手下，何幸运做事相当大胆，虽然是刚转正的律师，但丝毫没有稳扎稳打的意思，这也足见她想要快速成功的野性，关涛对何幸运的提醒，既是出自朋友，也是不想看到她成为另一个韩主任，然而何幸运并不理解关涛的良苦用心。
在何幸运看来，关涛不过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她，每一次何幸运都会用自己是农村孩子说事，但如今已经开上豪车，开始拿到案子挣更多钱的何幸运，已经离她的目标越来越近，而农村出身成了她骨子里的自卑，她认为关涛的提醒不过也是因为对她看不上。
单单是从下集内容就能看得出来，何幸运已经渐渐走入歧途，本身进入律师这一行业就没有想要做个好律师的初心以及正义感，自然会唯利益是从。真正坚持底线的，恐怕只有何幸福和关涛了。
随着剧情的发展，因为何幸福生孩子大出血，万善堂组织全村的村民献血救人，两家的恩怨终于化解，万善堂抱着何幸福的孩子，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无论是土地赔偿的问题，或是万传家猥亵何幸运都已经尘埃落定，虽然何幸运最终选择不告，拿钱了事让人怒其不争，但风波总算过去，何幸福一家也将要开始在万家庄的幸福生活。然而，万万没想到何幸福曾经的一封举报信，让万善堂被带走调查。
作为万家庄的致富带头人，尽管万家庄的村民们知晓万善堂霸道专政，但依然感激他带着大家过上了好日子，正是因为这一封举报信引来了调查组，何幸福即使好话说尽，万善堂还是未能免去牢狱之灾，本就很看重自己名誉的万善堂，因为背上了这一污点突发脑溢血。
此事一出，万传家带着村民大闹何幸福家，导致何幸福和丈夫王庆来不得不抛下刚刚出生的孩子到城里打工，纵使千般不舍，为了避难也只能离开。
但从《幸福到万家》的下集预告来看，目测要火，何幸福与王庆来之间矛盾不断，何幸运也与关涛再碰面，看点十足。
何幸福干保洁被嫌弃，王庆来干啥啥不行
何幸福在万家庄时，即便不是万家庄的人也不是王姓，但她依然与王家一荣共荣，从来没有把自己与王家区分开来，而是努力照顾好这个大家庭。
有能力有魄力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快速的适应，也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来到城里之后何幸福果断决定退掉了王庆志给他们付的房费，选择了一间又小又潮的旅馆住下，白天出门找活干。
何幸福什么脏活累活都不介意，她本就是个很能干的人，因此也很快找到了保洁的工作。然而好心的何幸福看到小孩子在哭就抱起来帮忙哄，却被家长嫌弃她身上又脏又有细菌，何幸福不但被家长指责还被园长直接辞退。
好在何幸福遇见了关涛，在得知他办了一家律师事务之后，帮忙做保健，虽然一个月只给何幸福1500块的工资，但何幸福依然干的很踏实，又是打扫卫生，又是整理桌子，还顺带干了前台的活。
何幸福与关涛合作，画风变得让人舒心了不少，然而来到城里之后的王庆来却是干啥啥不行，遇到问题还只知道抱怨。开摩的不了解行情私自降价，让其他人拉不到单子，王庆来的摩托车钥匙被拔，交警来了把他的车扣下。
王庆来不但交了罚款，摩托车也没拿回来，但他并没有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先是埋怨弟弟王庆志在政府工作竟然没法帮忙说话，又把责任怪到何幸福的头上，认为不是她写举报信，也不至于沦落至此。
王庆来在村里本就窝囊，到了城里更是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不顺心时只知道冲别人撒气，而不是像何幸福一样尽自己所能改变。
本就不善与人交流的王庆来不懂道理，还直接提着礼物找王庆志的老丈人，让他给自己介绍工作，犯了送礼的大忌，当着保安的面就把手里的东西往王庆志老丈人的手里塞，被拒绝依然认为自己没什么错，反过来埋怨王庆志，也责怪他的老丈人不给自己面子。
原本何幸福撑起整个王家就已经够辛苦了，王庆来在家里帮不上什么忙，只知道缩在身后，到了城里反倒耀武扬威，让人看的气不打一处来，可想而知，下一集又要让观众血压飙升了。
何幸运故意“炫耀”，关涛好心提醒
何幸运在接受了韩主任提出的条件后，彻底让一心一意帮助她的关涛失望，并因为这件事选择离开。
初入职场的何幸运虽然艰难，但是为了利益和自己的欲望低头，实在是令人不齿。她本可以成为像关涛这样坚持初心，只为正义而战的律师，却渐渐向着韩主任靠拢。在目前放出的预告片中，何幸运也表露出了犯错的前兆。
何幸福在城里打工遇见了关涛，并在他新开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她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妹妹何幸运，到了晚上何幸运开着车找到关涛的律师事务所，一身职业装的何幸运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看起来就很羞涩，还透露着自卑的乡下姑娘了。
但更让人意外的是何幸运在关涛的面前故意将自己的车钥匙放在了桌子上，“炫耀”的小心思挡都挡不住。
对于何幸运来说，关涛是她曾经的贵人，在最难的时候帮助过她，但何幸运最不堪的一面，关涛也曾见过，何幸运太想让关涛知道自己过的好，实则也是为了证明她选择接受万传家的赔偿，并没有选错。
何幸运不但开着豪车在关涛面前“炫耀”，还与关涛硬刚。当初离开事务所之前，关涛曾经告诉王庆志自己对何幸运感到很失望，也是因为对她有些喜欢的情绪在里面，然而自立门户后，关涛听到不少流言蜚语，都是关于何幸运的。
在韩主任手下，何幸运做事相当大胆，虽然是刚转正的律师，但丝毫没有稳扎稳打的意思，这也足见她想要快速成功的野性，关涛对何幸运的提醒，既是出自朋友，也是不想看到她成为另一个韩主任，然而何幸运并不理解关涛的良苦用心。
在何幸运看来，关涛不过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她，每一次何幸运都会用自己是农村孩子说事，但如今已经开上豪车，开始拿到案子挣更多钱的何幸运，已经离她的目标越来越近，而农村出身成了她骨子里的自卑，她认为关涛的提醒不过也是因为对她看不上。
单单是从下集内容就能看得出来，何幸运已经渐渐走入歧途，本身进入律师这一行业就没有想要做个好律师的初心以及正义感，自然会唯利益是从。真正坚持底线的，恐怕只有何幸福和关涛了。
#深圳立法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一文读懂深圳立法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如何来立生前预嘱？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红星新闻就此采访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科医生、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李瑛。
①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
李瑛：传统医学的做法是，患者到了临终的时候，比如肿瘤终末期或者老年多器官衰竭，虽然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不可能逆转病情，但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仍然会让大多数医生把患者送到ICU进行气管插管等生命支持系统维系生命。
在ICU中，患者会接受很多痛苦的医疗救治措施，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周身浮肿、皮肤溃烂，而且得不到亲人们的陪伴，最终结局也还是不治而终，而且很多家庭可能由此背负高额的医疗债务。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往往在送ICU之前，医生会征求患者家属意见要不要进ICU，大多数家属明知救不过来，但迫于亲情和害怕担上“不孝之子”等罪名而咬牙说“进”。
事后绝大多数家属都后悔不迭，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家属不允许进入ICU探视，根本没办法在亲人活着的时候再见上一面。有时候家属会想要亲人离开ICU，撤出气管插管或者其他生命支持系统，但这可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又牵扯到严重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我们了解到，很多家属表示太难做决定了，如果躺在这里的人是我，我肯定不要进ICU。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预立生前预嘱，在健康或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提前把自己生命最后一公里时，要或不要什么样的医疗措施安排好，以备不时之需是多么的重要。
我的一位70多岁的结肠癌患者，从网上了解到签署了生前预嘱，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医生可以按照签署人自己的意愿采取医疗措施时，于今年初和她的先生一起，专程到我的诊室要求签署生前预嘱，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尊重她的选择。现在她已处于临终期，医院的安宁疗护科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医疗护理方案为她服务，并鼓励她的家人向她进行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家人表示非常欣慰亲人得到了安宁疗护服务。
②如何来立生前预嘱？
李瑛：我们建议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签署生前预嘱，虽然死亡离老年人和不可治愈的严重疾病患者更近，但是生命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最好是在意识清楚、环境轻松的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然后做出决定，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地方没有立法和专设机构管理的情况下，填写的文件，只能自己或者交给家人保管。
目前国内流行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填写，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但对于1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当然，“我的五个愿望”只是生前预嘱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可以口头表达，或者录音录像。预嘱也是可以更新的，以立的最后一份为准。
目前，老年人来立的并不多，可能由于思想观念等问题不太愿意谈论死亡话题。一些经历过生死问题的中老年人填写预嘱的最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此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③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去年才成立，今年相应内容就写进地方法，如何做到如此迅速？
李瑛：刚才上面谈到安宁疗护对生命末期患者的重要性，2019年深圳成为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以后，市卫健委非常重视安宁疗护工作的发展，但是最大的瓶颈在于很少有人知道安宁疗护这项服务。因此，很多有需求的患者得不到相应的服务。
在我们协会成立伊始，市卫健委就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协会将生前预嘱理念推广到千家万户，人人知晓；同时，推动生前预嘱早日立法。刚好2021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更新的一年，由市卫健委法规处牵头，联合我们协会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专家一起，多次讨论了生前预嘱立法的内容，最后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草案提交到市人大，于2021年的6月28日被纳入立法的计划，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终于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表决全票通过。
④立下生前预嘱会不会在病人还有希望救治的时候就放弃治疗？
李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民众没有理解透而担心的问题。其实安宁疗护从定义上就已经很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进入安宁疗护是有严格标准的，需要至少两位执业医师评估。绝不会对签署过预嘱的可救治的急性医疗患者（比如急性心梗、脑出血等）或未经过规范治疗的肿瘤患者等随意放弃原发病的治疗和抢救。
⑤如果签署生前预嘱时要求安宁疗护，但真正在临终时又口头要求气管插管等治疗，这时怎么办？
李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在临终时，求生欲肯定都是有的。比如临终时严重的呼吸困难濒死感，可能大多数患者会要求进行气管插管救治。在5个愿望里，也提到了，假如生命支持措施对缓解症状有好处，那么我需要这些措施。但是对缓解症状无用之后，我要求撤掉它。不过撤掉生命支持治疗，会面临很多医学、伦理甚至是法律上的问题。
生前预嘱可以随时改变，即便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我们尊重患者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没有对与错。但安宁疗护就是解除患者一切痛苦不适的医疗，如果患者发生这样的情况，安宁疗护技术是有办法让患者解除呼吸困难的感受，从而安宁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
⑥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太低。很多民众还不知道，生命末期的医疗权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样就导致安宁疗护的选择率也很低，很少有临终病人或家属到医院寻求安宁疗护服务。然而，宣传生前预嘱是跟死亡教育相关联，很多国人非常忌讳谈论死亡，这也是推广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在深圳比其他城市会好一些，可能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年轻人多，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意识很强。生前预嘱已经在深圳立法，让签署人和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保护。我们希望早日达到生前预嘱家喻户晓的目标。（红星新闻）
①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
李瑛：传统医学的做法是，患者到了临终的时候，比如肿瘤终末期或者老年多器官衰竭，虽然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不可能逆转病情，但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仍然会让大多数医生把患者送到ICU进行气管插管等生命支持系统维系生命。
在ICU中，患者会接受很多痛苦的医疗救治措施，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周身浮肿、皮肤溃烂，而且得不到亲人们的陪伴，最终结局也还是不治而终，而且很多家庭可能由此背负高额的医疗债务。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往往在送ICU之前，医生会征求患者家属意见要不要进ICU，大多数家属明知救不过来，但迫于亲情和害怕担上“不孝之子”等罪名而咬牙说“进”。
事后绝大多数家属都后悔不迭，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家属不允许进入ICU探视，根本没办法在亲人活着的时候再见上一面。有时候家属会想要亲人离开ICU，撤出气管插管或者其他生命支持系统，但这可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又牵扯到严重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我们了解到，很多家属表示太难做决定了，如果躺在这里的人是我，我肯定不要进ICU。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预立生前预嘱，在健康或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提前把自己生命最后一公里时，要或不要什么样的医疗措施安排好，以备不时之需是多么的重要。
我的一位70多岁的结肠癌患者，从网上了解到签署了生前预嘱，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医生可以按照签署人自己的意愿采取医疗措施时，于今年初和她的先生一起，专程到我的诊室要求签署生前预嘱，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尊重她的选择。现在她已处于临终期，医院的安宁疗护科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医疗护理方案为她服务，并鼓励她的家人向她进行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家人表示非常欣慰亲人得到了安宁疗护服务。
②如何来立生前预嘱？
李瑛：我们建议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签署生前预嘱，虽然死亡离老年人和不可治愈的严重疾病患者更近，但是生命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最好是在意识清楚、环境轻松的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然后做出决定，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地方没有立法和专设机构管理的情况下，填写的文件，只能自己或者交给家人保管。
目前国内流行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填写，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但对于1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当然，“我的五个愿望”只是生前预嘱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可以口头表达，或者录音录像。预嘱也是可以更新的，以立的最后一份为准。
目前，老年人来立的并不多，可能由于思想观念等问题不太愿意谈论死亡话题。一些经历过生死问题的中老年人填写预嘱的最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此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③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去年才成立，今年相应内容就写进地方法，如何做到如此迅速？
李瑛：刚才上面谈到安宁疗护对生命末期患者的重要性，2019年深圳成为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以后，市卫健委非常重视安宁疗护工作的发展，但是最大的瓶颈在于很少有人知道安宁疗护这项服务。因此，很多有需求的患者得不到相应的服务。
在我们协会成立伊始，市卫健委就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协会将生前预嘱理念推广到千家万户，人人知晓；同时，推动生前预嘱早日立法。刚好2021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更新的一年，由市卫健委法规处牵头，联合我们协会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专家一起，多次讨论了生前预嘱立法的内容，最后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草案提交到市人大，于2021年的6月28日被纳入立法的计划，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终于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表决全票通过。
④立下生前预嘱会不会在病人还有希望救治的时候就放弃治疗？
李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民众没有理解透而担心的问题。其实安宁疗护从定义上就已经很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进入安宁疗护是有严格标准的，需要至少两位执业医师评估。绝不会对签署过预嘱的可救治的急性医疗患者（比如急性心梗、脑出血等）或未经过规范治疗的肿瘤患者等随意放弃原发病的治疗和抢救。
⑤如果签署生前预嘱时要求安宁疗护，但真正在临终时又口头要求气管插管等治疗，这时怎么办？
李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在临终时，求生欲肯定都是有的。比如临终时严重的呼吸困难濒死感，可能大多数患者会要求进行气管插管救治。在5个愿望里，也提到了，假如生命支持措施对缓解症状有好处，那么我需要这些措施。但是对缓解症状无用之后，我要求撤掉它。不过撤掉生命支持治疗，会面临很多医学、伦理甚至是法律上的问题。
生前预嘱可以随时改变，即便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我们尊重患者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没有对与错。但安宁疗护就是解除患者一切痛苦不适的医疗，如果患者发生这样的情况，安宁疗护技术是有办法让患者解除呼吸困难的感受，从而安宁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
⑥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太低。很多民众还不知道，生命末期的医疗权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样就导致安宁疗护的选择率也很低，很少有临终病人或家属到医院寻求安宁疗护服务。然而，宣传生前预嘱是跟死亡教育相关联，很多国人非常忌讳谈论死亡，这也是推广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在深圳比其他城市会好一些，可能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年轻人多，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意识很强。生前预嘱已经在深圳立法，让签署人和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保护。我们希望早日达到生前预嘱家喻户晓的目标。（红星新闻）
#深圳立法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一文读懂深圳立法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如何来立生前预嘱？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红星新闻就此采访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科医生、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李瑛。详见↓
①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
李瑛：传统医学的做法是，患者到了临终的时候，比如肿瘤终末期或者老年多器官衰竭，虽然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不可能逆转病情，但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仍然会让大多数医生把患者送到ICU进行气管插管等生命支持系统维系生命。
在ICU中，患者会接受很多痛苦的医疗救治措施，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周身浮肿、皮肤溃烂，而且得不到亲人们的陪伴，最终结局也还是不治而终，而且很多家庭可能由此背负高额的医疗债务。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往往在送ICU之前，医生会征求患者家属意见要不要进ICU，大多数家属明知救不过来，但迫于亲情和害怕担上“不孝之子”等罪名而咬牙说“进”。
事后绝大多数家属都后悔不迭，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家属不允许进入ICU探视，根本没办法在亲人活着的时候再见上一面。有时候家属会想要亲人离开ICU，撤出气管插管或者其他生命支持系统，但这可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又牵扯到严重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我们了解到，很多家属表示太难做决定了，如果躺在这里的人是我，我肯定不要进ICU。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预立生前预嘱，在健康或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提前把自己生命最后一公里时，要或不要什么样的医疗措施安排好，以备不时之需是多么的重要。
我的一位70多岁的结肠癌患者，从网上了解到签署了生前预嘱，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医生可以按照签署人自己的意愿采取医疗措施时，于今年初和她的先生一起，专程到我的诊室要求签署生前预嘱，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尊重她的选择。现在她已处于临终期，医院的安宁疗护科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医疗护理方案为她服务，并鼓励她的家人向她进行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家人表示非常欣慰亲人得到了安宁疗护服务。
②如何来立生前预嘱？
李瑛：我们建议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签署生前预嘱，虽然死亡离老年人和不可治愈的严重疾病患者更近，但是生命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最好是在意识清楚、环境轻松的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然后做出决定，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地方没有立法和专设机构管理的情况下，填写的文件，只能自己或者交给家人保管。
目前国内流行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填写，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但对于1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当然，“我的五个愿望”只是生前预嘱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可以口头表达，或者录音录像。预嘱也是可以更新的，以立的最后一份为准。
目前，老年人来立的并不多，可能由于思想观念等问题不太愿意谈论死亡话题。一些经历过生死问题的中老年人填写预嘱的最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此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③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去年才成立，今年相应内容就写进地方法，如何做到如此迅速？
李瑛：刚才上面谈到安宁疗护对生命末期患者的重要性，2019年深圳成为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以后，市卫健委非常重视安宁疗护工作的发展，但是最大的瓶颈在于很少有人知道安宁疗护这项服务。因此，很多有需求的患者得不到相应的服务。
在我们协会成立伊始，市卫健委就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协会将生前预嘱理念推广到千家万户，人人知晓；同时，推动生前预嘱早日立法。刚好2021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更新的一年，由市卫健委法规处牵头，联合我们协会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专家一起，多次讨论了生前预嘱立法的内容，最后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草案提交到市人大，于2021年的6月28日被纳入立法的计划，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终于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表决全票通过。
④立下生前预嘱会不会在病人还有希望救治的时候就放弃治疗？
李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民众没有理解透而担心的问题。其实安宁疗护从定义上就已经很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进入安宁疗护是有严格标准的，需要至少两位执业医师评估。绝不会对签署过预嘱的可救治的急性医疗患者（比如急性心梗、脑出血等）或未经过规范治疗的肿瘤患者等随意放弃原发病的治疗和抢救。
⑤如果签署生前预嘱时要求安宁疗护，但真正在临终时又口头要求气管插管等治疗，这时怎么办？
李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在临终时，求生欲肯定都是有的。比如临终时严重的呼吸困难濒死感，可能大多数患者会要求进行气管插管救治。在5个愿望里，也提到了，假如生命支持措施对缓解症状有好处，那么我需要这些措施。但是对缓解症状无用之后，我要求撤掉它。不过撤掉生命支持治疗，会面临很多医学、伦理甚至是法律上的问题。
生前预嘱可以随时改变，即便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我们尊重患者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没有对与错。但安宁疗护就是解除患者一切痛苦不适的医疗，如果患者发生这样的情况，安宁疗护技术是有办法让患者解除呼吸困难的感受，从而安宁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
⑥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太低。很多民众还不知道，生命末期的医疗权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样就导致安宁疗护的选择率也很低，很少有临终病人或家属到医院寻求安宁疗护服务。然而，宣传生前预嘱是跟死亡教育相关联，很多国人非常忌讳谈论死亡，这也是推广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在深圳比其他城市会好一些，可能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年轻人多，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意识很强。生前预嘱已经在深圳立法，让签署人和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保护。我们希望早日达到生前预嘱家喻户晓的目标。（红星新闻）
①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
李瑛：传统医学的做法是，患者到了临终的时候，比如肿瘤终末期或者老年多器官衰竭，虽然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不可能逆转病情，但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仍然会让大多数医生把患者送到ICU进行气管插管等生命支持系统维系生命。
在ICU中，患者会接受很多痛苦的医疗救治措施，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周身浮肿、皮肤溃烂，而且得不到亲人们的陪伴，最终结局也还是不治而终，而且很多家庭可能由此背负高额的医疗债务。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往往在送ICU之前，医生会征求患者家属意见要不要进ICU，大多数家属明知救不过来，但迫于亲情和害怕担上“不孝之子”等罪名而咬牙说“进”。
事后绝大多数家属都后悔不迭，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家属不允许进入ICU探视，根本没办法在亲人活着的时候再见上一面。有时候家属会想要亲人离开ICU，撤出气管插管或者其他生命支持系统，但这可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又牵扯到严重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我们了解到，很多家属表示太难做决定了，如果躺在这里的人是我，我肯定不要进ICU。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预立生前预嘱，在健康或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提前把自己生命最后一公里时，要或不要什么样的医疗措施安排好，以备不时之需是多么的重要。
我的一位70多岁的结肠癌患者，从网上了解到签署了生前预嘱，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医生可以按照签署人自己的意愿采取医疗措施时，于今年初和她的先生一起，专程到我的诊室要求签署生前预嘱，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尊重她的选择。现在她已处于临终期，医院的安宁疗护科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医疗护理方案为她服务，并鼓励她的家人向她进行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家人表示非常欣慰亲人得到了安宁疗护服务。
②如何来立生前预嘱？
李瑛：我们建议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签署生前预嘱，虽然死亡离老年人和不可治愈的严重疾病患者更近，但是生命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最好是在意识清楚、环境轻松的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然后做出决定，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地方没有立法和专设机构管理的情况下，填写的文件，只能自己或者交给家人保管。
目前国内流行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填写，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但对于1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当然，“我的五个愿望”只是生前预嘱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可以口头表达，或者录音录像。预嘱也是可以更新的，以立的最后一份为准。
目前，老年人来立的并不多，可能由于思想观念等问题不太愿意谈论死亡话题。一些经历过生死问题的中老年人填写预嘱的最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此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③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去年才成立，今年相应内容就写进地方法，如何做到如此迅速？
李瑛：刚才上面谈到安宁疗护对生命末期患者的重要性，2019年深圳成为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以后，市卫健委非常重视安宁疗护工作的发展，但是最大的瓶颈在于很少有人知道安宁疗护这项服务。因此，很多有需求的患者得不到相应的服务。
在我们协会成立伊始，市卫健委就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协会将生前预嘱理念推广到千家万户，人人知晓；同时，推动生前预嘱早日立法。刚好2021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更新的一年，由市卫健委法规处牵头，联合我们协会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专家一起，多次讨论了生前预嘱立法的内容，最后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草案提交到市人大，于2021年的6月28日被纳入立法的计划，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终于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表决全票通过。
④立下生前预嘱会不会在病人还有希望救治的时候就放弃治疗？
李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民众没有理解透而担心的问题。其实安宁疗护从定义上就已经很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进入安宁疗护是有严格标准的，需要至少两位执业医师评估。绝不会对签署过预嘱的可救治的急性医疗患者（比如急性心梗、脑出血等）或未经过规范治疗的肿瘤患者等随意放弃原发病的治疗和抢救。
⑤如果签署生前预嘱时要求安宁疗护，但真正在临终时又口头要求气管插管等治疗，这时怎么办？
李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在临终时，求生欲肯定都是有的。比如临终时严重的呼吸困难濒死感，可能大多数患者会要求进行气管插管救治。在5个愿望里，也提到了，假如生命支持措施对缓解症状有好处，那么我需要这些措施。但是对缓解症状无用之后，我要求撤掉它。不过撤掉生命支持治疗，会面临很多医学、伦理甚至是法律上的问题。
生前预嘱可以随时改变，即便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我们尊重患者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没有对与错。但安宁疗护就是解除患者一切痛苦不适的医疗，如果患者发生这样的情况，安宁疗护技术是有办法让患者解除呼吸困难的感受，从而安宁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
⑥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太低。很多民众还不知道，生命末期的医疗权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样就导致安宁疗护的选择率也很低，很少有临终病人或家属到医院寻求安宁疗护服务。然而，宣传生前预嘱是跟死亡教育相关联，很多国人非常忌讳谈论死亡，这也是推广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在深圳比其他城市会好一些，可能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年轻人多，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意识很强。生前预嘱已经在深圳立法，让签署人和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保护。我们希望早日达到生前预嘱家喻户晓的目标。（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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