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之冀##共话最美家乡#观海胜地碣石山
有关碣石山的记载，始见于我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山海经·北山经》在首山为“太行之山”的“北次三经”结尾部分记云：“又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鱼。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这段记载表明在远古时的民间传说中，坐落在群山尽北处的碣石山是很神奇的，不仅山青石碧，而且有美丽的玉石出产。《禹贡》在记冀州的入贡之道时云：“……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这显然是在说远古时的碣石山似楬插于海岸，为东北进贡的少数民族“岛夷”（一说为“鸟夷”）乘舟遵海入河（指古黄河口，时在今天津一带）转航时必望的航标；此外，《禹贡》在记“导岍及岐”之北中国山脉走势时云：“导岍（qiān）及岐……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这一记述则又表明古代的碣石山是与“太行”、“恒山”等古代有名的大山脉络相联、形势相应的，系山之尽头海之畔的重要标志。《禹贡》记载的“碣石”，指的明显是渤海北岸的一座特出的大山，并非海边或海中的礁石，更非远离“太行”、“恒山”等古代大山的鲁北一座海拔60多米的孤零零的小山峁。而与古人这些记载名实相符的，惟有坐落在今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在这一带近海平原，再也没有别的山峰可与之相混。长期以来，碣石山地当中原与辽东的交通冲要，不仅为山之尽头海之畔的标志，而且是古今重要的地望航标。时至今日，昌黎、抚宁、秦皇岛、山海关和乐亭、滦南一带的渔民出海打鱼，仍常以碣石山为航海标志，其主峰在海中矗矗高出，神奇无比，完全可以作禹贡时代的转航之标准。早在唐朝，就有人认定这座山就是古碣石山。冀州衡水（今河北省衡水市）人，唐太宗的“十八学士”之一，唐朝初期有名的经学家孔颖达在注河北道之名山“碣石”时云：“碣石在平州东，离海三十里。远望其山，穹窿似冢，有石特出山顶，其形如柱，当即《禹贡》之碣石。” 可见，昌黎碣石山被认定为“古碣石”是由来已久的。这就难怪历代正史的地理志多传承有序，把碣石山记载在今昌黎地了。
正因古人眼中的“碣石”是重要的地理坐标，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碣石”常作为标志渤海北岸一个地域的名称出现，如《战国策·燕策》有“燕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一说，《史记·天官书》云“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汉书·天文志》明确记为：“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渤海碣石。”），《史记·货殖列传》亦有“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zhān）裘、筋角”之语。由此，“碣石”入诗，也多以北方沿海地域，乃至北方地区的代称出现。如唐朝诗人高适的“碣石辽西地，渔阳蓟北天”（《别冯判官》），杜甫的“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昔游》，文天祥《北行九十二》借其句吟有“浮云连海岱，寒芜际碣石”），张若虚的“斜月沉沉藏雾海，碣石潇湘无限路”（《春江花月夜》），韦应物的“岂如昆明与碣石，一箭飞中隔远天”（《弹棋歌》），等等，其中的“碣石”几乎成了北国远塞的代名词。
也正因群山特出于渤海近岸，濒临大海，碣石山自古就以观海胜地著称。不仅如此，因便于航海，碣石山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发生了密切联系，成为以海中的“三神山”传说为主体的中国东方神仙文化的主要策源地。为此，笃信“神仙”说的秦始皇、汉武帝等均把碣石山作为出巡的重要目标之一，以至引得魏武帝、北魏文成帝、北齐文宣帝等帝王也相继在碣石山留下游踪，唐太宗出兵高丽时亦“碣石想秦皇”。魏武帝曹操于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秋天，北征乌桓凯旋归来，特意路经今昌黎地，“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留下了千古名唱《碣石篇》；而谥号晋宣帝的司马懿在曹操“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后31年，率兵赴辽东征伐公孙渊时，亦“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晋书·宣帝纪》）。
由于碣石山地当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交接地带的交通冲要，在中国历史上，这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隋唐以来，古榆关背倚碣石天险，形成一道雄关险隘，这一军事形势直至明朝政府将其关口移到山海关以后也未改变。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在《燕歌行》中曾用“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形容古老而奇险的碣石山一带作为古战场的激烈、壮观的战斗场景。“摐（chuāng）金”即敲锣，“伐鼓”即击鼓，“旌旆（jīngpèi）”指军中的各种旗帜，“逶迤”形容曲折前进状。这两句诗是在说，当时的唐朝军队驻扎在碣石山前的边塞重镇榆关一带，在抗击契丹军队的进犯时，先头部队敲锣击鼓冲出榆关，大部队在碣石山上列阵为盾，筑成固若金汤的防线。这一描写，足以说明，在隋唐时碣石之险与榆关之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凭山作险，山为关添雄，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道重要的关山。
碣石山的名胜古迹很多，形成游览区的年代久远，至少可追溯到上千年左右的辽、金时期，迄今尚能在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以及周围找到金代遗留的记游刻石。明、清以来，这里成了京东有名的游览胜地，特别是北京至沈阳的京奉铁路修通以后，变为了天津、唐山、榆关（即山海关）、锦州一线的游人麇集之处。20世纪初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多次到碣石山中游览，在碣石山中的“人间奇境”——五峰山韩文公祠避暑，并作过政治避难，在山中写出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革命论著，以及一些游记、散文和诗歌等，使碣石山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注册生辉。1954年夏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距碣石山不远的北戴河海滨，抚今追昔，写下“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等诗句，从而使碣石山这座历史名山更加声名煊赫，愈来愈被海内外游人所瞩目。
有关碣石山的记载，始见于我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山海经·北山经》在首山为“太行之山”的“北次三经”结尾部分记云：“又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鱼。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这段记载表明在远古时的民间传说中，坐落在群山尽北处的碣石山是很神奇的，不仅山青石碧，而且有美丽的玉石出产。《禹贡》在记冀州的入贡之道时云：“……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这显然是在说远古时的碣石山似楬插于海岸，为东北进贡的少数民族“岛夷”（一说为“鸟夷”）乘舟遵海入河（指古黄河口，时在今天津一带）转航时必望的航标；此外，《禹贡》在记“导岍及岐”之北中国山脉走势时云：“导岍（qiān）及岐……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这一记述则又表明古代的碣石山是与“太行”、“恒山”等古代有名的大山脉络相联、形势相应的，系山之尽头海之畔的重要标志。《禹贡》记载的“碣石”，指的明显是渤海北岸的一座特出的大山，并非海边或海中的礁石，更非远离“太行”、“恒山”等古代大山的鲁北一座海拔60多米的孤零零的小山峁。而与古人这些记载名实相符的，惟有坐落在今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在这一带近海平原，再也没有别的山峰可与之相混。长期以来，碣石山地当中原与辽东的交通冲要，不仅为山之尽头海之畔的标志，而且是古今重要的地望航标。时至今日，昌黎、抚宁、秦皇岛、山海关和乐亭、滦南一带的渔民出海打鱼，仍常以碣石山为航海标志，其主峰在海中矗矗高出，神奇无比，完全可以作禹贡时代的转航之标准。早在唐朝，就有人认定这座山就是古碣石山。冀州衡水（今河北省衡水市）人，唐太宗的“十八学士”之一，唐朝初期有名的经学家孔颖达在注河北道之名山“碣石”时云：“碣石在平州东，离海三十里。远望其山，穹窿似冢，有石特出山顶，其形如柱，当即《禹贡》之碣石。” 可见，昌黎碣石山被认定为“古碣石”是由来已久的。这就难怪历代正史的地理志多传承有序，把碣石山记载在今昌黎地了。
正因古人眼中的“碣石”是重要的地理坐标，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碣石”常作为标志渤海北岸一个地域的名称出现，如《战国策·燕策》有“燕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一说，《史记·天官书》云“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汉书·天文志》明确记为：“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渤海碣石。”），《史记·货殖列传》亦有“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zhān）裘、筋角”之语。由此，“碣石”入诗，也多以北方沿海地域，乃至北方地区的代称出现。如唐朝诗人高适的“碣石辽西地，渔阳蓟北天”（《别冯判官》），杜甫的“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昔游》，文天祥《北行九十二》借其句吟有“浮云连海岱，寒芜际碣石”），张若虚的“斜月沉沉藏雾海，碣石潇湘无限路”（《春江花月夜》），韦应物的“岂如昆明与碣石，一箭飞中隔远天”（《弹棋歌》），等等，其中的“碣石”几乎成了北国远塞的代名词。
也正因群山特出于渤海近岸，濒临大海，碣石山自古就以观海胜地著称。不仅如此，因便于航海，碣石山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发生了密切联系，成为以海中的“三神山”传说为主体的中国东方神仙文化的主要策源地。为此，笃信“神仙”说的秦始皇、汉武帝等均把碣石山作为出巡的重要目标之一，以至引得魏武帝、北魏文成帝、北齐文宣帝等帝王也相继在碣石山留下游踪，唐太宗出兵高丽时亦“碣石想秦皇”。魏武帝曹操于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秋天，北征乌桓凯旋归来，特意路经今昌黎地，“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留下了千古名唱《碣石篇》；而谥号晋宣帝的司马懿在曹操“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后31年，率兵赴辽东征伐公孙渊时，亦“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晋书·宣帝纪》）。
由于碣石山地当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交接地带的交通冲要，在中国历史上，这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隋唐以来，古榆关背倚碣石天险，形成一道雄关险隘，这一军事形势直至明朝政府将其关口移到山海关以后也未改变。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在《燕歌行》中曾用“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形容古老而奇险的碣石山一带作为古战场的激烈、壮观的战斗场景。“摐（chuāng）金”即敲锣，“伐鼓”即击鼓，“旌旆（jīngpèi）”指军中的各种旗帜，“逶迤”形容曲折前进状。这两句诗是在说，当时的唐朝军队驻扎在碣石山前的边塞重镇榆关一带，在抗击契丹军队的进犯时，先头部队敲锣击鼓冲出榆关，大部队在碣石山上列阵为盾，筑成固若金汤的防线。这一描写，足以说明，在隋唐时碣石之险与榆关之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凭山作险，山为关添雄，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道重要的关山。
碣石山的名胜古迹很多，形成游览区的年代久远，至少可追溯到上千年左右的辽、金时期，迄今尚能在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以及周围找到金代遗留的记游刻石。明、清以来，这里成了京东有名的游览胜地，特别是北京至沈阳的京奉铁路修通以后，变为了天津、唐山、榆关（即山海关）、锦州一线的游人麇集之处。20世纪初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多次到碣石山中游览，在碣石山中的“人间奇境”——五峰山韩文公祠避暑，并作过政治避难，在山中写出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革命论著，以及一些游记、散文和诗歌等，使碣石山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注册生辉。1954年夏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距碣石山不远的北戴河海滨，抚今追昔，写下“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等诗句，从而使碣石山这座历史名山更加声名煊赫，愈来愈被海内外游人所瞩目。
仰韶文化：孕育华夏文明核心基因
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的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仰韶文化，因最早发现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
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仰韶文化涉及我国多个省区，距今约5000年到7000年。它覆盖范围广，延续时间长。虽然时间久远，但我们仍能从考古学发现中，看见那个时代仰韶文化闪动的光芒。
考古学家说，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根主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海说，研究表明，仰韶文化之中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也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粟作农业模式，在仰韶文化中孕育发展
通过考古我们已经知道，仰韶文化以粟作（或称为旱作）农业为基础。
张海介绍，粟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并不简单。
研究表明，自末次冰期以来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史前人类即已开始广泛利用禾本科植物，这就为粟黍的早期驯化奠定了基础。明确的植物考古证据表明，至少在距今8000年的北方地区普遍出现了栽培的粟黍。从栽培的作物品种来看，黍的比例最突出，粟次之，同时，当时的人类还大量采食栎果、酸枣等野生果实。家畜方面，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已经发现狗的驯化；家猪早期驯化的证据虽然有，但还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张海说，如此表明，处于早期驯化阶段的以黍为主的粟作农业经济并不成熟，这种情况在进入仰韶文化之后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有证据表明，大致在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仰韶文化的兴起，粟作农业迅速发展成熟。主要表现就是粟的比例大大增加，黍的比例同步下降，与此同时，采集野生果实的数量也大大下降，而大豆的比例开始上升。尽管对仰韶文化时期的大豆是否已经被完全驯化还存在争议，但显然那时的人类已经开始普遍有意识地利用豆类资源。
张海指出，中原地区有一些仰韶文化遗址还存在数量不多的水稻，表明随着稻作农业的北传，仰韶文化的成熟粟作农业经济体系中已经出现了混作的特征。
伴随着仰韶文化成熟的粟、黍、豆、稻的作物品种组合模式，仰韶文化的家畜和动物资源利用模式也基本固定下来。仰韶人还普遍狩猎鹿等野生动物。“上述原始农业经济模式可以看做是成熟的粟作农业模式，它不仅是在仰韶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奠定了仰韶文化繁荣大发展的经济基础。”张海表示，粟作农业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汉代，粟仍然是黄河流域主要的粮食作物。
有“大房子”，有公共生活
说到仰韶人的社会生活，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词——“大房子”。
对，你的理解没错，就是面积较大的房址。
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分布范围甚广。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下河、山西离石德岗、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都曾报道发现有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方形或五边形“大房子”。
张海介绍，学界一般将仰韶文化时期看作是氏族社会的大发展阶段，并从对单个聚落形态和公共墓地的研究来论证仰韶文化的社会结构。
有研究者根据民族志的记录认为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并非一般的居住空间，而是社群的公共议事场所，是对整个社群重大事务进行集体商讨和决议的地方。
“大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也令人好奇。近年来，有研究者利用微体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推测在仰韶文化的“大房子”里还可能发生了集体的宴饮行为。“由此可见，集体权力的行使是仰韶文化社会组织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张海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介绍了河南对灵宝成烟遗址的发掘情况。城烟遗址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川口乡城烟村南，现存面积3万余平方米。2019年和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发掘。共发现各时期房址40多座，墓葬80座。此外，还发现石雕蚕茧形象、在瓮棺葬中发现可能存在的丝绸遗存等。
仰韶早期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数座带有墙基的地面式房址面积较大，最大者面积约153平方米，周围带有回廊，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带回廊建筑。魏兴涛表示，在遗址中北部两条壕沟之间发现有两道平行的夯筑墙基，可能为早期城址的雏形。“这一切表明豫西晋西南地区在仰韶早期已有较高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指出，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地区——河南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进行的调查显示，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表明，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与其他地区相比，庙底沟社会‘质朴执中’、重视宗族和集体事务的发展道路，如黄土般厚重，积蓄了中国式文明型国家构建的重要底蕴。”李新伟说。
彩陶文化，诉说某种信仰与精神
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
在博物馆展示的仰韶彩陶上，你常能看到的图案，就是鸟和鱼。
鱼，有典型的，有变体的，还有简洁版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马明志介绍，关于仰韶文化的内涵，学术界有明确的界定。以代表性的陶器为例，陶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以宽带、鱼类、蛙类、鸟类、人面、獠牙兽面纹为主要题材，典型器类有尖底瓶、蒜头壶、葫芦瓶、尖底罐、夹砂鼓腹罐、瓮、钵、盆等。
他认为，彩陶上的人面形象，指的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即巫祝；鱼、鸟等动物，是联络巫祝和神祇的使者；在现代人看来长得有些狰狞的形象，指的就是神祇。
马明志说，仰韶彩陶以人面、鱼、鸟、獠牙神祇为主体，并且形成稳定、系统的组合主题，这种主题不仅仅是一种陶器装饰图案，它还反映了仰韶文化神祇与巫祝信仰体系。“它是仰韶文化信仰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理想构型。”这样的神祇题材还影响了龙山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礼器图案题材，应该是青铜时代信仰系统的重要源头。
张海提醒，尽管庙底沟时期彩陶发达，但彩陶在仰韶文化典型陶器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似乎说明彩陶并非简单的日用器类，或许有特殊的用途。
尽管学界对庙底沟彩陶纹样有不同的解读，但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彩陶代表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共性，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核心要素。
近年来，一些新技术手段的研究表明，庙底沟彩陶的传播是与成熟粟作农业和人群的传播同步展开的。比如，西辽河流域的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即同时出现了彩陶、成熟的粟作农业经济和超过10%的来自中原仰韶文化人群的遗传基因。“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海说。
来源：科技日报
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的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仰韶文化，因最早发现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
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仰韶文化涉及我国多个省区，距今约5000年到7000年。它覆盖范围广，延续时间长。虽然时间久远，但我们仍能从考古学发现中，看见那个时代仰韶文化闪动的光芒。
考古学家说，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根主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海说，研究表明，仰韶文化之中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也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粟作农业模式，在仰韶文化中孕育发展
通过考古我们已经知道，仰韶文化以粟作（或称为旱作）农业为基础。
张海介绍，粟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并不简单。
研究表明，自末次冰期以来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史前人类即已开始广泛利用禾本科植物，这就为粟黍的早期驯化奠定了基础。明确的植物考古证据表明，至少在距今8000年的北方地区普遍出现了栽培的粟黍。从栽培的作物品种来看，黍的比例最突出，粟次之，同时，当时的人类还大量采食栎果、酸枣等野生果实。家畜方面，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已经发现狗的驯化；家猪早期驯化的证据虽然有，但还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张海说，如此表明，处于早期驯化阶段的以黍为主的粟作农业经济并不成熟，这种情况在进入仰韶文化之后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有证据表明，大致在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仰韶文化的兴起，粟作农业迅速发展成熟。主要表现就是粟的比例大大增加，黍的比例同步下降，与此同时，采集野生果实的数量也大大下降，而大豆的比例开始上升。尽管对仰韶文化时期的大豆是否已经被完全驯化还存在争议，但显然那时的人类已经开始普遍有意识地利用豆类资源。
张海指出，中原地区有一些仰韶文化遗址还存在数量不多的水稻，表明随着稻作农业的北传，仰韶文化的成熟粟作农业经济体系中已经出现了混作的特征。
伴随着仰韶文化成熟的粟、黍、豆、稻的作物品种组合模式，仰韶文化的家畜和动物资源利用模式也基本固定下来。仰韶人还普遍狩猎鹿等野生动物。“上述原始农业经济模式可以看做是成熟的粟作农业模式，它不仅是在仰韶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奠定了仰韶文化繁荣大发展的经济基础。”张海表示，粟作农业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汉代，粟仍然是黄河流域主要的粮食作物。
有“大房子”，有公共生活
说到仰韶人的社会生活，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词——“大房子”。
对，你的理解没错，就是面积较大的房址。
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分布范围甚广。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下河、山西离石德岗、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都曾报道发现有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方形或五边形“大房子”。
张海介绍，学界一般将仰韶文化时期看作是氏族社会的大发展阶段，并从对单个聚落形态和公共墓地的研究来论证仰韶文化的社会结构。
有研究者根据民族志的记录认为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并非一般的居住空间，而是社群的公共议事场所，是对整个社群重大事务进行集体商讨和决议的地方。
“大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也令人好奇。近年来，有研究者利用微体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推测在仰韶文化的“大房子”里还可能发生了集体的宴饮行为。“由此可见，集体权力的行使是仰韶文化社会组织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张海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介绍了河南对灵宝成烟遗址的发掘情况。城烟遗址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川口乡城烟村南，现存面积3万余平方米。2019年和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发掘。共发现各时期房址40多座，墓葬80座。此外，还发现石雕蚕茧形象、在瓮棺葬中发现可能存在的丝绸遗存等。
仰韶早期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数座带有墙基的地面式房址面积较大，最大者面积约153平方米，周围带有回廊，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带回廊建筑。魏兴涛表示，在遗址中北部两条壕沟之间发现有两道平行的夯筑墙基，可能为早期城址的雏形。“这一切表明豫西晋西南地区在仰韶早期已有较高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指出，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地区——河南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进行的调查显示，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表明，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与其他地区相比，庙底沟社会‘质朴执中’、重视宗族和集体事务的发展道路，如黄土般厚重，积蓄了中国式文明型国家构建的重要底蕴。”李新伟说。
彩陶文化，诉说某种信仰与精神
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
在博物馆展示的仰韶彩陶上，你常能看到的图案，就是鸟和鱼。
鱼，有典型的，有变体的，还有简洁版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马明志介绍，关于仰韶文化的内涵，学术界有明确的界定。以代表性的陶器为例，陶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以宽带、鱼类、蛙类、鸟类、人面、獠牙兽面纹为主要题材，典型器类有尖底瓶、蒜头壶、葫芦瓶、尖底罐、夹砂鼓腹罐、瓮、钵、盆等。
他认为，彩陶上的人面形象，指的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即巫祝；鱼、鸟等动物，是联络巫祝和神祇的使者；在现代人看来长得有些狰狞的形象，指的就是神祇。
马明志说，仰韶彩陶以人面、鱼、鸟、獠牙神祇为主体，并且形成稳定、系统的组合主题，这种主题不仅仅是一种陶器装饰图案，它还反映了仰韶文化神祇与巫祝信仰体系。“它是仰韶文化信仰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理想构型。”这样的神祇题材还影响了龙山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礼器图案题材，应该是青铜时代信仰系统的重要源头。
张海提醒，尽管庙底沟时期彩陶发达，但彩陶在仰韶文化典型陶器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似乎说明彩陶并非简单的日用器类，或许有特殊的用途。
尽管学界对庙底沟彩陶纹样有不同的解读，但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彩陶代表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共性，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核心要素。
近年来，一些新技术手段的研究表明，庙底沟彩陶的传播是与成熟粟作农业和人群的传播同步展开的。比如，西辽河流域的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即同时出现了彩陶、成熟的粟作农业经济和超过10%的来自中原仰韶文化人群的遗传基因。“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海说。
来源：科技日报
【当一个孩童杀死另一个孩童：大连女童被害案罪与罚】10月20日，淇淇的一周年忌日，贺美玲再一次身着黑衣来到案发地祭奠女儿，那天本是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但萦绕在贺美玲心头的阴霾没有驱散。女儿遇害后，贺美玲的人生失去了色彩。她常常身穿黑衣、捧着白花跪在凶案发生的地方，一边祭奠，一边痛哭。一年前的10月20日，10岁的淇淇（化名）被父亲王久章在距家5米外的绿化带找到，遗体上覆盖着编织袋和砖头。凶手是一位13岁的男童。行凶时他距离14岁还差三个月，未达到法定刑责年龄，被处三年收容教养。
这是贺美玲心中无法排解的伤痛。她想要争取一个“公道”，尽管她知道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已是顶格的惩罚。但她放不下，哪怕是一个道歉，一个赔偿，她也没有等到。淇淇的遗体至今在殡仪馆里停放着。小小的身体冰凉冰凉的。贺美玲常会想起，她在的那些日子是多么的温暖。
10月20日，是个星期天，午饭过后，贺美玲帮淇淇梳上小辫儿，她便跟着哥哥去了美术班学画画。在这之前，她玩了一会手机，为了不吵到哥哥，她把手机调到了震动模式。在迷迷糊糊的午睡里，贺美玲恍惚看到淇淇披上一件红色夹克衫出了门，临走前淇淇还说，“妈，外面冷不冷？我去上课了，再见。”
几个小时后，贺美玲醒来，发现丈夫王久章的许多未接来电，她竟然一个也没听到。电话那头，王久章说，淇淇还没回来，他担心她遇到了危险。
夫妻俩开始疯狂地寻找女儿。他们去调看了小区的监控视频，身穿红衣的淇淇，独自蹦蹦跳跳地穿过马路，之后便不见踪影。直到张贴寻人启事一个小时后，他们找到了淇淇。她静静地躺在那里，再也不会说话了。
想到淇淇惨死的情形，贺美玲便控制不住情绪。哪怕女儿是因为交通事故去世她都可以接受，但这样的死状加上蔡家人的反应，她怎么也无法释怀。
“他们不光是蔑视我们，也是蔑视法律，一开始是孩子，接着是父母。”贺美玲翻出收藏在手机里的关于蔡鸣的聊天记录，在行凶后，蔡鸣曾在微信群里称，自己“好不容易从嫌疑名单里出来，又进去了”，“我虚岁14”，“警察来找我了，我录音给你们听啊”，“那是奸杀，我有那么色吗？”每当看到这些，贺美玲都会气得手抖。
田参军曾经接到法院的电话，说收到了蔡家人的道歉信，法官在电话里读了一遍。但田参军和淇淇家属并没有收到这封信，道歉内容也没有公开发布，这让贺美玲一度怀疑，这封信是不是蔡家人写的。
9月初，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贺美玲第一次进到了蔡鸣家中——窗户碎了，家具破破烂烂，屋内乱得无法下脚，四处黑漆漆一片。一进来，女儿被杀的场景便浮现在贺美玲的眼前。就在这里，凶手杀害淇淇后还安然做着作业。她从别人那听说这件事后，痛苦不已。
在淇淇一周年忌日的那天，贺美玲的儿子没有到现场，她说后悔让儿子一同去认领淇淇的遗体，因为淇淇一丝不挂，身上的刀口和伤痕清晰可见。
当天回家后，儿子便躲在屋里哭，不说话也不吃饭，一周后才去上课。彼时他正上初三，考上高中的希望很大，但妹妹的离去打击了他。老师说，他就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但学不进去。
贺美玲无意间听到儿子对同学说，自己有点厌恶大连这个地方，不希望别人知道他妹妹的事。有一次儿子在摆弄手机，贺美玲说了两句，儿子有些落寞地说，他感到孤单，自己缺少关心。一听这话，贺美玲抱着儿子一同哭了起来。
今年国庆，儿子从学校回来，贺美玲带着他去外面散散心。他们来到一个广场，儿子经常会带着淇淇来这坐碰碰车，两人一台车，玩得不亦乐乎。如今贺美玲让儿子去玩，儿子也没有什么兴趣，只是默默看了一会。“说没意思”，贺美玲知道他是想妹妹了，但他没有说出口，贺美玲也不说。
王久章的变化更是显而易见，42岁的他如今一头白发、身形瘦削，亲戚们都觉得他一下子老了五六岁。以前只要有空，王久章就爱带着淇淇开车去海边，他爱钓鱼，女儿陪着他钓。鱼没上钩时，王久章就给女儿拍照。如今手机成了王久章最重要的东西之一，里面保存着他和女儿珍贵的回忆。
一周年那天，他负责烧纸，把瘫倒的妻子扶起。等回来后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讨论着案件，他一个人搬了张板凳坐在一旁，发起了呆。
10月13日，贺美玲放在屋里的手机陆陆续续响动起来，她连忙进屋查看，得到了这一年来为数不多的几个好消息。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律师田参军觉得，淇淇的案子或许会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标志性事件。但他也告诉贺美玲，即使草案成为法律，对过去的案件可能也没有溯及力。
现在，贺美玲还在等待蔡鸣家人的道歉和赔偿，等到案件有了进展，他们打算将淇淇的遗体火化。不久前，贺美玲把屋子收拾了一下，原本淇淇的小床就挨着自己的床，亲戚都劝她拆掉。拆掉小床后，屋子一下子空旷起来。原本热闹温馨的小家如今有些死气沉沉，只剩下两只鹦鹉在阳台叽叽喳喳。
这是邻居送给淇淇的，淇淇对它们疼爱有加。淇淇走后，哥哥开始悉心喂养，还时不时关照母亲，把鸟笼子从阳台外拿回来，别把鸟冻坏了。
屋里的墙上贴着淇淇的奖状，她的童年照、旅游照随处可见，夫妻俩想女儿了就可以看到。在手机里，贺美玲保存着一张淇淇在上学时写的信，上面写道，“妈妈爸爸，我想对您说，您辛苦了！”详情>>https://t.cn/A6beF943
这是贺美玲心中无法排解的伤痛。她想要争取一个“公道”，尽管她知道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已是顶格的惩罚。但她放不下，哪怕是一个道歉，一个赔偿，她也没有等到。淇淇的遗体至今在殡仪馆里停放着。小小的身体冰凉冰凉的。贺美玲常会想起，她在的那些日子是多么的温暖。
10月20日，是个星期天，午饭过后，贺美玲帮淇淇梳上小辫儿，她便跟着哥哥去了美术班学画画。在这之前，她玩了一会手机，为了不吵到哥哥，她把手机调到了震动模式。在迷迷糊糊的午睡里，贺美玲恍惚看到淇淇披上一件红色夹克衫出了门，临走前淇淇还说，“妈，外面冷不冷？我去上课了，再见。”
几个小时后，贺美玲醒来，发现丈夫王久章的许多未接来电，她竟然一个也没听到。电话那头，王久章说，淇淇还没回来，他担心她遇到了危险。
夫妻俩开始疯狂地寻找女儿。他们去调看了小区的监控视频，身穿红衣的淇淇，独自蹦蹦跳跳地穿过马路，之后便不见踪影。直到张贴寻人启事一个小时后，他们找到了淇淇。她静静地躺在那里，再也不会说话了。
想到淇淇惨死的情形，贺美玲便控制不住情绪。哪怕女儿是因为交通事故去世她都可以接受，但这样的死状加上蔡家人的反应，她怎么也无法释怀。
“他们不光是蔑视我们，也是蔑视法律，一开始是孩子，接着是父母。”贺美玲翻出收藏在手机里的关于蔡鸣的聊天记录，在行凶后，蔡鸣曾在微信群里称，自己“好不容易从嫌疑名单里出来，又进去了”，“我虚岁14”，“警察来找我了，我录音给你们听啊”，“那是奸杀，我有那么色吗？”每当看到这些，贺美玲都会气得手抖。
田参军曾经接到法院的电话，说收到了蔡家人的道歉信，法官在电话里读了一遍。但田参军和淇淇家属并没有收到这封信，道歉内容也没有公开发布，这让贺美玲一度怀疑，这封信是不是蔡家人写的。
9月初，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贺美玲第一次进到了蔡鸣家中——窗户碎了，家具破破烂烂，屋内乱得无法下脚，四处黑漆漆一片。一进来，女儿被杀的场景便浮现在贺美玲的眼前。就在这里，凶手杀害淇淇后还安然做着作业。她从别人那听说这件事后，痛苦不已。
在淇淇一周年忌日的那天，贺美玲的儿子没有到现场，她说后悔让儿子一同去认领淇淇的遗体，因为淇淇一丝不挂，身上的刀口和伤痕清晰可见。
当天回家后，儿子便躲在屋里哭，不说话也不吃饭，一周后才去上课。彼时他正上初三，考上高中的希望很大，但妹妹的离去打击了他。老师说，他就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但学不进去。
贺美玲无意间听到儿子对同学说，自己有点厌恶大连这个地方，不希望别人知道他妹妹的事。有一次儿子在摆弄手机，贺美玲说了两句，儿子有些落寞地说，他感到孤单，自己缺少关心。一听这话，贺美玲抱着儿子一同哭了起来。
今年国庆，儿子从学校回来，贺美玲带着他去外面散散心。他们来到一个广场，儿子经常会带着淇淇来这坐碰碰车，两人一台车，玩得不亦乐乎。如今贺美玲让儿子去玩，儿子也没有什么兴趣，只是默默看了一会。“说没意思”，贺美玲知道他是想妹妹了，但他没有说出口，贺美玲也不说。
王久章的变化更是显而易见，42岁的他如今一头白发、身形瘦削，亲戚们都觉得他一下子老了五六岁。以前只要有空，王久章就爱带着淇淇开车去海边，他爱钓鱼，女儿陪着他钓。鱼没上钩时，王久章就给女儿拍照。如今手机成了王久章最重要的东西之一，里面保存着他和女儿珍贵的回忆。
一周年那天，他负责烧纸，把瘫倒的妻子扶起。等回来后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讨论着案件，他一个人搬了张板凳坐在一旁，发起了呆。
10月13日，贺美玲放在屋里的手机陆陆续续响动起来，她连忙进屋查看，得到了这一年来为数不多的几个好消息。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律师田参军觉得，淇淇的案子或许会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标志性事件。但他也告诉贺美玲，即使草案成为法律，对过去的案件可能也没有溯及力。
现在，贺美玲还在等待蔡鸣家人的道歉和赔偿，等到案件有了进展，他们打算将淇淇的遗体火化。不久前，贺美玲把屋子收拾了一下，原本淇淇的小床就挨着自己的床，亲戚都劝她拆掉。拆掉小床后，屋子一下子空旷起来。原本热闹温馨的小家如今有些死气沉沉，只剩下两只鹦鹉在阳台叽叽喳喳。
这是邻居送给淇淇的，淇淇对它们疼爱有加。淇淇走后，哥哥开始悉心喂养，还时不时关照母亲，把鸟笼子从阳台外拿回来，别把鸟冻坏了。
屋里的墙上贴着淇淇的奖状，她的童年照、旅游照随处可见，夫妻俩想女儿了就可以看到。在手机里，贺美玲保存着一张淇淇在上学时写的信，上面写道，“妈妈爸爸，我想对您说，您辛苦了！”详情>>https://t.cn/A6beF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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