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深圳为什么落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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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2022-05-27 09:20福建《环球时报》社官方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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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深圳的出口被越南超越了！”一组对比数据在中外媒体引发广泛关注。数据显示，深圳3月出口约1200亿元，同比下降14%，而越南3月份出口额折合约2275.7亿元，几乎是深圳的两倍，同比增长14.8%。从出口规模到增速，越南都超过中国深圳。国际舆论场上一些人将“投资热土”“未来世界工厂”等名号与越南关联起来。越南投资前景真的如数字一般可观吗？深圳为什么落后？两者经济有什么可比性？《环球时报》记者在越南、深圳两地进行了采访调查。

深圳出口为何下降
根据深圳海关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深圳出口额为4076.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6%，其中，3月份出口约1200亿元，同比下降14%。
同期，越南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越南货物出口额为891亿美元（约合58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4%，其中3月份出口额为347.1亿美元（约合227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8%。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报道中称，越南是人口近亿的国家，深圳则是常住人口1700多万人的一个沿海城市，深圳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基地，在近30年来傲居中国内地城市外贸额的首位。第一季度，越南出口总额超出深圳多达277.5亿美元。其中3月份的数据差距更大，几乎是深圳的两倍。
对于深圳今年第一季度出口下滑，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王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主要受疫情扰动和需求收缩因素的影响。2月份香港疫情快速蔓延，深港跨境物流运输受阻使得深圳外贸开始显著承压。《环球时报》记者在深圳统计局3月份的统计月报中也发现，今年第一季度，深圳面向香港的出口大幅减少19.2%，而深港贸易在深圳出口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机电产品占深圳出口近八成。统计显示，1—3月份深圳机电产品出口同比下降4.2%，是导致深圳一季度出口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深圳爱特科电子公司是一家以出口为主的机电制造企业，公司出口业务负责人黄荣芬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欧洲以及中东地区是公司主要的海外市场。黄荣芬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欧盟不断设置包括关税在内的贸易壁垒，对公司产品的海外销量带来明显负面效果。2月底，俄乌冲突爆发后，黄荣芬明显感受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市场的出口业务受到剧烈冲击。尤其是对俄罗斯市场的出口，据黄荣芬介绍，首先是航运困难，向俄罗斯发货风险大增。另外，俄罗斯遭受西方国家金融制裁，导致俄罗斯商家不知道用什么来支付货款，公司面临严峻的出口压力。

5月13日，深圳大铲湾码头货轮装运集装箱
“触底反弹”和统计方式
相比深圳，越南政府从今年3月份开始将疫情“常态化”处理，继而在5月15日宣布入境该国无须核酸检测的政策。据此带来的经济“触底反弹”也是显而易见的。
越南一家外资服装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自今年3月以来，他所在的企业订单数增加一倍，保守估计生产到今年第三季度没有任何问题。另据越南工贸部2022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显示，美国成为目前越南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市场，进口额升至4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近25%。
越南近期出口增长显著还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此前很多受疫情严重冲击而停滞的领域，随着复工复产的全面推进，产能加速恢复，经济指数明显增长；第二、很多企业积压大量订单，在计算经济指数时也都计入当前时期，因此从指数上看回升显著；第三、越南积极吸引外资，在外资准入、营商政策和人力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
据越南劳动荣军与社会部针对当地的劳工薪酬调查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越南基础生产业的人工薪酬仅在1500元至2000元人民币之间浮动。低廉充足的劳动力既是吸引外资的“招牌”，也是埋在越南社会中的潜在隐患。以胡志明市为例，截至2022年4月底，该市房价均价已增至3300美元/平方米，大大超过当地刚需群体承受范围。
此外，越南目前仍处于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低端组装获利，能实际获利的幅度非常有限。除越南之外，印尼、柬埔寨等周边市场崛起，也跻身这个地区较为活跃的低端制造业产品产地，与越南存在竞争关系。
越南人怎么看深圳
提到深圳，依旧是不少越南人向往的“理想都市”。曾经多次前往中国考察的越南人士黄氏兰英以共享单车为例分析，越南首都河内从2020年引进“共享单车”理念至今，仍未能形成一条流畅惠民的链条，但在像深圳这样的中国城市早已成为日常。她表示，越南的城市与中国深圳目前经济发展的阶段尚未处于同一水平线。
不过，中科大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副会长陈经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和越南的出口不具可比性。“实际上，越南早在2019年第一季度出口便开始领先深圳，但当时大家并没有关注。今年以来在中国外贸承压的舆论环境下，大家开始对一些数据敏感”。
与舆论的关注点不同，陈经认为，越南与深圳甚至中国在出口上合作多于竞争，甚至某种程度上越南出口是“嫁接”在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条上的。陈经解释说，越南很多出口来源于中国制造业转移，在越南组装完后，仍然面向欧美市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和越南是合作关系，中国提供生产设备、各种原材料部件，越南则在生产成本上提供优势。”陈经说，中国与越南在产业链条上所占据的位置是明显不同的，合作与互补还是双方经贸往来的主流。
越南并不能替代现在的深圳，黄荣芬表示，“我们没有想过把公司搬到越南，现在生产基地在东莞，因为这边配套比较齐全，到越南万一当地配套不行，我们的投入就会打了水漂”。
原载于《环球时报》2022年5月27日 第11版
环球时报驻越南特派特约记者 杨晔 允煦 环球时报记者 倪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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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27 09:20福建《环球时报》社官方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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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深圳的出口被越南超越了！”一组对比数据在中外媒体引发广泛关注。数据显示，深圳3月出口约1200亿元，同比下降14%，而越南3月份出口额折合约2275.7亿元，几乎是深圳的两倍，同比增长14.8%。从出口规模到增速，越南都超过中国深圳。国际舆论场上一些人将“投资热土”“未来世界工厂”等名号与越南关联起来。越南投资前景真的如数字一般可观吗？深圳为什么落后？两者经济有什么可比性？《环球时报》记者在越南、深圳两地进行了采访调查。

深圳出口为何下降
根据深圳海关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深圳出口额为4076.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6%，其中，3月份出口约1200亿元，同比下降14%。
同期，越南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越南货物出口额为891亿美元（约合58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4%，其中3月份出口额为347.1亿美元（约合227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8%。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报道中称，越南是人口近亿的国家，深圳则是常住人口1700多万人的一个沿海城市，深圳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基地，在近30年来傲居中国内地城市外贸额的首位。第一季度，越南出口总额超出深圳多达277.5亿美元。其中3月份的数据差距更大，几乎是深圳的两倍。
对于深圳今年第一季度出口下滑，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王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主要受疫情扰动和需求收缩因素的影响。2月份香港疫情快速蔓延，深港跨境物流运输受阻使得深圳外贸开始显著承压。《环球时报》记者在深圳统计局3月份的统计月报中也发现，今年第一季度，深圳面向香港的出口大幅减少19.2%，而深港贸易在深圳出口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机电产品占深圳出口近八成。统计显示，1—3月份深圳机电产品出口同比下降4.2%，是导致深圳一季度出口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深圳爱特科电子公司是一家以出口为主的机电制造企业，公司出口业务负责人黄荣芬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欧洲以及中东地区是公司主要的海外市场。黄荣芬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欧盟不断设置包括关税在内的贸易壁垒，对公司产品的海外销量带来明显负面效果。2月底，俄乌冲突爆发后，黄荣芬明显感受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市场的出口业务受到剧烈冲击。尤其是对俄罗斯市场的出口，据黄荣芬介绍，首先是航运困难，向俄罗斯发货风险大增。另外，俄罗斯遭受西方国家金融制裁，导致俄罗斯商家不知道用什么来支付货款，公司面临严峻的出口压力。

5月13日，深圳大铲湾码头货轮装运集装箱
“触底反弹”和统计方式
相比深圳，越南政府从今年3月份开始将疫情“常态化”处理，继而在5月15日宣布入境该国无须核酸检测的政策。据此带来的经济“触底反弹”也是显而易见的。
越南一家外资服装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自今年3月以来，他所在的企业订单数增加一倍，保守估计生产到今年第三季度没有任何问题。另据越南工贸部2022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显示，美国成为目前越南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市场，进口额升至4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近25%。
越南近期出口增长显著还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此前很多受疫情严重冲击而停滞的领域，随着复工复产的全面推进，产能加速恢复，经济指数明显增长；第二、很多企业积压大量订单，在计算经济指数时也都计入当前时期，因此从指数上看回升显著；第三、越南积极吸引外资，在外资准入、营商政策和人力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
据越南劳动荣军与社会部针对当地的劳工薪酬调查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越南基础生产业的人工薪酬仅在1500元至2000元人民币之间浮动。低廉充足的劳动力既是吸引外资的“招牌”，也是埋在越南社会中的潜在隐患。以胡志明市为例，截至2022年4月底，该市房价均价已增至3300美元/平方米，大大超过当地刚需群体承受范围。
此外，越南目前仍处于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低端组装获利，能实际获利的幅度非常有限。除越南之外，印尼、柬埔寨等周边市场崛起，也跻身这个地区较为活跃的低端制造业产品产地，与越南存在竞争关系。
越南人怎么看深圳
提到深圳，依旧是不少越南人向往的“理想都市”。曾经多次前往中国考察的越南人士黄氏兰英以共享单车为例分析，越南首都河内从2020年引进“共享单车”理念至今，仍未能形成一条流畅惠民的链条，但在像深圳这样的中国城市早已成为日常。她表示，越南的城市与中国深圳目前经济发展的阶段尚未处于同一水平线。
不过，中科大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副会长陈经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和越南的出口不具可比性。“实际上，越南早在2019年第一季度出口便开始领先深圳，但当时大家并没有关注。今年以来在中国外贸承压的舆论环境下，大家开始对一些数据敏感”。
与舆论的关注点不同，陈经认为，越南与深圳甚至中国在出口上合作多于竞争，甚至某种程度上越南出口是“嫁接”在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条上的。陈经解释说，越南很多出口来源于中国制造业转移，在越南组装完后，仍然面向欧美市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和越南是合作关系，中国提供生产设备、各种原材料部件，越南则在生产成本上提供优势。”陈经说，中国与越南在产业链条上所占据的位置是明显不同的，合作与互补还是双方经贸往来的主流。
越南并不能替代现在的深圳，黄荣芬表示，“我们没有想过把公司搬到越南，现在生产基地在东莞，因为这边配套比较齐全，到越南万一当地配套不行，我们的投入就会打了水漂”。
原载于《环球时报》2022年5月27日 第11版
环球时报驻越南特派特约记者 杨晔 允煦 环球时报记者 倪浩
【调查：#深圳为什么落后越南？#】编者的话：“深圳的出口被越南超越了！”一组对比数据在中外媒体引发广泛关注。数据显示，深圳3月出口约1200亿元，同比下降14%，而越南3月份出口额折合约2275.7亿元，几乎是深圳的两倍，同比增长14.8%。从出口规模到增速，越南都超过中国深圳。国际舆论场上一些人将“投资热土”“未来世界工厂”等名号与越南关联起来。越南投资前景真的如数字一般可观吗？深圳为什么落后？两者经济有什么可比性？《环球时报》记者在越南、深圳两地进行了采访调查。
·深圳出口为何下降
根据深圳海关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深圳出口额为4076.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6%，其中，3月份出口约1200亿元，同比下降14%。
同期，越南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越南货物出口额为891亿美元（约合58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4%，其中3月份出口额为347.1亿美元（约合227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8%。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报道中称，越南是人口近亿的国家，深圳则是常住人口1700多万人的一个沿海城市，深圳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基地，在近30年来傲居中国内地城市外贸额的首位。第一季度，越南出口总额超出深圳多达277.5亿美元。其中3月份的数据差距更大，几乎是深圳的两倍。
对于深圳今年第一季度出口下滑，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王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主要受疫情扰动和需求收缩因素的影响。2月份香港疫情快速蔓延，深港跨境物流运输受阻使得深圳外贸开始显著承压。《环球时报》记者在深圳统计局3月份的统计月报中也发现，今年第一季度，深圳面向香港的出口大幅减少19.2%，而深港贸易在深圳出口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机电产品占深圳出口近八成。统计显示，1—3月份深圳机电产品出口同比下降4.2%，是导致深圳一季度出口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深圳爱特科电子公司是一家以出口为主的机电制造企业，公司出口业务负责人黄荣芬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欧洲以及中东地区是公司主要的海外市场。黄荣芬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欧盟不断设置包括关税在内的贸易壁垒，对公司产品的海外销量带来明显负面效果。2月底，俄乌冲突爆发后，黄荣芬明显感受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市场的出口业务受到剧烈冲击。尤其是对俄罗斯市场的出口，据黄荣芬介绍，首先是航运困难，向俄罗斯发货风险大增。另外，俄罗斯遭受西方国家金融制裁，导致俄罗斯商家不知道用什么来支付货款，公司面临严峻的出口压力。
·“触底反弹”和统计方式
相比深圳，越南政府从今年3月份开始将疫情“常态化”处理，继而在5月15日宣布入境该国无须核酸检测的政策。据此带来的经济“触底反弹”也是显而易见的。
越南一家外资服装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自今年3月以来，他所在的企业订单数增加一倍，保守估计生产到今年第三季度没有任何问题。另据越南工贸部2022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显示，美国成为目前越南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市场，进口额升至4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近25%。
越南近期出口增长显著还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此前很多受疫情严重冲击而停滞的领域，随着复工复产的全面推进，产能加速恢复，经济指数明显增长；第二、很多企业积压大量订单，在计算经济指数时也都计入当前时期，因此从指数上看回升显著；第三、越南积极吸引外资，在外资准入、营商政策和人力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
据越南劳动荣军与社会部针对当地的劳工薪酬调查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越南基础生产业的人工薪酬仅在1500元至2000元人民币之间浮动。低廉充足的劳动力既是吸引外资的“招牌”，也是埋在越南社会中的潜在隐患。以胡志明市为例，截至2022年4月底，该市房价均价已增至3300美元/平方米，大大超过当地刚需群体承受范围。
此外，越南目前仍处于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低端组装获利，能实际获利的幅度非常有限。除越南之外，印尼、柬埔寨等周边市场崛起，也跻身这个地区较为活跃的低端制造业产品产地，与越南存在竞争关系。
·越南人怎么看深圳
提到深圳，依旧是不少越南人向往的“理想都市”。曾经多次前往中国考察的越南人士黄氏兰英以共享单车为例分析，越南首都河内从2020年引进“共享单车”理念至今，仍未能形成一条流畅惠民的链条，但在像深圳这样的中国城市早已成为日常。她表示，越南的城市与中国深圳目前经济发展的阶段尚未处于同一水平线。
不过，中科大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副会长陈经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和越南的出口不具可比性。“实际上，越南早在2019年第一季度出口便开始领先深圳，但当时大家并没有关注。今年以来在中国外贸承压的舆论环境下，大家开始对一些数据敏感”。
与舆论的关注点不同，陈经认为，越南与深圳甚至中国在出口上合作多于竞争，甚至某种程度上越南出口是“嫁接”在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条上的。陈经解释说，越南很多出口来源于中国制造业转移，在越南组装完后，仍然面向欧美市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和越南是合作关系，中国提供生产设备、各种原材料部件，越南则在生产成本上提供优势。”陈经说，中国与越南在产业链条上所占据的位置是明显不同的，合作与互补还是双方经贸往来的主流。
越南并不能替代现在的深圳，黄荣芬表示，“我们没有想过把公司搬到越南，现在生产基地在东莞，因为这边配套比较齐全，到越南万一当地配套不行，我们的投入就会打了水漂”。
（《环球时报》2022年5月27日 第11版 环球时报驻越南特派特约记者 杨晔 允煦 环球时报记者 倪浩）
·深圳出口为何下降
根据深圳海关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深圳出口额为4076.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6%，其中，3月份出口约1200亿元，同比下降14%。
同期，越南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越南货物出口额为891亿美元（约合58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4%，其中3月份出口额为347.1亿美元（约合227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8%。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报道中称，越南是人口近亿的国家，深圳则是常住人口1700多万人的一个沿海城市，深圳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基地，在近30年来傲居中国内地城市外贸额的首位。第一季度，越南出口总额超出深圳多达277.5亿美元。其中3月份的数据差距更大，几乎是深圳的两倍。
对于深圳今年第一季度出口下滑，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王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主要受疫情扰动和需求收缩因素的影响。2月份香港疫情快速蔓延，深港跨境物流运输受阻使得深圳外贸开始显著承压。《环球时报》记者在深圳统计局3月份的统计月报中也发现，今年第一季度，深圳面向香港的出口大幅减少19.2%，而深港贸易在深圳出口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机电产品占深圳出口近八成。统计显示，1—3月份深圳机电产品出口同比下降4.2%，是导致深圳一季度出口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深圳爱特科电子公司是一家以出口为主的机电制造企业，公司出口业务负责人黄荣芬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欧洲以及中东地区是公司主要的海外市场。黄荣芬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欧盟不断设置包括关税在内的贸易壁垒，对公司产品的海外销量带来明显负面效果。2月底，俄乌冲突爆发后，黄荣芬明显感受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市场的出口业务受到剧烈冲击。尤其是对俄罗斯市场的出口，据黄荣芬介绍，首先是航运困难，向俄罗斯发货风险大增。另外，俄罗斯遭受西方国家金融制裁，导致俄罗斯商家不知道用什么来支付货款，公司面临严峻的出口压力。
·“触底反弹”和统计方式
相比深圳，越南政府从今年3月份开始将疫情“常态化”处理，继而在5月15日宣布入境该国无须核酸检测的政策。据此带来的经济“触底反弹”也是显而易见的。
越南一家外资服装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自今年3月以来，他所在的企业订单数增加一倍，保守估计生产到今年第三季度没有任何问题。另据越南工贸部2022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显示，美国成为目前越南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市场，进口额升至4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近25%。
越南近期出口增长显著还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此前很多受疫情严重冲击而停滞的领域，随着复工复产的全面推进，产能加速恢复，经济指数明显增长；第二、很多企业积压大量订单，在计算经济指数时也都计入当前时期，因此从指数上看回升显著；第三、越南积极吸引外资，在外资准入、营商政策和人力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
据越南劳动荣军与社会部针对当地的劳工薪酬调查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越南基础生产业的人工薪酬仅在1500元至2000元人民币之间浮动。低廉充足的劳动力既是吸引外资的“招牌”，也是埋在越南社会中的潜在隐患。以胡志明市为例，截至2022年4月底，该市房价均价已增至3300美元/平方米，大大超过当地刚需群体承受范围。
此外，越南目前仍处于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低端组装获利，能实际获利的幅度非常有限。除越南之外，印尼、柬埔寨等周边市场崛起，也跻身这个地区较为活跃的低端制造业产品产地，与越南存在竞争关系。
·越南人怎么看深圳
提到深圳，依旧是不少越南人向往的“理想都市”。曾经多次前往中国考察的越南人士黄氏兰英以共享单车为例分析，越南首都河内从2020年引进“共享单车”理念至今，仍未能形成一条流畅惠民的链条，但在像深圳这样的中国城市早已成为日常。她表示，越南的城市与中国深圳目前经济发展的阶段尚未处于同一水平线。
不过，中科大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副会长陈经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和越南的出口不具可比性。“实际上，越南早在2019年第一季度出口便开始领先深圳，但当时大家并没有关注。今年以来在中国外贸承压的舆论环境下，大家开始对一些数据敏感”。
与舆论的关注点不同，陈经认为，越南与深圳甚至中国在出口上合作多于竞争，甚至某种程度上越南出口是“嫁接”在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条上的。陈经解释说，越南很多出口来源于中国制造业转移，在越南组装完后，仍然面向欧美市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和越南是合作关系，中国提供生产设备、各种原材料部件，越南则在生产成本上提供优势。”陈经说，中国与越南在产业链条上所占据的位置是明显不同的，合作与互补还是双方经贸往来的主流。
越南并不能替代现在的深圳，黄荣芬表示，“我们没有想过把公司搬到越南，现在生产基地在东莞，因为这边配套比较齐全，到越南万一当地配套不行，我们的投入就会打了水漂”。
（《环球时报》2022年5月27日 第11版 环球时报驻越南特派特约记者 杨晔 允煦 环球时报记者 倪浩）
苹果新款iPhone，为何困于中国？
5月25日，《日经亚洲评论》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受中国大陆疫情封控影响，苹果今年至少一款新旗舰iPhone的开发已落后于原计划。而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加快产品开发进度，以弥补损失的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影响新手机的生产进度和初始产量。
而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26日援引岛内人士报道称，出现延误的机型是由台湾企业和硕代工、今年首度推出的iPhone14 Max，富士康负责的iPhone14 Pro与iPhone14 Pro Max不受影响，因此苹果要求富士康增加新机备货量，至少3000万部以上。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截图
上海地区自3月底开始实施严格封控，尽管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对供应链的影响仍在持续。“弥补失去的时间是具有挑战性的，苹果及其供应商正夜以继日地加快开发，”苹果供应商的一名高管表示，重新开放的步伐仍“相当缓慢”。
在2022年一季度财报会上，苹果CEO库克表示，供应链问题将使二季度的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冲击远大于上一季度。他还提到，供应链问题仍然持续在与5G芯片配套的其他芯片上。而苹果CFO梅斯特里表示，供应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与上海相关的一个供应链条上，反映了因疫情封锁而导致的芯片短缺。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苹果今年准备推出四款新iPhone，初步命名为iPhone14、14 Pro、14 Max和14 Pro Max。iPhone14和Pro系列将配备6.1英寸屏幕，而Max和Pro Max系列将配备6.7英寸屏幕。另外，该公司今年将停止5.4英寸的iPhone mini生产线。
iPhone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和和硕负责新产品导入（NPI）流程。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和供应商规划出制造流程，将最新的设计转化为实际的产品，用于大规模生产。NPI之后是一系列的验证过程，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以满足苹果希望量产的时间，这个时间大约在每年8月底。
前述日媒称，中国企业立讯精密虽然不负责新款iPhone的NPI流程，但今年已获得生产四款iPhone中两款的部分订单。该公司去年约拿到3%的iPhone13系列代工订单，并首次获得iPhone13 Pro的订单。对比来看，富士康去年获得约75%的iPhone13代工订单，且更高端的iPhone13 Pro Max由富士康独家代工。
5月25日，观察者网就目前疫情形势联系了立讯精密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对方表示，疫情虽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该公司在上海市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工厂，疫情发生后已严格执行防控政策，产能已转移到其他地区，苏州地区的工厂也在严格执行当地的防控政策。
苹果CEO库克 图源：英国《太阳报》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和硕在上海和昆山的iPhone代工厂，同时也是该公司与苹果业务相关的主要中心，在疫情影响下不得不停工数周，其中上海工厂于5月16日获准以闭环管理的方式恢复生产。
苹果曾希望今年新款iPhone的开发可以顺利进行，但知情人士称，由于最重要的电子产业链被疫情封控影响了一个月，让苹果感到措手不及。但好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形势已经得到控制，供应商也适应了在严格的封控措施下进行生产运营。
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计划今年发布的四款新手机已进入工程验证测试（EVT）阶段。在这个阶段，供应商为新款iPhone设计机械零部件和制造流程，并制定物料清单（BOM）来计算制造成本。
不过受疫情封控影响，其中一款机型的进度比正常计划晚了大约三周。通常情况下，所有新款iPhone都要在6月底完成EVT并进入验收阶段。这样就有时间在8月底或9月的第一个星期前为大规模生产做好准备。
“如果开发进程能够加快，并在6月底或7月初进入下一阶段，那么应该仍有可能赶上9月初的量产最后期限，”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但这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过程是否能进一步加速。”
台湾岛内供应链人士则透露，由于大陆东部地区防疫封控一段时间，确实导致某款iPhone新机开发进度有点落后，但问题不大。由于富士康产能主要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因此判断这次受耽误的新机是主要由和硕代工、今年首度亮相用来取代Mini版的Max机型。接近富士康的人士认为，基于苹果目前的产能顾虑，今年iPhone14系列的备货工作提前至少两个月，预计iPhone14备货量比上一代iPhone13的3000万部更多。
“恢复生产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因为上海及周边地区在生活和旅行方面仍然有很多限制，即使这些生产场所可以在一个闭环运行，”Isaiah Research的分析师埃迪·韩表示，“目前，我们认为这一延迟不会立即影响（苹果）产品发布的时间表，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是否存在一些隐藏的、长期的影响。”
台湾经济研究所资深供应链分析师赵世芳也持类似的谨慎态度。她表示，即使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开放，但整个大陆供应链的运营仍没有恢复正常。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还会影响新产品的开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供应链恢复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当在中国遇到问题，苹果和一些媒体总会想到印度和越南。
《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公司告诉一些合同制造商，希望增加在中国以外的生产。报道还提到，苹果已经在印度和越南建立了生产基地，分析师表示，包括iPhone、iPad和MacBook笔记本电脑在内，逾90%的苹果产品仍是由外包商在中国制造的。苹果CEO库克今年4月在回应苹果供应链面临的挑战时表示，“我们的供应链是真正的全球供应链，因此产品在各地生产。我们将继续进行优化。”
实是，苹果早在2017年就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 SE，但直到2020年，印度产iPhone的比例仅为苹果全球产能的1.3%，到2021年，iPhone在印度的产能达到了800万台，占比将将上升到3.1%。
更重要的是，由于苹果的整个产业链绝大多数在中国，在印度的“生产”更多是将从中国运来的零件进行组装和包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白热化时，苹果将其在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条生产线迁往中国，当时的一份统计显示，苹果供应商及工厂，90%都在中国，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不仅如此，美国的其他很多供应商也都有在中国投资生产。
一位在印度设厂的ODM厂商代表曾向媒体表示，印度当地劳动力充足，比越南劳动力成本更加廉价，适合从事大规模的组装、包装等相对较低的技术环节，很多精密部件从国内运往印度组装。
对此，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宁南山认为，与其过分关注所谓“产业链转移”，不如着眼中国大陆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他分享过三个观点：
第一，以代工制造为典型的低端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许多代工制造转移的例子可以看出，代工制造转移的主导方，是下游的强势品牌（耐克，阿迪，三星，苹果），而不是代工厂本身，品牌厂家的态度决定了工厂是否要迁移。
第二，发展中国的代工大厂，在转移出去的产能中分一杯羹。
在苹果向中国以外转移部分产能过程中，立讯精密和歌尔股份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可以通过零部件+组装代工技术的结合，在中国大陆实现本土公司替代台系代工厂实现价值提升。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
第三，中国应加强对上游电子零部件企业的扶持，着眼于提升产业链的价值。组装代工的利润在产品的产业链价值占比是非常低的，组装加工在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非常好看，大进大出，但是实际获取的利润是很低，希望中国大陆的电子零部件和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取代台系厂家。
5月25日，《日经亚洲评论》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受中国大陆疫情封控影响，苹果今年至少一款新旗舰iPhone的开发已落后于原计划。而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加快产品开发进度，以弥补损失的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影响新手机的生产进度和初始产量。
而据台湾《联合新闻网》5月26日援引岛内人士报道称，出现延误的机型是由台湾企业和硕代工、今年首度推出的iPhone14 Max，富士康负责的iPhone14 Pro与iPhone14 Pro Max不受影响，因此苹果要求富士康增加新机备货量，至少3000万部以上。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截图
上海地区自3月底开始实施严格封控，尽管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对供应链的影响仍在持续。“弥补失去的时间是具有挑战性的，苹果及其供应商正夜以继日地加快开发，”苹果供应商的一名高管表示，重新开放的步伐仍“相当缓慢”。
在2022年一季度财报会上，苹果CEO库克表示，供应链问题将使二季度的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冲击远大于上一季度。他还提到，供应链问题仍然持续在与5G芯片配套的其他芯片上。而苹果CFO梅斯特里表示，供应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与上海相关的一个供应链条上，反映了因疫情封锁而导致的芯片短缺。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苹果今年准备推出四款新iPhone，初步命名为iPhone14、14 Pro、14 Max和14 Pro Max。iPhone14和Pro系列将配备6.1英寸屏幕，而Max和Pro Max系列将配备6.7英寸屏幕。另外，该公司今年将停止5.4英寸的iPhone mini生产线。
iPhone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和和硕负责新产品导入（NPI）流程。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和供应商规划出制造流程，将最新的设计转化为实际的产品，用于大规模生产。NPI之后是一系列的验证过程，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进行，以满足苹果希望量产的时间，这个时间大约在每年8月底。
前述日媒称，中国企业立讯精密虽然不负责新款iPhone的NPI流程，但今年已获得生产四款iPhone中两款的部分订单。该公司去年约拿到3%的iPhone13系列代工订单，并首次获得iPhone13 Pro的订单。对比来看，富士康去年获得约75%的iPhone13代工订单，且更高端的iPhone13 Pro Max由富士康独家代工。
5月25日，观察者网就目前疫情形势联系了立讯精密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对方表示，疫情虽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该公司在上海市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工厂，疫情发生后已严格执行防控政策，产能已转移到其他地区，苏州地区的工厂也在严格执行当地的防控政策。
苹果CEO库克 图源：英国《太阳报》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和硕在上海和昆山的iPhone代工厂，同时也是该公司与苹果业务相关的主要中心，在疫情影响下不得不停工数周，其中上海工厂于5月16日获准以闭环管理的方式恢复生产。
苹果曾希望今年新款iPhone的开发可以顺利进行，但知情人士称，由于最重要的电子产业链被疫情封控影响了一个月，让苹果感到措手不及。但好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形势已经得到控制，供应商也适应了在严格的封控措施下进行生产运营。
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计划今年发布的四款新手机已进入工程验证测试（EVT）阶段。在这个阶段，供应商为新款iPhone设计机械零部件和制造流程，并制定物料清单（BOM）来计算制造成本。
不过受疫情封控影响，其中一款机型的进度比正常计划晚了大约三周。通常情况下，所有新款iPhone都要在6月底完成EVT并进入验收阶段。这样就有时间在8月底或9月的第一个星期前为大规模生产做好准备。
“如果开发进程能够加快，并在6月底或7月初进入下一阶段，那么应该仍有可能赶上9月初的量产最后期限，”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但这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过程是否能进一步加速。”
台湾岛内供应链人士则透露，由于大陆东部地区防疫封控一段时间，确实导致某款iPhone新机开发进度有点落后，但问题不大。由于富士康产能主要位于中部地区的郑州，因此判断这次受耽误的新机是主要由和硕代工、今年首度亮相用来取代Mini版的Max机型。接近富士康的人士认为，基于苹果目前的产能顾虑，今年iPhone14系列的备货工作提前至少两个月，预计iPhone14备货量比上一代iPhone13的3000万部更多。
“恢复生产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因为上海及周边地区在生活和旅行方面仍然有很多限制，即使这些生产场所可以在一个闭环运行，”Isaiah Research的分析师埃迪·韩表示，“目前，我们认为这一延迟不会立即影响（苹果）产品发布的时间表，但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是否存在一些隐藏的、长期的影响。”
台湾经济研究所资深供应链分析师赵世芳也持类似的谨慎态度。她表示，即使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开放，但整个大陆供应链的运营仍没有恢复正常。这不仅会影响生产，还会影响新产品的开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供应链恢复至少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销售额损失40亿至8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每当在中国遇到问题，苹果和一些媒体总会想到印度和越南。
《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公司告诉一些合同制造商，希望增加在中国以外的生产。报道还提到，苹果已经在印度和越南建立了生产基地，分析师表示，包括iPhone、iPad和MacBook笔记本电脑在内，逾90%的苹果产品仍是由外包商在中国制造的。苹果CEO库克今年4月在回应苹果供应链面临的挑战时表示，“我们的供应链是真正的全球供应链，因此产品在各地生产。我们将继续进行优化。”
实是，苹果早在2017年就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 SE，但直到2020年，印度产iPhone的比例仅为苹果全球产能的1.3%，到2021年，iPhone在印度的产能达到了800万台，占比将将上升到3.1%。
更重要的是，由于苹果的整个产业链绝大多数在中国，在印度的“生产”更多是将从中国运来的零件进行组装和包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白热化时，苹果将其在美国本土的最后一条生产线迁往中国，当时的一份统计显示，苹果供应商及工厂，90%都在中国，iPhone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不仅如此，美国的其他很多供应商也都有在中国投资生产。
一位在印度设厂的ODM厂商代表曾向媒体表示，印度当地劳动力充足，比越南劳动力成本更加廉价，适合从事大规模的组装、包装等相对较低的技术环节，很多精密部件从国内运往印度组装。
对此，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宁南山认为，与其过分关注所谓“产业链转移”，不如着眼中国大陆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他分享过三个观点：
第一，以代工制造为典型的低端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许多代工制造转移的例子可以看出，代工制造转移的主导方，是下游的强势品牌（耐克，阿迪，三星，苹果），而不是代工厂本身，品牌厂家的态度决定了工厂是否要迁移。
第二，发展中国的代工大厂，在转移出去的产能中分一杯羹。
在苹果向中国以外转移部分产能过程中，立讯精密和歌尔股份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可以通过零部件+组装代工技术的结合，在中国大陆实现本土公司替代台系代工厂实现价值提升。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
第三，中国应加强对上游电子零部件企业的扶持，着眼于提升产业链的价值。组装代工的利润在产品的产业链价值占比是非常低的，组装加工在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非常好看，大进大出，但是实际获取的利润是很低，希望中国大陆的电子零部件和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取代台系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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