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勋爵：每个时代，自由都面临着四大挑战：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均的怨恨，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无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而这四大挑战的思想源头，正是激进主义和唯科学主义。
哈耶克:人类及其社会，是演化的产物，绝非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妄图构建人间天堂的一切努力，都是理性的自负，终将带来匮乏，奴役，和巨大的灾难。
哈耶克:人类及其社会，是演化的产物，绝非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妄图构建人间天堂的一切努力，都是理性的自负，终将带来匮乏，奴役，和巨大的灾难。
神秘现象不一定是宗教才有，不信宗教的人也会发生，只不过他们把神秘现象当做幻觉来处理。至于一般人对于鬼神的现象，仍非常迷惑而不可知、不可捉摸，认为其无，实际是有；认为其有，难得采证。至于宗教徒，不论是什么层次，只要信之虔诚，行之得法，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感应和通灵的经验发生，从佛教的立场而言，从来也不否定，可是并不重视。
如果有人有了少许的神秘感应，就以为是得了神通或以为是佛菩萨的显圣，那是不正确的。佛与菩萨有应而无相，无相而有力，那就是随机应化的感应作用。但是他们不会采取一定的模式和特定的人做为他们的使者和代表，神应无方，感而遂通，怎么可能有特定的人做为佛菩萨的代表？虽然有佛菩萨的力量通过不同的人及物而表现，此人此物亦不可自视为佛菩萨的自身。
假如有人，不论僧俗、不论佛教徒或外道徒众，自称是佛菩萨的化身，他若不是想以大妄语来搏取利养、恭敬、妄自尊大的名位，就是鬼神、外魔附身、显异惑众。他们虽然也有若干百分比的灵验，但于信仰者的祸福无补，所以，正信的佛教徒不该表现这种身分，也不得信赖表现这种现象的人。
从佛教的史传所见，只有释迦世尊是佛，尚没有第二人自称是佛的例子。如果自称是佛，不论是佛的什么身，都是大妄语，要不便是鬼神附身的现象。表面看，他们是行道救人，事实上是惑乱人心，鼓励社会大众不从事实际的努力，只求幸致的福佑。
至于菩萨也是一样，历史上的菩萨，在佛的时候，只有弥勒，说他是在五十六亿万万年之后，在此世界第二位成佛。其他如观音、文殊、普贤、地藏等并非历史人物，而是由佛介绍而知的大菩萨。另外如马鸣、龙树、无著、世亲等印度的大乘论师，也是后人依据他们的大乘言行，尊敬他们为菩萨。又如中国的天台智者大师，被后人称为东土小释迦，但他自称尚是信位的凡夫；永明延寿禅师，被称是阿弥陀佛化身，那也不是他个人的自述；九华山的地藏，是新罗的王子出家，法名为地藏，后人认为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亦非他自称是地藏菩萨。所以，正信的三宝弟子应该看所有的众生都是未来的佛菩萨，也都是佛菩萨的化现，但他们是凡夫的身分。
如果这些自称是佛菩萨化现的人，能说出你的过去，指示你的未来，甚至于知道你和你的关系人的历史背景，并预言你们未来的发展，也不应为其所惑。鬼神都有这种力量，如果你自己以持咒、修定的努力，也会达到这种目的，但那也不是神通，而是咒力、鬼神的感应，或是差遣鬼神所得的结果，最多是定力的现象。因此，这种人谈未来未必正确，说过去也不会比你自己知道的更为清楚，对过去世那就更渺茫了，准确性到什么程度，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凡事不能违背因果，一定要发生的事，鬼神帮不了忙，预知于事无补，只有善恶勤惰的因缘可以改变；若非大善大恶，不能改变定业、定果，只要尽心尽力，为善去恶，行佛所行，言佛所言，学菩萨所学，未来的命运就操之在己。
在人类的一千个人之中，大概有数人，由于过去世的修行力和由于他们是来自有福德的神道，所以有与生俱来的预知力及回忆力，知未来、知过去，在儿童时代特别显著；成年之后，如果生活繁忙和不加理会，这种异能就会渐渐退失；如果蓄意培养和顺其自然，也会成为感通鬼神的媒体，而被称为灵媒或巫者。
现代人由于知识的普遍，教育水平的提高，具有神秘能力的人，现在多半能够运用逻辑和似是而非的科学观点，来说明他们的原理。运用佛学知识、佛教名相，向大众诉说他们神秘力量的实质，而且以神鬼的启示所得的所谓修行方法，称为密法、大囧琺、无上法，用以教导他人修行，也能获得神秘的感应，的确也产生若干的效用。
不过有个共通的后遗症：所谓请鬼容易送鬼难，一旦使用类似的方法且产生反应之后，就必须受神鬼力量的控制，失去自己的自由意志；轻者从表面看还如常人，重者就会变成精神不稳，心态不正，从言语、谈吐和眼神都能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情态。如果希望脱离控制，往往心不由己，身不由己。如果意志力强，发觉已经误入歧途而想抽身，也会经历一番精神和肉体的煎熬，往往延续到一年、两年才能恢复正常。所以要那些相当深入而沉醉于神秘经验的人脱离歧途，回向正信的佛教，不是不可能，却是相当不容易，这是非常不幸的。

有人虽不自称是某佛菩萨的再来，却宣称直接传承于某佛菩萨的教导和印证，这有三种可能：一种是修行禅定，在定中显现神秘境界；第二种是在梦中显现的梦境；第三种是在清醒状态听到或见到的降神现象。
如果是在定中，一定不是深定，深定非有心、非无心、非有境界、非无境界，不会有佛菩萨出现的情境；这种定境，应于属于类似做梦的状态。人在睡熟而将醒未醒之际会做梦，将要入睡之前也会做梦，但两种梦的性质不一样，前者比较清醒、清楚，后者比较混乱。同样地，定中所见境界则是在散乱心未除、统一心未现，但已经失去现前境界的觉受之时，内心的妄念所造成的一种反射作用。所以，定中所现和梦中所现的佛菩萨，往往并不是来自心外。
另一种类似灵媒所见的降灵现象，是神鬼幻现为佛菩萨形象或者自称是佛菩萨的声音，以光影和音感的幻境当做佛菩萨的示现，如果不具佛法的正知正见，极容易受到这些鬼神的愚弄，而成为鬼神表现灵力的工具。虽然佛经中也说，佛法可由鬼神、天仙等说，如果不与三法印相应，那就不是佛法而是外道。一般的鬼神，假借佛菩萨的名号，所说的种种，虽然也用若干佛学的名词，他们的层次仍不能脱离欲界鬼神的范围。所以，是否属于佛法，应该用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来印证，这是除烦恼、去执著的。
在《楞严经》、《摩诃止观》等都曾详细地讲到什么是魔境而非正境。这就是为什么禅宗重视传承的原因了，从达磨祖师开始，代代以心传心，而戒律也强调戒体的师师相承；虽然后代有无师而自证，但至少应该与经教相应，与正统的佛法不相违背。有明师求师证，不遇明师则当求经证。否则，纵然自称是佛的弟子，或自己认为是佛教的一支，本质上，还是附佛法的外道。
所谓鬼神，如果他们传播的是正信的佛法，那就是护法神，也可以说是佛菩萨的化现。所以，是否合乎正统的佛法，不在于用鬼神的名字或佛菩萨的名字来说法，而是在于他的知见是否正确，也就是不因人废言，也不因名而不辨邪正。（圣严法师著《学佛群疑》） https://t.cn/EXa73VU
如果有人有了少许的神秘感应，就以为是得了神通或以为是佛菩萨的显圣，那是不正确的。佛与菩萨有应而无相，无相而有力，那就是随机应化的感应作用。但是他们不会采取一定的模式和特定的人做为他们的使者和代表，神应无方，感而遂通，怎么可能有特定的人做为佛菩萨的代表？虽然有佛菩萨的力量通过不同的人及物而表现，此人此物亦不可自视为佛菩萨的自身。
假如有人，不论僧俗、不论佛教徒或外道徒众，自称是佛菩萨的化身，他若不是想以大妄语来搏取利养、恭敬、妄自尊大的名位，就是鬼神、外魔附身、显异惑众。他们虽然也有若干百分比的灵验，但于信仰者的祸福无补，所以，正信的佛教徒不该表现这种身分，也不得信赖表现这种现象的人。
从佛教的史传所见，只有释迦世尊是佛，尚没有第二人自称是佛的例子。如果自称是佛，不论是佛的什么身，都是大妄语，要不便是鬼神附身的现象。表面看，他们是行道救人，事实上是惑乱人心，鼓励社会大众不从事实际的努力，只求幸致的福佑。
至于菩萨也是一样，历史上的菩萨，在佛的时候，只有弥勒，说他是在五十六亿万万年之后，在此世界第二位成佛。其他如观音、文殊、普贤、地藏等并非历史人物，而是由佛介绍而知的大菩萨。另外如马鸣、龙树、无著、世亲等印度的大乘论师，也是后人依据他们的大乘言行，尊敬他们为菩萨。又如中国的天台智者大师，被后人称为东土小释迦，但他自称尚是信位的凡夫；永明延寿禅师，被称是阿弥陀佛化身，那也不是他个人的自述；九华山的地藏，是新罗的王子出家，法名为地藏，后人认为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亦非他自称是地藏菩萨。所以，正信的三宝弟子应该看所有的众生都是未来的佛菩萨，也都是佛菩萨的化现，但他们是凡夫的身分。
如果这些自称是佛菩萨化现的人，能说出你的过去，指示你的未来，甚至于知道你和你的关系人的历史背景，并预言你们未来的发展，也不应为其所惑。鬼神都有这种力量，如果你自己以持咒、修定的努力，也会达到这种目的，但那也不是神通，而是咒力、鬼神的感应，或是差遣鬼神所得的结果，最多是定力的现象。因此，这种人谈未来未必正确，说过去也不会比你自己知道的更为清楚，对过去世那就更渺茫了，准确性到什么程度，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凡事不能违背因果，一定要发生的事，鬼神帮不了忙，预知于事无补，只有善恶勤惰的因缘可以改变；若非大善大恶，不能改变定业、定果，只要尽心尽力，为善去恶，行佛所行，言佛所言，学菩萨所学，未来的命运就操之在己。
在人类的一千个人之中，大概有数人，由于过去世的修行力和由于他们是来自有福德的神道，所以有与生俱来的预知力及回忆力，知未来、知过去，在儿童时代特别显著；成年之后，如果生活繁忙和不加理会，这种异能就会渐渐退失；如果蓄意培养和顺其自然，也会成为感通鬼神的媒体，而被称为灵媒或巫者。
现代人由于知识的普遍，教育水平的提高，具有神秘能力的人，现在多半能够运用逻辑和似是而非的科学观点，来说明他们的原理。运用佛学知识、佛教名相，向大众诉说他们神秘力量的实质，而且以神鬼的启示所得的所谓修行方法，称为密法、大囧琺、无上法，用以教导他人修行，也能获得神秘的感应，的确也产生若干的效用。
不过有个共通的后遗症：所谓请鬼容易送鬼难，一旦使用类似的方法且产生反应之后，就必须受神鬼力量的控制，失去自己的自由意志；轻者从表面看还如常人，重者就会变成精神不稳，心态不正，从言语、谈吐和眼神都能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情态。如果希望脱离控制，往往心不由己，身不由己。如果意志力强，发觉已经误入歧途而想抽身，也会经历一番精神和肉体的煎熬，往往延续到一年、两年才能恢复正常。所以要那些相当深入而沉醉于神秘经验的人脱离歧途，回向正信的佛教，不是不可能，却是相当不容易，这是非常不幸的。

有人虽不自称是某佛菩萨的再来，却宣称直接传承于某佛菩萨的教导和印证，这有三种可能：一种是修行禅定，在定中显现神秘境界；第二种是在梦中显现的梦境；第三种是在清醒状态听到或见到的降神现象。
如果是在定中，一定不是深定，深定非有心、非无心、非有境界、非无境界，不会有佛菩萨出现的情境；这种定境，应于属于类似做梦的状态。人在睡熟而将醒未醒之际会做梦，将要入睡之前也会做梦，但两种梦的性质不一样，前者比较清醒、清楚，后者比较混乱。同样地，定中所见境界则是在散乱心未除、统一心未现，但已经失去现前境界的觉受之时，内心的妄念所造成的一种反射作用。所以，定中所现和梦中所现的佛菩萨，往往并不是来自心外。
另一种类似灵媒所见的降灵现象，是神鬼幻现为佛菩萨形象或者自称是佛菩萨的声音，以光影和音感的幻境当做佛菩萨的示现，如果不具佛法的正知正见，极容易受到这些鬼神的愚弄，而成为鬼神表现灵力的工具。虽然佛经中也说，佛法可由鬼神、天仙等说，如果不与三法印相应，那就不是佛法而是外道。一般的鬼神，假借佛菩萨的名号，所说的种种，虽然也用若干佛学的名词，他们的层次仍不能脱离欲界鬼神的范围。所以，是否属于佛法，应该用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来印证，这是除烦恼、去执著的。
在《楞严经》、《摩诃止观》等都曾详细地讲到什么是魔境而非正境。这就是为什么禅宗重视传承的原因了，从达磨祖师开始，代代以心传心，而戒律也强调戒体的师师相承；虽然后代有无师而自证，但至少应该与经教相应，与正统的佛法不相违背。有明师求师证，不遇明师则当求经证。否则，纵然自称是佛的弟子，或自己认为是佛教的一支，本质上，还是附佛法的外道。
所谓鬼神，如果他们传播的是正信的佛法，那就是护法神，也可以说是佛菩萨的化现。所以，是否合乎正统的佛法，不在于用鬼神的名字或佛菩萨的名字来说法，而是在于他的知见是否正确，也就是不因人废言，也不因名而不辨邪正。（圣严法师著《学佛群疑》） https://t.cn/EXa73VU
【朱熹“读书法”中的阐释学意蕴】
朱熹“读书法”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读书方法论，由南宋大儒朱熹的弟子收集老师关于读书时种种“应注意事项”汇集而成，涵盖读书规律、方法、态度、意志等内容。作为经典文献，“读书法”共两卷文字，收录于《朱子语类》之中。千百年来，“读书法”被后世儒生视作最为系统、完善，集古代读书方法之大成的治学指导典籍。其中，朱熹所言“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训诫，以及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读书六条”，已然成为儒家具有“范式”意义的读书纲领和方法原则。
众所周知，“读书”与“阐释”是一对彼此独立而又存在密切联系的范畴。“读书”的行为主体是读者，他可以止于“读”而不必将读书所得诉之于文字；而“阐释”的行为主体阐释者在读的同时还需把理解的文本之意义通过有形的方式表述出来。从学理上讲，阅读现象学与文本阐释学的确各自拥有不同的涉足视域与关注焦点。然而，立足于实践，若将“读书”与“阐释”活动截然分隔明显行不通：任何阐释的基点必须依赖于阅读；任何阅读如果没有阐释性的“先见”引导或“意旨”指向探寻，也是无法进行的。换言之，“读书”与“阐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若以西方现代阐释学视角审视朱熹“读书法”，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包含了大量关于“读书”与“阐释”二者辩证关联的逻辑推导哲思。而弄清朱熹“读书法”中的阐释学意蕴，亦可对理解当下学界热烈讨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阐释学思想之内涵与外延有所裨益。
“读书法”乃为朱熹日常训导弟子语录的集成，其形式“琐碎”，但就内容上讲却具有“统一性”特征。此“统一性”与西方现代阐释学所主张的文本之“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协调”与“平衡”的“循环”在实质上是“同一”的。它体现在“读书法”在整体内容上对于“作者意志”的贯彻，即“书”是“圣书”，经典的特质在于载道，读者读书要由圣人之言，通圣人之心，达圣人之意（理）；读书是为己之学，切己工夫须以身心作根底，读书的目的在于求道。朱熹在“读书法”中教育弟子，为学、穷理、读书三者有其先后本末，读书是格物的重要项目，是穷理的前提。而为学的重点乃是穷理，故读书自然是重要的手段。进一步说，读书在这里已兼具阅读与理解的双重属性，已是通向儒家存心修养的首要途径。读书已被预设了阐释的伦理目的，而伦理的要求则需要通过具体的经典阐释与理解得以实现。
“读书法”上说，主体读书要持有正确的态度。他首先应是一个虔诚的读者，对经典有着顺服与尊重的态度。正式阅读时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这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阅读，而是一种读者与圣人的心理沟通。阅读期间要“专心”“静心”， “一心在书上”；要“虚心”，不可“用己意迁就圣贤之言”，克服“先入之见”；要学会“以物观物”，由文本出发，把其视为对象，让理解者身处于对象之外，强调阐释的“客观化”过程和“主客分立”的立场；要学会读书的过程是“由无疑到有疑，再由有疑回到无疑”，前面的“无疑”来自粗浅无知，中间的“有疑”乃是逐渐了解关键的所在，最后的“无疑”则是焕然无疑；要学会“退一步”，从私己之见中退出，从急迫的心态中退出，“以意逆志”是“耐心等待”圣贤的最好方法；要善用“切己”，读书的宗旨是识理明道，其重要环节在于了解自己，“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等。实际上，“读书法”中所言讲的这些态度包含着丰富的阐释学特质：圣人著出的经典具有整体意义的“贯通性”，而具体的文字词句在局部中亦具有意义自主性和内容的独立性；阅读者在读书时要努力让文本自身说话，并让理解出的内容证诸吾心，联结主体自身修养进行反省，进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与应用。
“读书法”上还规定了读书的方法：熟读与循环阅读。熟读讲究反复阅读，甚至是诵记。在朱熹看来，熟读常会产生阅读前后不同的感受，因为主体对于“文义”的把握存有由表层至深层的阶段性差异。同时，熟读又不是“死读”，其中应加入“玩味”——证之于心，借由反省体验感知文本中内在的滋味。循环阅读讲究将文本视为整体，通过对其血脉与次第的“一一推穷，逐章反覆”，最终明确经典的意义主旨。从形式上看，它是一种语言层面的循环；从实质上讲，它强调关注“个别文本”和“整体文本”之间的理解循环关系，近似于所谓的“阐释学循环”。需要说明的是，“读书法”对于读书“次第”也有着详细的解析。朱熹说，为学须立“大本”，读书应先《论语》，再《孟子》，后《大学》，终《中庸》。具体到同一本书，要由字到句再到段地逐级递进阅读；要遵守由易及难、由近及远的顺序；要本着由外及里的层次关系等。之所以有如此的次第，其与经典文本的结构及义理系统的逻辑排列有着直接关系，即它是经文本身的客观要求，也是阅读者本身之主观参与过程的合理需要。
细读朱熹“读书法”，它所讲的方法不仅是读经、解经的一般方法，而且也包含着阅读者如何通过读书而完成体察自我、规范自我的工夫论知识。换言之，它要告诉读者，读书活动不只是纯粹的理解活动，同时也涉及了实践的“存养之功”，“理解的方法”与“修养的技术”在读书中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读书法”兼有方法论与伦理学的双重多元向度。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出“读书法”中所说的“读者”并不是普通的文字阅读者，而是忠诚的求道者，该主体自身应具有某些信仰者的特征。其中的“读书”也超越了现代意义中的单纯“阅读”，而是涵盖之前的心态调整，之中的理解体悟，之后的体证力行等多个环节。明了这些，对于“读书法”中阐释学因子的彰显，至关重要。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西阐释学史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康宇）
附录：朱熹读书法（文丨孟祥海）
朱熹是我国第一个系统研究读书理论和读书方法的人。他把“格物致知，读书穷理”、“为学之实，固在践履”作为读书的基本原则，并总结出一系列读书方法。
第一，循序渐进。读书要按照一定的次序，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处，不知低处不理会，终无至高处之理。”他要求读书量力而行，打好基础，逐渐深入。
第二，熟读精思。熟读，就是“使一书通透烂熟，都无记不起处。”“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精思，就是要“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复玩味，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读书要从反复诵读入手，做到学与思结合，力求透彻理解与领悟，牢固记忆与掌握。
第三，虚心涵泳。读书要有虚心的态度，仔细认真，沉浸其中，周密思考，反复琢磨，多方验证，才能明辨是非，解决疑难。“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以为有功耳。”
第四，切己体察。读书要联系自己的知识经验来理解推断，同时，读书又不可固执己见，要依靠自己的努力，重视书外功夫。“入道之门，是将自个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
第五，著紧用力。读书要勤奋抓紧，要抖擞精神，下苦功，花力气，才能成功。他很重视情感在阅读中的作用，指出阅读时要精神振奋，有紧迫感，不能松懈。
朱熹的这些读书方法和见解可谓真知灼见，不愧为读书治学的金钥匙！
（来自：京郊日报；作者：孟祥海）
朱熹“读书法”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读书方法论，由南宋大儒朱熹的弟子收集老师关于读书时种种“应注意事项”汇集而成，涵盖读书规律、方法、态度、意志等内容。作为经典文献，“读书法”共两卷文字，收录于《朱子语类》之中。千百年来，“读书法”被后世儒生视作最为系统、完善，集古代读书方法之大成的治学指导典籍。其中，朱熹所言“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训诫，以及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读书六条”，已然成为儒家具有“范式”意义的读书纲领和方法原则。
众所周知，“读书”与“阐释”是一对彼此独立而又存在密切联系的范畴。“读书”的行为主体是读者，他可以止于“读”而不必将读书所得诉之于文字；而“阐释”的行为主体阐释者在读的同时还需把理解的文本之意义通过有形的方式表述出来。从学理上讲，阅读现象学与文本阐释学的确各自拥有不同的涉足视域与关注焦点。然而，立足于实践，若将“读书”与“阐释”活动截然分隔明显行不通：任何阐释的基点必须依赖于阅读；任何阅读如果没有阐释性的“先见”引导或“意旨”指向探寻，也是无法进行的。换言之，“读书”与“阐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若以西方现代阐释学视角审视朱熹“读书法”，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包含了大量关于“读书”与“阐释”二者辩证关联的逻辑推导哲思。而弄清朱熹“读书法”中的阐释学意蕴，亦可对理解当下学界热烈讨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阐释学思想之内涵与外延有所裨益。
“读书法”乃为朱熹日常训导弟子语录的集成，其形式“琐碎”，但就内容上讲却具有“统一性”特征。此“统一性”与西方现代阐释学所主张的文本之“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协调”与“平衡”的“循环”在实质上是“同一”的。它体现在“读书法”在整体内容上对于“作者意志”的贯彻，即“书”是“圣书”，经典的特质在于载道，读者读书要由圣人之言，通圣人之心，达圣人之意（理）；读书是为己之学，切己工夫须以身心作根底，读书的目的在于求道。朱熹在“读书法”中教育弟子，为学、穷理、读书三者有其先后本末，读书是格物的重要项目，是穷理的前提。而为学的重点乃是穷理，故读书自然是重要的手段。进一步说，读书在这里已兼具阅读与理解的双重属性，已是通向儒家存心修养的首要途径。读书已被预设了阐释的伦理目的，而伦理的要求则需要通过具体的经典阐释与理解得以实现。
“读书法”上说，主体读书要持有正确的态度。他首先应是一个虔诚的读者，对经典有着顺服与尊重的态度。正式阅读时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这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阅读，而是一种读者与圣人的心理沟通。阅读期间要“专心”“静心”， “一心在书上”；要“虚心”，不可“用己意迁就圣贤之言”，克服“先入之见”；要学会“以物观物”，由文本出发，把其视为对象，让理解者身处于对象之外，强调阐释的“客观化”过程和“主客分立”的立场；要学会读书的过程是“由无疑到有疑，再由有疑回到无疑”，前面的“无疑”来自粗浅无知，中间的“有疑”乃是逐渐了解关键的所在，最后的“无疑”则是焕然无疑；要学会“退一步”，从私己之见中退出，从急迫的心态中退出，“以意逆志”是“耐心等待”圣贤的最好方法；要善用“切己”，读书的宗旨是识理明道，其重要环节在于了解自己，“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等。实际上，“读书法”中所言讲的这些态度包含着丰富的阐释学特质：圣人著出的经典具有整体意义的“贯通性”，而具体的文字词句在局部中亦具有意义自主性和内容的独立性；阅读者在读书时要努力让文本自身说话，并让理解出的内容证诸吾心，联结主体自身修养进行反省，进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与应用。
“读书法”上还规定了读书的方法：熟读与循环阅读。熟读讲究反复阅读，甚至是诵记。在朱熹看来，熟读常会产生阅读前后不同的感受，因为主体对于“文义”的把握存有由表层至深层的阶段性差异。同时，熟读又不是“死读”，其中应加入“玩味”——证之于心，借由反省体验感知文本中内在的滋味。循环阅读讲究将文本视为整体，通过对其血脉与次第的“一一推穷，逐章反覆”，最终明确经典的意义主旨。从形式上看，它是一种语言层面的循环；从实质上讲，它强调关注“个别文本”和“整体文本”之间的理解循环关系，近似于所谓的“阐释学循环”。需要说明的是，“读书法”对于读书“次第”也有着详细的解析。朱熹说，为学须立“大本”，读书应先《论语》，再《孟子》，后《大学》，终《中庸》。具体到同一本书，要由字到句再到段地逐级递进阅读；要遵守由易及难、由近及远的顺序；要本着由外及里的层次关系等。之所以有如此的次第，其与经典文本的结构及义理系统的逻辑排列有着直接关系，即它是经文本身的客观要求，也是阅读者本身之主观参与过程的合理需要。
细读朱熹“读书法”，它所讲的方法不仅是读经、解经的一般方法，而且也包含着阅读者如何通过读书而完成体察自我、规范自我的工夫论知识。换言之，它要告诉读者，读书活动不只是纯粹的理解活动，同时也涉及了实践的“存养之功”，“理解的方法”与“修养的技术”在读书中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读书法”兼有方法论与伦理学的双重多元向度。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出“读书法”中所说的“读者”并不是普通的文字阅读者，而是忠诚的求道者，该主体自身应具有某些信仰者的特征。其中的“读书”也超越了现代意义中的单纯“阅读”，而是涵盖之前的心态调整，之中的理解体悟，之后的体证力行等多个环节。明了这些，对于“读书法”中阐释学因子的彰显，至关重要。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西阐释学史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康宇）
附录：朱熹读书法（文丨孟祥海）
朱熹是我国第一个系统研究读书理论和读书方法的人。他把“格物致知，读书穷理”、“为学之实，固在践履”作为读书的基本原则，并总结出一系列读书方法。
第一，循序渐进。读书要按照一定的次序，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处，不知低处不理会，终无至高处之理。”他要求读书量力而行，打好基础，逐渐深入。
第二，熟读精思。熟读，就是“使一书通透烂熟，都无记不起处。”“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精思，就是要“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复玩味，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读书要从反复诵读入手，做到学与思结合，力求透彻理解与领悟，牢固记忆与掌握。
第三，虚心涵泳。读书要有虚心的态度，仔细认真，沉浸其中，周密思考，反复琢磨，多方验证，才能明辨是非，解决疑难。“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以为有功耳。”
第四，切己体察。读书要联系自己的知识经验来理解推断，同时，读书又不可固执己见，要依靠自己的努力，重视书外功夫。“入道之门，是将自个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
第五，著紧用力。读书要勤奋抓紧，要抖擞精神，下苦功，花力气，才能成功。他很重视情感在阅读中的作用，指出阅读时要精神振奋，有紧迫感，不能松懈。
朱熹的这些读书方法和见解可谓真知灼见，不愧为读书治学的金钥匙！
（来自：京郊日报；作者：孟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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