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羽# #2021苏迪曼杯# #国羽卫冕苏杯#
张军夏煊泽谈国羽卫冕苏杯：主力新人同出彩，团队互助共迎难关
昨晚，卫冕冠军中国队在2021年苏迪曼杯决赛上以3比1战胜日本队，第12次捧起苏迪曼杯。
两年前的中国南宁，一支以生力军为主的国羽新军重新捧得苏迪曼杯。彼时没有疫情的重重围困，有的是低谷期的中国队找回气势的绝地反击。两年后，芬兰万塔见证了平均年纪刚满23的年轻一代，拼出了朝气、搏出了血性，将“CHINA”第12次刻上苏迪曼杯。
这支足够年轻、足够朝气、足够扛打的国羽军团，在近三个月内，用一分分的拼搏、一次次的坚持，谱写了奥运荣光、全运使命，以及成功卫冕苏杯、刷新国羽连续第14次站在最后决赛场的历史新纪录。赛后，国羽“双核”——中国羽协主席、双打主教练张军，和中国羽协副主席、单打主教练夏煊泽第一时间接受了我们记者的采访，在分享喜悦的同时，也点评了苏杯上国羽的得与失。
张军：定海有神针，国羽有新人
这一届苏杯，我们整个队伍发挥得非常不错，延续了奥运会的一个良好的势头。2019年重夺苏杯给正值低谷期的队伍打了强心针，之后，我们经历了疫情，比赛减少，所以这次卫冕是对中国羽毛球队的重大鼓舞。
从阵容来看，我们的年轻队员偏多，不少是缺乏国际大赛经验的新人。这些新人在比赛中确实有起伏，但这是正常的，他们也拿出了值得肯定的实力，决赛的何济霆/周昊东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一点来说，我们在阵容上完成了新老交替，启用了很多年轻的新人，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从奥运会到全运会，再辗转到芬兰参加苏杯，队员们都很疲劳，不过他们迎难而上，都表现得非常好。对于主力选手们来说，他们在经历了奥运、全运全程的拉锯战后，身体状态并不在最好，但是，依旧发挥出了水平，尤其是女单、女双和混双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决赛前，我们考虑过启用王懿律/刘成这对2017年全运会男双冠军组合，但考虑到日本的整体实力很强，如果让王懿律兼项男双，出场顺序不会发生变化，依然是男双第一场，混双最后一场。所以，我们还是坚决地启用了何济霆/周昊东，相信他们。决赛上，我也让他们要更多去寻找对手漏洞，不要有压力，要勇敢去释放自己。通过比赛来看，我认为这次锻炼年轻一批的男双选手效果还是不错，他们需要在大赛中锻炼自己，增长比赛经验和能力。
大家都注意到，2001年出生的冯彦哲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第一位获得世界冠军的“00后”。他的出场和登顶代表了时代的趋势，我们也会更大胆地启用年轻选手。冯彦哲获得了极大的激励，也会让更多的年轻队员产生动力，为了心中世界冠军的目标更加努力。当今羽坛各国竞争如此激烈，强强对话中谁是勇者就要看我们如何激发年轻人们的冲劲。
苏杯之后，接下来就是汤姆斯杯和尤伯杯，队员的体能保持很重要。目前，他们的体能储备还不错，自我管理都非常好，我相信他们具备连续作战的能力。我认为，连轴转的比赛能更好锻炼年轻队员的实战能力，比赛的确很密集，但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想，疫情之下，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我们下一个目标是汤尤杯，大家会去全力冲击。我们不会因为自己是卫冕冠军而有所保守，我们会让我们的奥运冠军、主力队员带着年轻队员去向别的国家发起挑战和冲击，让他们在场上尽情释放自己，去积累经验以及提高比赛能力。
夏煊泽：团队作战互为支撑，单打组经受住考验
决赛的两场单打尽管对阵和两年前在南宁一样，但其实这四个人都已经完全不一样。陈雨菲上届还处于冲击对手的位置，当时赢下了先失一局的逆转战，但这一次她已经是始终被冲击的奥运冠军。
赛前，我们做好了困难准备，她的两个不错的开局表现都能看出来。不过，作为女单第一人，陈雨菲经历了奥运会的巅峰状态，全运会也是超长的全勤出战，这让她在决赛中的速度和精力有所受限，局中出现了一些平时没有的失误。尽管决赛输球，但她在本次苏杯中的表现值得表扬和肯定，她连续两场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力挽狂澜赢得胜利。尤其是面对丹麦，我们的男双、男单都不占优的局面下，能够顶住必须拿分的压力，这是陈雨菲值得信赖的证明。
在团体赛中，不仅每一个队员都要守好自己这一分，更重要的是可以成为彼此最坚实的支撑。决赛上，陈雨菲遇到困难，石宇奇很好地顶了上来。经历过2017年黄金海岸的遗憾，也体验过2018年曼谷重夺汤杯、2019年南宁赢下苏杯制胜分的经历，石宇奇无疑是现在男单组中经验最丰富的，他也真正担起了男单组的大旗。
石宇奇这一路恢复走得很辛苦，奥运会的表现并不如他的预期，他为此想了很多。随着全运会收获团体季军和单项赛冠军，石宇奇也找回了一点自信。在我来看，他这届苏杯里最难的时候是小组赛和淘汰赛先后经历了两场输球。
半决赛对阵许侊熙时，石宇奇的压力相当大，赛场的表现证明了他为团队立功的压力和迫切，只是他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2比1拿下那场比赛，可以说这是石宇奇真正意义上的信心回来的时刻。决赛中面对桃田，他的进攻和防守都发挥上佳，技战术执行非常精准，特别是战略性放弃第二局，集中精力在决胜局，给对手制造更多的进攻压力。石宇奇能够有如此坚定的表现，也为国羽赢下比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决赛前，队员们纷纷请战，最后教练组相信石宇奇能够担起这份重任也决定让他出战。特别记得半决赛打韩国之前，我们先后开了三次会讨论名单，最终确定后又讨论了一次，几乎每场比赛前商量对阵的会议都会开几个小时。
从苏杯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围绕着连续作战如何补充和恢复这一课题想办法。由于疫情，我们不能像从前那样方便地为大家做一些后勤工作。这一次，我们向当地志愿者借来了几个电饭煲，每天为队员们煲鸡汤补充营养。
今天一早，我们就会出发前往丹麦奥胡斯，行程很紧张，到达后我们会马上为汤尤杯的人选进行安排和部署。汤尤杯上，年轻队员会有更多机会展示自己，主力选手也要在比赛中找状态，善调整。如此紧凑的大赛赛程，我作为教练员也是第一次遇到，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继续发挥勇猛善战的意志品质，向着汤尤杯发起冲击。
2021年苏迪曼杯决赛赛果
中国队3-1日本队
男双：周昊东/何济霆 21-17、14-21、21-16 小林优吾/保木卓朗
女单：陈雨菲 19-21、16-21 山口茜
男单：石宇奇21-13、8-21、21-12桃田贤斗
女双：陈清晨/贾一凡 21-17、21-16 松友美佐纪/松本麻佑
张军夏煊泽谈国羽卫冕苏杯：主力新人同出彩，团队互助共迎难关
昨晚，卫冕冠军中国队在2021年苏迪曼杯决赛上以3比1战胜日本队，第12次捧起苏迪曼杯。
两年前的中国南宁，一支以生力军为主的国羽新军重新捧得苏迪曼杯。彼时没有疫情的重重围困，有的是低谷期的中国队找回气势的绝地反击。两年后，芬兰万塔见证了平均年纪刚满23的年轻一代，拼出了朝气、搏出了血性，将“CHINA”第12次刻上苏迪曼杯。
这支足够年轻、足够朝气、足够扛打的国羽军团，在近三个月内，用一分分的拼搏、一次次的坚持，谱写了奥运荣光、全运使命，以及成功卫冕苏杯、刷新国羽连续第14次站在最后决赛场的历史新纪录。赛后，国羽“双核”——中国羽协主席、双打主教练张军，和中国羽协副主席、单打主教练夏煊泽第一时间接受了我们记者的采访，在分享喜悦的同时，也点评了苏杯上国羽的得与失。
张军：定海有神针，国羽有新人
这一届苏杯，我们整个队伍发挥得非常不错，延续了奥运会的一个良好的势头。2019年重夺苏杯给正值低谷期的队伍打了强心针，之后，我们经历了疫情，比赛减少，所以这次卫冕是对中国羽毛球队的重大鼓舞。
从阵容来看，我们的年轻队员偏多，不少是缺乏国际大赛经验的新人。这些新人在比赛中确实有起伏，但这是正常的，他们也拿出了值得肯定的实力，决赛的何济霆/周昊东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一点来说，我们在阵容上完成了新老交替，启用了很多年轻的新人，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从奥运会到全运会，再辗转到芬兰参加苏杯，队员们都很疲劳，不过他们迎难而上，都表现得非常好。对于主力选手们来说，他们在经历了奥运、全运全程的拉锯战后，身体状态并不在最好，但是，依旧发挥出了水平，尤其是女单、女双和混双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决赛前，我们考虑过启用王懿律/刘成这对2017年全运会男双冠军组合，但考虑到日本的整体实力很强，如果让王懿律兼项男双，出场顺序不会发生变化，依然是男双第一场，混双最后一场。所以，我们还是坚决地启用了何济霆/周昊东，相信他们。决赛上，我也让他们要更多去寻找对手漏洞，不要有压力，要勇敢去释放自己。通过比赛来看，我认为这次锻炼年轻一批的男双选手效果还是不错，他们需要在大赛中锻炼自己，增长比赛经验和能力。
大家都注意到，2001年出生的冯彦哲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第一位获得世界冠军的“00后”。他的出场和登顶代表了时代的趋势，我们也会更大胆地启用年轻选手。冯彦哲获得了极大的激励，也会让更多的年轻队员产生动力，为了心中世界冠军的目标更加努力。当今羽坛各国竞争如此激烈，强强对话中谁是勇者就要看我们如何激发年轻人们的冲劲。
苏杯之后，接下来就是汤姆斯杯和尤伯杯，队员的体能保持很重要。目前，他们的体能储备还不错，自我管理都非常好，我相信他们具备连续作战的能力。我认为，连轴转的比赛能更好锻炼年轻队员的实战能力，比赛的确很密集，但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想，疫情之下，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我们下一个目标是汤尤杯，大家会去全力冲击。我们不会因为自己是卫冕冠军而有所保守，我们会让我们的奥运冠军、主力队员带着年轻队员去向别的国家发起挑战和冲击，让他们在场上尽情释放自己，去积累经验以及提高比赛能力。
夏煊泽：团队作战互为支撑，单打组经受住考验
决赛的两场单打尽管对阵和两年前在南宁一样，但其实这四个人都已经完全不一样。陈雨菲上届还处于冲击对手的位置，当时赢下了先失一局的逆转战，但这一次她已经是始终被冲击的奥运冠军。
赛前，我们做好了困难准备，她的两个不错的开局表现都能看出来。不过，作为女单第一人，陈雨菲经历了奥运会的巅峰状态，全运会也是超长的全勤出战，这让她在决赛中的速度和精力有所受限，局中出现了一些平时没有的失误。尽管决赛输球，但她在本次苏杯中的表现值得表扬和肯定，她连续两场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力挽狂澜赢得胜利。尤其是面对丹麦，我们的男双、男单都不占优的局面下，能够顶住必须拿分的压力，这是陈雨菲值得信赖的证明。
在团体赛中，不仅每一个队员都要守好自己这一分，更重要的是可以成为彼此最坚实的支撑。决赛上，陈雨菲遇到困难，石宇奇很好地顶了上来。经历过2017年黄金海岸的遗憾，也体验过2018年曼谷重夺汤杯、2019年南宁赢下苏杯制胜分的经历，石宇奇无疑是现在男单组中经验最丰富的，他也真正担起了男单组的大旗。
石宇奇这一路恢复走得很辛苦，奥运会的表现并不如他的预期，他为此想了很多。随着全运会收获团体季军和单项赛冠军，石宇奇也找回了一点自信。在我来看，他这届苏杯里最难的时候是小组赛和淘汰赛先后经历了两场输球。
半决赛对阵许侊熙时，石宇奇的压力相当大，赛场的表现证明了他为团队立功的压力和迫切，只是他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2比1拿下那场比赛，可以说这是石宇奇真正意义上的信心回来的时刻。决赛中面对桃田，他的进攻和防守都发挥上佳，技战术执行非常精准，特别是战略性放弃第二局，集中精力在决胜局，给对手制造更多的进攻压力。石宇奇能够有如此坚定的表现，也为国羽赢下比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决赛前，队员们纷纷请战，最后教练组相信石宇奇能够担起这份重任也决定让他出战。特别记得半决赛打韩国之前，我们先后开了三次会讨论名单，最终确定后又讨论了一次，几乎每场比赛前商量对阵的会议都会开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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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苏迪曼杯决赛赛果
中国队3-1日本队
男双：周昊东/何济霆 21-17、14-21、21-16 小林优吾/保木卓朗
女单：陈雨菲 19-21、16-21 山口茜
男单：石宇奇21-13、8-21、21-12桃田贤斗
女双：陈清晨/贾一凡 21-17、21-16 松友美佐纪/松本麻佑
距国考83天
今天早上状态不太行，言语做题特别困，大概是昨晚没睡好，导致做2018国考的真题的时候半蒙半做的，正确率太低了[跪了]晚上一定要睡好！今天申论看了一下半月谈的高分宝典，里面还是有很新颖的点子的，希望能对我提高申论有用！
今天看到的一句话，觉得很适合现在的状态，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今天早上状态不太行，言语做题特别困，大概是昨晚没睡好，导致做2018国考的真题的时候半蒙半做的，正确率太低了[跪了]晚上一定要睡好！今天申论看了一下半月谈的高分宝典，里面还是有很新颖的点子的，希望能对我提高申论有用！
今天看到的一句话，觉得很适合现在的状态，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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