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 古代废品处理大赏：垃圾去哪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三联美食# 八大菜系之一的浙江菜素来以注重本味、制作精细著称。但是，我的家乡衢州在浙江似乎是独树一帜的存在。衢州菜口味与清甜相去甚远，衢州菜重辣，最富盛名的小吃叫做三头一掌。所谓三头一掌，鸭头、兔头、鱼头和鸭掌是也。
衢州的三头一掌，多多少少都带着点辣味。或许与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浙江与辣椒其实颇有渊源。16世纪，当辣椒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它最先到达的地点很有可能就是浙江。以浙江为起点，辣椒开始了在中国大地上的“攻城略地”。在不断的传播与推广过程中，它作为调味品的作用被日益发掘，并最终取代了中国古代茱萸、花椒、姜等辛香用料的地位，成为了辣味最正统也最主要的来源。
衢州位于浙江西部，在金衢盆地西端，青山层叠环绕，涵养了钱塘江水。盆地与山区，这两个关键词似乎在地理层面为衢州人的嗜辣奠定了基础。衢州山水清嘉，好水养好鱼，开化的清水鱼颇有名气，但可惜我不爱吃鱼。又因为我的生肖是兔，小时候唯一认真养过的动物就是一只白兔，当时每天都会去菜场为它寻莴苣叶吃，所以我也不吃兔子。于是三头一掌对于我来说，只剩下了鸭头和鸭掌，好在鸭头鸭掌本就寻常，鸭头更是三头一掌中最大众的存在。
自我有记忆起，在家乡大大小小的饭馆里，都能见到鸭头，外地餐馆来衢之后都会入乡随俗，我曾经就在一家东北饺子馆里尝到了美味的冷吃酱鸭头。在邻市甚至邻省的街头巷尾，我也总能看到衢州鸭头的招牌，用着彷佛是同一套模板的红底黄字设计，牵引起了衢州人的共同回忆。
作为家乡人民普遍喜爱的美食，当然会有一些口耳相传的好味小店，藏在偏僻或者喧闹的地方，迎接着四方来客。
这些小店往往看上去并不高端，但是或大或小的店里总是坐得满满当当。踏进店里，彷佛踏进了最市井的烟火气中。店铺的厨房或者角落里总是摆着一个大的不锈钢桶，掀开盖子就会散发出浓郁的卤香。送上餐桌的鸭头或许看上去平平无奇，它先被清水冲洗处理干净，再经由卤料咕嘟咕嘟冒着泡地卤制，又历经了卤汤里持续的浸泡，最终呈现出了带有深红色的外观。
在被盛出的过程中，浇淋了一勺卤汁，干红辣椒段漂浮于其上，中间点缀着青绿的小葱，带着辣意的香气萦绕在口鼻之间，熟悉的味道立刻就涌现在了记忆之中。
鸭头不是高端的食材，可以食用的部分其实有限，所以吃鸭头时感受到的绝非那种大口吃肉的快乐。俗语里讲“死鸭子嘴硬”，但是经过长时间烹调卤制的鸭头早已软烂，每一块骨头都已经入味，不管是鸭嘴还是其他骨头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掰断咬开，浸润其中的汤汁就会随之流出，蔓延在整个口腔。
我从小就挑嘴，一个完整的鸭头，我只吃我能叫得上名字的部分，鸭舌鲜嫩、鸭下巴肥厚、鸭脑绵软，在慢慢品尝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把骨头分离开，鸭肉与骨头之间充盈着细密的汁水，隐藏的辣味逐渐扩散开来，混合着葱香，酣畅淋漓。
可以说，辣是衢州鸭头的灵魂。每次回味起衢州鸭头的味道，最先涌现在脑海中的就是热辣的感觉。辣味并不是一种味觉体验，从生理学角度出发，我们身体上的任何一处神经末梢都可以接受到辛辣的刺激，它其实是一种痛觉。辣味的主要来源是植物性调料，比如辣椒，比如葱。
所以，我一直觉得葱和辣椒是绝配，不同的辣味成分会带来层次更加丰富的刺激。吃鸭头时其实就是在将辣味带来的刺激无限延长，鸭头骨多肉少，这就意味着鸭头的食用速度不会太快，辣味有了充足的刺激时间，能够让这种辣味体验变得持久又难忘。辣鸭头的美味不止存在于餐馆，更藏在每一户衢州人的家中。鸭头的卤制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家家户户空闲时也会自己制作，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秘方窍门。
我曾经问过家乡的朋友关于“衢州哪里的鸭头最好吃”这个问题，除了几个经常被提及的店铺名字，还有一个高频的回答是“我家”。这个回答之后，往往下一句就会略带骄傲地和我说“下次有机会来我家尝尝”。不同的家常味道，我在中学时曾幸运地品尝过。那时候大家都住在学校宿舍，一周回一次家。周中时如果有家长来看望，如果那位家长还为孩子带了饭，那鸭头一定是其中的高频菜色。
记忆中始终不曾褪色的画面就是隔壁寝室的同学跑来我的寝室门口，倚着门热情地招呼我过去品尝她家的鸭头，和我分享她最喜欢的味道。
即便是再寻常不过的味道也会因为家这个概念而变得不同一般，因为只有那个小家才最懂自己的味蕾。随着我年岁渐长，我待在家乡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暂，衢州鸭头同衢州一道，变成了让我牵肠挂肚的存在。当我走在异乡的街头，看到路旁衢州鸭头的招牌，总会下意识地多看一眼，记忆中的那种热辣咸鲜倏忽间在脑海中闪过。
记得儿时每天电视上都播放着一档衢州方言节目，名字叫做《统来看》，它的主题曲在普通话里掺杂着衢州方言，非常琅琅上口，每次我都会一起跟唱：“嗨嗨，老板，嘎子固兔妮得
衢州顺丽的兔妮得（衢州城里的兔子头），又鲜又辣咪道赞（又鲜又辣味道好）。阿得、嗯得和阿臧（鸭头、鱼头和鸭掌），叫妮七了阿想七（叫你吃了还想吃）。”
我们都明白，异乡街头我们追求的那些正宗味道，其实都不过是思乡味。
《这里的麻辣鸭头，是我牵肠挂肚的乡愁》文 | 刘涵
衢州的三头一掌，多多少少都带着点辣味。或许与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浙江与辣椒其实颇有渊源。16世纪，当辣椒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它最先到达的地点很有可能就是浙江。以浙江为起点，辣椒开始了在中国大地上的“攻城略地”。在不断的传播与推广过程中，它作为调味品的作用被日益发掘，并最终取代了中国古代茱萸、花椒、姜等辛香用料的地位，成为了辣味最正统也最主要的来源。
衢州位于浙江西部，在金衢盆地西端，青山层叠环绕，涵养了钱塘江水。盆地与山区，这两个关键词似乎在地理层面为衢州人的嗜辣奠定了基础。衢州山水清嘉，好水养好鱼，开化的清水鱼颇有名气，但可惜我不爱吃鱼。又因为我的生肖是兔，小时候唯一认真养过的动物就是一只白兔，当时每天都会去菜场为它寻莴苣叶吃，所以我也不吃兔子。于是三头一掌对于我来说，只剩下了鸭头和鸭掌，好在鸭头鸭掌本就寻常，鸭头更是三头一掌中最大众的存在。
自我有记忆起，在家乡大大小小的饭馆里，都能见到鸭头，外地餐馆来衢之后都会入乡随俗，我曾经就在一家东北饺子馆里尝到了美味的冷吃酱鸭头。在邻市甚至邻省的街头巷尾，我也总能看到衢州鸭头的招牌，用着彷佛是同一套模板的红底黄字设计，牵引起了衢州人的共同回忆。
作为家乡人民普遍喜爱的美食，当然会有一些口耳相传的好味小店，藏在偏僻或者喧闹的地方，迎接着四方来客。
这些小店往往看上去并不高端，但是或大或小的店里总是坐得满满当当。踏进店里，彷佛踏进了最市井的烟火气中。店铺的厨房或者角落里总是摆着一个大的不锈钢桶，掀开盖子就会散发出浓郁的卤香。送上餐桌的鸭头或许看上去平平无奇，它先被清水冲洗处理干净，再经由卤料咕嘟咕嘟冒着泡地卤制，又历经了卤汤里持续的浸泡，最终呈现出了带有深红色的外观。
在被盛出的过程中，浇淋了一勺卤汁，干红辣椒段漂浮于其上，中间点缀着青绿的小葱，带着辣意的香气萦绕在口鼻之间，熟悉的味道立刻就涌现在了记忆之中。
鸭头不是高端的食材，可以食用的部分其实有限，所以吃鸭头时感受到的绝非那种大口吃肉的快乐。俗语里讲“死鸭子嘴硬”，但是经过长时间烹调卤制的鸭头早已软烂，每一块骨头都已经入味，不管是鸭嘴还是其他骨头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掰断咬开，浸润其中的汤汁就会随之流出，蔓延在整个口腔。
我从小就挑嘴，一个完整的鸭头，我只吃我能叫得上名字的部分，鸭舌鲜嫩、鸭下巴肥厚、鸭脑绵软，在慢慢品尝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把骨头分离开，鸭肉与骨头之间充盈着细密的汁水，隐藏的辣味逐渐扩散开来，混合着葱香，酣畅淋漓。
可以说，辣是衢州鸭头的灵魂。每次回味起衢州鸭头的味道，最先涌现在脑海中的就是热辣的感觉。辣味并不是一种味觉体验，从生理学角度出发，我们身体上的任何一处神经末梢都可以接受到辛辣的刺激，它其实是一种痛觉。辣味的主要来源是植物性调料，比如辣椒，比如葱。
所以，我一直觉得葱和辣椒是绝配，不同的辣味成分会带来层次更加丰富的刺激。吃鸭头时其实就是在将辣味带来的刺激无限延长，鸭头骨多肉少，这就意味着鸭头的食用速度不会太快，辣味有了充足的刺激时间，能够让这种辣味体验变得持久又难忘。辣鸭头的美味不止存在于餐馆，更藏在每一户衢州人的家中。鸭头的卤制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家家户户空闲时也会自己制作，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秘方窍门。
我曾经问过家乡的朋友关于“衢州哪里的鸭头最好吃”这个问题，除了几个经常被提及的店铺名字，还有一个高频的回答是“我家”。这个回答之后，往往下一句就会略带骄傲地和我说“下次有机会来我家尝尝”。不同的家常味道，我在中学时曾幸运地品尝过。那时候大家都住在学校宿舍，一周回一次家。周中时如果有家长来看望，如果那位家长还为孩子带了饭，那鸭头一定是其中的高频菜色。
记忆中始终不曾褪色的画面就是隔壁寝室的同学跑来我的寝室门口，倚着门热情地招呼我过去品尝她家的鸭头，和我分享她最喜欢的味道。
即便是再寻常不过的味道也会因为家这个概念而变得不同一般，因为只有那个小家才最懂自己的味蕾。随着我年岁渐长，我待在家乡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暂，衢州鸭头同衢州一道，变成了让我牵肠挂肚的存在。当我走在异乡的街头，看到路旁衢州鸭头的招牌，总会下意识地多看一眼，记忆中的那种热辣咸鲜倏忽间在脑海中闪过。
记得儿时每天电视上都播放着一档衢州方言节目，名字叫做《统来看》，它的主题曲在普通话里掺杂着衢州方言，非常琅琅上口，每次我都会一起跟唱：“嗨嗨，老板，嘎子固兔妮得
衢州顺丽的兔妮得（衢州城里的兔子头），又鲜又辣咪道赞（又鲜又辣味道好）。阿得、嗯得和阿臧（鸭头、鱼头和鸭掌），叫妮七了阿想七（叫你吃了还想吃）。”
我们都明白，异乡街头我们追求的那些正宗味道，其实都不过是思乡味。
《这里的麻辣鸭头，是我牵肠挂肚的乡愁》文 | 刘涵
BENTU 展讯 | 街头谱系·到期作废
2021年12月18日-2022年1月3日
「bushes」X「本土创造」X「一筑一事」
成都全新城市更新现场玉林西路2号附8
三方联合策划关于「可持续生活的探讨」
循环、可持续性原则本身是必然的趋势，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总结与反思，形成具有前瞻性与先知性的预见，并开放的为所有人提供思路。在此过程中，材料的未来也意味着有更多新的创造。
城市更新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新老交替之间，被建造、拆解、再建造、再拆解，大量附着在这个浪潮之中的生产体系、生活片段最终物化为碎片。在不断幻想「乌托邦」的同时，是否有责任去审视这中间产生的「污托邦」？这些「无用的」「旧的」「废渣」将何去何从？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消纳处理其他行业的废弃物，以平等的物质材料观，审视不同生产程度的材质，一直是本土创造深入研发探索的方向。通过设计手段，赋予城市更新中产生的废弃物新生命，延续资源的生命周期是物质循环和可持续原则的实践。
关注城市更新中产生的废弃材料，同时凝聚性审视工业生产体系现状。产品实际上是聚焦生产浪费现象的物态投射，以警醒督促生产主体审视、思考当今世界环境问题与全球资源困势。以设计作为物质手段，探讨自然人文综合解决对策。从自我认知到可利用性，再到可实现性，并与创造性思想和经济性目标相结合，或许成为当下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与设计的关键词。
12月18日本土创造受邀联合成都「BUSHES」、「一筑一事」在玉林西路的「旧改现场」用一场展览呈现围绕着资源再生进行的思考和实践。
BUSHES项目一期位于玉林西路2号楼，建筑本身属于城市旧改项目，建筑旧改一方面在建筑物理形态上呈现新旧融合状态的同时，「应保尽保」的旧改思路也是一次关于城市建筑旧改的可持续发展。
BUSHES的第一次展览，内容定义为一次在「旧改现场」的关于「可持续生活的探讨」。
Bushes项目源起于高新区城市更新项目，关于更新升级成都玉林街区，社区营造全新复合文化氛围，活化街区商业及消费人群。Bushes项目一期位于玉林西路2号楼，建筑原址为供电局职工宿舍，在改造初期明确以「应保尽保」的建筑手法改造-尽可能保留原始建筑肌理的同时，对不能保留的建筑片段，选择用完全当代的建筑手法做表达，使整个建筑在某种程度上新旧相融，营造有时光感的交替与对比。
明确建筑改造方式后，才真正意义上创立了bushes，并将其定义为一个「空间品牌」或者「玉林内容发电站」—专注于文化赋能实体空间，以文化内容开发+空间运营+艺术创新为旨；以跨媒介艺术IP为内容，整合聚集多领域，多形态输出内容的空间品牌。由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倍森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三方共同打造。
「本土创造」作为场外的唯一参展方，将以批判而诚恳的方式分享品牌自建立以来一直聚焦人类日常，不断实验性探索、审视与研究使用需求与可持续设计的形势关联的思考。
「本土创造」秉持关于「材料」的可持续理念，以良性生产形态为纲领，从点到面推动设计生产环节、模式改革。以建筑废渣回收为始，不断发掘塑料、陶瓷与石材边角料等一系列回收过程主体角色，表达循环利用背景下废渣的全新物质形态与设计语言。展览产品聚焦于城市更新回收材料设计性再造与普适日常转化性应用。探索、试验与研发工业自然的残余废渣和建筑混凝土工艺，于产品功能与物态审美维度实现完美平衡的可能性。此次展览本土创造带来了“失体”、“塑体”、“㸚”、“死脑筋”等项目。“失体”尝试在潮州传统文化解体的过程中，通过回收废弃的日用瓷器和红砖渣，将之作为混凝土的骨料融入日常，为传统“重塑其体”寻找新的美学表达。“塑体”则是在对塑料废物的再生利用中探讨，如何从材料获取到成品的过程中消耗最小的能源，同时更便于投入工业化量产当中，对环境造成最小的伤害。
而“死脑筋”则呈现了本土创造从创业初始延用至今的混凝土作为媒介，制成大脑作为“死脑筋”的物化象征。它指向被物质世界囚困的现代人的固化和割裂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也暗喻了那些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坚持自己独特生活方式的“苦行僧”们。
「一筑一事」作为创始于成都的“建筑与生活方式”领域观察者与实践者，一筑一事在本次展览中把视线聚焦于互联网信息爆炸与个体切身实践的关系上。如果大量碎片化信息所建构起来的互联网世界，正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二手回收站，那么回归真实世界的亲身探访和手写记录，是否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沦为互联网低劣二手知识“产品”的帮凶？
一筑一事基于七年探访近两千建筑空间的经验，以最新创作的空间探访工具（即将首发亮相）作为媒介，把展场空间营造为探讨信息回收、加工和再利用的场域。
2021年12月18日-2022年1月3日
「bushes」X「本土创造」X「一筑一事」
成都全新城市更新现场玉林西路2号附8
三方联合策划关于「可持续生活的探讨」
循环、可持续性原则本身是必然的趋势，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总结与反思，形成具有前瞻性与先知性的预见，并开放的为所有人提供思路。在此过程中，材料的未来也意味着有更多新的创造。
城市更新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新老交替之间，被建造、拆解、再建造、再拆解，大量附着在这个浪潮之中的生产体系、生活片段最终物化为碎片。在不断幻想「乌托邦」的同时，是否有责任去审视这中间产生的「污托邦」？这些「无用的」「旧的」「废渣」将何去何从？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消纳处理其他行业的废弃物，以平等的物质材料观，审视不同生产程度的材质，一直是本土创造深入研发探索的方向。通过设计手段，赋予城市更新中产生的废弃物新生命，延续资源的生命周期是物质循环和可持续原则的实践。
关注城市更新中产生的废弃材料，同时凝聚性审视工业生产体系现状。产品实际上是聚焦生产浪费现象的物态投射，以警醒督促生产主体审视、思考当今世界环境问题与全球资源困势。以设计作为物质手段，探讨自然人文综合解决对策。从自我认知到可利用性，再到可实现性，并与创造性思想和经济性目标相结合，或许成为当下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与设计的关键词。
12月18日本土创造受邀联合成都「BUSHES」、「一筑一事」在玉林西路的「旧改现场」用一场展览呈现围绕着资源再生进行的思考和实践。
BUSHES项目一期位于玉林西路2号楼，建筑本身属于城市旧改项目，建筑旧改一方面在建筑物理形态上呈现新旧融合状态的同时，「应保尽保」的旧改思路也是一次关于城市建筑旧改的可持续发展。
BUSHES的第一次展览，内容定义为一次在「旧改现场」的关于「可持续生活的探讨」。
Bushes项目源起于高新区城市更新项目，关于更新升级成都玉林街区，社区营造全新复合文化氛围，活化街区商业及消费人群。Bushes项目一期位于玉林西路2号楼，建筑原址为供电局职工宿舍，在改造初期明确以「应保尽保」的建筑手法改造-尽可能保留原始建筑肌理的同时，对不能保留的建筑片段，选择用完全当代的建筑手法做表达，使整个建筑在某种程度上新旧相融，营造有时光感的交替与对比。
明确建筑改造方式后，才真正意义上创立了bushes，并将其定义为一个「空间品牌」或者「玉林内容发电站」—专注于文化赋能实体空间，以文化内容开发+空间运营+艺术创新为旨；以跨媒介艺术IP为内容，整合聚集多领域，多形态输出内容的空间品牌。由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倍森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三方共同打造。
「本土创造」作为场外的唯一参展方，将以批判而诚恳的方式分享品牌自建立以来一直聚焦人类日常，不断实验性探索、审视与研究使用需求与可持续设计的形势关联的思考。
「本土创造」秉持关于「材料」的可持续理念，以良性生产形态为纲领，从点到面推动设计生产环节、模式改革。以建筑废渣回收为始，不断发掘塑料、陶瓷与石材边角料等一系列回收过程主体角色，表达循环利用背景下废渣的全新物质形态与设计语言。展览产品聚焦于城市更新回收材料设计性再造与普适日常转化性应用。探索、试验与研发工业自然的残余废渣和建筑混凝土工艺，于产品功能与物态审美维度实现完美平衡的可能性。此次展览本土创造带来了“失体”、“塑体”、“㸚”、“死脑筋”等项目。“失体”尝试在潮州传统文化解体的过程中，通过回收废弃的日用瓷器和红砖渣，将之作为混凝土的骨料融入日常，为传统“重塑其体”寻找新的美学表达。“塑体”则是在对塑料废物的再生利用中探讨，如何从材料获取到成品的过程中消耗最小的能源，同时更便于投入工业化量产当中，对环境造成最小的伤害。
而“死脑筋”则呈现了本土创造从创业初始延用至今的混凝土作为媒介，制成大脑作为“死脑筋”的物化象征。它指向被物质世界囚困的现代人的固化和割裂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也暗喻了那些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坚持自己独特生活方式的“苦行僧”们。
「一筑一事」作为创始于成都的“建筑与生活方式”领域观察者与实践者，一筑一事在本次展览中把视线聚焦于互联网信息爆炸与个体切身实践的关系上。如果大量碎片化信息所建构起来的互联网世界，正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二手回收站，那么回归真实世界的亲身探访和手写记录，是否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沦为互联网低劣二手知识“产品”的帮凶？
一筑一事基于七年探访近两千建筑空间的经验，以最新创作的空间探访工具（即将首发亮相）作为媒介，把展场空间营造为探讨信息回收、加工和再利用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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