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服了，现在想想感觉去年上头的自己太傻比了，浪费了很多时间。
亲友：没关系，人只要在进步就会在回忆过去时认为自己傻比，你能在那么短时间内得出这个结论至少说明你进步很快。
我竟不知她在夸我还是损我。
此处配图应是去年7月交了论文等答辩，被意大利的高温热到波兰避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口拍的照片。
Arbeit macht frei
自欺欺人罢了。
看到奥斯维辛和比克瑙的照片沙比，那位波兰导游的神奇英语口音仿佛就在我耳边[作揖]

AD 经典: 1967世博会德国馆 / Frei Otto and Rolf Gutbrod
弗雷·奥托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支撑膜结构来构建大空间的建筑师，他设计的德国馆是用高强度的金属索与用高分子聚合材料做成的薄膜一起组合起来的具有足够大的空间的建筑。这种结构的特点是结构非常简洁，便于组装和拆卸，与传统结构比起来有相对低廉的造价。它的屋面用特种柔性化学材料敷贴，呈半透明状。虽然这座建筑还没有后来他做的那个慕尼黑奥运会的主会场那么完美，但是这个试验性的建筑，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结构形式的问世。正是德国馆的成功启发了对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体育场的结构和建筑造型的设计。
奥托对张力结构的迷恋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经历。作为空军飞行员，奥托曾近被捕，被关押在法国沙特尔附近的一个战俘营。他工作是用有限的材料为其他囚犯建设临时性住所。[1]战争结束后，他把这些经历变成毕生的追求。他简化了架构设计，热情接纳1950年代和60年代的知识文化。比如富勒的同生测地球体，奥托认为他提供了拉伸遮篷的一个架构解决方案
奥托主张结构的临时性，易于组装，便于回收。几个组件就可以适应几乎任何基地和地形条件，桅杆和遮篷的系统是一个简化刚度和实现永恒价值的传统建筑方法。当它能被设计和预制后，蒙特利尔德国馆在现场组装仅仅用了六周时间，不久后便被拆除。
展馆表达了地形的复杂性和自然数学的内在美和身体的关系。通过生成简单的悬挂点之间的联系反映了变化以及通过最小干预获得材料织物。记者在世博会上将其效果比作“波兰人的简单搭起来的帐篷”。[4]对于这个古怪的姿态，计算工程师的意图还是相当明显的。
树冠本身构造的预应力钢索网覆盖在一个半透明的涤纶纺织膜。在展馆周边的几个点，帐篷延伸到地面的部分像是烟囱的蛀牙。奥托的系统技术很复杂，但在概念上却很简单，通过仔细计算模拟出不规则性和创作的自由表达。展馆是一个大帐篷——人类最原始的结构，但它是一个美丽的运动的，尽管人类发明了很多机器，却也很难实现。
德国馆的结构远比其形式复杂得多，而我们也许很难欣赏到正式开放前奥托的工作。沉溺于结构或形式方面的工作势必忽视了更重要的情绪，这在奥托冒险的形式中有所发掘。他不为建筑师和美学家，而是为了造福人类。[5]正如Thom Mayne最近向已故的建筑师说，这种技术是人道主义的，会“越来越相关，因为我们进入数字时代

即使像哈佛商学院这样成熟的机构,在直面这些问题后也能快速地解决并继续发展。有史以来哈佛商学院的美国男学生在学业上的表现都要优于美国女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当尼丁·诺瑞亚( Nitin Nohria)在2010年出任院长时,他决定以消除这个差距为使命。他任命了扬米·穆恩( Youngme Moon)为高级副院长,分管MBA项目,她是建校100多年以来出任该职位的第一位女性。诺瑞亚院长还设立了新职位,邀请性别与多元化研究的专家罗宾·埃利( Robin Ey)出任。

穆恩副院长和弗朗西斯·弗雷( Frances Frei)一起工作,第一年就对校园文化进行了严格的审视。他们造访每个教室,与学生们讨论女学生与留学生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然后,他们根据访谈结果形成了诺瑞亚院长所说的“警觉度”( a level of mindfulness)。他们没有大动干戈搞改革,而是进行了一些软性的变化,包括立刻就能让学生做到的微小调整,比如注意课堂上使用的语言。他们对“领导力”提出了一种新的、公共化的定义:“领导力,是指让别人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好,即便你不在场,这种能力也能继续发挥影响。”他们让学生关注自己的行为对他人产生的影响,从而变得更有责任感。那些违反这个原则甚至制造违反原则事件的学生,将被要求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并承担责任。第二年,哈佛商学院引入小组项目,鼓励那些无法与他人相处的学生之间进行合作。他们还增加了为期一年的社会课程,帮助一些容易紧张的学生在众人面前能够有更自然的表现到毕业典礼的那天,此前存在的表现差异基本消失,这些学生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奖励。他们还发现了一个让很多人都为之吃惊的好处:这些学生的总体成就感也增强了。

通过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环境,每个人都变得更加快乐,而且所有的变化只花了短短两年的时间。

——『向前一步』谢丽尔·桑德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