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与命运的关系
过分夸大风水作用与完全否定风水作用的两种说法，均有失偏颇。过分夸大风水作用的人，把命运看成是一堆积木，想怎么搭就怎么搭，这与不信命运的人患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忽视了遗传基因的存在，如同一颗小草妄言自己想长成什么树就能长成什么树。完全否定风水作用的宿命论者，则把命运看成是上帝颁下的铁卷丹书，丝毫都不能更改，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忽视了环境能改变遗传基因的进化历史。现代科学证实，人体中的遗传基因是一代一代往下传递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也会为了适应环境而不断“进化”。这表明，从遗传的角度而言，命运既有不容易改变的遗传性，也有一定程度的可变性。
笔者想啊，大自然将我们的人祖由爬行动物变成直立行走动物，将华南虎身上的花纹变得近似山中的茅草，将鹰的眼睛变得那样尖锐，将狗的嗅觉变得那样灵敏，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都得经过环境长达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不断“修理”，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用风水来改变命运，或者说用风水来“修理”人的遗传基因，肯定也不是立马就能见效的事。那些在短时间内就用风水改变了命运的人，应当都是些本该就要时来运转的人。是这些人的命运上先有了好转的信息，然后才有幸找到好风水的。比如前文说到的那个王永庆，他生于1916年12月18日亥时，八字为丙辰 辛丑 癸丑 癸亥。命局印旺身强，喜年干有丙火财星克印，格成弃印就财。命书上说：“弃印就财，发福最大。”命主从43岁起走巳火财运，跟后又是丙午丁未一路旺财运，故而能大发特发，富出人间。他的命运本该就是这样啊，那块“金狮坐北斗”的风水宝地之所以能落到他父亲王水源的手上，难道不是命该如此吗？
笔者有几位朋友，都想通过风水来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他们分别找笔者给他们看了好几次风水，但事情总是不随人愿。凡笔者看好的风水宝地，他们就都搞不到手，能搞到手的总是那些不怎么好的地方。查看这几位朋友的生辰八字，后面所走的运气都不好，没有一个会在以后能发财当官成名的。看来，他们都不是什么“福人”，是很难求得福地的。
人造八字也一样，按时剖腹产小孩也是件很不容易成功的事。笔者曾为约三十对夫妇选择过剖腹产子期，但均因种种原因而无一例成功。查看这些父母的生辰八字，三十对夫妇六十个人，其中硬是没有一个人的八字带有会生富贵之子的信息啊。
由此可见，要想通过改变风水或择日剖腹产子等办法来改变命运，除非你的命中本来就带有能发富贵、能有成名之子的信息，否则就难以成功。即是成了功，好风水也可能会再遭破坏，富贵之子也可能会半途夭折的。
但这并不是就说，风水对命运完全没有一点作用。既然人是环境的产物，而风水术又是研究、改善环境的学问与技术，那么，从理论上说，风水就必然要影响到人的命运，改善风水也就能改善命运，虽然还不是无限度地改善。
从笔者大量的实践来看，在有着相同生辰八字的人当中，风水好的要比风水不好的人，其富贵程度确实要大一些，所受灾祸的程度也要轻一些。
例如有甲、乙、丙三个男命，同生于1958年4月28日午时，八字为戊戌 戊午 癸亥 戊午。财格有官无印，破格。命书所说的“财生七杀赶身衰，凶穷两逼”，指的就是这种八字。庚申、辛酉运，补起印星，破格得以修复，三个命主均从军，退伍后又都从事警察工作，并均任小职务。入壬戌运，印运走完，格局又破，开始倒霉了。97年丁丑，财杀并重，甲则辞公职，离婚，求财失利；乙则大病，妻子跟人出走不归；丙则患贫血病致死。接下来的戊寅己卯等流年，甲则先遇车祸，后去法国打工几年，财运一般，衣食无忧，并再婚；乙则先是因嫖娼受处罚，丢工作，也有过车祸，后来到处打工，财运很差，衣食艰难，未能再婚。
三人八字相同，实际命运也大致相同，都在庚申辛酉运当兵，任过排长，都在退伍后从事警察工作，并都从进入壬戌大运起开始走下坡路，其中甲的遭遇要相对好一些，乙则差多了，丙最差，连命都没有保住。如果仅用他们三人的生辰八字来算命，结果就会有点出入。笔者当时是结合了风水情况下断语，才使求测者满意的。当我说到命主会于97年有离婚、生病等灾祸时，当时丙的妻子就问灾祸会有多大，我说如果命主出生地附近有溪河，则其灾轻，否则就有生死大灾，丙的妻子说那里只有山冈没有溪河，我即断命主会死，结果不久就应验了。后来当甲和乙来算命时，笔者着重问了他们的风水情况，甲的祖坟和住宅前的百米内都有一条河流蜿蜒而过，这样可以稍补其命上水弱的毛病，因此他的遭遇要比乙、丙二人好一些。乙的祖坟前面是低田，有少量水，四周不见溪河水塘，所以遭遇要比甲差些，比丙好些。
再如某次，一位中年妇女问我：相同的八字是否就有相同的实际命运？我答：一般情况下会大致相同，特殊情况时出入会大一些。她说有两个小女孩都生于1988年12月29日早晨5.30分，其生母当时住在同一家医院，同时进产房，同时出产房，这两个小孩的未来也会一样吗？
笔者排出那两个小女孩的八字：己巳 丙寅 丙申 辛卯。推断道：寅木当令，逢印看官，八字无明显官星，只有申金中含有一点壬水杀星，但因寅巳申三刑，木火强旺则刑伤了衰弱的申金，连带损伤了里面的壬水杀星，格局大破。再看后面的运程，又都是刑克申金的巳午火运，莫说富贵，养大成人都很难。此妇见我说小孩养不大，就问会夭折在哪一年。笔者说：不是1997年，就是2001年。此妇进一步追问：到底是97年还是2001年？笔者结合风水断道：八字上有寅申相冲的信息，为道路相冲的符号，谁家的祖坟或住宅前面有道路直冲而来，谁家的小孩就先夭折，不会活过97年。但那没有道路相冲的，其家的小孩恐怕也活不过2001年的。此妇说：的确，一个小孩家的门前是有一条大路直冲而来，这个小孩一生下来就是弱智儿，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料，在97年就病死了。另一个小孩的家和祖坟都没有大路直冲，情况是好一些，很聪明，读书成绩好，97年患过病，2001年患绝症走了。
从上述命例可以得知，风水的好坏还是对命运有影响的，虽然能影响命运的还有国命、家世和其它诸多因素，但风水无疑是可以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
风水不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改变人的命运，但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调节命运，改善命运，这就是风水术得以存在并发展的全部意义。
{非原创，来自网络}——著明。
过分夸大风水作用与完全否定风水作用的两种说法，均有失偏颇。过分夸大风水作用的人，把命运看成是一堆积木，想怎么搭就怎么搭，这与不信命运的人患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忽视了遗传基因的存在，如同一颗小草妄言自己想长成什么树就能长成什么树。完全否定风水作用的宿命论者，则把命运看成是上帝颁下的铁卷丹书，丝毫都不能更改，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忽视了环境能改变遗传基因的进化历史。现代科学证实，人体中的遗传基因是一代一代往下传递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也会为了适应环境而不断“进化”。这表明，从遗传的角度而言，命运既有不容易改变的遗传性，也有一定程度的可变性。
笔者想啊，大自然将我们的人祖由爬行动物变成直立行走动物，将华南虎身上的花纹变得近似山中的茅草，将鹰的眼睛变得那样尖锐，将狗的嗅觉变得那样灵敏，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都得经过环境长达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不断“修理”，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用风水来改变命运，或者说用风水来“修理”人的遗传基因，肯定也不是立马就能见效的事。那些在短时间内就用风水改变了命运的人，应当都是些本该就要时来运转的人。是这些人的命运上先有了好转的信息，然后才有幸找到好风水的。比如前文说到的那个王永庆，他生于1916年12月18日亥时，八字为丙辰 辛丑 癸丑 癸亥。命局印旺身强，喜年干有丙火财星克印，格成弃印就财。命书上说：“弃印就财，发福最大。”命主从43岁起走巳火财运，跟后又是丙午丁未一路旺财运，故而能大发特发，富出人间。他的命运本该就是这样啊，那块“金狮坐北斗”的风水宝地之所以能落到他父亲王水源的手上，难道不是命该如此吗？
笔者有几位朋友，都想通过风水来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他们分别找笔者给他们看了好几次风水，但事情总是不随人愿。凡笔者看好的风水宝地，他们就都搞不到手，能搞到手的总是那些不怎么好的地方。查看这几位朋友的生辰八字，后面所走的运气都不好，没有一个会在以后能发财当官成名的。看来，他们都不是什么“福人”，是很难求得福地的。
人造八字也一样，按时剖腹产小孩也是件很不容易成功的事。笔者曾为约三十对夫妇选择过剖腹产子期，但均因种种原因而无一例成功。查看这些父母的生辰八字，三十对夫妇六十个人，其中硬是没有一个人的八字带有会生富贵之子的信息啊。
由此可见，要想通过改变风水或择日剖腹产子等办法来改变命运，除非你的命中本来就带有能发富贵、能有成名之子的信息，否则就难以成功。即是成了功，好风水也可能会再遭破坏，富贵之子也可能会半途夭折的。
但这并不是就说，风水对命运完全没有一点作用。既然人是环境的产物，而风水术又是研究、改善环境的学问与技术，那么，从理论上说，风水就必然要影响到人的命运，改善风水也就能改善命运，虽然还不是无限度地改善。
从笔者大量的实践来看，在有着相同生辰八字的人当中，风水好的要比风水不好的人，其富贵程度确实要大一些，所受灾祸的程度也要轻一些。
例如有甲、乙、丙三个男命，同生于1958年4月28日午时，八字为戊戌 戊午 癸亥 戊午。财格有官无印，破格。命书所说的“财生七杀赶身衰，凶穷两逼”，指的就是这种八字。庚申、辛酉运，补起印星，破格得以修复，三个命主均从军，退伍后又都从事警察工作，并均任小职务。入壬戌运，印运走完，格局又破，开始倒霉了。97年丁丑，财杀并重，甲则辞公职，离婚，求财失利；乙则大病，妻子跟人出走不归；丙则患贫血病致死。接下来的戊寅己卯等流年，甲则先遇车祸，后去法国打工几年，财运一般，衣食无忧，并再婚；乙则先是因嫖娼受处罚，丢工作，也有过车祸，后来到处打工，财运很差，衣食艰难，未能再婚。
三人八字相同，实际命运也大致相同，都在庚申辛酉运当兵，任过排长，都在退伍后从事警察工作，并都从进入壬戌大运起开始走下坡路，其中甲的遭遇要相对好一些，乙则差多了，丙最差，连命都没有保住。如果仅用他们三人的生辰八字来算命，结果就会有点出入。笔者当时是结合了风水情况下断语，才使求测者满意的。当我说到命主会于97年有离婚、生病等灾祸时，当时丙的妻子就问灾祸会有多大，我说如果命主出生地附近有溪河，则其灾轻，否则就有生死大灾，丙的妻子说那里只有山冈没有溪河，我即断命主会死，结果不久就应验了。后来当甲和乙来算命时，笔者着重问了他们的风水情况，甲的祖坟和住宅前的百米内都有一条河流蜿蜒而过，这样可以稍补其命上水弱的毛病，因此他的遭遇要比乙、丙二人好一些。乙的祖坟前面是低田，有少量水，四周不见溪河水塘，所以遭遇要比甲差些，比丙好些。
再如某次，一位中年妇女问我：相同的八字是否就有相同的实际命运？我答：一般情况下会大致相同，特殊情况时出入会大一些。她说有两个小女孩都生于1988年12月29日早晨5.30分，其生母当时住在同一家医院，同时进产房，同时出产房，这两个小孩的未来也会一样吗？
笔者排出那两个小女孩的八字：己巳 丙寅 丙申 辛卯。推断道：寅木当令，逢印看官，八字无明显官星，只有申金中含有一点壬水杀星，但因寅巳申三刑，木火强旺则刑伤了衰弱的申金，连带损伤了里面的壬水杀星，格局大破。再看后面的运程，又都是刑克申金的巳午火运，莫说富贵，养大成人都很难。此妇见我说小孩养不大，就问会夭折在哪一年。笔者说：不是1997年，就是2001年。此妇进一步追问：到底是97年还是2001年？笔者结合风水断道：八字上有寅申相冲的信息，为道路相冲的符号，谁家的祖坟或住宅前面有道路直冲而来，谁家的小孩就先夭折，不会活过97年。但那没有道路相冲的，其家的小孩恐怕也活不过2001年的。此妇说：的确，一个小孩家的门前是有一条大路直冲而来，这个小孩一生下来就是弱智儿，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料，在97年就病死了。另一个小孩的家和祖坟都没有大路直冲，情况是好一些，很聪明，读书成绩好，97年患过病，2001年患绝症走了。
从上述命例可以得知，风水的好坏还是对命运有影响的，虽然能影响命运的还有国命、家世和其它诸多因素，但风水无疑是可以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
风水不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改变人的命运，但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调节命运，改善命运，这就是风水术得以存在并发展的全部意义。
{非原创，来自网络}——著明。
【牛津大学流行病学专家：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只是时间问题】#紫荆快讯# 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大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呈扩散趋势。
截至北京时间3月1日20时，中国以外共6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7600余例，已有七国的累计确诊病例逾一百例。
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希望推动各国加大疫情应对力度。针对疫情的全球蔓延形势，记者专访了著名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
疫情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
记者：目前来看，您认为疫情是否已转变为世界大流行疾病？国际社会在应对疫情方面是否应该借鉴武汉的防控措施，比如，封城或限制人员流动？
陈铮鸣：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预警级别在逐步提高，也在动态、定期评估疫情的发展趋势。传染病大流行通常有几个大的标准：第一，范围非常广。现在疫情已经蔓延至61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南极以外，所有其他的6大洲已经覆盖了。第二，它比较严重，即病死率较高。普通的流感虽然覆盖面很广，但它对健康的危害并不是很大，病死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不会称之为大流行。第三，在当地形成传播。
武汉是新冠疫情的首发地，对这个病的临床表现和诊断刚开始认识不足，大家的警惕性不高，所以耽搁了2~3周的防控关键期，这导致了疫情的蔓延。现在全球对这个病的理解相对比较成熟了，警惕性比较高。但尽管这样，个别的国家和地区还是疏忽。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就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首例接触史不清楚的病人。这说明疫情很容易扩散，而且很难防控。假如疫情扩散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发展成国际大流行疾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来看，除了中国的疫情控制得还不错，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几个国家形势非常严峻。其他国家，像巴西、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等现在没有明确的报道，但是这个病毒你看不见摸不着，很难防控，只要有一个人带着病毒进去传播就能完全扩散，所以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散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记者：韩国和伊朗的疫情突然暴发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延及周边地区，针对医疗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陈铮鸣：韩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主要暴发在一个地下的宗教组织，他们的很多活动不对外宣布。现在政府花很大的力气来排查，但还有相当部分人追踪不到。韩国政府现在采取了一些防控措施，比如停课、禁止聚集、错峰上班等等，以减少人员的交叉感染。但其实政府很难控制，不可能把整个国家封掉，毕竟还要开展经济活动，还要考虑维持民生。如果韩国发生大规模扩散的话，肯定也是不堪重负。现在韩国已经有3000多例感染者，负压的病床大概1000多张，肯定会带来超负荷运转等一系列的问题。
伊朗现在的状况非常严峻。宗教圣城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政府应该取消宗教活动了，但他们没有听从公共卫生学家和医务人员的劝告，造成了病毒扩散，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另外，西方国家长期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它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医疗资源也非常缺乏。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朝圣的人到宗教圣地还是很多的，肯定会扩散出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疫情难度非常大。伊朗邻国都采取了封锁边境的措施，希望能够有效遏制扩散。
如果疫情扩大到非洲国家，那么前景实在难以想象，因为非洲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医疗卫生事业、基础的设施都比较薄弱。像埃博拉这种病的传播途径相对来讲是很容易控制的，因为这个病毒是通过体液传播。但新冠病毒一旦扩散起来，防控的难度会非常大。好在非洲在气候因素上相对占了一点优势，气温相对比较高，不利于病毒的繁殖。
记者：怎样评估欧洲面临的疫情风险，您认为欧盟及各国应采取哪些防控措施？
陈铮鸣：由于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急剧增加，欧洲疫情有恶化的风险，现在各国防控的警戒程度都升级了。而且，像英国、法国也出现了小范围的社区传播。所谓社区传播，就是说传染源和接触者不是很明确。在人数少的时候，可以花很大的精力来进行追踪排查，假如是社区传播，可能就有10个、20个、50个病人，原来的防控体系没办法应对，医院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来进行护理。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假如欧洲的疫情严重到像意大利那样的程度，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可能要封城或者半封城，学校都要关闭，所有的商场、影院、餐馆停止营业，体育赛事都要停止。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地方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别的国家的病例还是零星的，基本上是个位数，而且欧洲的医疗水平普遍比较高，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都很警觉。
欧洲国家人口密度比较低，病情不太严重的话患者可以在家隔离。欧盟不可能宣布统一的防控措施，碰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更多还是取决于各个国家采取各自的措施。比如，法国和意大利就把公路封了。
英国现在有20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8人已治愈出院。2月28日，英格兰卫生部门确认了一名在英国境内感染的患者。英国的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和理性的。中国的疫情发生以后，英国官方马上出台对策，武汉来的人员要求在家隔离两个星期。中国的疫情严重了以后，英国的防控也稍微升级了。政府要对防疫政策通盘考虑，不希望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民生造成很大影响，尽量避免因为疫情引起恐慌。政府医疗部门的团队每天都在开会，分析要不要对政策作出调整，包括它的计算机系统，还有电话调查设计的问题和收到的答案，都有一个团队后面在支撑，需要调整时它可以很快调整。这一点很重要。
疫情解除标准需要分不同级别
记者：您预计中国的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结束，可以解除这种封闭隔离的状态？
陈铮鸣：目前还很难判断。中国境内疫情控制取得积极成效，民众的配合度也非常好。现在从数据来看，湖北以外省份基本上都是零增长。但是现在疫情控制出现一个复杂情况，那就是国际上疫情的影响。输入病例可能不是从武汉来的，而是来自日本或韩国，这又增加了一定的防疫难度。特别是北京、天津、山东、辽宁等跟韩国经贸交流比较密切的省市。
另一个复杂情况是新增病人的来源不清楚。像武汉这样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社会的管控再严格肯定会有死角。死角有几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或者不被社会关注的一些人口。还有可能是一些“城中城”，社区的管控可能不到位。还有就是以前感染的基数太大了，有相当部分人是隐性感染，潜伏期很长，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很难完全排查清楚。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关键需要一个疫情解除的标准。比如，像非洲的埃博拉疫情采取的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即最后一个病人全部出院以后观察两个潜伏周期，假设你的潜伏期是15天，那么出院以后一个月内没有任何症状才能解除疫情。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和病死率和埃博拉不同，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和防控能力也与非洲的情况不一样。
我认为，什么时间解除疫情需要非常慎重，一定要拿出一个标准方案，可能需要不同级别的解除标准。江浙一带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将这几个省流动起来；武汉什么时候松动，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设定标准要考虑三个指标：一是新增者，二是疑似者，三是留观者。现在比较关注新增病例，但是一定要考虑后面两个因素。比如，留观者是零，疑似者是零，确诊的患者出院后14天内发病是零，那么这个地区疫情就可以解除了。当然，还要防范周边地区的疫情。其实封城容易、开城难，现在正规战结束了，接下来的游击战很难打。
记者：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制有什么进展？
陈铮鸣：现在这个病确实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主要还是以支持治疗为主，通过病人的免疫力来恢复。美国的瑞德西韦是目前最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的研究是最严谨的，对外宣布措辞也是最谨慎的，现在还在做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希望能得出一个结果。
其他的临床试验百花齐放，大概有上百个临床试验登记注册了，而且占用了很多病人的资源。很多研究实际上不科学，没有随机的对照，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另外它的样本量也很少，100个人也根本不够，因为这个病自愈性很强。比如，有人说有一种中药的效果是92%，也可能是90%，也可能是0%。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讲92%，因为这个病在国外不用中药，大部分也都治愈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科学常识。必须按照科学的流程，从病毒的筛查、基因检测等等一步步去做，否则很难拿出特别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科研主管部门应该组织专家选择2~3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或者几个大的有希望的药物，哪怕是中药也好，集中力量来做研究。比如，对症抗感染等药物，对一组病人用药、一组病人不用药，然后看试验的结果。
现在有二十几家疫苗研究机构、药厂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制疫苗，有不同的技术手段。现在做得比较好的就是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疫苗研发的速度相对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已经在生产了，估计就是6月份可以进入人体的临床试验。研制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因为它是基于埃博拉的疫苗基础上，所以技术相对比较稳定，当然最后还得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
记者：有专家称，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病毒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陈铮鸣：中间宿主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病毒作彻底的溯源。我不赞成钟南山院士的说法，那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助长了一种阴谋论的谣言的散播。这是个科学常识，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所有的病例头几例都是跟武汉有密切关系。这条脉络非常清楚，至于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需要探索。我们讲要循证（Evidence-based），循证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能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媒体和科学家都要以科学、负责的态度说话。
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
记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我们从这次疫情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陈铮鸣：一言难尽。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然后该追责的追责，制度上不合适的部分要重建。总的来讲，这是整个大的国家治理体系或者医疗卫生体系的问题。从信息开放、权力下放，包括分级诊疗等等，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希望通过这次疫情无论是政府还是全社会，要好好反思、好好分析。
当然这次疫情防控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中国疾控中心，但它至少在很短时间内分离出了病毒，把基因的测序测出来，这个很关键，否则后面的检测诊断无法进行。还有一些防控措施也值得肯定，比如，建设方舱医院的经验是不错的。
教训涉及的面太多了，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反思。从传染病预防的角度讲，三个警报系统都失灵了：第一，医生的警报，一线的临床医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第一时间报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先报上去。传染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二，网络直报系统也没有发挥作用。刚开始的时候症状表现跟非典非常相似，应该按照非典病例来录入系统，再来排查。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互联网。国际上做了很多研究，即使像美国有很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但是它的时效性比不上网络，像百度的关键词搜索，腾讯、微博等社交软件的热搜，它可以马上就找到一些疫情暴发的苗头，因为现在民众的这种社交的媒体很发达。
还有决策方面的问题，这场疫情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没必要到现在这么严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是错的，每个部门都有它的道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反思的。
还有一个需要反思的，就是中国的医疗制度，分级诊疗为什么推不下去。封城以后，一下子发烧门诊人满为患，造成交叉感染非常严重。所以，对医疗体系建设要深刻反思。这次疫情还反映出我们的医疗体系重点都放在治疗方面，对疾病的预防重视不够。
另外，这次各地派出的支援都是医疗队，很少涉及流行病学的调查，但后者非常关键。现在武汉到底多少人感染？可能没有人搞得清楚。武汉市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真正感染的人数有多少，这需要做流行病学调查，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都没有引起重视，就是医疗的次生危害，比如说得了心脏病、中风和肿瘤的病人，因为武汉医院都把精力用在新冠病人身上了，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这些病间接造成的对健康的危害需要做研究，它可能导致一些间接死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一定要尽快把相关医院、门诊恢复起来。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呈扩散趋势。
截至北京时间3月1日20时，中国以外共6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7600余例，已有七国的累计确诊病例逾一百例。
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希望推动各国加大疫情应对力度。针对疫情的全球蔓延形势，记者专访了著名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
疫情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
记者：目前来看，您认为疫情是否已转变为世界大流行疾病？国际社会在应对疫情方面是否应该借鉴武汉的防控措施，比如，封城或限制人员流动？
陈铮鸣：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预警级别在逐步提高，也在动态、定期评估疫情的发展趋势。传染病大流行通常有几个大的标准：第一，范围非常广。现在疫情已经蔓延至61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南极以外，所有其他的6大洲已经覆盖了。第二，它比较严重，即病死率较高。普通的流感虽然覆盖面很广，但它对健康的危害并不是很大，病死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不会称之为大流行。第三，在当地形成传播。
武汉是新冠疫情的首发地，对这个病的临床表现和诊断刚开始认识不足，大家的警惕性不高，所以耽搁了2~3周的防控关键期，这导致了疫情的蔓延。现在全球对这个病的理解相对比较成熟了，警惕性比较高。但尽管这样，个别的国家和地区还是疏忽。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就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首例接触史不清楚的病人。这说明疫情很容易扩散，而且很难防控。假如疫情扩散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发展成国际大流行疾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来看，除了中国的疫情控制得还不错，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几个国家形势非常严峻。其他国家，像巴西、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等现在没有明确的报道，但是这个病毒你看不见摸不着，很难防控，只要有一个人带着病毒进去传播就能完全扩散，所以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散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记者：韩国和伊朗的疫情突然暴发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延及周边地区，针对医疗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陈铮鸣：韩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主要暴发在一个地下的宗教组织，他们的很多活动不对外宣布。现在政府花很大的力气来排查，但还有相当部分人追踪不到。韩国政府现在采取了一些防控措施，比如停课、禁止聚集、错峰上班等等，以减少人员的交叉感染。但其实政府很难控制，不可能把整个国家封掉，毕竟还要开展经济活动，还要考虑维持民生。如果韩国发生大规模扩散的话，肯定也是不堪重负。现在韩国已经有3000多例感染者，负压的病床大概1000多张，肯定会带来超负荷运转等一系列的问题。
伊朗现在的状况非常严峻。宗教圣城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政府应该取消宗教活动了，但他们没有听从公共卫生学家和医务人员的劝告，造成了病毒扩散，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另外，西方国家长期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它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医疗资源也非常缺乏。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朝圣的人到宗教圣地还是很多的，肯定会扩散出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疫情难度非常大。伊朗邻国都采取了封锁边境的措施，希望能够有效遏制扩散。
如果疫情扩大到非洲国家，那么前景实在难以想象，因为非洲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医疗卫生事业、基础的设施都比较薄弱。像埃博拉这种病的传播途径相对来讲是很容易控制的，因为这个病毒是通过体液传播。但新冠病毒一旦扩散起来，防控的难度会非常大。好在非洲在气候因素上相对占了一点优势，气温相对比较高，不利于病毒的繁殖。
记者：怎样评估欧洲面临的疫情风险，您认为欧盟及各国应采取哪些防控措施？
陈铮鸣：由于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急剧增加，欧洲疫情有恶化的风险，现在各国防控的警戒程度都升级了。而且，像英国、法国也出现了小范围的社区传播。所谓社区传播，就是说传染源和接触者不是很明确。在人数少的时候，可以花很大的精力来进行追踪排查，假如是社区传播，可能就有10个、20个、50个病人，原来的防控体系没办法应对，医院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来进行护理。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假如欧洲的疫情严重到像意大利那样的程度，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可能要封城或者半封城，学校都要关闭，所有的商场、影院、餐馆停止营业，体育赛事都要停止。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地方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别的国家的病例还是零星的，基本上是个位数，而且欧洲的医疗水平普遍比较高，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都很警觉。
欧洲国家人口密度比较低，病情不太严重的话患者可以在家隔离。欧盟不可能宣布统一的防控措施，碰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更多还是取决于各个国家采取各自的措施。比如，法国和意大利就把公路封了。
英国现在有20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8人已治愈出院。2月28日，英格兰卫生部门确认了一名在英国境内感染的患者。英国的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和理性的。中国的疫情发生以后，英国官方马上出台对策，武汉来的人员要求在家隔离两个星期。中国的疫情严重了以后，英国的防控也稍微升级了。政府要对防疫政策通盘考虑，不希望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民生造成很大影响，尽量避免因为疫情引起恐慌。政府医疗部门的团队每天都在开会，分析要不要对政策作出调整，包括它的计算机系统，还有电话调查设计的问题和收到的答案，都有一个团队后面在支撑，需要调整时它可以很快调整。这一点很重要。
疫情解除标准需要分不同级别
记者：您预计中国的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结束，可以解除这种封闭隔离的状态？
陈铮鸣：目前还很难判断。中国境内疫情控制取得积极成效，民众的配合度也非常好。现在从数据来看，湖北以外省份基本上都是零增长。但是现在疫情控制出现一个复杂情况，那就是国际上疫情的影响。输入病例可能不是从武汉来的，而是来自日本或韩国，这又增加了一定的防疫难度。特别是北京、天津、山东、辽宁等跟韩国经贸交流比较密切的省市。
另一个复杂情况是新增病人的来源不清楚。像武汉这样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社会的管控再严格肯定会有死角。死角有几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或者不被社会关注的一些人口。还有可能是一些“城中城”，社区的管控可能不到位。还有就是以前感染的基数太大了，有相当部分人是隐性感染，潜伏期很长，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很难完全排查清楚。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关键需要一个疫情解除的标准。比如，像非洲的埃博拉疫情采取的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即最后一个病人全部出院以后观察两个潜伏周期，假设你的潜伏期是15天，那么出院以后一个月内没有任何症状才能解除疫情。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和病死率和埃博拉不同，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和防控能力也与非洲的情况不一样。
我认为，什么时间解除疫情需要非常慎重，一定要拿出一个标准方案，可能需要不同级别的解除标准。江浙一带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将这几个省流动起来；武汉什么时候松动，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设定标准要考虑三个指标：一是新增者，二是疑似者，三是留观者。现在比较关注新增病例，但是一定要考虑后面两个因素。比如，留观者是零，疑似者是零，确诊的患者出院后14天内发病是零，那么这个地区疫情就可以解除了。当然，还要防范周边地区的疫情。其实封城容易、开城难，现在正规战结束了，接下来的游击战很难打。
记者：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制有什么进展？
陈铮鸣：现在这个病确实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主要还是以支持治疗为主，通过病人的免疫力来恢复。美国的瑞德西韦是目前最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的研究是最严谨的，对外宣布措辞也是最谨慎的，现在还在做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希望能得出一个结果。
其他的临床试验百花齐放，大概有上百个临床试验登记注册了，而且占用了很多病人的资源。很多研究实际上不科学，没有随机的对照，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另外它的样本量也很少，100个人也根本不够，因为这个病自愈性很强。比如，有人说有一种中药的效果是92%，也可能是90%，也可能是0%。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讲92%，因为这个病在国外不用中药，大部分也都治愈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科学常识。必须按照科学的流程，从病毒的筛查、基因检测等等一步步去做，否则很难拿出特别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科研主管部门应该组织专家选择2~3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或者几个大的有希望的药物，哪怕是中药也好，集中力量来做研究。比如，对症抗感染等药物，对一组病人用药、一组病人不用药，然后看试验的结果。
现在有二十几家疫苗研究机构、药厂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制疫苗，有不同的技术手段。现在做得比较好的就是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疫苗研发的速度相对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已经在生产了，估计就是6月份可以进入人体的临床试验。研制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因为它是基于埃博拉的疫苗基础上，所以技术相对比较稳定，当然最后还得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
记者：有专家称，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病毒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陈铮鸣：中间宿主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病毒作彻底的溯源。我不赞成钟南山院士的说法，那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助长了一种阴谋论的谣言的散播。这是个科学常识，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所有的病例头几例都是跟武汉有密切关系。这条脉络非常清楚，至于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需要探索。我们讲要循证（Evidence-based），循证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能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媒体和科学家都要以科学、负责的态度说话。
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
记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我们从这次疫情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陈铮鸣：一言难尽。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然后该追责的追责，制度上不合适的部分要重建。总的来讲，这是整个大的国家治理体系或者医疗卫生体系的问题。从信息开放、权力下放，包括分级诊疗等等，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希望通过这次疫情无论是政府还是全社会，要好好反思、好好分析。
当然这次疫情防控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中国疾控中心，但它至少在很短时间内分离出了病毒，把基因的测序测出来，这个很关键，否则后面的检测诊断无法进行。还有一些防控措施也值得肯定，比如，建设方舱医院的经验是不错的。
教训涉及的面太多了，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反思。从传染病预防的角度讲，三个警报系统都失灵了：第一，医生的警报，一线的临床医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第一时间报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先报上去。传染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二，网络直报系统也没有发挥作用。刚开始的时候症状表现跟非典非常相似，应该按照非典病例来录入系统，再来排查。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互联网。国际上做了很多研究，即使像美国有很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但是它的时效性比不上网络，像百度的关键词搜索，腾讯、微博等社交软件的热搜，它可以马上就找到一些疫情暴发的苗头，因为现在民众的这种社交的媒体很发达。
还有决策方面的问题，这场疫情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没必要到现在这么严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是错的，每个部门都有它的道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反思的。
还有一个需要反思的，就是中国的医疗制度，分级诊疗为什么推不下去。封城以后，一下子发烧门诊人满为患，造成交叉感染非常严重。所以，对医疗体系建设要深刻反思。这次疫情还反映出我们的医疗体系重点都放在治疗方面，对疾病的预防重视不够。
另外，这次各地派出的支援都是医疗队，很少涉及流行病学的调查，但后者非常关键。现在武汉到底多少人感染？可能没有人搞得清楚。武汉市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真正感染的人数有多少，这需要做流行病学调查，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都没有引起重视，就是医疗的次生危害，比如说得了心脏病、中风和肿瘤的病人，因为武汉医院都把精力用在新冠病人身上了，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这些病间接造成的对健康的危害需要做研究，它可能导致一些间接死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一定要尽快把相关医院、门诊恢复起来。
【政策支持民企发展直接融资将担重任】
1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完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意见》对此提出多条具体举措，包括完善股票发行和再融资制度，支持民企在科创板上市，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行债券，多方式为民企纾困等。
业内人士表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在于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此前出台不少加强民企融资的举措。本次《意见》的发布，再次强调“完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意味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在支持民企扩大直接融资中将担重任，也意味着资本市场一系列改革创新的举措将进一步亮相。
深化改革支持民企上市
近年来，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步伐加快。今年更是在科创板开板后，证监会提出12条深化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举措。市场机构认为，深化包括发行、再融资等基础制度改革，意在进一步提升股权融资比重，发挥好股权融资支持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步完善。近年开板的科创板，与沪深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以及私募股权市场一起，构成了我国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体系。
从具体实践看，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在支持民企融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22日，沪深两市共有3753家上市公司，其中民营企业2368家，占比为63.1%。创业板中有近九成为民营企业，上市交易不足半年的科创板中，则有超过七成为民营企业。
已经走过10年历程的创业板看，由于其近九成为民营企业，因此创业板为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创新类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支持。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30日，创业板市场共有787家上市公司，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20.98%。创业板公司累计通过IPO募资达4108.77亿元；再融资金额（不含重组配套融资）2170.32亿元；累计完成重大资产重组423单，交易金额3905亿元，配套金额1340亿元；股权融资总额累计达7619.09亿元，直接融资投向民营创新创业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意见》从多方面有系统地提出支持完善直接融资的具体举措，包括完善股票发行和再融资制度，提高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效率；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服务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等。
业内人士认为，发挥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作用，大力提升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比重，有助于缓解民企融资困境，支持民营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本次《意见》提出的这一系列完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与当前深化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一脉相承，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获得股权融资支持。
民企发债门槛将下降
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对优化金融资产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末，我国债券市场规模接近100万亿元，是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公司信用类债券规模超过20万亿元，也居于全球第二位。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尤其是民企债券违约案例增加，民营企业能否更加顺畅通过发债实现融资，成为近两年各方关注的话题。
有统计显示，2019年1月至11月，A股民营上市公司通过发债进行直接融资的金额合计3356亿元，占所有A股上市公司债券融资总额的比重为8.89%。这一比重在2017年、2018年分别为15.47%、13.04%。可以看出，近3年，A股上市公司中民企债券融资规模的占比逐年降低。
另一项数据同样显示，11月，民营企业产业债发行455亿元，净融资为-181亿元，尽管这一净融资额较10月增加172亿元，但仍处于负值区间。研究表示，民企信用债净融资额持续负增长并进一步走低，显示民企债券融资渠道仍在丧失，这与信用违约风险持续暴露有很大关联。
对此，本次《意见》明确，支持民营企业发行债券，降低可转债发行门槛。证监会债券部主任陈飞近日表示，各方应客观看待民营企业债券违约，提升对民营企业融资的包容度。证监会将坚定支持符合条件、正常经营的民营企业发债融资，优化债券资金体系，完善民企债券融资的工具，发展创新创业债以及股债结合产品，同时推动地方政府通过增信支持等方式缓解民企融资难问题。
实际上，过去一年来，相关部门已经创新设立支持工具，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2018年10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市场化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同日，央行发布公告，明确提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由人民银行运用再贷款提供部分初始资金，由专业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通过出售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担保增信等多种方式，重点支持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市场、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此后，证监会发布了《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落地交易所债券市场助力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同花顺iFinD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在上海清算所登记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数量超过150只，有效支持了民营企业通过发债实现融资。交易所的首批信用保护凭证近日也已经落地，为企业提供了“债券融资+信用保护凭证”的综合融资解决方案，提升了市场信心和发行效率。
多渠道助力民企解困
除了通过股市、债市支持民企扩大直接融资外，对于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一些困难，相关政策也给予高度重视。
本次《意见》提出，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支持资管产品和保险资金通过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方式积极参与民营企业纾困。鼓励通过债务重组等方式合力化解股票质押风险。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民营企业债转股。
上述《意见》提出的为民企纾困、化解股票质押风险以及参与债转股等，正是过去一段时间，各方合力助力民企解困的几项重要内容。其中，“支持资管产品和保险资金通过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方式积极参与民营企业纾困”的举措，再次引发市场关注。
业内人士认为，在资管新规公布后，资产管理业进入新的转型发展和探索期。本次《意见》支持资管产品和保险资金，通过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方式参与民企纾困，既确认并拓宽了相关资金的投资渠道，又可以进一步发挥私募股权基金的作用，也为民企股权融资引来“活水”，可谓一举多得。
过去几年，我国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快速增长，规模从2015年年底的1.9万亿元增加到2018年年底的8.7万亿元。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私募基金在投中小企业6.0万家，在投本金2.0万亿元；在投高新技术企业3.1万家，在投本金1.3万亿元。
此外，化解上市公司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也是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自去年下半年，大量民企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暴露以来，相关各方推动成立了多种民企纾困基金，合力化解相关风险。
有数据显示，截至12月6日，今年以来沪市涉及质押的上市公司家数和质押总股数分别减少197家和86.83亿股，到期待偿还余额减少522亿元，整体风险逐步缓释。
1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完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意见》对此提出多条具体举措，包括完善股票发行和再融资制度，支持民企在科创板上市，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行债券，多方式为民企纾困等。
业内人士表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在于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此前出台不少加强民企融资的举措。本次《意见》的发布，再次强调“完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意味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在支持民企扩大直接融资中将担重任，也意味着资本市场一系列改革创新的举措将进一步亮相。
深化改革支持民企上市
近年来，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步伐加快。今年更是在科创板开板后，证监会提出12条深化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举措。市场机构认为，深化包括发行、再融资等基础制度改革，意在进一步提升股权融资比重，发挥好股权融资支持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步完善。近年开板的科创板，与沪深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以及私募股权市场一起，构成了我国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体系。
从具体实践看，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在支持民企融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22日，沪深两市共有3753家上市公司，其中民营企业2368家，占比为63.1%。创业板中有近九成为民营企业，上市交易不足半年的科创板中，则有超过七成为民营企业。
已经走过10年历程的创业板看，由于其近九成为民营企业，因此创业板为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创新类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支持。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30日，创业板市场共有787家上市公司，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20.98%。创业板公司累计通过IPO募资达4108.77亿元；再融资金额（不含重组配套融资）2170.32亿元；累计完成重大资产重组423单，交易金额3905亿元，配套金额1340亿元；股权融资总额累计达7619.09亿元，直接融资投向民营创新创业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意见》从多方面有系统地提出支持完善直接融资的具体举措，包括完善股票发行和再融资制度，提高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效率；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服务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等。
业内人士认为，发挥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作用，大力提升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比重，有助于缓解民企融资困境，支持民营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本次《意见》提出的这一系列完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与当前深化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一脉相承，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获得股权融资支持。
民企发债门槛将下降
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对优化金融资产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末，我国债券市场规模接近100万亿元，是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公司信用类债券规模超过20万亿元，也居于全球第二位。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尤其是民企债券违约案例增加，民营企业能否更加顺畅通过发债实现融资，成为近两年各方关注的话题。
有统计显示，2019年1月至11月，A股民营上市公司通过发债进行直接融资的金额合计3356亿元，占所有A股上市公司债券融资总额的比重为8.89%。这一比重在2017年、2018年分别为15.47%、13.04%。可以看出，近3年，A股上市公司中民企债券融资规模的占比逐年降低。
另一项数据同样显示，11月，民营企业产业债发行455亿元，净融资为-181亿元，尽管这一净融资额较10月增加172亿元，但仍处于负值区间。研究表示，民企信用债净融资额持续负增长并进一步走低，显示民企债券融资渠道仍在丧失，这与信用违约风险持续暴露有很大关联。
对此，本次《意见》明确，支持民营企业发行债券，降低可转债发行门槛。证监会债券部主任陈飞近日表示，各方应客观看待民营企业债券违约，提升对民营企业融资的包容度。证监会将坚定支持符合条件、正常经营的民营企业发债融资，优化债券资金体系，完善民企债券融资的工具，发展创新创业债以及股债结合产品，同时推动地方政府通过增信支持等方式缓解民企融资难问题。
实际上，过去一年来，相关部门已经创新设立支持工具，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2018年10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市场化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同日，央行发布公告，明确提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由人民银行运用再贷款提供部分初始资金，由专业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通过出售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担保增信等多种方式，重点支持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市场、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此后，证监会发布了《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落地交易所债券市场助力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同花顺iFinD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在上海清算所登记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数量超过150只，有效支持了民营企业通过发债实现融资。交易所的首批信用保护凭证近日也已经落地，为企业提供了“债券融资+信用保护凭证”的综合融资解决方案，提升了市场信心和发行效率。
多渠道助力民企解困
除了通过股市、债市支持民企扩大直接融资外，对于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一些困难，相关政策也给予高度重视。
本次《意见》提出，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支持资管产品和保险资金通过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方式积极参与民营企业纾困。鼓励通过债务重组等方式合力化解股票质押风险。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民营企业债转股。
上述《意见》提出的为民企纾困、化解股票质押风险以及参与债转股等，正是过去一段时间，各方合力助力民企解困的几项重要内容。其中，“支持资管产品和保险资金通过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方式积极参与民营企业纾困”的举措，再次引发市场关注。
业内人士认为，在资管新规公布后，资产管理业进入新的转型发展和探索期。本次《意见》支持资管产品和保险资金，通过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方式参与民企纾困，既确认并拓宽了相关资金的投资渠道，又可以进一步发挥私募股权基金的作用，也为民企股权融资引来“活水”，可谓一举多得。
过去几年，我国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快速增长，规模从2015年年底的1.9万亿元增加到2018年年底的8.7万亿元。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私募基金在投中小企业6.0万家，在投本金2.0万亿元；在投高新技术企业3.1万家，在投本金1.3万亿元。
此外，化解上市公司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也是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自去年下半年，大量民企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暴露以来，相关各方推动成立了多种民企纾困基金，合力化解相关风险。
有数据显示，截至12月6日，今年以来沪市涉及质押的上市公司家数和质押总股数分别减少197家和86.83亿股，到期待偿还余额减少522亿元，整体风险逐步缓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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