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片给乏善可陈的院线片带来一簇光
帅气的叛逆者变身痞帅的“孙悟空”
灵气的成都女娃儿一口一个“老子”
提着红缨枪化身“小哪吒”
中国人是最忌讳谈“死”的
万世师表的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死”是对“生”的告别
体面有尊严的视死如归
是人生的最后一课
这影片治愈了如丧的心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帅气的叛逆者变身痞帅的“孙悟空”
灵气的成都女娃儿一口一个“老子”
提着红缨枪化身“小哪吒”
中国人是最忌讳谈“死”的
万世师表的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死”是对“生”的告别
体面有尊严的视死如归
是人生的最后一课
这影片治愈了如丧的心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时间是不可逆的，社会在发展，在不得不“人为”的情况下，如何能让事物合乎情理地发展出自然而然的状态？使社会安定幸福。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知道什么事是不能做的，知道边界在哪，规则在哪，不妄为。
那么
无不为，就是有了无为的前提条件下，剩下的都随你自由去做吧，并且相信你会做的好，因为顺其自然便没有做不好的事情，无不为只是无为的效果罢了。
罗翔老师和老子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什么是法制？对于私权而言，，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公民的权利。对于公权而言，只要法律没有授权的，都是被禁止的。”就是说，对于私权而言，法律没有禁止的，你都可以去做。参与社会分工，行使自己的权利。
对于公权而言，法律没有允许的你不能去做，你要限制自己的权力。你擅自去做，这个社会秩序就不能自然而然地运行下去，最后是对私权的破坏。
康德亦说：⾃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是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对于一个极权和资本无节制扩张的社会，康德的话显得格外重要。
这些有智慧的人，没有人不告诉我们要保守和敬畏的，因为他们深知，无节制的欲望必将使人类走向深渊。
作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公民和集团，心中首先得有一个公共意识和对事物的边界感。承认事物都是有边界的，有成本的，遵循能量守恒定律，那么彼此尊重才有可能。
对于手拿锤子的人，那是用来推敲自己的，完善自我，而不是手上有锤子，看谁都是钉子，或者表面上不做，私下里无恶不作。
每个人，每个集团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风险，而不是把风险无节制地转嫁给全社会，以时间换空间的放式透支未来的生存空间。
当然
这些应然，随着宗教和哲学一点点边缘化，依靠对神敬畏维持的秩序不复存在，在资本的腐蚀中，成为了无共识下秩序崩溃而式微的流浪汉。
人们无法再找到拥有“目的因”的新秩序，集体精神创伤，求索不得，人回到人本身，发现人也不是什么高级动物，失望透顶。但人的动物性欲望在自由生长，这种天生的力量，给人以掌控感。人不再关心一种文化本身的目的，更关心当下即刻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给人生活以摇摇欲坠的秩序
而科学实然层面，人类依靠理性，在信息不充分时，摘取了科学各种低垂的果实。而信息充分时，人类依赖曾引以为傲的理性，却在近几十年基础科学再无重大突破，发展迟缓，像是被外星文明卡脖子一般。而近几十年“技术”和“资本”、“消费”等概念的紧密结合，在人才的供给层面，也压抑了“科学”更快速的发展。
绝对真理的崩溃，科学无法取得突破，建立在全球化，经济繁荣的多元化，也随着资本主义追求资本增殖的本性，风险转嫁，导致经济危机，而破坏规则走向赤裸裸的资源掠夺，走向霸权主义民族主义。
这种格局，在无法单方面釆取行动做出改变的局面，最后取得共识，就看谁先崩溃，或者谁的科技突破进入下一个增长曲线，又或者热战，直接从肉体彻底消灭对方，打到你服为止。
重新洗牌之际，究竟要在什么样的实力面前才能达成共识？恐怕只能期待外星人了，在此我单方面宣布，请求外星文明即刻马上摧枯拉朽的入侵地球，把这些低等低劣的生物清除出蓝色星球。
无为，知道什么事是不能做的，知道边界在哪，规则在哪，不妄为。
那么
无不为，就是有了无为的前提条件下，剩下的都随你自由去做吧，并且相信你会做的好，因为顺其自然便没有做不好的事情，无不为只是无为的效果罢了。
罗翔老师和老子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什么是法制？对于私权而言，，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公民的权利。对于公权而言，只要法律没有授权的，都是被禁止的。”就是说，对于私权而言，法律没有禁止的，你都可以去做。参与社会分工，行使自己的权利。
对于公权而言，法律没有允许的你不能去做，你要限制自己的权力。你擅自去做，这个社会秩序就不能自然而然地运行下去，最后是对私权的破坏。
康德亦说：⾃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是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对于一个极权和资本无节制扩张的社会，康德的话显得格外重要。
这些有智慧的人，没有人不告诉我们要保守和敬畏的，因为他们深知，无节制的欲望必将使人类走向深渊。
作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公民和集团，心中首先得有一个公共意识和对事物的边界感。承认事物都是有边界的，有成本的，遵循能量守恒定律，那么彼此尊重才有可能。
对于手拿锤子的人，那是用来推敲自己的，完善自我，而不是手上有锤子，看谁都是钉子，或者表面上不做，私下里无恶不作。
每个人，每个集团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风险，而不是把风险无节制地转嫁给全社会，以时间换空间的放式透支未来的生存空间。
当然
这些应然，随着宗教和哲学一点点边缘化，依靠对神敬畏维持的秩序不复存在，在资本的腐蚀中，成为了无共识下秩序崩溃而式微的流浪汉。
人们无法再找到拥有“目的因”的新秩序，集体精神创伤，求索不得，人回到人本身，发现人也不是什么高级动物，失望透顶。但人的动物性欲望在自由生长，这种天生的力量，给人以掌控感。人不再关心一种文化本身的目的，更关心当下即刻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给人生活以摇摇欲坠的秩序
而科学实然层面，人类依靠理性，在信息不充分时，摘取了科学各种低垂的果实。而信息充分时，人类依赖曾引以为傲的理性，却在近几十年基础科学再无重大突破，发展迟缓，像是被外星文明卡脖子一般。而近几十年“技术”和“资本”、“消费”等概念的紧密结合，在人才的供给层面，也压抑了“科学”更快速的发展。
绝对真理的崩溃，科学无法取得突破，建立在全球化，经济繁荣的多元化，也随着资本主义追求资本增殖的本性，风险转嫁，导致经济危机，而破坏规则走向赤裸裸的资源掠夺，走向霸权主义民族主义。
这种格局，在无法单方面釆取行动做出改变的局面，最后取得共识，就看谁先崩溃，或者谁的科技突破进入下一个增长曲线，又或者热战，直接从肉体彻底消灭对方，打到你服为止。
重新洗牌之际，究竟要在什么样的实力面前才能达成共识？恐怕只能期待外星人了，在此我单方面宣布，请求外星文明即刻马上摧枯拉朽的入侵地球，把这些低等低劣的生物清除出蓝色星球。
【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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