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事业当成了善行，
有人把善行当成了事业，
行未合一而言无它，妄矣。
有人把事业做出了善行，
有人把善行做出了事业。
同乎于行而异乎于始，
其中高下，心念之别也。
觉察于身，自省于行，会意于心，
方知行善之易，起乎于心，止乎于念。
行善之不易，起乎于念，止乎于心。
与有缘者共勉

开示丨不敢有疑

zhisui 

不敢有疑

净土法门，但称佛名，即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此法为一代时教中最易修行、最易成就之法，人人皆可念佛，人人皆可往生，如人射地，发无不中，所谓“万修万人去”也。因此法门全仗佛力故，上下通摄，齐入报土，功德利益最为殊胜，是一代时教中最为难信之法。不但凡夫难以信之，圣人亦难完全相信；不但此界众生难以信受，他方众生也难信之。

故《弥陀经》云：“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大经》云：“如来兴世，难值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菩萨胜法、诸波罗蜜，得闻亦难；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亦为难；若闻斯经，信乐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如是极简极易、至顿至圆、甚深微妙之法，是我等末法众生唯一了生脱死之道，离此一法，佛也说不出第二个法门了。因其超越凡夫情见，乃至圣人所知，故不易生信，独为易行难信之法。众生狐疑，自所难免。为成就十方众生信心，十方诸佛悉皆舒舌证诚，劝令念佛，回归净土。

我等凡夫，别无解脱之能，别无出离之道，于此一法，自当深信勿疑，不可因智慧不及而自生疑惑，自障障他。上至一生补处之弥勒菩萨，尚“不敢有疑”，依教奉行，我何人也，敢起疑乎？当舍凡夫之测度，仰信佛言，深信不疑，如是我闻，如是信受，一向专称，决志往生。凡夫如何于此一法深信无疑？善导大师有“就人立信”与“就行立信”二义。就人立信者，即相信弥陀愿力不虚，相信释迦所说不虚，相信诸佛证诚不虚。就行立信者，即相信念佛必定往生。有此二信，则一切疑虑自然消失。

虽佛言可凭，念佛必生，然凡夫智浅，难测佛意，若信佛言未极，疑虑自然难免。唯有完全放下自我，仰信佛力，疑障方消。纵然因无知或生疑心，亦无须虑，但作无明业力视之，任其生灭，不舍念佛，仰佛救度，则疑不成障。所谓“边疑边念佛，即得往生”也。观弥勒菩萨“不敢有疑”者，除了有菩萨唯信佛语不敢怀疑之义外，于凡夫而言，或更有一层深意在，即心中纵然有疑，亦不敢怀疑也。佛如是说，岂能不信？虽不能知，亦当信之，依教奉行。此之一法，全体是佛境界，未至佛果，岂能全然无疑？菩萨尚不能尽知，我等凡夫，自无须妄测佛智，但舍计虑之心，舍信疑之执，如鹦鹉学舌，相续念佛即可。

法然上人云：“念佛者我所作也，往生者佛所作也。”只管念佛，其他通通交给阿弥陀佛，如是则弥陀光明自然摄取不舍，如《大经》言：“自然之所牵，往生安乐国。”

研究孙(一百二十三）
何为《太玄经》？北宋司马光又为何要为《太玄经》作注？三国陆绩又为何要《述玄》？或许班志《汉书·扬雄传下》有一段简明扼要的记载文字可以供思考：“雄以为賦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 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而大潭思浑天，参摹四分之，极于八十一。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故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泰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筮之以三策，关之以休咎，絣之以象类，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拟之以道德仁仪礼知，无主（知）无〉名，要合《五经》，苟非其事，文不虚生。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摛》、《莹》、《数》、《文》、《掜》、《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观知者难知，学之者难成。客有难《玄》大深，众人之不好也……”。若司马光为《太玄》作注是为恪守儒家正统，推崇扬雄为孔子之后第一人，则这段文字所涵盖的内容及范围应该就是其所言：“然《易》，天也，《玄》者，所以为之階也。”换成今天的白话就是，登《易》学天堂，可以顺着《玄》梯，一步一阶地往上豋！是一字一阶？一句一阶？是用足登？用嘴登？还是用心登？造化乎，难矣！但讲：天时地利人和之「天时」者，步入《玄》梯之阶，听子云所云，亦是上天知天时的路径。陆绩为何《述玄》，从《三国志·陆绩传》的文字描述看——亦然！只是，陆绩父亲陆康为东汉末年的廬江太守，而扬雄祖上扬季也是廬江太守。按班志《汉书·扬雄传上》：”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廬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亡它扬于蜀。”真是：东西两汉太守后代，几百年间同出一「廬」！《太玄经》里面也有「廬」：“土中其廬”。司马光作注：“土中之廬，周之象也。”《三国志》里面也有「廬」：“草廬对”。草廬之「廬」无人作注。不过中国的建筑史上，古代至近代用草作房顶是普遍的“材料与方法”。故草廬可以理解成用草扎成房顶抵档风雨的住房。唐代诗圣杜甫写《茅屋为秋风所破》，诗中的茅屋可不可以称之为「茅廬」？进而由「茅廬」转成「草廬」？想来应该可以。成语：三顾茅廬。就是出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草廬对》，「草廬」即「茅廬」明之。由《草廬对》中可以想象到诸葛亮在面对刘备阐述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向宛、洛……。之余音绕廬。由此廬余音去合从「廬江太守」之廬出来的陆逊语音：“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两音相合的结果就是《陆逊传》中的：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饶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在这种想象里可以把《草廬对》作为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下由长江干流进行顺流而下的军事推进之诸葛亮理论。刘备伐吴，亦是对由长江干流顺水推进再舍船就步的军事实践。蜀汉失利且损失惨重，蜀汉水军还有几只船呢？三年后，就算蜀汉重建水军且具有相当数量的船只。其水军的用途主要是用于川东地区防守东吴进犯。故，在平定南中时“先由越嶲”的行军路线由宜宾金沙江水路向越嶲郡治所——今日西昌市推进。可以任意推演、推敲、推测……。但面对由廬及草、由草及茅、由草廬及茅廬、由此廬及彼廬……去总结先主刘备与东吴陆逊攻防之间的天时地利人和时，可谓：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啊！毕竟刘备乘船直下再舍舟廬步行结营于山林弄了个鸡飞蛋打的结局才刚刚过去三年！或许，《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关于诸葛亮从建兴三年南征后至建兴十二年之间的十年里六出祁山避免军出《草廬对》中提及的长江水道亦是作注式的「有奇」巧合于《太玄经》中的那个「廬」所在的「首」——周。而《太玄经·周》又与《周易·复》卦在《汉历》、《太玄历》偶合。《周易·复》卦上六有：迷复……用行师……十年不克征。”这就令人困惑了。其实，诸葛亮密选的丞相继任者——蒋琬，也深感困惑。如《三国志·蜀书·蒋琬传》：“琬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这究竟是“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绳”？还是占了个「复卦上六」而「迷复」？《汉朝喜《易》终成《汉易》之说。《華陽国志校補圖注·前言》(任乃强／校注）中也有：“天文历数，《易》医方，从来推蜀士最精究，而《史》、《汉》诸书亦未明确萇弘、洛下閎、任文公、涪翁等身世。是故蜀士既多见轻，述作亦遂罕能传中原者。相如、扬雄之赋，乃得狗监与侍臣推荐而显。是故蜀士多怀宝自迷。”《易》学在蜀，在这千古不易的《易》学背景下，诸葛亮若要去找《太玄经》这把登上《易》之天的「天梯」——《太玄经》！显然比那个「廬江」之「廬」的陆绩得到「天梯」占有先机。《太玄经》里有「廬」字，在这个字「廬」里又承载了多少历史信息？因「廬」字脱胎于「盧」字。「五月渡瀘」之「瀘」字亦是先有此「盧」后有彼「瀘」。只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的「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裴松之注「渡瀘」为渡「瀘水」，又注此「瀘水」为：“《汉书·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牂牁郡句町县。”裴注所引的这条「瀘水」显然不是长江水系里的河流！「五月渡瀘」实为南征，而《太玄经》里的东南西北方向配春夏秋冬用四个汉字来示：罔、直、蒙、酋。故，用「蒙」字表示：南方也，夏也。《太玄经》里也有「蒙」字，巧的是与「廬」同在一首——周。更令人困惑的是与《禹贡》中的蔡蒙二山巧合——诸葛亮因宿蔡山而梦周公，南征结束时改蔡山为「周公山」。若按司马光注「廬」：土中其廬，周之象也。此山与「蒙山」南北相望的中间就是青衣江。「青」也有「黑」的字意，且《诸葛亮集·遗迹篇》里青衣江流域的七擒孟获条目最多！为何有人去思考黑水因黑而瀘作成瀘水！没人去思考青衣水因青而黑，由黑成瀘呢？若成瀘，则《太玄经》里「蒙」字的那句现成的文字：“豐淫见其朋，還于蒙，不克從。”可以为青衣江流域的诸葛亮南征遗迹作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