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穿衣的自由度可谓越来越大。服装，除了御寒的基本功能，更多地用于彰显个性，展现时尚。不过小伙伴们知道吗？在古代，穿衣服可不像今天这样随便。何种场合配何种衣装，非常郑重其事。而且，有的服装不但有仪式意义，更有法律意义——用来量刑！是不是觉得匪夷所思？穿衣竟能和刑法联系到一起！这就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神奇之处。想知道原因，请往下看——
长安君读古代案例选编时，总能看到一些很奇怪的案例。它们能反映出我国古代量刑的若干原则，拿来给小伙伴们分享下。
清代，家长王起有俩儿子：哥哥王潮栋和弟弟王潮相。兄弟间“手足之情”挺“精深”。为了借钱，哥哥拿把大砍刀追着弟弟满院跑。王起试图解决家庭矛盾，就把王潮栋绑了。没想到这位长子竟破口大骂，跟亲爹开撕。王起一怒之下，干脆把王潮栋活埋。
这案件搁现在，肯定按故意杀人判刑。但是吉林将军是按照“子孙违犯教令，父母非理殴杀”量刑的。意思就是：熊孩子不听话，被父母家暴致死，这个可以有；熊孩子不听话，被父母用变态的方式家暴致死，这个真不行……然而该罪很轻，竹板子打一百下屁股就完事了。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是明清年代刑部和民国京师看守所所在
刑部收到汇报后，怒了，批示道：你没想到死的这人是啥好鸟？敢骂亲爹，死了活该！按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当时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子孙有殴骂不慈的行为，被父母杀死，父母可以免罪。
万一儿子杀伤父母，又该以何罪论处呢？还有个更奇怪的清代案例：
周三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母亲周老太太上前阻拦，被儿子误伤左脸颊。后来老太太该吃吃，该睡睡，也不觉得疼，这事也就搁下了。事后有一天，周老太太上厕所时跌了一跤，驾鹤西游去了。周三倒了血霉，被刑部以“伤甚轻浅，死由于病，但业已误伤，伦纪攸关”为理由判了斩刑。
这逻辑很奇怪：刑部既承认周老太太是病死，同周三先前误伤没有关系，却又强调误伤实在有关伦理纲常，就算中间没事，周三也得死。
刑部后身，民国京师看守所
不管如何，该案例官方只算了误伤。按照元、明、清三朝法律，误伤父母处斩，砍头碗大的疤，二十年后又是好汉一条；要是故意杀死父母，可就要挫骨扬灰了。
小伙伴们可能有疑问，这杀伤父母肯定治罪重啊，有什么可奇怪的？长安君也就要继续抛出下一个怪异案例了：
张书向伯父张文升还钱，二人亲情的小船，说翻就翻。伯父抄起一根木棍，跟侄子开打。结果张书一躲，张文升扑空没打着，还被土块绊倒在地。按说人不能被痰给呛死，这死法太low了，但张文升还就是被痰给呛死了。
这在今天连过失致人死亡罪都算不上，但当时刑部是这么判的：张书的确没有逼迫伯父借钱的行为，伯父跌倒也是意料不到，但还是以“过失杀伯叔律”，判处三年徒刑。
《刑案汇览》汇辑了乾隆元年起近百年间由中央司法机关审理的刑案5640余件
三个案例，看似没有多大关联，但反映出中国古代很有价值的量刑原则：在存在有“尊卑亲疏”的刑事法律关系中，不能依照一般法律规则给犯人定罪，而要优先考虑此种关系的性质。
案例一和案例二中，双方关系是父（母）子。父母对于孩子，关系极亲，地位更尊。孩子伤害父母，以卑犯尊，要比父母伤害孩子，判处死刑更重。
案例二和案例三中，被误伤的都是尊长。但鉴于父母比叔伯更亲更尊，因此孩子杀伤至亲至尊，要比杀伤关系稍远、地位稍卑一些的亲属，判刑更重。
量刑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呢？
答曰：五服制度。
五服“基本款”
它是古代中国的丧服制度，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某人的追悼会上，前来悼念的各方人士，应当“穿什么衣服”的问题。参加追悼会的人，长幼尊卑不同，必须由统一的服装管理制度，来进行区别和划分。否则以古代家族的规模，一开启追悼会模式，就白花花一片，太伤眼了。
所谓“五服”，顾名思义是“五种服装”。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缁麻。小伙伴先别着急掀桌大喊“这是什么鬼”，长安君讲个故事，你们就知道压根不用记得这么复杂。
纪昀一辈子两部著作最为亮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阅微草堂笔记》。前者为其褒贬天下图书之大成，后者是他阅世的晚年感悟。满本冷笑话，却富含人生哲理。
清代名臣纪大烟袋纪晓岚写了本鬼故事书，叫《阅微草堂笔记》，里面记载的奇葩故事里，有一则同丧服有关：说是某家男主人死了，他新寡的媳妇有个刚出生几天后的儿子。孩子小，皮肉娇嫩，媳妇心疼，就没给孩子穿拿生麻布缝制的斩衰，而是穿了细麻布的缁麻。结果大半夜怪瘆人的，男主人没现身，他死了多年的老妈出现了。婆婆托梦给儿媳，说你这太不像话了，儿子给爹服丧，就该穿最重的丧服，你怎么能让孩子这么小就贪图享受骄奢淫逸呢？义正词严的，长安君哭笑不得。但在感慨“婆媳关系是家庭矛盾永恒的主题”之余，我们也可以看出，五种丧服质量不同：规格越高，品质越次。连续剧里有人拿白绸子做丧服，搁在古代会被以“不孝”治重罪，发配到烟瘴之地拉练，胆子全是管编剧借来的。
不同孝服，服丧时间也不同。超过一年的丧期算长的，通常是：皇帝去世，大臣为皇帝服丧；父母去世，儿子儿媳为父母服丧；夫妻一方去世，对方服丧等。
大家可以看下图体会一下，这已经算是简化版，古代家族真实情况远比这要古怪：
以长幼论：以“自己”为中心点，越往外，亲属关系越疏远。
以尊卑论：以“自己”为基准，上方亲属为尊；下方亲属为卑；与己平行的，同样尊卑，此时量刑以远近亲疏来衡量。
为尊亲者服丧，丧服规格高；为卑疏者服丧，丧服规格意思意思也只管。
但古代刑法通过“五服制度”量刑，可没法“意思意思”。若刑事关系双方存在“五服”内的关系，原则上：以长幼为基准，以法律为量刑起点，以卑犯尊，从重处罚；以尊犯卑，从轻处罚。（顺带一提，至今有些地域还会用“出了五服了”形容亲戚关系疏远。太远的亲戚也就没有穿丧服的义务了。）
该量刑制度，被称之为“准五服以制罪”。准，意为：确定。
这种量刑制度，有着中华法系的特色。它试图让每一个案子的审判，都能兼顾到人情、伦理、法律三者。对于古代中国，有过一定现实意义。
但长安君认为，它的虚伪性和局限性不言而喻，带给社会的消极作用更大。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我们能见到五服制度的痕迹。比如李密的《陈情表》：“外无期功强近之亲”，“期功”指的就是丧期和丧服。
第一，“五服”和“准五服以制罪”的本质，是封建社会统治者拿来进行社会管控的工具。
古代中国人有着巨大的亲缘关系网，他一生中用来服丧的时间异常漫长。“五服制度”除了穿丧服，还有配套的行为准则，比如要悲痛、不能吃肉、不能出门娱乐刷夜等……基本等同被剥夺人生一切乐趣。但统治者高兴了：这些人一守丧，就不会聚在一起吃喝玩乐打架闹事了。
“五服制度”表面上看是“礼法”的一部分。古代中国以家族为社会管控单位，家族实行礼法政治，封建政府想要有效管理社会，就必须让法律去贴合礼法。“准五服以制罪”本质上，是法律对礼法的妥协。但在当时，它有效地帮助封建王朝，维护社会稳固。
第二，“准五服以论斩”阻碍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一个公平的社会，法律应当成为评判行为的唯一标准，而且所依据的法律也应当是唯一的。绝不能说尊长犯法，就不追究。然而在古代中国，这种“不公”，简直多不胜数。
比如前文所说“以卑犯尊，从重处罚”的原则。有个荒诞的例外，就是盗窃罪。某人偷了爹的钱，同他偷了舅舅的钱相比，前者治罪更轻。为啥呢？要考虑亲情：关系越近，就越有周济义务——逼得人家偷钱，不像话的是尊者！公平的社会，每人的财产权受到平等保护，且自己用钱，不能侵犯他人合法的经济权利。这个例外情形，说白了就是对侵犯他人财产权行为的鼓励，是不公平的。
“三言”之书影
第三，这套量刑标准具有等级性，不能从根本上塑造社会优良风气，反而催生人性中的恶。
在冯梦龙的“三言”里，记载了一则恶毒的故事：某位母亲，同隔壁老王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被孩子知道了；孩子好心去劝，却令母亲起了杀心，同奸夫合伙谋害孩子。“虎毒不食子”，故事很扭曲。小说是虚构的，但还原到当时的社会及司法环境，父母之于子女，法律赋予他们生杀予夺的权力。在等级社会，当侵害卑下者的生命权被法律允许、被社会纵容时，社会，只可能是丛林一片。
更何况，被封建法律赋予最有权力的，还是封建统治者。“准五服以制罪”是管不着他们的。一幕幕近亲相残的丑剧，不断发生在封建王朝的交替轮换中。在统治者眼里，他们作为治国首选的礼法、伦理，都是用来管百姓的；至于屈居于礼法之后的法律，也就更是废纸一张了。
戴震，清代知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
最后，长安君想以清代哲学家戴震的一段话，为本文作结。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段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封建社会规则，只保护统治者的利益；被统治者拿它来为自己说话，哪怕言之有据，也讨不到丝毫好处。没法说理，也就只能死了活该。
这就是封建社会中不可避免的悲剧。
而戴震写下那句话时，距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时代的到来，已不到二百年。
当时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子孙有殴骂不慈的行为，被父母杀死，父母可以免罪。意思就是：熊孩子不听话，被父母家暴致死，这个能有；熊孩子不听话，被父母用变态的方式家暴致死，这个真不行……然而该罪很轻，竹板子打一百下屁股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