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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看三江】《柳州晚报》关注：《侗族大歌——多声部的合鸣》创作谈 走近怀揣火种的他们
《侗族大歌——多声部的合鸣》创作谈
走近怀揣火种的他们
《侗族大歌——多声部的合鸣》书封
2021年7月，我换岗调到鹿寨县文联工作，写作时间陡然增多，于是雄心勃勃地制订写作规划，写一部于人间有益的书，也不枉费在文联工作过。但在题材选择上，我一筹莫展。此前，我写过一本散文集《鹿城图谱》，感觉自己的人生经验及写作素材似乎已穷尽，有一阵子很是迷茫。
坦率地说，身为中国行政体制最基层的文学组织者，我这种紧迫感是自找的。写与不写，似乎并不怎么重要。但我却认为，自己也算个文学爱好者，组织上让我从事专职文学工作，唯有写出好作品才对得起这份信任。这种想法多少有些“投桃报李”之意。
记得2018年10月，我曾在著名作家刘醒龙的一篇讲稿中读到“文学创作不能急，但也不能不急”的观点。几天后，我参加广西青年作家创作会，自治区文联副主席石才夫在会上也引用了这句话，告诫青年作家坚守文学初心，奋发图强。当时我听得耳热心跳。是的，文学创作不能急，它有它的规律。文学创作也不能不急，时代在召唤，及时书写时代中的变局，是文学写作者的使命。低下头，我掐算自己的年龄，后一个“不急”，比前一个“不能急”，更让我着急。要知道，2017年，人到中年的我才踉踉跄跄地开启文学“攀登”之旅，如果不急，那肯定是对自己不负责。但眼下，一部《鹿城图谱》几乎耗尽了我全部的人生经验，如果不尽快打开视野，急也没有用啊。
换岗之初的两三个月，我什么都写不出来。写不出，只能读，等待所谓的视野开阔，还有传说中的灵感。
2021年11月的某个傍晚，太阳刚刚下山，彩霞满天，我接到杨老师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个“非遗广西”写作项目正在遴选作者，问我要不要报名。我听后，一秒钟都没有迟疑便应承下来。
提交相关材料后不久，终于等来了出版社的正式约稿通知，我的写作任务是《侗族大歌》，任务已明确，即开始准备。查阅资料，观看能搜索到的大歌视频，起草提纲、搭建框架。这时我才发现，在不经意的成长岁月中，很多时候我分辨不出什么是好的东西，对那些民间文化更是熟视无睹，直到我以一名写作者的眼光来打量身边跟文化有关的事物后，才有新的认知。例如：中渡的城隍庙会、伴随着侗族木构技艺的各种仪式、龙舟的起水仪式、侗歌中的哭嫁与哭丧、祭拜萨玛女神仪式等。我不再认为它们是封建迷信的遗存，也明白传统的现实意义。这时，我总算清晰明朗自己的笔意朝什么方向走了。
作为寄托乡愁的载体，这样的民间文化就是活态的家园，既有它独特的文明，又具有现代气息。一个地方只有把文化放在重要位置，这个地域才有希望，因为文化的力量就是精神的力量。写作者，理应有一种传承中华文明薪火的文化自觉与担当。
有了这样的认知，我的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利用周末，我见缝插针独自驱车300多公里，奔赴三江侗族自治县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我把目光投向广袤旷野，搜寻湮没在时光深处的风物与人事，以一种深度介入的行走和亲历现场的体验，来呈现一幅幅具有浓郁乡村文化的风情画卷。它们浸润新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气息。在乡村，我遇到了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大多是“择一事，爱一生”的民间手艺人。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浩渺的文化乡愁。他们随着年岁的增长，也很“着急”，着急怎样才能把手艺传下去。岁月是无情的。岁月将太多没有活够的人封缄成一段历史。在一些关于非遗保护的文论中，我甚至读到“抢救”这样的词。如果不着急，不及时记录他们，只会留下更多的遗憾。唯有加急书写，传承的故事才能绵延不绝。
在采访中，我认识了三江侗族大歌国家级传承人吴光祖、覃奶号，他们都年近八旬。我看到他们倾注全部的生命热情，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大歌世界。手上的技艺，心中的记忆，就像一团火，丰富了乡间孤寂的生活。他们怀揣“火种”穿越时代，风雨飘摇，用毕生心血为它遮风挡雨。他们苦守清贫、陋室孤灯，不弃不悔。那些隐藏在大山大水之中的人文天章，那些专属于原野的清静，在清贫里蕴藏着高贵，让我忍不住慨叹民间文化的神奇魅力。
时代大潮的“车轮”逐渐将诸多民族文化元素带走。侗族大歌也好，其他的非遗项目也罢，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传承危机。地方文化部门对非遗的抢救和保护付出了诸多努力，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措施，想方设法不让非遗之光熄灭。如今，多家出版社联手，不遗余力组织力量对广西非遗进行书写，我们的笔就是一盒火柴，适时地把它掏出来，点火，让它永远闪烁着光芒。
历经3个月的采访创作，《侗族大歌》顺利交稿。之后，我利用未用完的采访素材，一鼓作气又写了《融江放排人》《大悲歌师》等万字长散文，叙述非遗传承人的命运。主人公在苦闷、绝望之时，是侗族大歌散发出的微弱光芒给予了他们力量，支撑着他们将日子过下去……
非常感谢广西人民出版社给予这个机会，让我参与“非遗广西”丛书的撰写。非遗传承人身上的那团“火”，点燃了我作为写作者的“先觉性”。当我感到迷惘时，是他们首先让我清醒过来，感到疼痛，并看到希望。
注：《侗族大歌——多声部的合鸣》由广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发行。
作者：廖献红
来源：柳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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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大歌——多声部的合鸣》创作谈
走近怀揣火种的他们
《侗族大歌——多声部的合鸣》书封
2021年7月，我换岗调到鹿寨县文联工作，写作时间陡然增多，于是雄心勃勃地制订写作规划，写一部于人间有益的书，也不枉费在文联工作过。但在题材选择上，我一筹莫展。此前，我写过一本散文集《鹿城图谱》，感觉自己的人生经验及写作素材似乎已穷尽，有一阵子很是迷茫。
坦率地说，身为中国行政体制最基层的文学组织者，我这种紧迫感是自找的。写与不写，似乎并不怎么重要。但我却认为，自己也算个文学爱好者，组织上让我从事专职文学工作，唯有写出好作品才对得起这份信任。这种想法多少有些“投桃报李”之意。
记得2018年10月，我曾在著名作家刘醒龙的一篇讲稿中读到“文学创作不能急，但也不能不急”的观点。几天后，我参加广西青年作家创作会，自治区文联副主席石才夫在会上也引用了这句话，告诫青年作家坚守文学初心，奋发图强。当时我听得耳热心跳。是的，文学创作不能急，它有它的规律。文学创作也不能不急，时代在召唤，及时书写时代中的变局，是文学写作者的使命。低下头，我掐算自己的年龄，后一个“不急”，比前一个“不能急”，更让我着急。要知道，2017年，人到中年的我才踉踉跄跄地开启文学“攀登”之旅，如果不急，那肯定是对自己不负责。但眼下，一部《鹿城图谱》几乎耗尽了我全部的人生经验，如果不尽快打开视野，急也没有用啊。
换岗之初的两三个月，我什么都写不出来。写不出，只能读，等待所谓的视野开阔，还有传说中的灵感。
2021年11月的某个傍晚，太阳刚刚下山，彩霞满天，我接到杨老师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个“非遗广西”写作项目正在遴选作者，问我要不要报名。我听后，一秒钟都没有迟疑便应承下来。
提交相关材料后不久，终于等来了出版社的正式约稿通知，我的写作任务是《侗族大歌》，任务已明确，即开始准备。查阅资料，观看能搜索到的大歌视频，起草提纲、搭建框架。这时我才发现，在不经意的成长岁月中，很多时候我分辨不出什么是好的东西，对那些民间文化更是熟视无睹，直到我以一名写作者的眼光来打量身边跟文化有关的事物后，才有新的认知。例如：中渡的城隍庙会、伴随着侗族木构技艺的各种仪式、龙舟的起水仪式、侗歌中的哭嫁与哭丧、祭拜萨玛女神仪式等。我不再认为它们是封建迷信的遗存，也明白传统的现实意义。这时，我总算清晰明朗自己的笔意朝什么方向走了。
作为寄托乡愁的载体，这样的民间文化就是活态的家园，既有它独特的文明，又具有现代气息。一个地方只有把文化放在重要位置，这个地域才有希望，因为文化的力量就是精神的力量。写作者，理应有一种传承中华文明薪火的文化自觉与担当。
有了这样的认知，我的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利用周末，我见缝插针独自驱车300多公里，奔赴三江侗族自治县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我把目光投向广袤旷野，搜寻湮没在时光深处的风物与人事，以一种深度介入的行走和亲历现场的体验，来呈现一幅幅具有浓郁乡村文化的风情画卷。它们浸润新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气息。在乡村，我遇到了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大多是“择一事，爱一生”的民间手艺人。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浩渺的文化乡愁。他们随着年岁的增长，也很“着急”，着急怎样才能把手艺传下去。岁月是无情的。岁月将太多没有活够的人封缄成一段历史。在一些关于非遗保护的文论中，我甚至读到“抢救”这样的词。如果不着急，不及时记录他们，只会留下更多的遗憾。唯有加急书写，传承的故事才能绵延不绝。
在采访中，我认识了三江侗族大歌国家级传承人吴光祖、覃奶号，他们都年近八旬。我看到他们倾注全部的生命热情，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大歌世界。手上的技艺，心中的记忆，就像一团火，丰富了乡间孤寂的生活。他们怀揣“火种”穿越时代，风雨飘摇，用毕生心血为它遮风挡雨。他们苦守清贫、陋室孤灯，不弃不悔。那些隐藏在大山大水之中的人文天章，那些专属于原野的清静，在清贫里蕴藏着高贵，让我忍不住慨叹民间文化的神奇魅力。
时代大潮的“车轮”逐渐将诸多民族文化元素带走。侗族大歌也好，其他的非遗项目也罢，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传承危机。地方文化部门对非遗的抢救和保护付出了诸多努力，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措施，想方设法不让非遗之光熄灭。如今，多家出版社联手，不遗余力组织力量对广西非遗进行书写，我们的笔就是一盒火柴，适时地把它掏出来，点火，让它永远闪烁着光芒。
历经3个月的采访创作，《侗族大歌》顺利交稿。之后，我利用未用完的采访素材，一鼓作气又写了《融江放排人》《大悲歌师》等万字长散文，叙述非遗传承人的命运。主人公在苦闷、绝望之时，是侗族大歌散发出的微弱光芒给予了他们力量，支撑着他们将日子过下去……
非常感谢广西人民出版社给予这个机会，让我参与“非遗广西”丛书的撰写。非遗传承人身上的那团“火”，点燃了我作为写作者的“先觉性”。当我感到迷惘时，是他们首先让我清醒过来，感到疼痛，并看到希望。
注：《侗族大歌——多声部的合鸣》由广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发行。
作者：廖献红
来源：柳州晚报
道教经典从哪来，与仓颉造字有关吗？
壹
道教经典是怎样问世的？这个问题在道门之中有各种有趣的说法。其中一种是推源于“气”。宋代张君房编《云笈七籤》卷七《道教所起》一节概括了道门关于经诰出处的代表性观点：
“寻道家经诰，起自三元，从本降迹，成于五德，以三就五，乃成八会，其八会之字，妙气所成，八角垂芒，凝空云篆，太真按笔，玉妃拂筵，黄金为书，白玉为简，秘于诸天之上，藏于七宝玄台。有道即见，无道即隐。盖是自然天书，非关仓颉所作。今传《灵宝经》者，是天真皇人于峨眉山授予轩辕黄帝。又天真皇人授帝喾于牧德之台，夏禹感降于钟山，阖闾窃窥于句曲，其后有葛孝先之类、郑思远之徒，师资相承，蝉联不绝。”
这段话陈述了两层意思：
第一，说明“道家经诰”的发端。这里所谓“道家”实际上就是道教；而“经诰”就是神明降授的经典。在编者看来，“经诰”乃出自“三元”。在道教中，“三元”是一种十分遥远的时空表达方式。《云笈七籤》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其三元者，第一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从混洞太无元化生天宝君；从赤混太无元化生灵宝君，从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宝君。大洞之迹，别出为化，主治在三清境。”
照这种描述，“三元”乃是时空混融的存在状态，“经诰”的发生应该追溯到“三元”的状态。编者告诉我们，发端于“三元”的“八会”经诰，是自然奥秘之气凝结而成的，它们凝聚了木、火、土、金、水五德的品质，从八面散发出光芒来。
这种经诰的书写也很不寻常，其书写材料有黄金和白银，“太真”在写的时候有玉妃在一旁“拂筵”，写好了并没有马上发布，而是秘密地收藏于诸天“七宝玄台”之内，所以平常人是看不的。
贰
第二，编者为了显示道教经诰“有道即见”的情况，以《灵宝经》为例加以说明。这部经典是由于“天真皇人”的传授才流传于人间的。天真皇人不只传授一次，而是分别传授给轩辕黄帝与帝喾，而夏禹因为至诚的缘故也感动了天真皇人降授经诰。《云笈七籤》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注明出处，实际上是综合了道门的观点，因此可以说代表了道教关于经诰发端的基本看法。
初读《云笈七籤》关于“经诰”起源的看法，我们不免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字眼无疑给现代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神秘感；不过，如果我们从宗教符号学的角度来加以品味，又会有另外一番感受。因为符号本身并不代表它自己，而是以特有的意象“运载”精神理念。
透过那些神奇语词符号，我们可以发现先民们对现象宇宙的探索精神。道门把经诰看做“自然天书”，这在深层次上否定了“人为”造作经典的取向，体现了从对象界寻求真谛的思想。
叁
在道教中，除了从气化流行的立场追溯经籍的来历之外，还往往把经籍隶属于天神名下。关于这一点，在《云笈七籤》之中便有叙录。该书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
“天宝君治在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气始青；灵宝君治在上清境，即禹余天也，其气元黄；神宝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气玄白。故《九天生神章经》云：此三号虽殊，本同一也。此三君各为教主，即是三洞之尊神也。其三洞者，谓洞真、洞玄、洞神是也。天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真教主；灵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玄主；神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神教主。故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经。”
《云笈七籤》编者首先概述了道教关于天上三清胜境的分治情形，紧接着引用了《九天生神章经》的观点。按照《九天生章经》的看法，居处于三天胜境之中的“三宝君”各自都是教主。所谓“三宝君”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此三大尊神为了教化天下，各自说了“十二部经”。这里所谓“十二部”不是十二本，而是十二个门类。
编者将道教的经书都隶属于三天尊神的名下，体现了道门崇尚天神的基本宗教态度，这当然是一种信仰的说法，具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不过，这种说法并非是偶然出现的。只要我们深入到具体的经典行文之中，就会看出，大多早期的道教经典往往以“元始天尊曰”或者“灵宝天尊曰”、“道德天尊曰”之类的语气来展开。即使那些没有使用这种格式的经籍在道门中人看来也是由于神启而形成的，可见《云笈七籤》的概括是符合道教本身的立场的。
肆
对于道教经籍来历的神话性说法，我们没有必要去稽考其历史的真实与否，因为神话本身就允许想象力的发挥；但哲学与文献学的角度来审度“三天尊神”说经一事，却也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内容。
首先，《云笈七籤》在概述“三天尊神”说经时追溯了天上胜境的气化流行状态，这体现了气本论的特色。其次，“三天尊神”说十二部经的神话蕴涵着道门独特的图书分类法，这就是“三洞”模式。与儒家所奠定的经史子集分类法很不相同，道教的“三洞”分类模式不是从图书体裁结构来考虑问题，而是基于古老的道家哲学理念。
根据《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化生链条而有“三洞”之体制，至于叙说“三洞”经书的三天尊神又应于于“玄”、“元”、“始”三气，这就使“三洞”经书的发端具有了特殊的物质基础。
壹
道教经典是怎样问世的？这个问题在道门之中有各种有趣的说法。其中一种是推源于“气”。宋代张君房编《云笈七籤》卷七《道教所起》一节概括了道门关于经诰出处的代表性观点：
“寻道家经诰，起自三元，从本降迹，成于五德，以三就五，乃成八会，其八会之字，妙气所成，八角垂芒，凝空云篆，太真按笔，玉妃拂筵，黄金为书，白玉为简，秘于诸天之上，藏于七宝玄台。有道即见，无道即隐。盖是自然天书，非关仓颉所作。今传《灵宝经》者，是天真皇人于峨眉山授予轩辕黄帝。又天真皇人授帝喾于牧德之台，夏禹感降于钟山，阖闾窃窥于句曲，其后有葛孝先之类、郑思远之徒，师资相承，蝉联不绝。”
这段话陈述了两层意思：
第一，说明“道家经诰”的发端。这里所谓“道家”实际上就是道教；而“经诰”就是神明降授的经典。在编者看来，“经诰”乃出自“三元”。在道教中，“三元”是一种十分遥远的时空表达方式。《云笈七籤》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其三元者，第一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从混洞太无元化生天宝君；从赤混太无元化生灵宝君，从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宝君。大洞之迹，别出为化，主治在三清境。”
照这种描述，“三元”乃是时空混融的存在状态，“经诰”的发生应该追溯到“三元”的状态。编者告诉我们，发端于“三元”的“八会”经诰，是自然奥秘之气凝结而成的，它们凝聚了木、火、土、金、水五德的品质，从八面散发出光芒来。
这种经诰的书写也很不寻常，其书写材料有黄金和白银，“太真”在写的时候有玉妃在一旁“拂筵”，写好了并没有马上发布，而是秘密地收藏于诸天“七宝玄台”之内，所以平常人是看不的。
贰
第二，编者为了显示道教经诰“有道即见”的情况，以《灵宝经》为例加以说明。这部经典是由于“天真皇人”的传授才流传于人间的。天真皇人不只传授一次，而是分别传授给轩辕黄帝与帝喾，而夏禹因为至诚的缘故也感动了天真皇人降授经诰。《云笈七籤》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注明出处，实际上是综合了道门的观点，因此可以说代表了道教关于经诰发端的基本看法。
初读《云笈七籤》关于“经诰”起源的看法，我们不免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字眼无疑给现代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神秘感；不过，如果我们从宗教符号学的角度来加以品味，又会有另外一番感受。因为符号本身并不代表它自己，而是以特有的意象“运载”精神理念。
透过那些神奇语词符号，我们可以发现先民们对现象宇宙的探索精神。道门把经诰看做“自然天书”，这在深层次上否定了“人为”造作经典的取向，体现了从对象界寻求真谛的思想。
叁
在道教中，除了从气化流行的立场追溯经籍的来历之外，还往往把经籍隶属于天神名下。关于这一点，在《云笈七籤》之中便有叙录。该书卷三《道教三洞宗元》说:
“天宝君治在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气始青；灵宝君治在上清境，即禹余天也，其气元黄；神宝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气玄白。故《九天生神章经》云：此三号虽殊，本同一也。此三君各为教主，即是三洞之尊神也。其三洞者，谓洞真、洞玄、洞神是也。天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真教主；灵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玄主；神宝君说十二部经，为洞神教主。故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经。”
《云笈七籤》编者首先概述了道教关于天上三清胜境的分治情形，紧接着引用了《九天生神章经》的观点。按照《九天生章经》的看法，居处于三天胜境之中的“三宝君”各自都是教主。所谓“三宝君”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此三大尊神为了教化天下，各自说了“十二部经”。这里所谓“十二部”不是十二本，而是十二个门类。
编者将道教的经书都隶属于三天尊神的名下，体现了道门崇尚天神的基本宗教态度，这当然是一种信仰的说法，具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不过，这种说法并非是偶然出现的。只要我们深入到具体的经典行文之中，就会看出，大多早期的道教经典往往以“元始天尊曰”或者“灵宝天尊曰”、“道德天尊曰”之类的语气来展开。即使那些没有使用这种格式的经籍在道门中人看来也是由于神启而形成的，可见《云笈七籤》的概括是符合道教本身的立场的。
肆
对于道教经籍来历的神话性说法，我们没有必要去稽考其历史的真实与否，因为神话本身就允许想象力的发挥；但哲学与文献学的角度来审度“三天尊神”说经一事，却也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内容。
首先，《云笈七籤》在概述“三天尊神”说经时追溯了天上胜境的气化流行状态，这体现了气本论的特色。其次，“三天尊神”说十二部经的神话蕴涵着道门独特的图书分类法，这就是“三洞”模式。与儒家所奠定的经史子集分类法很不相同，道教的“三洞”分类模式不是从图书体裁结构来考虑问题，而是基于古老的道家哲学理念。
根据《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化生链条而有“三洞”之体制，至于叙说“三洞”经书的三天尊神又应于于“玄”、“元”、“始”三气，这就使“三洞”经书的发端具有了特殊的物质基础。
#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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