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绿水青山孕育金山银山
2020-04-07 12:16:52 来源: 科技日报 作者: 张晔 赵汉斌 刘志伟 俞慧友 吴长锋 雍黎 张蕴 盛利
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春寒料峭挡不住南京重大项目“加速跑”。
3月30日，南京市127个重大项目同步开工，总投资1347.81亿元。其中，有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项目，有科技创新、商贸提升、文化旅游、总部基地等楼宇载体项目，还有教育、民生、城建、社会服务等公共领域项目。
长江经济带集聚的人口和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均占全国40%以上，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如何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把长江经济带建成高质量发展经济带？
2019年12月1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绘就了一幅新的国家战略蓝图。
如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已经成为长江流域各省的发展共识。“龙头”长三角已然腾飞，带动长江经济带巨龙起舞。
生态提优，长江沿岸生机勃发提升
“现在一年收入30万左右，比捕鱼时高，人也轻松舒服，再也不用担惊受怕过日子了。”
在镇江市长江村，捕了30多年鱼的戴小兵，2018年起告别“水上漂”的生活。如今的他在扬中市油坊镇中滩村租了100多亩养殖水面，开始转产做养殖生意，见到他的人都喊他“戴总”。
让近沿江28万名渔民转身上岸的，是长江生态保护事业中的历史性一幕——自2020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
禁捕后，长江村成立了“老渔夫长江大保护志愿服务队”，通过转产转业，渔民已经从过去的环境破坏者变为生态保护者。
“以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倒逼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当务之急是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说。
渔民收网上岸另谋生路，候鸟组团归来蹁跹飞舞，水清岸绿成为滨江公园……4年来，这样的和谐之变在长江两岸越来越多地发生着。
在重庆渝北区铜锣山，12个大型有水矿坑打造铜锣山国家矿山地质公园已初具雏形，部分矿坑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
2012年，该区域采石场全面关闭后，遗留了41个大小废弃矿坑，如大地上的疮疤。现在，这里统筹开展山上、山腰、山下系统修复治理，规划串联其中。目前，废弃矿坑已治理2300亩。
在武汉市江夏区庙山产业园花山矿区采访时，记者看到，经过3年多治理，花山矿区原本寸草不生的废弃采石场，通过清除危石、削坡整形、矿坑回填等方式，栽种近4万株杨树、楠木、桂花等绿色植物。
花山矿区是湖北矿山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的一个缩影。2016年至今，全省累计完成矿山生态修复976个，治理恢复面积5.26万亩。
湖北省自然资源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湖北省将继续把保障长江沿岸生态安全放在首位，抓好湖北长江干支流两岸10公里范围内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突出生态功能，进行系统性、整体性修复。
搬迁企业，搬出创新发展的新天地
“2019年，长江江苏段干流水质稳定在II类，主要入江支流断面水质优III比例达91.1%……”
2020年1月16日，江苏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江苏”联组会议，副省长赵世勇“晒”出了江苏水环境质量“成绩单”。
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江苏铁腕治污的决心和举措。近三年来，江苏沿江八市共关停化工企业2491家。
2019年，沿江11省市累计“搬改关转”化工企业958家，其中包括位于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44家。
在铁腕治污、严守红线的同时，如何做到进退有度，让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成为长江经济带的主旋律，成为一道必考题。
去年5月，常隆化工、金隆生物、华捷化工、临江化工等4家企业与常州高新区签订腾退意向书。取而代之的是高端绿色化工、碳纤维及复合材料、汽车及核心零部件和精密制造、综合物流等产业，计划引进“两特三新”产业及其他先进制造业项目18个左右。
沿江省份中率先出台《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实施方案》的湖北省，也在产业政策执行等六个方面予以支持保障，投入资金约6亿元。
截至2019年底，全省共有196家沿江化工企业完成关改搬转。这不仅解决“化工围江”问题，也推动化工企业转型升级。据统计，2019年1-10月，全省石化行业增加值增长7.8%，实现业务销售收入4337.8亿元、利润2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2%、25.3%。
在湖南湘潭竹埠港，腾笼换鸟、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28家污染化工企业全部关停，一座集商贸物流、总部经济、会展经济、生态休闲等现代产业于一体的新城日渐崛起。
目前，上海建设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步伐加快，安徽、四川、武汉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扎实推进，湖北、湖南、四川创新型省份加快创建，合芜蚌、重庆和浙东南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顺利。
2019年前三季度，沿江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1.46万亿元，同比增长7.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0.9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4.5%，占比持续提升。
生态补偿，连通脱贫致富与环境保护
生态产品总价值是GDP的2.73倍、农民以绿水青山入股分红……在国家三大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的江西，当地良好的生态优势正加快转化为经济优势，好山好水“卖”出好价钱。
在长江下游，《安徽省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暂行办法》于2018年1月出台，生态补偿机制在安徽省全域实行。浙江与安徽两省共建新安江——千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资金、产业、人才等补偿方式正逐步探索。
生态补偿不光是输血式补偿，也要造血式补偿，通过生态补偿，长江沿岸不断提高地方发展的内生动力，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长江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腾而下，在云南境内陡然急转。这里是多山高原地区，也是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从1989年起，国家在包括金沙江流域地区实施了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但是，有了“生态”却无“生计”成为贫困山区的新问题。对于云南来说，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是同“一个战场”上的“两场攻坚战”。
为此，云南重点围绕生态保护、生态治理、生态产业三个方面打好生态扶贫“组合拳”。
目前，全省聘用生态护林员达到17.04万名，每人每年平均增加9000多元收入，共带动17.04万个贫困家庭、70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
此外，云南还种植木本油料林种植面积5150万亩，核桃、澳洲坚果种植面积、产量、产值均居全国之首，成为贫困地区的“铁杆庄稼”“绿色银行”，涌现出云南核桃、临沧坚果、鲁甸花椒、怒江草果、昭通竹笋等一批助农增收明显的地方特色林产品，为产业脱贫攻坚厚植优势。
如今，金沙江沿岸已是繁花似锦、百果飘香的乐园，沿江行走，在不同的区域都可以看到蔚为壮观的经济果林。
长江上游金沙江畔的云南省元谋县，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冬早蔬菜基地。图为当地一家育种企业的员工在培育番茄秧苗。 赵汉斌摄（图一）
金沙江畔的云南元谋万亩青枣基地。 赵汉斌摄（图二）
2020-04-07 12:16:52 来源: 科技日报 作者: 张晔 赵汉斌 刘志伟 俞慧友 吴长锋 雍黎 张蕴 盛利
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春寒料峭挡不住南京重大项目“加速跑”。
3月30日，南京市127个重大项目同步开工，总投资1347.81亿元。其中，有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项目，有科技创新、商贸提升、文化旅游、总部基地等楼宇载体项目，还有教育、民生、城建、社会服务等公共领域项目。
长江经济带集聚的人口和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均占全国40%以上，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如何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把长江经济带建成高质量发展经济带？
2019年12月1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绘就了一幅新的国家战略蓝图。
如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已经成为长江流域各省的发展共识。“龙头”长三角已然腾飞，带动长江经济带巨龙起舞。
生态提优，长江沿岸生机勃发提升
“现在一年收入30万左右，比捕鱼时高，人也轻松舒服，再也不用担惊受怕过日子了。”
在镇江市长江村，捕了30多年鱼的戴小兵，2018年起告别“水上漂”的生活。如今的他在扬中市油坊镇中滩村租了100多亩养殖水面，开始转产做养殖生意，见到他的人都喊他“戴总”。
让近沿江28万名渔民转身上岸的，是长江生态保护事业中的历史性一幕——自2020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
禁捕后，长江村成立了“老渔夫长江大保护志愿服务队”，通过转产转业，渔民已经从过去的环境破坏者变为生态保护者。
“以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倒逼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当务之急是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说。
渔民收网上岸另谋生路，候鸟组团归来蹁跹飞舞，水清岸绿成为滨江公园……4年来，这样的和谐之变在长江两岸越来越多地发生着。
在重庆渝北区铜锣山，12个大型有水矿坑打造铜锣山国家矿山地质公园已初具雏形，部分矿坑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
2012年，该区域采石场全面关闭后，遗留了41个大小废弃矿坑，如大地上的疮疤。现在，这里统筹开展山上、山腰、山下系统修复治理，规划串联其中。目前，废弃矿坑已治理2300亩。
在武汉市江夏区庙山产业园花山矿区采访时，记者看到，经过3年多治理，花山矿区原本寸草不生的废弃采石场，通过清除危石、削坡整形、矿坑回填等方式，栽种近4万株杨树、楠木、桂花等绿色植物。
花山矿区是湖北矿山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的一个缩影。2016年至今，全省累计完成矿山生态修复976个，治理恢复面积5.26万亩。
湖北省自然资源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湖北省将继续把保障长江沿岸生态安全放在首位，抓好湖北长江干支流两岸10公里范围内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突出生态功能，进行系统性、整体性修复。
搬迁企业，搬出创新发展的新天地
“2019年，长江江苏段干流水质稳定在II类，主要入江支流断面水质优III比例达91.1%……”
2020年1月16日，江苏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江苏”联组会议，副省长赵世勇“晒”出了江苏水环境质量“成绩单”。
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江苏铁腕治污的决心和举措。近三年来，江苏沿江八市共关停化工企业2491家。
2019年，沿江11省市累计“搬改关转”化工企业958家，其中包括位于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44家。
在铁腕治污、严守红线的同时，如何做到进退有度，让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成为长江经济带的主旋律，成为一道必考题。
去年5月，常隆化工、金隆生物、华捷化工、临江化工等4家企业与常州高新区签订腾退意向书。取而代之的是高端绿色化工、碳纤维及复合材料、汽车及核心零部件和精密制造、综合物流等产业，计划引进“两特三新”产业及其他先进制造业项目18个左右。
沿江省份中率先出台《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实施方案》的湖北省，也在产业政策执行等六个方面予以支持保障，投入资金约6亿元。
截至2019年底，全省共有196家沿江化工企业完成关改搬转。这不仅解决“化工围江”问题，也推动化工企业转型升级。据统计，2019年1-10月，全省石化行业增加值增长7.8%，实现业务销售收入4337.8亿元、利润2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2%、25.3%。
在湖南湘潭竹埠港，腾笼换鸟、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28家污染化工企业全部关停，一座集商贸物流、总部经济、会展经济、生态休闲等现代产业于一体的新城日渐崛起。
目前，上海建设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步伐加快，安徽、四川、武汉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扎实推进，湖北、湖南、四川创新型省份加快创建，合芜蚌、重庆和浙东南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顺利。
2019年前三季度，沿江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1.46万亿元，同比增长7.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0.9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4.5%，占比持续提升。
生态补偿，连通脱贫致富与环境保护
生态产品总价值是GDP的2.73倍、农民以绿水青山入股分红……在国家三大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的江西，当地良好的生态优势正加快转化为经济优势，好山好水“卖”出好价钱。
在长江下游，《安徽省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暂行办法》于2018年1月出台，生态补偿机制在安徽省全域实行。浙江与安徽两省共建新安江——千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资金、产业、人才等补偿方式正逐步探索。
生态补偿不光是输血式补偿，也要造血式补偿，通过生态补偿，长江沿岸不断提高地方发展的内生动力，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长江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腾而下，在云南境内陡然急转。这里是多山高原地区，也是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从1989年起，国家在包括金沙江流域地区实施了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但是，有了“生态”却无“生计”成为贫困山区的新问题。对于云南来说，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是同“一个战场”上的“两场攻坚战”。
为此，云南重点围绕生态保护、生态治理、生态产业三个方面打好生态扶贫“组合拳”。
目前，全省聘用生态护林员达到17.04万名，每人每年平均增加9000多元收入，共带动17.04万个贫困家庭、70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
此外，云南还种植木本油料林种植面积5150万亩，核桃、澳洲坚果种植面积、产量、产值均居全国之首，成为贫困地区的“铁杆庄稼”“绿色银行”，涌现出云南核桃、临沧坚果、鲁甸花椒、怒江草果、昭通竹笋等一批助农增收明显的地方特色林产品，为产业脱贫攻坚厚植优势。
如今，金沙江沿岸已是繁花似锦、百果飘香的乐园，沿江行走，在不同的区域都可以看到蔚为壮观的经济果林。
长江上游金沙江畔的云南省元谋县，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冬早蔬菜基地。图为当地一家育种企业的员工在培育番茄秧苗。 赵汉斌摄（图一）
金沙江畔的云南元谋万亩青枣基地。 赵汉斌摄（图二）
访仡佬村落，看忠信发展
汇大虎头山马雄岩万丈岩的山之灵，聚芙蓉江十里长峡的水之秀，集团堡汉墓天道塘仡佬古寨人文景致，融石笋峰大白菜壮丽奇观，成就了忠信魅力无限的神秘天堂。道真自治县忠信镇，位于县城以东28公里。1941年建道真县，新设忠信乡，忠信之名由此产生。秉持忠义、诚信，党委政府领导全镇各族人民致力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重大建设，呈现出经济建设跨越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的面貌。
在县作家协会忠信采风活动中，笔者随机走访了全镇近百名群众，仡佬族达到了95%。据了解，忠信镇共辖七个村（社区）185个村（居）民组5300余户2.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90%，而仡佬族占总人口60%。勤劳纯朴的仡佬人精神饱满、热忱高涨，为忠信的小康建设不懈努力。
强基础设施，创造美好生活
石缸内，是芙蓉江边的一个村民小组，据79岁依然能挑粪种菜的村民杨世军介绍，其祖上因避战乱自遵义高街沿搬迁来此居住，下有芙蓉江深不可测，上有悬崖峭壁作天然屏障，杨姓族人在这里幸福生活了四百余年。寨子、甘沟两处聚居的杨姓后代有40户170人，均为仡佬族，是典型的仡佬族村落。
石缸内地理位置特殊，要想出门必须翻越陡峭的垂直高度超过1200米的高山，出去一次不仅困难，还很危险，据说有的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去过山的那一边。随着时代发展，年轻人逐渐走出大山，行路难的问题成为了生活中的巨大困扰。特别是很多青年外出务工，带着女友远道而来，从山顶背着下山到家，但是她们离开后就不会再来第二次，成为了人们心里不可触碰的痛。
为了与山外的世界连通，村民们自发组织，筹资一百万元，在悬崖上刨土摧石，开挖公路。石缸内的仡佬人愚公般的精神，恰逢政府脱贫攻坚关键阶段，通过实施农村公路“村村通”项目，政府出资，群众投劳，耗时近一年，终于修通了绕山而上的公路，全长5.8公里，其中绝壁路段达2公里，总投资660万元。村民们谈起这条公路便眉飞色舞，心中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对未来生活的期盼激动人心。
居住在官坝安置点的小湾组村民共27户，其中仡佬族占25户，苗族2户。村民们以前居住在山上，房屋简陋，环境卫生差，而且遇上下雨天还有因山体滑坡而被埋没的隐患。“感谢政府的关爱，还有茅台集团的帮扶。”村民涂榜华、涂明学说起安置点的建设经过就很兴奋，他们说：政府不仅发动群众搬迁新居，补贴群众建设经费，还对原房屋的拆除、回耕等给予了补贴，甚至担心群众居住不安稳，人均发放3000元过节费。村民涂凤权说：“现在居住环境改善了，未来的日子会更加幸福。” “我这辈子唯一的不足是生在旧社会，书读少了，不然就可以了解更多党的好政策，督促年轻人们勤劳致富。”98岁的村民涂全红面对新居感慨万千。
建新型企业，增加群众收入
在“政府建设、企业租用、村级受益、菇农得利”的理念指导下，忠信镇政府引进了富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征用群众土地建设种植基地，公司租用大棚，吸纳当地劳动力进行生产，让年龄较大不能外出务工的村民就近务工，增加收入。55岁的村民马小红介绍说：“附近群众基本上都是仡佬族，每年有50多户的劳动力能够来公司上班，虽然工资相比外面要低一些，但在家里就能实现就业，在家当工人，群众干活的劲头都特别高。”好一句在家当工人，让人们不用外出也能增加收入，过上幸福生活。
在水石脚村沙岭香菇基地，租种了6个大棚陈小敏介绍说：“每个大棚可种植香菇11000棒，每棒每年租金仅1角，购买菌棒政府补贴每棒8角，生产出来的香菇运到附近的冻库就销售了，这么好的政策哪里还有第二家呢？”在基地务工的妇女王树立介绍说：整个基地可解决附近50多户稳定就业，按月结算工资。村民李美南告诉笔者，为了方便群众，棚主每天还会统一提供免费午餐。在甘树湾村宝鑫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明说公司建成投产后，可长期吸纳近三百人就业，稳定增加群众收入。
调产业结构，实现脱贫致富
近年来，忠信镇政府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发展，努力增加群众收入。以仡佬族人为主的忠信各族人民信心百倍、勤奋劳作，为建设美好生活不断奋斗。
在新华社区赵山片区瓦房组，村民们在村党总支的领导下，成立了万家乐果蔬专业合作社，引进企业和资金，建设了食用菌大棚50个。村民王文刚介绍说：“瓦房组共有28户86人，都是仡佬族，今年共有13户建设了大棚，由于政府给予了十分优惠的补贴，而且有合作社负责技术和销售，村民们干劲都很足。”残疾村民王双强说，由于自己在外务工回来晚了，没有能及时与合作社签上合同，但自己有信心有能力在村支两委和合作社的带领下种植好食用菌，希望笔者能关爱残疾人，帮助他补签合同。
“群众积极性都很高，渴望通过种植食用菌脱贫致富。站在合作社角度，产品出来之后，不断拓宽销路，才是保障群众全面脱贫持续增收的当务之急。”新华社区王勤主任一边询问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一边向我们介绍着产业发展现状和规划情况，勾绘着新华社区美好的蓝图。
在水石脚村岩坪蔬菜产业建设项目基地，我们看到忠信镇人民政府引进援黔资金12万元，夯实了基础设施，建设蔬菜基地300亩，示范带动近百农户，扩大带动种植规模达1500亩。以“政府强引导、公司作带动、合作社运作、群众保增收”为建设模式，脱贫增收的小康之路日渐平坦。
镇党委书记王学剑在全县脱贫攻坚现场会上表示：发展产业的最终目标是农民增收，助推脱贫。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是忠信镇一贯的工作方针。自2014年以来，全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达11%。走访仡佬村落，忠信的发展道路清晰可见。有党委政府坚强领导，有各族人民积极参与，忠义、诚信的忠信镇，“组组通硬化路、家家住新民居，户户有产业、人人享幸福”的小康目标正在不断实现。
汇大虎头山马雄岩万丈岩的山之灵，聚芙蓉江十里长峡的水之秀，集团堡汉墓天道塘仡佬古寨人文景致，融石笋峰大白菜壮丽奇观，成就了忠信魅力无限的神秘天堂。道真自治县忠信镇，位于县城以东28公里。1941年建道真县，新设忠信乡，忠信之名由此产生。秉持忠义、诚信，党委政府领导全镇各族人民致力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重大建设，呈现出经济建设跨越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的面貌。
在县作家协会忠信采风活动中，笔者随机走访了全镇近百名群众，仡佬族达到了95%。据了解，忠信镇共辖七个村（社区）185个村（居）民组5300余户2.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90%，而仡佬族占总人口60%。勤劳纯朴的仡佬人精神饱满、热忱高涨，为忠信的小康建设不懈努力。
强基础设施，创造美好生活
石缸内，是芙蓉江边的一个村民小组，据79岁依然能挑粪种菜的村民杨世军介绍，其祖上因避战乱自遵义高街沿搬迁来此居住，下有芙蓉江深不可测，上有悬崖峭壁作天然屏障，杨姓族人在这里幸福生活了四百余年。寨子、甘沟两处聚居的杨姓后代有40户170人，均为仡佬族，是典型的仡佬族村落。
石缸内地理位置特殊，要想出门必须翻越陡峭的垂直高度超过1200米的高山，出去一次不仅困难，还很危险，据说有的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去过山的那一边。随着时代发展，年轻人逐渐走出大山，行路难的问题成为了生活中的巨大困扰。特别是很多青年外出务工，带着女友远道而来，从山顶背着下山到家，但是她们离开后就不会再来第二次，成为了人们心里不可触碰的痛。
为了与山外的世界连通，村民们自发组织，筹资一百万元，在悬崖上刨土摧石，开挖公路。石缸内的仡佬人愚公般的精神，恰逢政府脱贫攻坚关键阶段，通过实施农村公路“村村通”项目，政府出资，群众投劳，耗时近一年，终于修通了绕山而上的公路，全长5.8公里，其中绝壁路段达2公里，总投资660万元。村民们谈起这条公路便眉飞色舞，心中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对未来生活的期盼激动人心。
居住在官坝安置点的小湾组村民共27户，其中仡佬族占25户，苗族2户。村民们以前居住在山上，房屋简陋，环境卫生差，而且遇上下雨天还有因山体滑坡而被埋没的隐患。“感谢政府的关爱，还有茅台集团的帮扶。”村民涂榜华、涂明学说起安置点的建设经过就很兴奋，他们说：政府不仅发动群众搬迁新居，补贴群众建设经费，还对原房屋的拆除、回耕等给予了补贴，甚至担心群众居住不安稳，人均发放3000元过节费。村民涂凤权说：“现在居住环境改善了，未来的日子会更加幸福。” “我这辈子唯一的不足是生在旧社会，书读少了，不然就可以了解更多党的好政策，督促年轻人们勤劳致富。”98岁的村民涂全红面对新居感慨万千。
建新型企业，增加群众收入
在“政府建设、企业租用、村级受益、菇农得利”的理念指导下，忠信镇政府引进了富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征用群众土地建设种植基地，公司租用大棚，吸纳当地劳动力进行生产，让年龄较大不能外出务工的村民就近务工，增加收入。55岁的村民马小红介绍说：“附近群众基本上都是仡佬族，每年有50多户的劳动力能够来公司上班，虽然工资相比外面要低一些，但在家里就能实现就业，在家当工人，群众干活的劲头都特别高。”好一句在家当工人，让人们不用外出也能增加收入，过上幸福生活。
在水石脚村沙岭香菇基地，租种了6个大棚陈小敏介绍说：“每个大棚可种植香菇11000棒，每棒每年租金仅1角，购买菌棒政府补贴每棒8角，生产出来的香菇运到附近的冻库就销售了，这么好的政策哪里还有第二家呢？”在基地务工的妇女王树立介绍说：整个基地可解决附近50多户稳定就业，按月结算工资。村民李美南告诉笔者，为了方便群众，棚主每天还会统一提供免费午餐。在甘树湾村宝鑫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明说公司建成投产后，可长期吸纳近三百人就业，稳定增加群众收入。
调产业结构，实现脱贫致富
近年来，忠信镇政府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发展，努力增加群众收入。以仡佬族人为主的忠信各族人民信心百倍、勤奋劳作，为建设美好生活不断奋斗。
在新华社区赵山片区瓦房组，村民们在村党总支的领导下，成立了万家乐果蔬专业合作社，引进企业和资金，建设了食用菌大棚50个。村民王文刚介绍说：“瓦房组共有28户86人，都是仡佬族，今年共有13户建设了大棚，由于政府给予了十分优惠的补贴，而且有合作社负责技术和销售，村民们干劲都很足。”残疾村民王双强说，由于自己在外务工回来晚了，没有能及时与合作社签上合同，但自己有信心有能力在村支两委和合作社的带领下种植好食用菌，希望笔者能关爱残疾人，帮助他补签合同。
“群众积极性都很高，渴望通过种植食用菌脱贫致富。站在合作社角度，产品出来之后，不断拓宽销路，才是保障群众全面脱贫持续增收的当务之急。”新华社区王勤主任一边询问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一边向我们介绍着产业发展现状和规划情况，勾绘着新华社区美好的蓝图。
在水石脚村岩坪蔬菜产业建设项目基地，我们看到忠信镇人民政府引进援黔资金12万元，夯实了基础设施，建设蔬菜基地300亩，示范带动近百农户，扩大带动种植规模达1500亩。以“政府强引导、公司作带动、合作社运作、群众保增收”为建设模式，脱贫增收的小康之路日渐平坦。
镇党委书记王学剑在全县脱贫攻坚现场会上表示：发展产业的最终目标是农民增收，助推脱贫。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是忠信镇一贯的工作方针。自2014年以来，全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达11%。走访仡佬村落，忠信的发展道路清晰可见。有党委政府坚强领导，有各族人民积极参与，忠义、诚信的忠信镇，“组组通硬化路、家家住新民居，户户有产业、人人享幸福”的小康目标正在不断实现。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