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新增22+19！|孟加拉国出现三次感染新冠的病例...#
10月27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上海7例，陕西6例，广东2例，天津1例，河北1例，内蒙古1例，河南1例，四川1例），本土病例22例（均在新疆）；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8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500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67例（其中重症病例3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确诊病例328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3017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10月27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298例（其中重症病例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0936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5868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853920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9907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8例（境外输入19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24例（境外输入2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4例（均为境外输入）；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570例（境外输入408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5904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5308例（出院5053例，死亡105例），澳门特别行政区46例（出院46例），台湾地区550例（出院502例，死亡7例）。
昨日全天新疆新增22例确诊，新增19例无症状感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10月27日0时至24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均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为喀什地区疏附县报告。
截至10月27日24时，新疆（含兵团）现有确诊病例22例，无症状感染者161例，均为喀什地区疏附县报告。
喀什地区疫情最新情况
10月27日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喀什疫情第三场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
新疆喀什地区已完成全员核酸检测
截至10月27日17时，喀什地区需检测总人数474.65万人，已全部完成核酸检测。除疏附县183人呈阳性外，其余均为阴性。喀什地区其他县市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排除喀什疫情与乌鲁木齐疫情病毒相关性
喀什地区卫健委党组书记李林玉介绍，10月26日，由国家和新疆卫健委以及喀什地区组成的联合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组开展对此次疏附县疫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截至https://t.cn/A6bFSvGS 、确诊病例、发热病人接触史，或与冷链物品、野生动物的接触史，疫情的溯源工作正在进行中。
专家组在对已发现无症状感染者样本病毒进行全基因组分析后，已排除疏附县疫情与7月份乌鲁木齐疫情的相关性，目前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仍在继续。
喀什疫情控制住了吗？专家表态
曾光表示，喀什地区能够做到及早发现疫情，且在情况尚未完全清楚的背景下开展比较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其防治策略完全是正确的”。
但他同时指出，现在还要保持谨慎，“现在还是博弈的关键时刻，只能说是初战告捷”。曾光指出，我们要看到胜利的成绩，但更应该看到风险，了解喀什这波疫情为什么能够传播。曾光说，病毒不会无缘无故出现，我们不弄清楚这些问题，此次在喀什发生的事就还可能在其他地方发生。
“大范围疫情暴发的几率非常小”
一位新疆自治区疫情防控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27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喀什这波疫情可以说是一次局部的聚集性暴发。由于目前所有的阳性病例都指向疏附县，因此，大范围疫情暴发的几率非常小，更不会再出现原来一天报告100多病例的情况了。
这位不具名的专家说：“这里不像大城市，有非常大的社会流动性，社区感染的风险较小。”他同时也表示，由于这波疫情的源头依旧未知，喀什地区的人们还不能放松警惕。
“只有搞清楚病毒源头，才算真正掌握疫情防控主动权。”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所教授杨占秋，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波疫情到底是新一轮的本土流行，还是从其他地区来的输入型感染，目前还不清楚，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算真正掌握了控制疫情的主动权。否则，“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后，再次出现暴发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不用过度担心，但是也不可以掉以轻心。”杨功焕说道，只要我们思想上不放松警惕，认真地做好防控措施，按部就班、有序地进行就可以了。
“无症状感染者越来越多，会给防控带来较大压力。”
10月2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院士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第二波疫情已经到来，疫情严重程度已超过今春。
“国内疫情防控有力，未再发生大规模疫情，以多点散发和局部聚集性暴发为主。”张伯礼院士表示，秋冬已至，疫情防控不可懈怠，既要看到我们的优势和经验，也要充分认识疫情的复杂性。
他表示，国内疫情防控需警惕新冠肺炎与流感的叠加风险。此外，病毒已发生变异，传染性增强但毒性减弱，表现为无症状感染者越来越多，会给防控带来较大压力。
张伯礼院士提醒，少聚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这些有效的措施要继续坚持。新冠疫苗有望年底或明年年初上市，检验检疫人员、医务人员等重点人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及时接种。
关于本土疫情的最新发现引人深思
今早，北京新发地疫情最新结论冲上热搜。
10月23日，清华大学、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联合在《国家科学评论》发文，通过分析相关病例、环境与食品等样品的核酸测序和病毒基因组序列，结合全面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大数据分析，研究人员揭示，该疫情中病毒源头极有可能是境外疫情高发区的冷链进口食品，并提出，冷链运输或为新冠病毒传播新途径。
论文电子版截图
2020年6月11日，1例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突现，打破了北京连续56天无新增病例的平静。该患者马上就被收治，病情也很快得到控制，但是他从何处感染了病毒，却成了一个谜。
结合指示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大数据分析，通过对其所到地区和接触人员的排查，北京市继而发现，2份来自北京新发地市场的环境样本呈现新冠病毒核酸阳性。随后，新发地市场538名员工接受病毒核酸筛查，又有45人呈阳性。新发地市场随即成为关注的焦点，北京市有关部门果断对该市场采取关闭措施，以有力遏止疫情的蔓延。
6月中旬，北京进一步推进核酸筛查，共发现368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这些感染者均与新发地市场有直接或者间接关联：其中169人是新发地市场的工作人员，103人于5月30日至6月12日期间去过新发地市场，其余96人均为上述人员的接触者。未发现独立于该市场的早期传播链或独立传播链，提示新发地市场是此次疫情暴发的单一源头。
新发地综合交易大厅负一层（牛羊肉厅）感染工作人员分布
结合新发地市场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人员初步确定综合交易大厅地下一层（牛羊肉大厅）水产区S14号摊位可能是感染的源头：S14号摊位的7位工作人员均为新冠确诊病例，且症状出现时间相对较早。根据流行病学模型推断的疫情开始时间范围内，共有5位顾客新冠抗体检测阳性，且这5位顾客都到访过S14号摊位。这5位顾客及其密切接触者在过去14天内都未到访过中高风险区域或接触来自中高风险区域的人员，进一步提示疫情是由新发地市场向外传播。
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中的病例和环境样本中获得病毒基因组序列分析表明其病毒序列具有明显的突变特征，和我国之前所发现的本土及输入病例均不相同，揭示该次疫情应为单一性的境外输入。
研究团队进一步利用自主开发的低病毒载量样品处理方法，对110个病例和环境样本进行了高通量核酸测序，共获得了72条高质量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分析发现，这些序列均具有8个特征性突变位点，这些位点在我国此前的本土和输入病例中从未发现过。与新冠病毒基因序列数据库比对，发现除C6026T突变位点之外，具有其它7个突变位点的病毒主要存在于欧洲。这些结果进一步提示本次疫情的病毒应为单一性的新发境外输入。
综合上述结果，同时确认S14号摊位的工作人员未接触过疑似或确诊新冠病毒感染者，且5月至6月初期北京也无报告新增感染病例，提示病毒极可能来源于境外输入。进一步调查显示，S14号摊位售卖的物品中冰鲜三文鱼是唯一来自境外的商品，且摊主曾于5月30日从某供应商处采买过从存在新冠病毒疫情国家进口、包装完整的三文鱼，在市场内切割处理后零售。为此，研究人员对新发地市场内所有三文鱼供应商的冷库进行了采样检测，发现某供应商有5份鱼体拭子样本呈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其中1份未开封鱼体拭子样本中测序获得的病毒基因组序列与本次疫情中人和环境样本中的病毒高度同源。
因未能从鱼体上分离获得活病毒，因此尚无法证明鱼体上的病毒活力。但是将高质量病毒基因组序列特征分析与流行病学调查结合，提示来自境外疫情高发区的冷链进口食品极有可能为本次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病毒源头。在文章发表过程中，中国疾控中心报告从青岛获取的冷链食品中分离出新冠病毒，进一步提示冷链食品可能是新冠病毒传播的重要途径。研究对于揭示北京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的病毒来源提供了重要证据，为优化疫情常态化防控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次感染新冠的病例出现了
孟加拉国出现新冠肺炎第二次、第三次感染病例
孟加拉国《当代日报》10月26日报道，孟加拉国有25人出现新冠肺炎的二次感染，1人出现新冠肺炎的三次感染，其中多为医护人员。他们第二次、第三次感染时，身体更虚弱，发烧、身体疼痛和咳嗽等症状比第一次感染时更明显。
孟加拉国烈士绍赫拉瓦迪医院的医生尼哈尔·罗琼·达斯是目前孟加拉国第一位三次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他告诉媒体，今年4月第二周感觉发烧、身体酸痛，便做了新冠肺炎的样本检测。4月18日检测报告结果呈阳性。当时症状轻微，他在家里隔离9天后，再次检测，结果转为阴性。
6月最后一周，尼哈尔再次出现新冠肺炎的症状。7月2日的样本检测报告确诊他第二次感染了新冠肺炎。这一次，他吃饭没胃口，发烧、身体疼痛的症状比第一次感染时严重。他居家隔离，服用抗生素、扑热息痛退烧。7月21日，他的样本检测报告结果为阴性。他在家里休息七天后，返回医院工作。
10月第2周尼哈尔再次出现新冠肺炎症状。10月17日样本检测报告再次呈阳性。他的体温在38.3到38.9摄氏度之间波动，伴有身体疼痛、咳嗽、气短的症状。和前两次感染时相比，身体更加虚弱。
孟加拉国流行病学疾病控制与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官阿拉姆吉尔博士表示，在首次感染新冠病毒后的六个月内，病毒可能会在病人体内休眠，并造成病人的二次感染。这种情况确实非常令人担忧。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10月27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上海7例，陕西6例，广东2例，天津1例，河北1例，内蒙古1例，河南1例，四川1例），本土病例22例（均在新疆）；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8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500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67例（其中重症病例3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确诊病例328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3017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10月27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298例（其中重症病例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0936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5868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853920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9907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8例（境外输入19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24例（境外输入2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4例（均为境外输入）；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570例（境外输入408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5904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5308例（出院5053例，死亡105例），澳门特别行政区46例（出院46例），台湾地区550例（出院502例，死亡7例）。
昨日全天新疆新增22例确诊，新增19例无症状感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10月27日0时至24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均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为喀什地区疏附县报告。
截至10月27日24时，新疆（含兵团）现有确诊病例22例，无症状感染者161例，均为喀什地区疏附县报告。
喀什地区疫情最新情况
10月27日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喀什疫情第三场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
新疆喀什地区已完成全员核酸检测
截至10月27日17时，喀什地区需检测总人数474.65万人，已全部完成核酸检测。除疏附县183人呈阳性外，其余均为阴性。喀什地区其他县市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排除喀什疫情与乌鲁木齐疫情病毒相关性
喀什地区卫健委党组书记李林玉介绍，10月26日，由国家和新疆卫健委以及喀什地区组成的联合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组开展对此次疏附县疫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截至https://t.cn/A6bFSvGS 、确诊病例、发热病人接触史，或与冷链物品、野生动物的接触史，疫情的溯源工作正在进行中。
专家组在对已发现无症状感染者样本病毒进行全基因组分析后，已排除疏附县疫情与7月份乌鲁木齐疫情的相关性，目前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仍在继续。
喀什疫情控制住了吗？专家表态
曾光表示，喀什地区能够做到及早发现疫情，且在情况尚未完全清楚的背景下开展比较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其防治策略完全是正确的”。
但他同时指出，现在还要保持谨慎，“现在还是博弈的关键时刻，只能说是初战告捷”。曾光指出，我们要看到胜利的成绩，但更应该看到风险，了解喀什这波疫情为什么能够传播。曾光说，病毒不会无缘无故出现，我们不弄清楚这些问题，此次在喀什发生的事就还可能在其他地方发生。
“大范围疫情暴发的几率非常小”
一位新疆自治区疫情防控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27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喀什这波疫情可以说是一次局部的聚集性暴发。由于目前所有的阳性病例都指向疏附县，因此，大范围疫情暴发的几率非常小，更不会再出现原来一天报告100多病例的情况了。
这位不具名的专家说：“这里不像大城市，有非常大的社会流动性，社区感染的风险较小。”他同时也表示，由于这波疫情的源头依旧未知，喀什地区的人们还不能放松警惕。
“只有搞清楚病毒源头，才算真正掌握疫情防控主动权。”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所教授杨占秋，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波疫情到底是新一轮的本土流行，还是从其他地区来的输入型感染，目前还不清楚，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算真正掌握了控制疫情的主动权。否则，“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后，再次出现暴发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不用过度担心，但是也不可以掉以轻心。”杨功焕说道，只要我们思想上不放松警惕，认真地做好防控措施，按部就班、有序地进行就可以了。
“无症状感染者越来越多，会给防控带来较大压力。”
10月2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院士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第二波疫情已经到来，疫情严重程度已超过今春。
“国内疫情防控有力，未再发生大规模疫情，以多点散发和局部聚集性暴发为主。”张伯礼院士表示，秋冬已至，疫情防控不可懈怠，既要看到我们的优势和经验，也要充分认识疫情的复杂性。
他表示，国内疫情防控需警惕新冠肺炎与流感的叠加风险。此外，病毒已发生变异，传染性增强但毒性减弱，表现为无症状感染者越来越多，会给防控带来较大压力。
张伯礼院士提醒，少聚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这些有效的措施要继续坚持。新冠疫苗有望年底或明年年初上市，检验检疫人员、医务人员等重点人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及时接种。
关于本土疫情的最新发现引人深思
今早，北京新发地疫情最新结论冲上热搜。
10月23日，清华大学、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联合在《国家科学评论》发文，通过分析相关病例、环境与食品等样品的核酸测序和病毒基因组序列，结合全面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大数据分析，研究人员揭示，该疫情中病毒源头极有可能是境外疫情高发区的冷链进口食品，并提出，冷链运输或为新冠病毒传播新途径。
论文电子版截图
2020年6月11日，1例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突现，打破了北京连续56天无新增病例的平静。该患者马上就被收治，病情也很快得到控制，但是他从何处感染了病毒，却成了一个谜。
结合指示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大数据分析，通过对其所到地区和接触人员的排查，北京市继而发现，2份来自北京新发地市场的环境样本呈现新冠病毒核酸阳性。随后，新发地市场538名员工接受病毒核酸筛查，又有45人呈阳性。新发地市场随即成为关注的焦点，北京市有关部门果断对该市场采取关闭措施，以有力遏止疫情的蔓延。
6月中旬，北京进一步推进核酸筛查，共发现368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这些感染者均与新发地市场有直接或者间接关联：其中169人是新发地市场的工作人员，103人于5月30日至6月12日期间去过新发地市场，其余96人均为上述人员的接触者。未发现独立于该市场的早期传播链或独立传播链，提示新发地市场是此次疫情暴发的单一源头。
新发地综合交易大厅负一层（牛羊肉厅）感染工作人员分布
结合新发地市场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人员初步确定综合交易大厅地下一层（牛羊肉大厅）水产区S14号摊位可能是感染的源头：S14号摊位的7位工作人员均为新冠确诊病例，且症状出现时间相对较早。根据流行病学模型推断的疫情开始时间范围内，共有5位顾客新冠抗体检测阳性，且这5位顾客都到访过S14号摊位。这5位顾客及其密切接触者在过去14天内都未到访过中高风险区域或接触来自中高风险区域的人员，进一步提示疫情是由新发地市场向外传播。
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中的病例和环境样本中获得病毒基因组序列分析表明其病毒序列具有明显的突变特征，和我国之前所发现的本土及输入病例均不相同，揭示该次疫情应为单一性的境外输入。
研究团队进一步利用自主开发的低病毒载量样品处理方法，对110个病例和环境样本进行了高通量核酸测序，共获得了72条高质量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分析发现，这些序列均具有8个特征性突变位点，这些位点在我国此前的本土和输入病例中从未发现过。与新冠病毒基因序列数据库比对，发现除C6026T突变位点之外，具有其它7个突变位点的病毒主要存在于欧洲。这些结果进一步提示本次疫情的病毒应为单一性的新发境外输入。
综合上述结果，同时确认S14号摊位的工作人员未接触过疑似或确诊新冠病毒感染者，且5月至6月初期北京也无报告新增感染病例，提示病毒极可能来源于境外输入。进一步调查显示，S14号摊位售卖的物品中冰鲜三文鱼是唯一来自境外的商品，且摊主曾于5月30日从某供应商处采买过从存在新冠病毒疫情国家进口、包装完整的三文鱼，在市场内切割处理后零售。为此，研究人员对新发地市场内所有三文鱼供应商的冷库进行了采样检测，发现某供应商有5份鱼体拭子样本呈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其中1份未开封鱼体拭子样本中测序获得的病毒基因组序列与本次疫情中人和环境样本中的病毒高度同源。
因未能从鱼体上分离获得活病毒，因此尚无法证明鱼体上的病毒活力。但是将高质量病毒基因组序列特征分析与流行病学调查结合，提示来自境外疫情高发区的冷链进口食品极有可能为本次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病毒源头。在文章发表过程中，中国疾控中心报告从青岛获取的冷链食品中分离出新冠病毒，进一步提示冷链食品可能是新冠病毒传播的重要途径。研究对于揭示北京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的病毒来源提供了重要证据，为优化疫情常态化防控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次感染新冠的病例出现了
孟加拉国出现新冠肺炎第二次、第三次感染病例
孟加拉国《当代日报》10月26日报道，孟加拉国有25人出现新冠肺炎的二次感染，1人出现新冠肺炎的三次感染，其中多为医护人员。他们第二次、第三次感染时，身体更虚弱，发烧、身体疼痛和咳嗽等症状比第一次感染时更明显。
孟加拉国烈士绍赫拉瓦迪医院的医生尼哈尔·罗琼·达斯是目前孟加拉国第一位三次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他告诉媒体，今年4月第二周感觉发烧、身体酸痛，便做了新冠肺炎的样本检测。4月18日检测报告结果呈阳性。当时症状轻微，他在家里隔离9天后，再次检测，结果转为阴性。
6月最后一周，尼哈尔再次出现新冠肺炎的症状。7月2日的样本检测报告确诊他第二次感染了新冠肺炎。这一次，他吃饭没胃口，发烧、身体疼痛的症状比第一次感染时严重。他居家隔离，服用抗生素、扑热息痛退烧。7月21日，他的样本检测报告结果为阴性。他在家里休息七天后，返回医院工作。
10月第2周尼哈尔再次出现新冠肺炎症状。10月17日样本检测报告再次呈阳性。他的体温在38.3到38.9摄氏度之间波动，伴有身体疼痛、咳嗽、气短的症状。和前两次感染时相比，身体更加虚弱。
孟加拉国流行病学疾病控制与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官阿拉姆吉尔博士表示，在首次感染新冠病毒后的六个月内，病毒可能会在病人体内休眠，并造成病人的二次感染。这种情况确实非常令人担忧。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近日央视报道了在湖北武汉举行的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披露了我国正在打造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腾云工程”空天飞机的最新进展，该项目已完成我国首次组合动力模态转换飞行试验，实现了空天飞行动力技术重大突破。
“腾云工程”是我国研制的下一代可重复使用的两级入轨空天飞行器，由可在大气层内高超音速飞行的载机和航天器组成，可将2吨载荷发射入近地轨道。空天飞机发射时载机驮着航天器从地面机场滑跑起飞，在高空加速到5马赫以上在高空分离，航天器在自身火箭发动机的推进下进入太空，载机则自行返回降落，航天器完成任务后也能再入大气层滑翔降落。与现有运载火箭相比，这种可完全重复使用的空天飞行器将极大降低发射成本低并提高发射灵活性。
但两级入轨空天飞行器的研发难度极高，要想实现“腾云工程”，我国航天科研人员要攻克载机组合动力系统、两级飞行器高超音速分离、空天飞机再入时的热防护等技术难关，其中组合动力系统的研发难度无疑最大。
“腾云工程”是我国研制的下一代可重复使用的两级入轨空天飞行器，由可在大气层内高超音速飞行的载机和航天器组成，可将2吨载荷发射入近地轨道。空天飞机发射时载机驮着航天器从地面机场滑跑起飞，在高空加速到5马赫以上在高空分离，航天器在自身火箭发动机的推进下进入太空，载机则自行返回降落，航天器完成任务后也能再入大气层滑翔降落。与现有运载火箭相比，这种可完全重复使用的空天飞行器将极大降低发射成本低并提高发射灵活性。
但两级入轨空天飞行器的研发难度极高，要想实现“腾云工程”，我国航天科研人员要攻克载机组合动力系统、两级飞行器高超音速分离、空天飞机再入时的热防护等技术难关，其中组合动力系统的研发难度无疑最大。
#如何终止已发生的家暴#【杀人的语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手里，他们却拒绝称其为“杀害女性”】
四年来，法国媒体人苏菲·古里昂试图发起一场语言战争。
这位来自巴黎的“战士”持续追踪互联网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她发现大部分标题在尽力模糊焦点：“汤太热，他杀了他妻子”，“一场由变质干酪引发的家暴”，“激情之路”。
古里昂在社交平台Tumblr上将所有这类新闻标上“杀人的语言”标签。目的是让公众注意到，媒体正在抹去这些家庭谋杀案的真实动机——她们因为是女性而被杀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杀害女性”指通常由男性犯下的案件，由伴侣或前伴侣实施，并涉及持续的虐待和威胁。据法新社统计，法国每年有120-150起“杀害女性”案件，这意味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的手中，这一数字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但在2017年之前，很难在法国媒体上发现“杀害女性（féminicide）”这一专有名词的痕迹。
“家庭暴力可以被简单地归类于‘殴打’、‘凶杀’、‘抛尸’一类刺激的社会新闻吗？不，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家庭内部谋杀中，有80%的死者是女性。” 古里昂说，“这不是激情犯罪，这是‘占有欲’杀人。语言的使用将决定人们的态度。”
事实上，“杀害女性”在法语同根的其他语言中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杀害女性”是日常词汇。
1992年，南非社会学家戴安娜·罗素的著作《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成为研究这一社会问题的先驱读本。在她的启发下，从1993年起，墨西哥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将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众多妇女失踪事件命名为“杀害女性（femicidio）”案件。
“杀害女性”一词的使用激发了许多拉美女权主义者的斗志，他们组织活动抗议杀害女性的现象，并督促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如今“杀害女性”在一些拉美国家已被定为一种刑事犯罪。
但在法语中，直到2015版的《小罗贝尔词典》，“杀害女性”才正式被接纳。这本国民词典因其对于新词汇的创新而闻名，编辑团队每年都要从当年的媒体报道中选择新的词汇进入下一版字典。2014年，“生态责任”、“女同性恋恐惧症”、“纯素食主义”经过评委会投票后都被纳入词典，但此前从未有人说起过“杀害女性”。
在编写2015年版词典时，总编玛丽·海伦·德利沃注意到，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法律中，她决定跳过表决流程，直接将“杀害女性”写进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对“杀害女性”的定义是：“阳性名词，基于性别而专门对女性或女孩实施的谋杀。”
德利沃说：“我接受过法国第一位女词典编撰人约赛特·雷-杜波夫的指导。她是一位用女权主义促进法语变革的语言学家，她不惧怕改变和批评，她认为词典应该是开放而具有人性的。而女权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对于法国社会大众来说，“杀害女性”这种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被接受。
2008年，检察官帕特里克·波雷特在一项谋杀女性调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杀害女性”。
从那以后，尽管女权主义组织以及一些社会运动家们积极使用这一词汇，它在大众媒体上依然很少出现。
直到2016年，“杀害女性”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政治领域，时任女性权益国务秘书劳伦斯·罗西尼奥在这年底的一次政府部门会议上使用了这个词。“我当时有些迟疑，”她说，“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伊拉克的雅兹迪妇女遭遇的屠杀。但其实不就是这样吗？一件件个人犯罪堆积起来，就是一场社会的大型杀戮。”
又过了一年，2017年底，这个词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起因是一起杀妻案。
2017年10月，在法国东部的一片树林中，有人发现了29岁的亚历克西娅·达瓦尔被烧焦的尸体。她的丈夫乔纳森·达瓦尔在参加哀悼会、扮演了几个月痛失妻子的悲情丈夫之后，最终于2018年1月承认家暴并谋杀了他的妻子。
但是，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时，却拒绝使用“杀害女性”这样的字眼。
索菲·古里昂在她的Tumblr“杀人的语言”中分析了媒体的处理方式：起初案情不甚明了，媒体在提到这位“慢跑中遇害的女性”时不断称赞她的好性格；但当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她的丈夫时，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压倒性性格并带有暴力色彩”的女人，许多新闻标题都直接采用了嫌疑人律师的话，却没有具体的解释加以证明。
这让许多女权人士不满，女权主义记者组织“让我们占据头版”开始利用媒体力量对此类报道提出异议。她们认为，记者不应该陷入流量的陷阱，充满煽动性但偏离痛点的标题、描述案件时暧昧的措辞，营造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氛围。
为此“让我们占据头版”向记者们推荐了一些写作辅助程序，通过自查用词和表述，改善媒体报道家庭暴力的方式。
大型媒体机构也行动起来。2017年开始，《解放报》将“杀害妇女”列为专栏，对最新发生的案件进行深入报道。2019年《世界报》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为犯罪者及受害者重建一份具有警示意义的档案。
负责男女平等的国务秘书玛莱娜·希亚帕也参与其中，2018年1月她在接受BFM-TV采访时说：“人们不能对这样的表述方式视而不见。十多年前‘杀害女性’就已经出现在魁北克的法语中。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才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出第一步。”
通过希亚帕在政府中的呼吁，这一问题被纳入政治议程。2019年9月3日至11月25日，法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家庭暴力的圆桌会议，总理菲利普在9月3日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杀害女性”一词。
科兹是司法界少有使用这个词的人。她尝试说服更多同僚，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将这一术语包含在刑法内。
律师克拉里斯·塞雷认为：“如果说因为受害者是女性，‘杀害女性’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这会让法律的普遍性遭到质疑。”
还有一些媒体对使用“杀害女性”一词表示质疑。《基督教家庭》周刊发表过一篇批判使用“杀害女性”的文章，“这个荒谬的字眼表明了在最残酷的女权主义者中盛行的对男性的仇恨。那么在谈到谋杀案件时为什么不用‘杀害黑人’或‘杀害白人’呢？”《玛丽安》周刊的记者娜塔莎·波洛妮则说，“生搬硬凑一个新词作为口号毫无意义，这是在消除现实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股力量支持将“杀害女性”写入法律。女律师凯瑟琳·勒·玛格莱斯认为：“必须在刑法中列入‘杀害女性’罪名。因为法律还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意义。但是法学家始终是最谨慎的，他们不承认我们处于父权社会，法律仍然在维持这种暴力。”
国务秘书希亚帕也希望“杀害女性”能出现在法律中，但她认为不一定创造新的罪名，而是要使“伴侣谋杀案”被大众正视，并在审判时有法所依。
作为家庭暴力问题的专家，法律史学家维多利亚·瓦诺看待这个词汇时的态度更为中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精准地点明事实，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恐怕它将使社会两极分化——女权主义者在一侧，而深觉自己男性气概受损的人在另一侧。风险在于，掌权者通常属于后者，因此在家暴问题上这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倒退的政策。”
即便如此，在法国司法界，这个词的使用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2019年9月26日，在法国第95省法院大楼主审判室，法院院长格温诺拉·乔利-科兹欢迎24位新法官。现场有200位听众，包括法律专业人士、政治人物、警官、社会团体成员。
一番程式化的介绍后，科兹开始讲道：“2019年本地区已发生4起杀害女性案件。‘杀害女性’是我们对男性杀害自己妻子或伴侣的犯罪行为的命名，他们出于占据、支配、妒忌和控制等想法而选择了杀戮。在司法领域中使用这个词语更加明确了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连续性。”
这是科兹法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演讲，但她收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馈。一些男法官告诉她，“您太夸张了，不必如此过头”，其他人则向她说，“杀害女性”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词，但是通过这次演讲，他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问题。
不过，在司法讨论之外，“杀害女性”一词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巴黎的塞纳-圣丹尼，可以很容易从远处就看到蓝色的屋顶，红色、绿色和黄色墙壁的“女性之家”，这是一家位于德拉方丹医院的女性救助机构。塞纳-圣但尼是家庭暴力最严重的地区，“女性之家”的医生、心理学家、婚姻顾问和律师们，长期以来为遭受不幸的女性尽可能提供帮助。
33岁的助产士玛蒂尔德·德雷斯派恩，在一间装饰着阿兰达蒂·罗伊、玛丽·居里和可可·香奈儿肖像的大房间里工作。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在这里向《世界报》介绍了她在“女性之家”的故事。
在她去年接待过的求助者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让她印象深刻。这位女士大学毕业，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年5月，在充满嫉妒和侮辱的气氛中，她的丈夫打了她，导致她胃内出血。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住院两个星期，而她的丈夫被预防性拘留。
第一次咨询中，这位女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从监狱里出来。“她不想让三个孩子没有父亲，并且认为伤害她并不是丈夫的本意。” 玛蒂尔德回忆，“我意识到，这是种精神控制，于是立即跟她解释，她丈夫所做的是一次‘杀害妇女’的犯罪。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需要帮助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多危险。”
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丈夫对她造成伤害的事实。三个月后，她告诉玛蒂尔德，她已经告诉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最终她丈夫被判入狱，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
玛蒂尔德发现，自从“杀害女性”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后，她用起来更容易了。她说：“女性应该明白，‘杀害女性’不仅仅是因为伴侣关系出现问题，我们遭受暴力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使用这个词汇，直面这个问题，这让女性减少‘负罪’的想法，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行动。”
而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使用“杀害女性”一词的意义十分重大。
2017年吉兰案的受害者妹妹桑德琳说：“我们必须停止为这些家庭暴力事件找借口。当我的姐姐被杀，在女儿面前被烧死时，‘我太爱她了所以我杀了她’，这样的解读让我恶心。当你爱的时候，你不会杀人。”
吉兰的名字同其他家暴案件的死者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去年11月法国15万人参与的反对“杀害女性”游行中。
当人们举着她们的照片，“杀害女性”的字样随着标牌和墙上的涂鸦出现在大街小巷时，它提醒人们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就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波伏娃所说：“命名就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就是在行动。”
四年来，法国媒体人苏菲·古里昂试图发起一场语言战争。
这位来自巴黎的“战士”持续追踪互联网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她发现大部分标题在尽力模糊焦点：“汤太热，他杀了他妻子”，“一场由变质干酪引发的家暴”，“激情之路”。
古里昂在社交平台Tumblr上将所有这类新闻标上“杀人的语言”标签。目的是让公众注意到，媒体正在抹去这些家庭谋杀案的真实动机——她们因为是女性而被杀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杀害女性”指通常由男性犯下的案件，由伴侣或前伴侣实施，并涉及持续的虐待和威胁。据法新社统计，法国每年有120-150起“杀害女性”案件，这意味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的手中，这一数字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但在2017年之前，很难在法国媒体上发现“杀害女性（féminicide）”这一专有名词的痕迹。
“家庭暴力可以被简单地归类于‘殴打’、‘凶杀’、‘抛尸’一类刺激的社会新闻吗？不，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家庭内部谋杀中，有80%的死者是女性。” 古里昂说，“这不是激情犯罪，这是‘占有欲’杀人。语言的使用将决定人们的态度。”
事实上，“杀害女性”在法语同根的其他语言中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杀害女性”是日常词汇。
1992年，南非社会学家戴安娜·罗素的著作《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成为研究这一社会问题的先驱读本。在她的启发下，从1993年起，墨西哥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将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众多妇女失踪事件命名为“杀害女性（femicidio）”案件。
“杀害女性”一词的使用激发了许多拉美女权主义者的斗志，他们组织活动抗议杀害女性的现象，并督促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如今“杀害女性”在一些拉美国家已被定为一种刑事犯罪。
但在法语中，直到2015版的《小罗贝尔词典》，“杀害女性”才正式被接纳。这本国民词典因其对于新词汇的创新而闻名，编辑团队每年都要从当年的媒体报道中选择新的词汇进入下一版字典。2014年，“生态责任”、“女同性恋恐惧症”、“纯素食主义”经过评委会投票后都被纳入词典，但此前从未有人说起过“杀害女性”。
在编写2015年版词典时，总编玛丽·海伦·德利沃注意到，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法律中，她决定跳过表决流程，直接将“杀害女性”写进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对“杀害女性”的定义是：“阳性名词，基于性别而专门对女性或女孩实施的谋杀。”
德利沃说：“我接受过法国第一位女词典编撰人约赛特·雷-杜波夫的指导。她是一位用女权主义促进法语变革的语言学家，她不惧怕改变和批评，她认为词典应该是开放而具有人性的。而女权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对于法国社会大众来说，“杀害女性”这种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被接受。
2008年，检察官帕特里克·波雷特在一项谋杀女性调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杀害女性”。
从那以后，尽管女权主义组织以及一些社会运动家们积极使用这一词汇，它在大众媒体上依然很少出现。
直到2016年，“杀害女性”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政治领域，时任女性权益国务秘书劳伦斯·罗西尼奥在这年底的一次政府部门会议上使用了这个词。“我当时有些迟疑，”她说，“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伊拉克的雅兹迪妇女遭遇的屠杀。但其实不就是这样吗？一件件个人犯罪堆积起来，就是一场社会的大型杀戮。”
又过了一年，2017年底，这个词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起因是一起杀妻案。
2017年10月，在法国东部的一片树林中，有人发现了29岁的亚历克西娅·达瓦尔被烧焦的尸体。她的丈夫乔纳森·达瓦尔在参加哀悼会、扮演了几个月痛失妻子的悲情丈夫之后，最终于2018年1月承认家暴并谋杀了他的妻子。
但是，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时，却拒绝使用“杀害女性”这样的字眼。
索菲·古里昂在她的Tumblr“杀人的语言”中分析了媒体的处理方式：起初案情不甚明了，媒体在提到这位“慢跑中遇害的女性”时不断称赞她的好性格；但当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她的丈夫时，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压倒性性格并带有暴力色彩”的女人，许多新闻标题都直接采用了嫌疑人律师的话，却没有具体的解释加以证明。
这让许多女权人士不满，女权主义记者组织“让我们占据头版”开始利用媒体力量对此类报道提出异议。她们认为，记者不应该陷入流量的陷阱，充满煽动性但偏离痛点的标题、描述案件时暧昧的措辞，营造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氛围。
为此“让我们占据头版”向记者们推荐了一些写作辅助程序，通过自查用词和表述，改善媒体报道家庭暴力的方式。
大型媒体机构也行动起来。2017年开始，《解放报》将“杀害妇女”列为专栏，对最新发生的案件进行深入报道。2019年《世界报》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为犯罪者及受害者重建一份具有警示意义的档案。
负责男女平等的国务秘书玛莱娜·希亚帕也参与其中，2018年1月她在接受BFM-TV采访时说：“人们不能对这样的表述方式视而不见。十多年前‘杀害女性’就已经出现在魁北克的法语中。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才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出第一步。”
通过希亚帕在政府中的呼吁，这一问题被纳入政治议程。2019年9月3日至11月25日，法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家庭暴力的圆桌会议，总理菲利普在9月3日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杀害女性”一词。
科兹是司法界少有使用这个词的人。她尝试说服更多同僚，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将这一术语包含在刑法内。
律师克拉里斯·塞雷认为：“如果说因为受害者是女性，‘杀害女性’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这会让法律的普遍性遭到质疑。”
还有一些媒体对使用“杀害女性”一词表示质疑。《基督教家庭》周刊发表过一篇批判使用“杀害女性”的文章，“这个荒谬的字眼表明了在最残酷的女权主义者中盛行的对男性的仇恨。那么在谈到谋杀案件时为什么不用‘杀害黑人’或‘杀害白人’呢？”《玛丽安》周刊的记者娜塔莎·波洛妮则说，“生搬硬凑一个新词作为口号毫无意义，这是在消除现实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股力量支持将“杀害女性”写入法律。女律师凯瑟琳·勒·玛格莱斯认为：“必须在刑法中列入‘杀害女性’罪名。因为法律还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意义。但是法学家始终是最谨慎的，他们不承认我们处于父权社会，法律仍然在维持这种暴力。”
国务秘书希亚帕也希望“杀害女性”能出现在法律中，但她认为不一定创造新的罪名，而是要使“伴侣谋杀案”被大众正视，并在审判时有法所依。
作为家庭暴力问题的专家，法律史学家维多利亚·瓦诺看待这个词汇时的态度更为中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精准地点明事实，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恐怕它将使社会两极分化——女权主义者在一侧，而深觉自己男性气概受损的人在另一侧。风险在于，掌权者通常属于后者，因此在家暴问题上这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倒退的政策。”
即便如此，在法国司法界，这个词的使用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2019年9月26日，在法国第95省法院大楼主审判室，法院院长格温诺拉·乔利-科兹欢迎24位新法官。现场有200位听众，包括法律专业人士、政治人物、警官、社会团体成员。
一番程式化的介绍后，科兹开始讲道：“2019年本地区已发生4起杀害女性案件。‘杀害女性’是我们对男性杀害自己妻子或伴侣的犯罪行为的命名，他们出于占据、支配、妒忌和控制等想法而选择了杀戮。在司法领域中使用这个词语更加明确了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连续性。”
这是科兹法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演讲，但她收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馈。一些男法官告诉她，“您太夸张了，不必如此过头”，其他人则向她说，“杀害女性”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词，但是通过这次演讲，他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问题。
不过，在司法讨论之外，“杀害女性”一词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巴黎的塞纳-圣丹尼，可以很容易从远处就看到蓝色的屋顶，红色、绿色和黄色墙壁的“女性之家”，这是一家位于德拉方丹医院的女性救助机构。塞纳-圣但尼是家庭暴力最严重的地区，“女性之家”的医生、心理学家、婚姻顾问和律师们，长期以来为遭受不幸的女性尽可能提供帮助。
33岁的助产士玛蒂尔德·德雷斯派恩，在一间装饰着阿兰达蒂·罗伊、玛丽·居里和可可·香奈儿肖像的大房间里工作。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在这里向《世界报》介绍了她在“女性之家”的故事。
在她去年接待过的求助者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让她印象深刻。这位女士大学毕业，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年5月，在充满嫉妒和侮辱的气氛中，她的丈夫打了她，导致她胃内出血。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住院两个星期，而她的丈夫被预防性拘留。
第一次咨询中，这位女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从监狱里出来。“她不想让三个孩子没有父亲，并且认为伤害她并不是丈夫的本意。” 玛蒂尔德回忆，“我意识到，这是种精神控制，于是立即跟她解释，她丈夫所做的是一次‘杀害妇女’的犯罪。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需要帮助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多危险。”
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丈夫对她造成伤害的事实。三个月后，她告诉玛蒂尔德，她已经告诉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最终她丈夫被判入狱，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
玛蒂尔德发现，自从“杀害女性”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后，她用起来更容易了。她说：“女性应该明白，‘杀害女性’不仅仅是因为伴侣关系出现问题，我们遭受暴力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使用这个词汇，直面这个问题，这让女性减少‘负罪’的想法，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行动。”
而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使用“杀害女性”一词的意义十分重大。
2017年吉兰案的受害者妹妹桑德琳说：“我们必须停止为这些家庭暴力事件找借口。当我的姐姐被杀，在女儿面前被烧死时，‘我太爱她了所以我杀了她’，这样的解读让我恶心。当你爱的时候，你不会杀人。”
吉兰的名字同其他家暴案件的死者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去年11月法国15万人参与的反对“杀害女性”游行中。
当人们举着她们的照片，“杀害女性”的字样随着标牌和墙上的涂鸦出现在大街小巷时，它提醒人们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就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波伏娃所说：“命名就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就是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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