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碳达峰##电气##绿色转型#
【施耐德电气：将碳中和融入主业，迎接双碳挑战】
“共赴零碳未来，可持续不止这一步！”最近，知名跨国企业施耐德电气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中国确定“双碳”目标已过去一年有余，其中，相关政策明确提及“打造绿色标杆企业，完善各环节管理和服务机制”。
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企业赋能行业发展的“必选项”之一。在减碳之路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形成共鸣，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作为全球能源管理和自动化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专家，施耐德电气认为，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企业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主体。在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由可选题变为必选题之后，企业面临着新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将“双碳”目标变成企业的可持续性实践，而不是仅仅留在口号层面。
一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施耐德电气一直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核心，提出将可持续实践融入业务发展的全链条体系的理念，通过数字化与电气化加持行业绿色未来。这种将“碳中和融入主业”的发展模式，将助力行业创造出更多绿色可能。
为什么把减碳变成可持续性的实践中，“融入主业”如此重要？
首先，业务中的每个环节都有减碳和降低对环境影响的可能；其次，只有融入主业，才能在业务运行中不断地产生经济收益，从而保证行动的持续性；另外，只有融入主业，才能让减碳成为每个员工的行为准则，不断促进实践层面的关注与创新。
而施耐德电气也做出承诺，到2025 年，企业将在自身运营层面实现碳中和；到 2030 年，在公司运营层面实现净零碳排放；到 2040 年，实现端到端供应链的碳中和；到 2050 年，实现供应链运营层面的净零碳排放。
截至目前，施耐德电气的绿色收入——即能对气候产生积极影响的产品或解决方案所带来的收入——已占到其总收入的70%以上，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提高到80%。这意味着可持续发展能够切切实实带来经济效益。
“端到端绿色供应链”与数字化形成“合力”
业内人士认为，在数字化的助力下实现“端到端绿色供应链”，上下游形成“减碳合力”，是施耐德电气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成为行业企业佼佼者以及重要参与者的关键。
施耐德电气有关负责人介绍称，在设定目标的基础上，该公司在设计、采购、生产、交付等各个业务环节都竭尽所能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借力数字化技术打造了端到端绿色供应链。其中，数字化不仅搭建了贯穿供应链上下游的能源消耗衡量和分析平台，还能不断识别更多的减碳点，有针对性地帮助提升流程效率和能源效率，实现全产业链的增效减排。作为实现碳中和的最佳武器，数字化技术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从设计开始，站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思考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施耐德电气在2012年就自主设计和开发了生态标签Green Premium，它要求产品在后续的生产阶段采用可再生材料及回收材料，使用可再生能源，并在生产过程中充分节能降耗，减少有毒有害物质，保障人员的安全与健康。在产品生命终止阶段，Green Premium生态标签为产品元件的循环利用提供充分的信息，帮助客户践行循环经济理念。让客户可以公开、透明地看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对环境影响的信息，直观了解其绿色表现。
二、绿色采购，则是与碳排放最为集中的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携手减碳。长期以来，施耐德电气坚持对供应商进行碳排放水平评估与要求，同时为有差距的供应商提供支持，包括提供精益生产、数字化方面的咨询，助力供应商节能降耗。
上海新通联是一家与施耐德电气合作了近20年的包装供应商。随着业务发展及公司规模逐渐扩大，这家企业迫切希望通过精进内部管理来提升竞争力。施耐德电气为新通联实施了精益生产咨询，打造精益产线，推动精益化生产与运营，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产品级、设备级、工厂级的互联互通，促进其循序渐进实现绿色智能制造。新通联也实现了将设备利用率提高20％以上，设备能效节约30％，并成为中国首批获得绿色产品认证的企业。
三、在绿色生产环节，通过践行数字化、循环经济、清洁能源三大方式来推进和加快“零碳工厂”的建设。
施耐德电气有关负责人介绍称，目前，施耐德电气23家在中国的工厂中，已有15家工厂在屋顶部署了太阳能光伏系统，提供大量可再生绿色能源。“我们在中国23家工厂中，有14家是‘零碳工厂’，4家是碳中和工厂，15家是工信部认可的国家级绿色工厂。除自身工厂外，我们也采用‘太阳能+微电网’的解决方案，为中国用户构建分布式能源系统，确保用电的安全、稳定、绿色。”
施耐德电气也为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旗下欣美电气打造以微电网为核心的分布式能源系统，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对屋顶光伏、储能、柔性负荷的预测和优化控制，令欣美电气2020年新能源发电量年度增长146%、年度新能源渗透率提高至70%、年度电费总支出节省30%以上。
四、绿色交付，则需要通过绿色包装和绿色运输减少交付过程中的碳排放。到2025年，施耐德电气承诺一次和二次包装中100％不含一次性塑料。同时，通过大数据和AI算法，施耐德电气持续提升物流环节的效率，降低交付过程中的能源浪费和碳排放。
从绿色设计，到绿色交付，施耐德电气全球领先的数字化技术始终贯穿端到端绿色供应链。施耐德电气有关负责人介绍称，碳排放打破了系统边界，数字化则是实现端到端可持续发展的利器。从施耐德电气在全球41个国家完成的230多个客户项目来看，通过数字化技术，客户的碳足迹实现了最高50%、平均20%的优化，在节能降耗方面实现了最高85%、平均24%的优化。
“围绕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和行动，不仅让我们离自身目标越来越近，也帮助供应商和客户提高了能源效率，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实现端到端的共同升级。”
更多“绿色可能”已在不远处
施耐德电气不仅是可持续的践行者，同时也赋能者。2021年推出的“碳中和服务解决方案”，更是集成了施耐德电气的可持续经验和数字化技术，通过“四步走”，为中国企业提供从顶层规划到落地执行的全面解决方案。
第一步，战略规划，建立可持续愿景和战略；
第二步，体系设计。设立减排目标，明确减排路径，确定目标和行动的优先级；
第三步，执行优化。运用数字化手段落实减排项目和举措，以提高绩效；
第四步，绩效展现。持续追踪碳减排结果，建立长效创新机制。
通过以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领先解决方案，从2018年到2021年第四季度，施耐德电气已帮助全球客户减少了3.47亿吨碳排放，计划到2025年，将累计为客户减少8亿吨碳排放。
业内人士认为，实现碳中和离不开全球行业企业、机构的广泛参与及共同努力。未来，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及机构加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列，企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关系的将进一步紧密，更多“绿色可能”或将在不远处变为现实。
【施耐德电气：将碳中和融入主业，迎接双碳挑战】
“共赴零碳未来，可持续不止这一步！”最近，知名跨国企业施耐德电气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中国确定“双碳”目标已过去一年有余，其中，相关政策明确提及“打造绿色标杆企业，完善各环节管理和服务机制”。
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企业赋能行业发展的“必选项”之一。在减碳之路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形成共鸣，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作为全球能源管理和自动化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专家，施耐德电气认为，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企业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主体。在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由可选题变为必选题之后，企业面临着新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将“双碳”目标变成企业的可持续性实践，而不是仅仅留在口号层面。
一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施耐德电气一直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核心，提出将可持续实践融入业务发展的全链条体系的理念，通过数字化与电气化加持行业绿色未来。这种将“碳中和融入主业”的发展模式，将助力行业创造出更多绿色可能。
为什么把减碳变成可持续性的实践中，“融入主业”如此重要？
首先，业务中的每个环节都有减碳和降低对环境影响的可能；其次，只有融入主业，才能在业务运行中不断地产生经济收益，从而保证行动的持续性；另外，只有融入主业，才能让减碳成为每个员工的行为准则，不断促进实践层面的关注与创新。
而施耐德电气也做出承诺，到2025 年，企业将在自身运营层面实现碳中和；到 2030 年，在公司运营层面实现净零碳排放；到 2040 年，实现端到端供应链的碳中和；到 2050 年，实现供应链运营层面的净零碳排放。
截至目前，施耐德电气的绿色收入——即能对气候产生积极影响的产品或解决方案所带来的收入——已占到其总收入的70%以上，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提高到80%。这意味着可持续发展能够切切实实带来经济效益。
“端到端绿色供应链”与数字化形成“合力”
业内人士认为，在数字化的助力下实现“端到端绿色供应链”，上下游形成“减碳合力”，是施耐德电气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成为行业企业佼佼者以及重要参与者的关键。
施耐德电气有关负责人介绍称，在设定目标的基础上，该公司在设计、采购、生产、交付等各个业务环节都竭尽所能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借力数字化技术打造了端到端绿色供应链。其中，数字化不仅搭建了贯穿供应链上下游的能源消耗衡量和分析平台，还能不断识别更多的减碳点，有针对性地帮助提升流程效率和能源效率，实现全产业链的增效减排。作为实现碳中和的最佳武器，数字化技术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从设计开始，站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思考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施耐德电气在2012年就自主设计和开发了生态标签Green Premium，它要求产品在后续的生产阶段采用可再生材料及回收材料，使用可再生能源，并在生产过程中充分节能降耗，减少有毒有害物质，保障人员的安全与健康。在产品生命终止阶段，Green Premium生态标签为产品元件的循环利用提供充分的信息，帮助客户践行循环经济理念。让客户可以公开、透明地看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对环境影响的信息，直观了解其绿色表现。
二、绿色采购，则是与碳排放最为集中的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携手减碳。长期以来，施耐德电气坚持对供应商进行碳排放水平评估与要求，同时为有差距的供应商提供支持，包括提供精益生产、数字化方面的咨询，助力供应商节能降耗。
上海新通联是一家与施耐德电气合作了近20年的包装供应商。随着业务发展及公司规模逐渐扩大，这家企业迫切希望通过精进内部管理来提升竞争力。施耐德电气为新通联实施了精益生产咨询，打造精益产线，推动精益化生产与运营，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产品级、设备级、工厂级的互联互通，促进其循序渐进实现绿色智能制造。新通联也实现了将设备利用率提高20％以上，设备能效节约30％，并成为中国首批获得绿色产品认证的企业。
三、在绿色生产环节，通过践行数字化、循环经济、清洁能源三大方式来推进和加快“零碳工厂”的建设。
施耐德电气有关负责人介绍称，目前，施耐德电气23家在中国的工厂中，已有15家工厂在屋顶部署了太阳能光伏系统，提供大量可再生绿色能源。“我们在中国23家工厂中，有14家是‘零碳工厂’，4家是碳中和工厂，15家是工信部认可的国家级绿色工厂。除自身工厂外，我们也采用‘太阳能+微电网’的解决方案，为中国用户构建分布式能源系统，确保用电的安全、稳定、绿色。”
施耐德电气也为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旗下欣美电气打造以微电网为核心的分布式能源系统，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对屋顶光伏、储能、柔性负荷的预测和优化控制，令欣美电气2020年新能源发电量年度增长146%、年度新能源渗透率提高至70%、年度电费总支出节省30%以上。
四、绿色交付，则需要通过绿色包装和绿色运输减少交付过程中的碳排放。到2025年，施耐德电气承诺一次和二次包装中100％不含一次性塑料。同时，通过大数据和AI算法，施耐德电气持续提升物流环节的效率，降低交付过程中的能源浪费和碳排放。
从绿色设计，到绿色交付，施耐德电气全球领先的数字化技术始终贯穿端到端绿色供应链。施耐德电气有关负责人介绍称，碳排放打破了系统边界，数字化则是实现端到端可持续发展的利器。从施耐德电气在全球41个国家完成的230多个客户项目来看，通过数字化技术，客户的碳足迹实现了最高50%、平均20%的优化，在节能降耗方面实现了最高85%、平均24%的优化。
“围绕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和行动，不仅让我们离自身目标越来越近，也帮助供应商和客户提高了能源效率，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实现端到端的共同升级。”
更多“绿色可能”已在不远处
施耐德电气不仅是可持续的践行者，同时也赋能者。2021年推出的“碳中和服务解决方案”，更是集成了施耐德电气的可持续经验和数字化技术，通过“四步走”，为中国企业提供从顶层规划到落地执行的全面解决方案。
第一步，战略规划，建立可持续愿景和战略；
第二步，体系设计。设立减排目标，明确减排路径，确定目标和行动的优先级；
第三步，执行优化。运用数字化手段落实减排项目和举措，以提高绩效；
第四步，绩效展现。持续追踪碳减排结果，建立长效创新机制。
通过以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领先解决方案，从2018年到2021年第四季度，施耐德电气已帮助全球客户减少了3.47亿吨碳排放，计划到2025年，将累计为客户减少8亿吨碳排放。
业内人士认为，实现碳中和离不开全球行业企业、机构的广泛参与及共同努力。未来，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及机构加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列，企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关系的将进一步紧密，更多“绿色可能”或将在不远处变为现实。
【2022年海口市第四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召开并答记者问】海南网台、视听海南客户端04月05日消息（记者 雅萍）2022年海口市第四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4月5日上午召开并答记者问。
问题一： 第二轮部分区域核酸昨天下午做完，能否介绍一下检测的情况？还会不会做第三轮区域核酸检测？还有,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时空伴随者?因时空伴随而变了黄码后怎样才能转绿?
海口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市疾控中心党组书记莫少雄：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为落实“三天两检”，进一步排查风险隐患，我市于4月4日14时，在前一日核酸检测区域基础上继续开展了第二轮扩大区域核酸检测工作。截至4月5日9时，我市第二轮区域核酸检测共采集样本535570份，结果均为阴性。
根据第二轮区域核酸检测的结果，结合省市专家组对我市疫情防控工作的建议及研判，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布决定在第二轮区域核酸检测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今天下午在秀英区、琼山区开展第三轮的区域核酸检测，具体时间请大家关注官方通告。
目前，我市已开展多地区多轮次的核酸检测，我们也收到市民反馈个别采样点排队时间比较久等问题，给市民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在新一轮的区域核酸检测工作中，我们将会优化点位布局、增设采样点、提升“采送检”效率等措施，来提高采样速度。
刚才您提问什么是“时空伴随者”，在解释这个名词之前，我们首先先了解什么叫“时空伴随”。“时空伴随”是根据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筛选出与活动轨迹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段出现的手机号码为时空伴随号码，再通过手机号码确定相应的人员，这些人员就是“时空伴随者”。通过上述大数据筛查后，将会对这些“时空伴随者”赋于黄码，同时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会发送短信通知到相关人员，尽快到核酸检测采样点进行一次免费的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后，健康码也会自动转为绿码。4号和7号病例就是通过这个方式筛查发现的，这两位市民收到“4天3检”的提醒短信后，自行在家隔离，大大减少了波及范围，希望市民们收到短信后，主动配合共同做好防疫工作。
问题二：请问，在当前海口的疫情形势下，市内公共交通出行政策有什么变化？运输保障方面做了什么安排？
海口市交通港航局副局长庄华东：首先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3月29日，海口确诊一例新冠肺炎阳性病例，市交通港航局立即响应，对全市交通运输行业防疫工作进行部署。市内公共交通方面，除5条旅游观光线路暂停运营外，其余公共交通服务保障正常。同时，为科学、精准做好公共交通疫情防控工作，一方面保障市民正常出行需求，另一方面防阻通过公共交通传播病毒，在市防疫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我局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完善流动轨迹溯源机制。全市所有的公交场站、客运站等交通枢纽以及在运的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网约车、班线客车均已设置了地点码，全部落实了“一车一码、一站一码”的要求。
二是暂停部分公交站点上下客。对途经疫情封控区、管控区的“秀丽路”、“美德路口”等41个公交站点采取越站方式运行。同时，暂停出租车跨市县营运。
关于运输保障方面，我们已储备450辆公交和56辆货车应急运力，负责全市核酸检测人员转运、医务人员运输以及应急生活物资运输保障，目前运力资源充足。
问题三：昨天下午发现的病例在琼山区，琼山昨天也分别新增了一个封控区和管控区，请问已经封控、管控的小区已经做几轮核酸了？结果怎么样？小区居民生活保障是怎么部署的？另外昨天流调显示有凤翔蔬菜批发市场、南北水果市场，那这两个区域是否有封控、管控？
海口市琼山区政府副区长林海：感谢媒体朋友的提问。
3月31日以来，我区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2例，均居住在龙瀛康居小区；无症状感染者1例，居住在凤翔花园小区。根据病例的住所及流调排查活动轨迹，我区充分调度各方人员和物资，迅速对病例的小区及活动轨迹涉及点位进行封控管控。目前我区共划定封控区2个，分别为龙瀛康居聚龙阁、振发横路凤翔花园A区5栋；管控区2个，分别为龙瀛康居小区及沿街铺面、振发横路24号凤翔花园；对病例关联密接人员住所涉及的10个小区按照管控标准进行管理。
截至目前，龙瀛康居小区共开展了4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凤翔花园小区共开展了2轮核酸检测，其中在第一轮核酸检测发现阳性1人，第二轮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参照管控区管理的10个小区共开展了3轮核酸检测，核酸结果均为阴性，封控管控期间，我区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日夜值守，加强人文关怀，用心用情服务好群众，全力保障群众生活所需。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封控、管控区群众的物资保障工作。
一是启动群众生活物资保供应急响应机制，组建服务保障工作专班，逐户发放《琼山区疫情防控应急期间生活必需品供货企业情况表》，提供海口菜多多鲜配公司、家乐福等12家生鲜配送企业的联系方式和下单方式，有效保证群众日常生活需求。
二是组建了区镇社区一体化指挥体系，下设协调组、保障组、应急喊话组等6个工作小组，实时调度封控、管控区各项工作，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建立服务群众微信群，实时对接群众需求，上门服务，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活所需。
三是设立物资投放点位12个，全覆盖封控、管控的小区，组织配备一支应急配送车队，现有配送人员114人，车辆77辆，单次配送能力达到200吨，发放保供车辆绿色通行证，保障群众物资“最后一公里”运送到位。
此外，我们不断加强蔬菜、肉类储备，凤翔蔬菜批发市场和椰海综合批发市场日储备量约为1000吨，现有蔬菜（不含外地调运）、肉类每日产出能够满足辖区居民需求，大家不必紧张，请注意加强日常防护。刚才提到了南北水果市场、凤翔蔬菜批发市场，我们已经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消杀，目前没有必要进行全面封控，我们正常的做好消杀和查验证码等相关的规范管理，请大家放心。
让我们一起努力、坚定信心，携手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问题四：最近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叫做“抗原检测”，我想请问一下，什么叫做抗原检测，它与核酸检测的区别在哪里？市民能自己操作吗？在自行检测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海口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市疾控中心党组书记莫少雄：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我们现在所说的“抗原检测”一般指的是新冠病毒抗原试剂检测。新冠病毒有4种结构蛋白，其中核衣壳蛋白是表达量最大的。个体感染新冠病毒后，核衣壳蛋白会出现在咽喉部。抗原检测就是检测这种蛋白，是否检测到核衣壳蛋白就可以间接反映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
与核酸检测相比，抗原检测试剂特点是操作便捷、出结果快，一般来说15-30分钟即可得到结果。特别是当前奥密克戎等变异毒株的出现，传染性很强，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挑战。在一些不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基层地区，或者面向一些感染风险相对较高的集中隔离人员，以及封控区、管控区内的人员可以使用抗原检测，抗原检测不需要专门实验室和复杂仪器，可以在更短时间查出传染源。这样可以降低核酸采样检测和基层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是一种比较好的病毒检测的手段。今天下午我市采购的500万抗原试剂将运抵海口，重点人群抗原检测结果登记报告系统也将于今晚上线运行，确保在第一时间内将抗原检测结果进行登记和报告。
普通社区居民有自我检测需求的，可通过零售药店、网络销售平台等渠道，自行购买抗原检测试剂进行自测。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市民在使用抗原自测时，一定要做好自测前准备，严格按照说明操作。大家也可以关注“海口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在视频号上搜索新冠病毒抗原自测教学视频。
针对抗原自测的结果：
如果出现抗原检测阳性，要立即向所在社区（村镇）报告，由社区（村镇）联系市120急救中心，按照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人员转运工作指南，转运至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
如果抗原检测阴性，没有症状的居民可密切观察，需要时再进行抗原检测或核酸检测，如果出现症状的居民，建议尽快前往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进行核酸检测，如不便就诊，则应当居家自我隔离，避免外出活动，连续5天每天进行一次抗原自测。
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使用完的自测试剂应及时处理，如果检测结果是阴性的话，检测物品需装入密封袋作为一般垃圾处理，检测结果为阳性时，则需将使用过的采样管、检测卡等，放入密封袋，在人员转运时，交给医疗机构作为医疗废物处理。
问题一： 第二轮部分区域核酸昨天下午做完，能否介绍一下检测的情况？还会不会做第三轮区域核酸检测？还有,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时空伴随者?因时空伴随而变了黄码后怎样才能转绿?
海口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市疾控中心党组书记莫少雄：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为落实“三天两检”，进一步排查风险隐患，我市于4月4日14时，在前一日核酸检测区域基础上继续开展了第二轮扩大区域核酸检测工作。截至4月5日9时，我市第二轮区域核酸检测共采集样本535570份，结果均为阴性。
根据第二轮区域核酸检测的结果，结合省市专家组对我市疫情防控工作的建议及研判，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布决定在第二轮区域核酸检测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今天下午在秀英区、琼山区开展第三轮的区域核酸检测，具体时间请大家关注官方通告。
目前，我市已开展多地区多轮次的核酸检测，我们也收到市民反馈个别采样点排队时间比较久等问题，给市民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在新一轮的区域核酸检测工作中，我们将会优化点位布局、增设采样点、提升“采送检”效率等措施，来提高采样速度。
刚才您提问什么是“时空伴随者”，在解释这个名词之前，我们首先先了解什么叫“时空伴随”。“时空伴随”是根据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筛选出与活动轨迹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段出现的手机号码为时空伴随号码，再通过手机号码确定相应的人员，这些人员就是“时空伴随者”。通过上述大数据筛查后，将会对这些“时空伴随者”赋于黄码，同时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会发送短信通知到相关人员，尽快到核酸检测采样点进行一次免费的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后，健康码也会自动转为绿码。4号和7号病例就是通过这个方式筛查发现的，这两位市民收到“4天3检”的提醒短信后，自行在家隔离，大大减少了波及范围，希望市民们收到短信后，主动配合共同做好防疫工作。
问题二：请问，在当前海口的疫情形势下，市内公共交通出行政策有什么变化？运输保障方面做了什么安排？
海口市交通港航局副局长庄华东：首先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3月29日，海口确诊一例新冠肺炎阳性病例，市交通港航局立即响应，对全市交通运输行业防疫工作进行部署。市内公共交通方面，除5条旅游观光线路暂停运营外，其余公共交通服务保障正常。同时，为科学、精准做好公共交通疫情防控工作，一方面保障市民正常出行需求，另一方面防阻通过公共交通传播病毒，在市防疫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我局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完善流动轨迹溯源机制。全市所有的公交场站、客运站等交通枢纽以及在运的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网约车、班线客车均已设置了地点码，全部落实了“一车一码、一站一码”的要求。
二是暂停部分公交站点上下客。对途经疫情封控区、管控区的“秀丽路”、“美德路口”等41个公交站点采取越站方式运行。同时，暂停出租车跨市县营运。
关于运输保障方面，我们已储备450辆公交和56辆货车应急运力，负责全市核酸检测人员转运、医务人员运输以及应急生活物资运输保障，目前运力资源充足。
问题三：昨天下午发现的病例在琼山区，琼山昨天也分别新增了一个封控区和管控区，请问已经封控、管控的小区已经做几轮核酸了？结果怎么样？小区居民生活保障是怎么部署的？另外昨天流调显示有凤翔蔬菜批发市场、南北水果市场，那这两个区域是否有封控、管控？
海口市琼山区政府副区长林海：感谢媒体朋友的提问。
3月31日以来，我区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2例，均居住在龙瀛康居小区；无症状感染者1例，居住在凤翔花园小区。根据病例的住所及流调排查活动轨迹，我区充分调度各方人员和物资，迅速对病例的小区及活动轨迹涉及点位进行封控管控。目前我区共划定封控区2个，分别为龙瀛康居聚龙阁、振发横路凤翔花园A区5栋；管控区2个，分别为龙瀛康居小区及沿街铺面、振发横路24号凤翔花园；对病例关联密接人员住所涉及的10个小区按照管控标准进行管理。
截至目前，龙瀛康居小区共开展了4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凤翔花园小区共开展了2轮核酸检测，其中在第一轮核酸检测发现阳性1人，第二轮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参照管控区管理的10个小区共开展了3轮核酸检测，核酸结果均为阴性，封控管控期间，我区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日夜值守，加强人文关怀，用心用情服务好群众，全力保障群众生活所需。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封控、管控区群众的物资保障工作。
一是启动群众生活物资保供应急响应机制，组建服务保障工作专班，逐户发放《琼山区疫情防控应急期间生活必需品供货企业情况表》，提供海口菜多多鲜配公司、家乐福等12家生鲜配送企业的联系方式和下单方式，有效保证群众日常生活需求。
二是组建了区镇社区一体化指挥体系，下设协调组、保障组、应急喊话组等6个工作小组，实时调度封控、管控区各项工作，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建立服务群众微信群，实时对接群众需求，上门服务，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活所需。
三是设立物资投放点位12个，全覆盖封控、管控的小区，组织配备一支应急配送车队，现有配送人员114人，车辆77辆，单次配送能力达到200吨，发放保供车辆绿色通行证，保障群众物资“最后一公里”运送到位。
此外，我们不断加强蔬菜、肉类储备，凤翔蔬菜批发市场和椰海综合批发市场日储备量约为1000吨，现有蔬菜（不含外地调运）、肉类每日产出能够满足辖区居民需求，大家不必紧张，请注意加强日常防护。刚才提到了南北水果市场、凤翔蔬菜批发市场，我们已经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消杀，目前没有必要进行全面封控，我们正常的做好消杀和查验证码等相关的规范管理，请大家放心。
让我们一起努力、坚定信心，携手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问题四：最近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叫做“抗原检测”，我想请问一下，什么叫做抗原检测，它与核酸检测的区别在哪里？市民能自己操作吗？在自行检测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海口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市疾控中心党组书记莫少雄：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我们现在所说的“抗原检测”一般指的是新冠病毒抗原试剂检测。新冠病毒有4种结构蛋白，其中核衣壳蛋白是表达量最大的。个体感染新冠病毒后，核衣壳蛋白会出现在咽喉部。抗原检测就是检测这种蛋白，是否检测到核衣壳蛋白就可以间接反映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
与核酸检测相比，抗原检测试剂特点是操作便捷、出结果快，一般来说15-30分钟即可得到结果。特别是当前奥密克戎等变异毒株的出现，传染性很强，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挑战。在一些不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基层地区，或者面向一些感染风险相对较高的集中隔离人员，以及封控区、管控区内的人员可以使用抗原检测，抗原检测不需要专门实验室和复杂仪器，可以在更短时间查出传染源。这样可以降低核酸采样检测和基层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是一种比较好的病毒检测的手段。今天下午我市采购的500万抗原试剂将运抵海口，重点人群抗原检测结果登记报告系统也将于今晚上线运行，确保在第一时间内将抗原检测结果进行登记和报告。
普通社区居民有自我检测需求的，可通过零售药店、网络销售平台等渠道，自行购买抗原检测试剂进行自测。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市民在使用抗原自测时，一定要做好自测前准备，严格按照说明操作。大家也可以关注“海口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在视频号上搜索新冠病毒抗原自测教学视频。
针对抗原自测的结果：
如果出现抗原检测阳性，要立即向所在社区（村镇）报告，由社区（村镇）联系市120急救中心，按照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人员转运工作指南，转运至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
如果抗原检测阴性，没有症状的居民可密切观察，需要时再进行抗原检测或核酸检测，如果出现症状的居民，建议尽快前往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进行核酸检测，如不便就诊，则应当居家自我隔离，避免外出活动，连续5天每天进行一次抗原自测。
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使用完的自测试剂应及时处理，如果检测结果是阴性的话，检测物品需装入密封袋作为一般垃圾处理，检测结果为阳性时，则需将使用过的采样管、检测卡等，放入密封袋，在人员转运时，交给医疗机构作为医疗废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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