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会百人讲百年】山西省测绘学会：测量经天纬地 描绘大美山河
测绘地理信息工作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前期性、公益性事业，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测绘成果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是政府宏观调控、区域协调发展、自然资源管理、城乡建设规划、资源调查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社会综合治理、重大灾害防治等各项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础地理信息支撑。
山西省测绘学会成立于1964年，已经度过了57个春秋，作为全省测绘事业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和助推者，伴随着山西测绘事业一同成长。
年湮代远的测绘历史
早在西晋时期，山西闻喜县人裴秀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创立“制图六体”，以“计里画方”方法绘制地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为中国明代以前制图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明末清初，西方测绘技术传入中国。在全国测量天文点时，在山西实测8个点，为实测地图开创了门径。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以山西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各军分区作战参谋部门，相继增设测绘人员，除收集、翻印和修测山西省1:50000地形图外，还绘制部队行军路线图、行政区划图。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随营学校（即晋中公学，驻太谷县）曾讲授测量学课程，培养测绘人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山西测绘事业百废待兴。1950年开始在交通、城建、煤炭等部门组建了各自的专业测绘队伍。9年后，山西省测绘管理处成立，山西省有了统一的测绘管理机构。1969年，山西省完成全省第一代1:50000地形图，开始采用航测方法测绘1:10000地形图。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成立后，编制出版了《山西省普通地图集》《山西省自然地图集》等，开创了山西地图编制的新阶段。
与时俱进的测绘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山西省各行业的快速发展，对测绘事业的保障服务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尤其是进入21世纪，全省测绘事业发展步入快车道，建成全国领先的数字化测绘生产基地，实现传统测绘体系向数字化测绘体系转变的历史性跨越。
2001年，山西省加快实施“数字山西”战略，启动了数字山西地理空间框架建设。2009年，建成了全国首家地级市地理空间框架——数字太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该项目建立了全覆盖、多尺度、多类型、多时态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成了数字太原地理信息公共平台。依托数字太原地理信息公共平台搭建的环保、药监、基准地价、人防、公共服务5个应用示范系统取得明显成效。此后，全省各市、县的数字城市（县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陆续启动。数字山西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地理信息资源共享，推进了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的社会化应用，为市、县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地理信息支撑。
2013年4月，山西省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正式启动，历时3年，完成了普查数据采集、标准时点核准、数据库建设和数据统计分析等工作，首次全面查清了全省各类地表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现状、空间分布，准确掌握了全省“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禀赋和空间特征，掌握了山西省地理国情“家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之撑。从2016年开始，按年度开展地理国情常态化监测工作。地理国情监测通过对地理国情进行动态测绘、统计，从地理的角度来综合分析和研究国情，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提供真实可靠和准确权威的地理国情信息。进入2021年，围绕自然资源部“两统一”职责履行，适当调整地理国情监测技术方案，以保证监测成果满足山西省国土变更调查、耕地保护、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用途管制、权益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督察执法、林草湿保护等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
“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在全面推进测绘科技进步、加强测绘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技术、装备、人才和海量基础地理信息等优势，在应对突发事件、重大灾害监测和处置等方面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测绘保障服务。”学会理事长王喜瑞介绍道，“2003年、2020年面对肆虐的非典、新冠疫情，省测绘地理信息单位每天向省政府提供疫情趋势图，建成了《山西省防治非典（新冠）信息通信系统》《山西省防治非典（新冠）应急指挥系统》，为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组成的联合考察组在山西考察赶制了英文版《山西省地图》，为省交警部门制作了《山西省防非典交警警力分布图》等测绘成果，辅助省疫情防控部门科学应对疫情，保证防控工作及时到位。另外，分别在2008年山西襄汾溃坝事故、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2009年古交屯兰煤矿矿难、2010年青海省玉树县地震、2010年乡宁县王家岭煤矿特大透水事故、2012年长治市天脊化工厂苯胺泄露事故、2013年2月临汾市曲亭水库溃坝事故、2013吕梁市交口县山体滑坡等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后，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单位第一时间派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数字航空摄影装备赶往灾区，完成航空摄影和数据处理，为灾情处置、灾后重建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技术支撑。”
勇于担当的测绘助手
学会突出学术性、技术性的办会特点，围绕模拟化、数字化及向智能化转型的各个技术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和业务特点，广泛开展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通过培训交流，在隧道测量、地面沉陷观测、《山西省地名数据库》与《山西省大地成果数据库》建设、新型测距仪的检测以及触觉地图研制等各时期的前沿或关键技术方面均取得‘山西经验与构想’，为国内同行所汲取借鉴。”学会理事长王喜瑞告诉记者，“学会组织技术人员赴北京、西安、青岛，对全国的测绘新技术进行全面考察，制定测绘行业发展规划；组团赴英国等境外进行采矿沉陷损害及防治等学术考察，向我省有关部门提出相关的合理化建议。”在开展技术交流的同时，第九届理事会坚持工作创新，于2020年11月24日采取“线下研讨+线上直播”的形式，组织2000余人开展“党建+学术”研讨活动,丰富了研讨内容，创新了活动形式，增强了活动效果。
学会通过开展论文评选活动，促进测绘新理论、新技术的萌生与交流。学会秘书长李朝新告诉记者：“历届学会评选出的论文曾有5篇荣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57篇荣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数篇论文在中国测绘学会学术年会上进行了交流分享，一篇论文被列入莫斯科国际矿山测量会议上的专题报告，数篇论文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有力地促进了测绘新理论、新技术的发展。”
据了解，学会在及时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日”宣传活动的同时，立足测绘行业的特点，曾先后在四川峨眉山、广西南宁、太原市迎泽公园、海南三亚以及榆社县云竹湖等多地组织开展了定向越野活动，增强了参赛者的读图识图技能，提高了测绘行业的社会影响力。学会还在太原科技馆开展了《我国卫星导航技术发展态势》《新一代卫星导航系统》等测绘新技术讲座，迎合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热点技术的关注。除此之外，学会还摄制了《航空摄影测量》《保护测量标志》两部测绘科普电视片，组织开展了“8.29”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宣传日等多项活动。2021年，根据中共山西省科技类社会组织行业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百场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的有关精神要求，学会推选山西省测绘学会专职副秘书长赵卫平，学会理事、中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庆斌两名同志入选省科协科学家精神宣讲团。两名同志分别深入山西省能源学院、山西金瓯土地矿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开展宣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起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上，党和国家为测绘工作明确了“两支撑一提升”的工作定位，即“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各行业需求，支撑自然资源管理、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升测绘地理信息工作能力和水平”。山西省测绘学会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党的建设为统领，认真履职、扎实工作，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思想库、学术交流主渠道、科技创新催化剂、测绘文化传播者的重要作用。坚持“四服务一加强”的工作定位，不断增强学会凝聚力和影响力，为山西省测绘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科学导报
测绘地理信息工作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前期性、公益性事业，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测绘成果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是政府宏观调控、区域协调发展、自然资源管理、城乡建设规划、资源调查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社会综合治理、重大灾害防治等各项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础地理信息支撑。
山西省测绘学会成立于1964年，已经度过了57个春秋，作为全省测绘事业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和助推者，伴随着山西测绘事业一同成长。
年湮代远的测绘历史
早在西晋时期，山西闻喜县人裴秀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创立“制图六体”，以“计里画方”方法绘制地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为中国明代以前制图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明末清初，西方测绘技术传入中国。在全国测量天文点时，在山西实测8个点，为实测地图开创了门径。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以山西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各军分区作战参谋部门，相继增设测绘人员，除收集、翻印和修测山西省1:50000地形图外，还绘制部队行军路线图、行政区划图。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随营学校（即晋中公学，驻太谷县）曾讲授测量学课程，培养测绘人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山西测绘事业百废待兴。1950年开始在交通、城建、煤炭等部门组建了各自的专业测绘队伍。9年后，山西省测绘管理处成立，山西省有了统一的测绘管理机构。1969年，山西省完成全省第一代1:50000地形图，开始采用航测方法测绘1:10000地形图。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成立后，编制出版了《山西省普通地图集》《山西省自然地图集》等，开创了山西地图编制的新阶段。
与时俱进的测绘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山西省各行业的快速发展，对测绘事业的保障服务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尤其是进入21世纪，全省测绘事业发展步入快车道，建成全国领先的数字化测绘生产基地，实现传统测绘体系向数字化测绘体系转变的历史性跨越。
2001年，山西省加快实施“数字山西”战略，启动了数字山西地理空间框架建设。2009年，建成了全国首家地级市地理空间框架——数字太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该项目建立了全覆盖、多尺度、多类型、多时态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成了数字太原地理信息公共平台。依托数字太原地理信息公共平台搭建的环保、药监、基准地价、人防、公共服务5个应用示范系统取得明显成效。此后，全省各市、县的数字城市（县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陆续启动。数字山西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地理信息资源共享，推进了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的社会化应用，为市、县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地理信息支撑。
2013年4月，山西省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正式启动，历时3年，完成了普查数据采集、标准时点核准、数据库建设和数据统计分析等工作，首次全面查清了全省各类地表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现状、空间分布，准确掌握了全省“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禀赋和空间特征，掌握了山西省地理国情“家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之撑。从2016年开始，按年度开展地理国情常态化监测工作。地理国情监测通过对地理国情进行动态测绘、统计，从地理的角度来综合分析和研究国情，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提供真实可靠和准确权威的地理国情信息。进入2021年，围绕自然资源部“两统一”职责履行，适当调整地理国情监测技术方案，以保证监测成果满足山西省国土变更调查、耕地保护、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用途管制、权益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督察执法、林草湿保护等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
“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在全面推进测绘科技进步、加强测绘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技术、装备、人才和海量基础地理信息等优势，在应对突发事件、重大灾害监测和处置等方面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测绘保障服务。”学会理事长王喜瑞介绍道，“2003年、2020年面对肆虐的非典、新冠疫情，省测绘地理信息单位每天向省政府提供疫情趋势图，建成了《山西省防治非典（新冠）信息通信系统》《山西省防治非典（新冠）应急指挥系统》，为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组成的联合考察组在山西考察赶制了英文版《山西省地图》，为省交警部门制作了《山西省防非典交警警力分布图》等测绘成果，辅助省疫情防控部门科学应对疫情，保证防控工作及时到位。另外，分别在2008年山西襄汾溃坝事故、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2009年古交屯兰煤矿矿难、2010年青海省玉树县地震、2010年乡宁县王家岭煤矿特大透水事故、2012年长治市天脊化工厂苯胺泄露事故、2013年2月临汾市曲亭水库溃坝事故、2013吕梁市交口县山体滑坡等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后，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单位第一时间派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数字航空摄影装备赶往灾区，完成航空摄影和数据处理，为灾情处置、灾后重建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技术支撑。”
勇于担当的测绘助手
学会突出学术性、技术性的办会特点，围绕模拟化、数字化及向智能化转型的各个技术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和业务特点，广泛开展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通过培训交流，在隧道测量、地面沉陷观测、《山西省地名数据库》与《山西省大地成果数据库》建设、新型测距仪的检测以及触觉地图研制等各时期的前沿或关键技术方面均取得‘山西经验与构想’，为国内同行所汲取借鉴。”学会理事长王喜瑞告诉记者，“学会组织技术人员赴北京、西安、青岛，对全国的测绘新技术进行全面考察，制定测绘行业发展规划；组团赴英国等境外进行采矿沉陷损害及防治等学术考察，向我省有关部门提出相关的合理化建议。”在开展技术交流的同时，第九届理事会坚持工作创新，于2020年11月24日采取“线下研讨+线上直播”的形式，组织2000余人开展“党建+学术”研讨活动,丰富了研讨内容，创新了活动形式，增强了活动效果。
学会通过开展论文评选活动，促进测绘新理论、新技术的萌生与交流。学会秘书长李朝新告诉记者：“历届学会评选出的论文曾有5篇荣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57篇荣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数篇论文在中国测绘学会学术年会上进行了交流分享，一篇论文被列入莫斯科国际矿山测量会议上的专题报告，数篇论文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有力地促进了测绘新理论、新技术的发展。”
据了解，学会在及时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日”宣传活动的同时，立足测绘行业的特点，曾先后在四川峨眉山、广西南宁、太原市迎泽公园、海南三亚以及榆社县云竹湖等多地组织开展了定向越野活动，增强了参赛者的读图识图技能，提高了测绘行业的社会影响力。学会还在太原科技馆开展了《我国卫星导航技术发展态势》《新一代卫星导航系统》等测绘新技术讲座，迎合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热点技术的关注。除此之外，学会还摄制了《航空摄影测量》《保护测量标志》两部测绘科普电视片，组织开展了“8.29”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宣传日等多项活动。2021年，根据中共山西省科技类社会组织行业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百场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的有关精神要求，学会推选山西省测绘学会专职副秘书长赵卫平，学会理事、中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庆斌两名同志入选省科协科学家精神宣讲团。两名同志分别深入山西省能源学院、山西金瓯土地矿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开展宣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起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上，党和国家为测绘工作明确了“两支撑一提升”的工作定位，即“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各行业需求，支撑自然资源管理、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升测绘地理信息工作能力和水平”。山西省测绘学会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党的建设为统领，认真履职、扎实工作，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思想库、学术交流主渠道、科技创新催化剂、测绘文化传播者的重要作用。坚持“四服务一加强”的工作定位，不断增强学会凝聚力和影响力，为山西省测绘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科学导报
【党史上的今天——10月14日】1942年10月14日毛泽东《历史教训》发表
1942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
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这样将迫使希特勒最后地放弃他的一切战略进攻。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通报志愿军入朝作战方针和部署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报通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
电报指出：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为着准备在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二十六万人（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总理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豫、皖、苏3省负责人和一批水利专家参加，共同研究治理淮河的规划和方案。
在治淮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三省共保”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会议确定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通道，以利宣泄。会议制定了治淮工程的步骤，决定1950年12月以前以勘测工作为重心，中游地区在整个计划内，选择对上、下游关系较小的部分工程，结合以工代赈，于10月下旬先行开工。会议建议以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为基础，组成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这次治淮会议的召开，正式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治淮方针，并对1951年治淮的工作方案作出了明确规定。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曾山任主任，曾希圣等4人为副主任。曾山调往北京后，谭震林、曾希圣先后任治淮委员会主任。
1951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
1951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志愿军党委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
1951年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电。
电报指出：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
1952年7月，为了寻求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解决，中方谈判代表向美方提出了双方所俘获的武装人员全部遣返的原则。而美方仍坚持“自愿遣返”的主张，并于10月8日又蛮横地片面宣告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10月14日向上甘岭志愿军两个连的阵地发动了进攻。美方名为“金化攻势”。
上甘岭，位于我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南麓，阵地突出，直接威胁着对方金化防线。对方为了对我军施加军事压力，为了造成在谈判席上的有利地位，为了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故向我军发动了十分猖狂的进攻，是一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攻势，企图迫使我军让步。
敌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水平。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2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敌人虽然使用世界战史上空前集中的炮兵，但打不破志愿军的钢铁防线。
志愿军参战部队共4万余人。他们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英勇顽强地抗击进攻之敌，每一表面阵地都反复争夺数次，战况空前紧张激烈。志愿军参战部队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29次，击退敌营以上规模冲锋25次，营以下冲锋653次。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而“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
在这次举世闻名的战役中，志愿军表现出不畏艰难、顽强奋战的英雄气概，团结友爱的优良品质，被人们誉之为“上甘岭精神”。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
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左”。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一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能源不够，不仅是“六五”期间的问题，也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问题。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他在谈到加强科技队伍的管理时指出：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这样的管理形式不行。怎样打破军民界限、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是个很大的问题。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招聘也是个办法。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台湾国民党当局有限制地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一事发表谈话指出，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同时也希望台湾当局允许大陆同胞到台湾探亲。
10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
10月14日，台湾当局“中常会”通过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规定“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之亲属者，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台湾红十字会为办理老兵返乡，准备了10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半个月内被索取一空。
1988年1月19日，由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的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抵达北京。
200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2004年10月14日， 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1942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
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这样将迫使希特勒最后地放弃他的一切战略进攻。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通报志愿军入朝作战方针和部署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报通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
电报指出：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为着准备在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二十六万人（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总理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豫、皖、苏3省负责人和一批水利专家参加，共同研究治理淮河的规划和方案。
在治淮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三省共保”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会议确定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通道，以利宣泄。会议制定了治淮工程的步骤，决定1950年12月以前以勘测工作为重心，中游地区在整个计划内，选择对上、下游关系较小的部分工程，结合以工代赈，于10月下旬先行开工。会议建议以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为基础，组成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这次治淮会议的召开，正式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治淮方针，并对1951年治淮的工作方案作出了明确规定。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曾山任主任，曾希圣等4人为副主任。曾山调往北京后，谭震林、曾希圣先后任治淮委员会主任。
1951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
1951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志愿军党委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
1951年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电。
电报指出：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
1952年7月，为了寻求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解决，中方谈判代表向美方提出了双方所俘获的武装人员全部遣返的原则。而美方仍坚持“自愿遣返”的主张，并于10月8日又蛮横地片面宣告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10月14日向上甘岭志愿军两个连的阵地发动了进攻。美方名为“金化攻势”。
上甘岭，位于我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南麓，阵地突出，直接威胁着对方金化防线。对方为了对我军施加军事压力，为了造成在谈判席上的有利地位，为了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故向我军发动了十分猖狂的进攻，是一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攻势，企图迫使我军让步。
敌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水平。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2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敌人虽然使用世界战史上空前集中的炮兵，但打不破志愿军的钢铁防线。
志愿军参战部队共4万余人。他们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英勇顽强地抗击进攻之敌，每一表面阵地都反复争夺数次，战况空前紧张激烈。志愿军参战部队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29次，击退敌营以上规模冲锋25次，营以下冲锋653次。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而“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
在这次举世闻名的战役中，志愿军表现出不畏艰难、顽强奋战的英雄气概，团结友爱的优良品质，被人们誉之为“上甘岭精神”。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
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左”。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一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能源不够，不仅是“六五”期间的问题，也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问题。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他在谈到加强科技队伍的管理时指出：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这样的管理形式不行。怎样打破军民界限、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是个很大的问题。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招聘也是个办法。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台湾国民党当局有限制地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一事发表谈话指出，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同时也希望台湾当局允许大陆同胞到台湾探亲。
10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
10月14日，台湾当局“中常会”通过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规定“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之亲属者，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台湾红十字会为办理老兵返乡，准备了10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半个月内被索取一空。
1988年1月19日，由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的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抵达北京。
200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2004年10月14日， 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