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谁？“我为杨振宁先生塑像”】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了为中华杰出人物塑像的文化工程。杨振宁先生是我十分希望要塑的对象。
真巧，1997年5月25日，“杨振宁星”命名大会在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当时，我向杨先生介绍了我部分作品的图片，他极敏锐地看到我受红山文化、罗丹、贾科梅迪的影响，并写下“吴为山的雕塑极有创建性”。之后，他在来信中评价了我所塑造的鲁迅像、费孝通像、吴作人像。先生对雕塑艺术形与神，以及像与艺术性的问题的阐释的深刻性使我对科学大师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和对艺术的直觉感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为他塑像的问题，先生表示：等我们熟识后再塑。不久，他寄来了他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论文《美与物理学》。
熟识，我的理解是相知。而人之相知，贵心相知。要能知杨先生，对于我这个高考物理只得69分的人而言，是不可及的。然而，令我好奇与兴趣的是，杨先生谈美。在《美与物理学》文中，先生剖析了科学家论文的风格，谈科学实验中产生的美，以及物理方程与诗的共同点。他认为对美的准确规律的把握增加了实验室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学物理的人了解了像诗一样的方程意义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又十分复杂的。在谈论科学家的论文风格时，他通过狄拉克（P. Dirac, 1902—1984）的论文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与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朦胧，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探索的特点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杨先生对风格与研究方式，对结构的美和妙的不同认识，对美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的洞见。在杨先生看来，每个创造性活动都表现为一种风格，风格的强烈决定了创造者的贡献。
杨先生精辟的论述也适用于对美术家的艺术风格之理解，从很大意义上道破艺术表现的天机。我所力倡与不断实践的写意雕塑便是在模糊中、在光影浮动中、在形体的隐显凹凸中塑造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海森伯阐释世界的方法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确信杨先生对我雕塑的看法是入骨的。果然，他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其核心内容为：“吴为山一次又一次从中国三千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义。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
杨先生如此“熟识”我，他以平衡二字妙释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关系，他的点化使我在对着这位“知音”塑像时，充满自信。因为我已知，他懂我，他对我是满有信心的。
我想，他所讲的“熟识”乃指彼此之间的熟识吧。
记得第一次是在南京大学我的工作室，我面对面塑他。熊秉明先生在场，他建议“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性做进去”。我汗流浃背。杨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艺术家的心。等泥塑稿出来后，杨先生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他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弟弟是近距离看的，从生活方面更了解我。”
时隔十年，在北京我的工作室，同样是面对面塑他。翁帆和我夫人在场，杨先生泰然自若，也许他从翁帆的眼神中得到肯定。二小时后，面对塑就的胸像，杨先生对待已熟识的自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言：“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一个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自己的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塑像中那脸型，饱满的天庭，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而深情、仁厚的双眼……或立于图书馆的大厅，或伫立于大学绿色草坪，或在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客观本然的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它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十指连心，大拇指顺着形体结构的滑动，推压所形成的轨迹。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像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高适（700年-765年）的诗句：“性灵出万象”。它包涵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人世之道，也包涵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这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杨先生的气象里，还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这性灵遥接中国古圣贤思想智慧。杨先生在评述我创作的孔子像时这样写道：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坚韧生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可见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魂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在他的精神深处，且时时流露。在他的塑像落成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自己觉得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当中的一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先生心中的份量。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2001年，杨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味深长地对他的老友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作一番记载，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塑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真的塑像是自我塑造。正如我曾给杨先生的信件中所写：“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您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你自己来写”。
回顾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写“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年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他一生的成就，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令我十分崇敬的是他将珍藏的熊秉明三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变家宝为国宝。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杨先生家中，聆听其真切、睿智的预言和真理。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
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
我们将真性可以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片澄明。杨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己的汉白玉像前伫立，凝神，那微笑可算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的笑！#杨振宁# https://t.cn/A6MVLUHj
真巧，1997年5月25日，“杨振宁星”命名大会在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当时，我向杨先生介绍了我部分作品的图片，他极敏锐地看到我受红山文化、罗丹、贾科梅迪的影响，并写下“吴为山的雕塑极有创建性”。之后，他在来信中评价了我所塑造的鲁迅像、费孝通像、吴作人像。先生对雕塑艺术形与神，以及像与艺术性的问题的阐释的深刻性使我对科学大师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和对艺术的直觉感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为他塑像的问题，先生表示：等我们熟识后再塑。不久，他寄来了他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论文《美与物理学》。
熟识，我的理解是相知。而人之相知，贵心相知。要能知杨先生，对于我这个高考物理只得69分的人而言，是不可及的。然而，令我好奇与兴趣的是，杨先生谈美。在《美与物理学》文中，先生剖析了科学家论文的风格，谈科学实验中产生的美，以及物理方程与诗的共同点。他认为对美的准确规律的把握增加了实验室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学物理的人了解了像诗一样的方程意义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又十分复杂的。在谈论科学家的论文风格时，他通过狄拉克（P. Dirac, 1902—1984）的论文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与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朦胧，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探索的特点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杨先生对风格与研究方式，对结构的美和妙的不同认识，对美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的洞见。在杨先生看来，每个创造性活动都表现为一种风格，风格的强烈决定了创造者的贡献。
杨先生精辟的论述也适用于对美术家的艺术风格之理解，从很大意义上道破艺术表现的天机。我所力倡与不断实践的写意雕塑便是在模糊中、在光影浮动中、在形体的隐显凹凸中塑造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海森伯阐释世界的方法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确信杨先生对我雕塑的看法是入骨的。果然，他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其核心内容为：“吴为山一次又一次从中国三千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义。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
杨先生如此“熟识”我，他以平衡二字妙释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关系，他的点化使我在对着这位“知音”塑像时，充满自信。因为我已知，他懂我，他对我是满有信心的。
我想，他所讲的“熟识”乃指彼此之间的熟识吧。
记得第一次是在南京大学我的工作室，我面对面塑他。熊秉明先生在场，他建议“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性做进去”。我汗流浃背。杨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艺术家的心。等泥塑稿出来后，杨先生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他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弟弟是近距离看的，从生活方面更了解我。”
时隔十年，在北京我的工作室，同样是面对面塑他。翁帆和我夫人在场，杨先生泰然自若，也许他从翁帆的眼神中得到肯定。二小时后，面对塑就的胸像，杨先生对待已熟识的自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言：“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一个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自己的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塑像中那脸型，饱满的天庭，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而深情、仁厚的双眼……或立于图书馆的大厅，或伫立于大学绿色草坪，或在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客观本然的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它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十指连心，大拇指顺着形体结构的滑动，推压所形成的轨迹。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像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高适（700年-765年）的诗句：“性灵出万象”。它包涵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人世之道，也包涵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这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杨先生的气象里，还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这性灵遥接中国古圣贤思想智慧。杨先生在评述我创作的孔子像时这样写道：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坚韧生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可见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魂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在他的精神深处，且时时流露。在他的塑像落成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自己觉得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当中的一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先生心中的份量。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2001年，杨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味深长地对他的老友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作一番记载，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塑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真的塑像是自我塑造。正如我曾给杨先生的信件中所写：“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您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你自己来写”。
回顾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写“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年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他一生的成就，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令我十分崇敬的是他将珍藏的熊秉明三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变家宝为国宝。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杨先生家中，聆听其真切、睿智的预言和真理。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
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
我们将真性可以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片澄明。杨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己的汉白玉像前伫立，凝神，那微笑可算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的笑！#杨振宁# https://t.cn/A6MVLUHj
【一生粉丝无数，却在93岁拍了一部最“心碎”的片子[心]】他出生在另一个时代。在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之旅中，他历经传奇，目睹过自然世界中最壮丽的奇景和最扣人心弦的戏剧性时刻。
2019年，93岁的他拍了一部纪录片，时隔一年，又写了一本书，它们有同一个名字——《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
这段旅程，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悲剧——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螺旋式下滑。因为遥远，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切地感知到自然世界的衰退，唯有他积累了厚厚的“证据”，因为这一切就发生在他的一生当中。
“若是我明明看到了危险却一声不响，我会非常内疚。”有生之年，他剩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世人发出一份自救倡议书。
这位现年95岁高龄的老人就是大卫·爱登堡，这颗星球上的生物最年长的挚友。
因为看见 所以悲伤
爱登堡的一生，都行走在荒野中，他几乎踏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出于从小的爱好，他还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好运气。
26岁那年，他给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节目投去简历，被拒绝了。不过，有人看到他那份落选的申请信，邀他到BBC电视台工作，他选择了尝试。
那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他幸运地搭上了全球航空业起飞的顺风车，才可能去到那些隐世之地，从此享受来自大自然生命的馈赠，60年不曾间断。
很多人知晓爱登堡的名字，是因为他拍摄了许许多多享誉世界的自然纪录片。
《生命的进化》《活力星球》《生命之源》《植物的私生活》《蓝色星球》《冰冻星球》《地球脉动》……通过这些纪录片，很多人才真正认识了大自然。
在他非同寻常的职业生涯里，他始终保持着幽默，充满活力，从未有隐退之意。
可就在《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的镜头面前，那张熟悉的脸因为衰老而“下沉”，他的眼睛不时时地离开镜头，不发一言，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伤之中。
这部纪录片和同名著作与他此前所有的作品都不同，这是他经过深刻地审视，把那些“最美纪录片”背后，来自自然的哀吟，以及他所亲眼目睹的拍摄对象发生的命运变迁，说给人们听。
“现在回看我早年拍摄的影片时，我认识到，虽然当时我自觉身处荒野之中，徜徉于一个原始的自然世界，但那其实是我的幻觉。即使在那时，很多大型动物就已经非常稀少。”爱登堡在书中写道。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爱登堡都在环游世界，拍摄一部梦想已久的纪录片《生命的进化》。摄制组前往39个国家，拍摄了650个物种，走过了约250万公里。而他们明显地意识到，有些动物变得越来越难找了。
1978年，他去拍摄山地大猩猩，在非洲中部森林深处，这种动物只剩下300只。当时，小猩猩的市场需求量高，非法捕猎者为了捕捉一只小猩猩，会不惜杀死数十只成年大猩猩。
爱登堡第一次见识到生态灭迹的情景是在东南亚。1950年代，婆罗洲有3/4的土地是雨林，能看到很多红毛猩猩。但到了20世纪末，婆罗州雨林面积已经少了一半，另一半变成了单种栽培的油棕园地，那是个已死的生态系统。
他从60年前第一次见到红毛猩猩起，婆罗州的砍伐作业已将他们的数量缩减了2/3。
1990年代后期，爱登堡制作纪录片《蓝色星球》，海洋生态是它的主题。可自1950年代，大型商业渔船开始进入国际水域，捕捞世界各地的海产，到了20世纪末，渔船已捞走了大海中90%的大型鱼类。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开始消失，浅水区的海洋生态也渐渐消失。
1998年，摄制组无意间发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珊瑚礁白化现象。“期初我们觉得漂亮，后来才猛然惊觉，此景是个悲剧，因为眼前所见其实是一副副白骨。”珊瑚白化的原因是个谜，后来科学家发现，在多数发生珊瑚白化事件的地点中，都是海洋迅速变暖的地方。
2011年，爱登堡制作《冰冻星球》，那一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比他出生那年高出了0.8摄氏度，这一变化速度超过了地球过去1万年中任何时候的气温变化速度。
过去30年，北极夏季的海冰减少了30%，地球上的冰盖越来越少。
也是在那时候，爱登堡在沿俄罗斯的北冰洋海岸目睹了令他心碎的一幕：
海象的主要食物是生长在北冰洋海底几个特定地点的蛤蜊。在潜水觅食的间隙中，海象会爬到海冰上休息。
可是，现在供它们休息的海冰都融化了，结果它们只得游往远处的海滩。合适的休息地点寥寥可数。
于是，占太平洋海象总数2/3的数万头海象只能挤在同一片海滩上。密密麻麻的海象挤得喘不过气来，有些海象只得顺着岩坡爬到悬崖顶上。
离开海水的海象视力很弱，但悬崖下方大海的气味是清楚无误的，所以它们就试图抄近路进入大海。一头3吨重的海象从悬崖上翻滚下来摔死的景象令人难以忘怀……
从爱登堡1950年代拍摄纪录片至今，世界上野生动物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野性。
“这就是我的证词，这是我这一生经历过的地球退化的过程，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要是我们再不停下来，下一个时代出现的环境毁坏，将比我这一生所经历的更加严重。”
如何感知人类以外的生命
虽然爱登堡在全世界有无数的粉丝，很多人甚至是看着他的纪录片长大的，但也许鲜有人能真正体会他的内心世界。
“爱登堡的独特，是来自他孤独和心碎的一面。”资深纪录片爱好者、青年作家邓安庆告诉《中国科学报》，“因为他比我们地球上绝大多数人都活得更久，经历得更多。”
“爱登堡开始认知的世界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他最初选择从事自然纪录片工作，是出于对自然界的好奇，想要去探索。然后通过镜头告诉人们，这个星球是多么的多元，多么的壮美。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亲眼见证了曾经的伊甸园一点一点崩塌，他视为珍宝的东西一点一点破碎，那种心痛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的。”
在观看、阅读爱登堡的作品过程中，邓安庆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和自然融为了一体，“他对自然理解和思考的深刻性，远非我们这些后来者能够触达的，这是有很高门槛的。”
爱登堡在他自传的结语中写道：“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且不愿停下制作节目的脚步，最根本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比凝望自然世界并尝试去理解它，更为深刻的快乐。”
“与此同时，他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果人类再不努力，地球真的要走向危险了。而他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更想争分夺秒地去工作。”邓安庆说道。
难就难在，荒野对大众来说，太遥远了。爱登堡曾在《关于自然历史电影如何激励人们》中说过：“人们不愿意去拯救他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所以他一辈子的事业，就是用纪录片的方式进行科普教育。把科学家研究成果中的客观数字可视化，并最大程度地去激起人们情感的波澜。
可即便如此，也未必人人都能感受得到。邓安庆的体会是，要真正与人类以外的生命产生心灵上的连接，最终要靠人们走进自然界，拉近物理距离，产生直接的接触。
不必是遥远的荒野，城郊的一片田、一座山、一条河足矣，前提是要学着观察、了解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动物如何觅食，如何迁徙……当人们在现实世界产生了疑问，反过来再从更多的纪录片、书本中去寻找答案，这样不断循环往复，与自然的连接才会变得牢固，并且无论走到哪里，这个世界都是不枯燥的。
给全人类的自救倡议
201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研讨会、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近年来，年过九旬的爱登堡带着他的纪录片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他发表演讲，参与电视访谈，为人类挽救自己的最后机会奔走呼告。
爱登堡说，他用一辈子探索生物世界，终于确定了一件事，“重点不是拯救地球，而是拯救我们自己。”
当他站在30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废墟上时，他惊奇地看到森林取代了城市，野生动植物接管了那里的一切。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无论人类有过多大的失误，大自然最终都能克服一切，生物世界会顽强地活下去，人类却不能。”
那么，人类究竟应当如何自救？希望并非渺茫。爱登堡在纪录片和书的最后提出了重新野化世界、保持万物可持续性的观点，并针对国家和个人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措施。
他引用了研究地球系统的顶级科学家约翰·罗克斯特伦和威尔·斯特芬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他们探索出了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内部运作和固有弱点，发现了9条“星球界限”，包括了生物多样性损失、空气污染、臭氧层浩劫、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化学污染、化肥使用、淡水取水量、土地流转。如果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不超过这些界限，生存就是可持续的。
如果人类欲壑难填，突破其中任何一条界限，就可能动摇生命支持系统，给大自然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针对这些生态界限，爱登堡提出要转向清洁能源，科学地管理渔业、设立海洋保护区网，退耕还林，发展垂直农业，倡导更节制、更平衡的生活方式等等，而能真正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人类要超越自身对“增长”的执念。
不过，爱登堡勾勒的并非是一个“生态乌托邦”世界。因为他清楚地知晓，人类社会内部，依然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世界。
他特别提到，最近的一次研究估计，人类对生命世界的冲击几乎有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6%的人造成的。最富有的人在地球上惯常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我们必须不仅学会在地球有限资源的范围内生活，还要学会如何更均衡地分享这些资源。”
他解释，具体而言，在筹划通往可持续未来的路径时，必须要考虑人类福祉的最起码要求，包括体面住房、医疗服务、清洁饮水、安全食品、能源使用、良好教育、足够收入、政治声音和公平正义。
在他看来，这些社会条件和之前的9条生态界限一样重要，只有同时满足了，人类才能真正维持一个稳定安全的地球。只讲生态界限，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一位悲天悯人的老人给予这个时代最深切的叮嘱，让人无法不动容。#读书# https://t.cn/A6M2udpA
2019年，93岁的他拍了一部纪录片，时隔一年，又写了一本书，它们有同一个名字——《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
这段旅程，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悲剧——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螺旋式下滑。因为遥远，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切地感知到自然世界的衰退，唯有他积累了厚厚的“证据”，因为这一切就发生在他的一生当中。
“若是我明明看到了危险却一声不响，我会非常内疚。”有生之年，他剩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世人发出一份自救倡议书。
这位现年95岁高龄的老人就是大卫·爱登堡，这颗星球上的生物最年长的挚友。
因为看见 所以悲伤
爱登堡的一生，都行走在荒野中，他几乎踏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出于从小的爱好，他还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好运气。
26岁那年，他给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节目投去简历，被拒绝了。不过，有人看到他那份落选的申请信，邀他到BBC电视台工作，他选择了尝试。
那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他幸运地搭上了全球航空业起飞的顺风车，才可能去到那些隐世之地，从此享受来自大自然生命的馈赠，60年不曾间断。
很多人知晓爱登堡的名字，是因为他拍摄了许许多多享誉世界的自然纪录片。
《生命的进化》《活力星球》《生命之源》《植物的私生活》《蓝色星球》《冰冻星球》《地球脉动》……通过这些纪录片，很多人才真正认识了大自然。
在他非同寻常的职业生涯里，他始终保持着幽默，充满活力，从未有隐退之意。
可就在《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的镜头面前，那张熟悉的脸因为衰老而“下沉”，他的眼睛不时时地离开镜头，不发一言，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伤之中。
这部纪录片和同名著作与他此前所有的作品都不同，这是他经过深刻地审视，把那些“最美纪录片”背后，来自自然的哀吟，以及他所亲眼目睹的拍摄对象发生的命运变迁，说给人们听。
“现在回看我早年拍摄的影片时，我认识到，虽然当时我自觉身处荒野之中，徜徉于一个原始的自然世界，但那其实是我的幻觉。即使在那时，很多大型动物就已经非常稀少。”爱登堡在书中写道。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爱登堡都在环游世界，拍摄一部梦想已久的纪录片《生命的进化》。摄制组前往39个国家，拍摄了650个物种，走过了约250万公里。而他们明显地意识到，有些动物变得越来越难找了。
1978年，他去拍摄山地大猩猩，在非洲中部森林深处，这种动物只剩下300只。当时，小猩猩的市场需求量高，非法捕猎者为了捕捉一只小猩猩，会不惜杀死数十只成年大猩猩。
爱登堡第一次见识到生态灭迹的情景是在东南亚。1950年代，婆罗洲有3/4的土地是雨林，能看到很多红毛猩猩。但到了20世纪末，婆罗州雨林面积已经少了一半，另一半变成了单种栽培的油棕园地，那是个已死的生态系统。
他从60年前第一次见到红毛猩猩起，婆罗州的砍伐作业已将他们的数量缩减了2/3。
1990年代后期，爱登堡制作纪录片《蓝色星球》，海洋生态是它的主题。可自1950年代，大型商业渔船开始进入国际水域，捕捞世界各地的海产，到了20世纪末，渔船已捞走了大海中90%的大型鱼类。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开始消失，浅水区的海洋生态也渐渐消失。
1998年，摄制组无意间发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珊瑚礁白化现象。“期初我们觉得漂亮，后来才猛然惊觉，此景是个悲剧，因为眼前所见其实是一副副白骨。”珊瑚白化的原因是个谜，后来科学家发现，在多数发生珊瑚白化事件的地点中，都是海洋迅速变暖的地方。
2011年，爱登堡制作《冰冻星球》，那一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比他出生那年高出了0.8摄氏度，这一变化速度超过了地球过去1万年中任何时候的气温变化速度。
过去30年，北极夏季的海冰减少了30%，地球上的冰盖越来越少。
也是在那时候，爱登堡在沿俄罗斯的北冰洋海岸目睹了令他心碎的一幕：
海象的主要食物是生长在北冰洋海底几个特定地点的蛤蜊。在潜水觅食的间隙中，海象会爬到海冰上休息。
可是，现在供它们休息的海冰都融化了，结果它们只得游往远处的海滩。合适的休息地点寥寥可数。
于是，占太平洋海象总数2/3的数万头海象只能挤在同一片海滩上。密密麻麻的海象挤得喘不过气来，有些海象只得顺着岩坡爬到悬崖顶上。
离开海水的海象视力很弱，但悬崖下方大海的气味是清楚无误的，所以它们就试图抄近路进入大海。一头3吨重的海象从悬崖上翻滚下来摔死的景象令人难以忘怀……
从爱登堡1950年代拍摄纪录片至今，世界上野生动物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野性。
“这就是我的证词，这是我这一生经历过的地球退化的过程，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要是我们再不停下来，下一个时代出现的环境毁坏，将比我这一生所经历的更加严重。”
如何感知人类以外的生命
虽然爱登堡在全世界有无数的粉丝，很多人甚至是看着他的纪录片长大的，但也许鲜有人能真正体会他的内心世界。
“爱登堡的独特，是来自他孤独和心碎的一面。”资深纪录片爱好者、青年作家邓安庆告诉《中国科学报》，“因为他比我们地球上绝大多数人都活得更久，经历得更多。”
“爱登堡开始认知的世界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他最初选择从事自然纪录片工作，是出于对自然界的好奇，想要去探索。然后通过镜头告诉人们，这个星球是多么的多元，多么的壮美。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亲眼见证了曾经的伊甸园一点一点崩塌，他视为珍宝的东西一点一点破碎，那种心痛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的。”
在观看、阅读爱登堡的作品过程中，邓安庆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和自然融为了一体，“他对自然理解和思考的深刻性，远非我们这些后来者能够触达的，这是有很高门槛的。”
爱登堡在他自传的结语中写道：“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且不愿停下制作节目的脚步，最根本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比凝望自然世界并尝试去理解它，更为深刻的快乐。”
“与此同时，他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果人类再不努力，地球真的要走向危险了。而他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更想争分夺秒地去工作。”邓安庆说道。
难就难在，荒野对大众来说，太遥远了。爱登堡曾在《关于自然历史电影如何激励人们》中说过：“人们不愿意去拯救他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所以他一辈子的事业，就是用纪录片的方式进行科普教育。把科学家研究成果中的客观数字可视化，并最大程度地去激起人们情感的波澜。
可即便如此，也未必人人都能感受得到。邓安庆的体会是，要真正与人类以外的生命产生心灵上的连接，最终要靠人们走进自然界，拉近物理距离，产生直接的接触。
不必是遥远的荒野，城郊的一片田、一座山、一条河足矣，前提是要学着观察、了解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动物如何觅食，如何迁徙……当人们在现实世界产生了疑问，反过来再从更多的纪录片、书本中去寻找答案，这样不断循环往复，与自然的连接才会变得牢固，并且无论走到哪里，这个世界都是不枯燥的。
给全人类的自救倡议
201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研讨会、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近年来，年过九旬的爱登堡带着他的纪录片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他发表演讲，参与电视访谈，为人类挽救自己的最后机会奔走呼告。
爱登堡说，他用一辈子探索生物世界，终于确定了一件事，“重点不是拯救地球，而是拯救我们自己。”
当他站在30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废墟上时，他惊奇地看到森林取代了城市，野生动植物接管了那里的一切。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无论人类有过多大的失误，大自然最终都能克服一切，生物世界会顽强地活下去，人类却不能。”
那么，人类究竟应当如何自救？希望并非渺茫。爱登堡在纪录片和书的最后提出了重新野化世界、保持万物可持续性的观点，并针对国家和个人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措施。
他引用了研究地球系统的顶级科学家约翰·罗克斯特伦和威尔·斯特芬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他们探索出了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内部运作和固有弱点，发现了9条“星球界限”，包括了生物多样性损失、空气污染、臭氧层浩劫、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化学污染、化肥使用、淡水取水量、土地流转。如果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不超过这些界限，生存就是可持续的。
如果人类欲壑难填，突破其中任何一条界限，就可能动摇生命支持系统，给大自然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针对这些生态界限，爱登堡提出要转向清洁能源，科学地管理渔业、设立海洋保护区网，退耕还林，发展垂直农业，倡导更节制、更平衡的生活方式等等，而能真正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人类要超越自身对“增长”的执念。
不过，爱登堡勾勒的并非是一个“生态乌托邦”世界。因为他清楚地知晓，人类社会内部，依然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世界。
他特别提到，最近的一次研究估计，人类对生命世界的冲击几乎有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6%的人造成的。最富有的人在地球上惯常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我们必须不仅学会在地球有限资源的范围内生活，还要学会如何更均衡地分享这些资源。”
他解释，具体而言，在筹划通往可持续未来的路径时，必须要考虑人类福祉的最起码要求，包括体面住房、医疗服务、清洁饮水、安全食品、能源使用、良好教育、足够收入、政治声音和公平正义。
在他看来，这些社会条件和之前的9条生态界限一样重要，只有同时满足了，人类才能真正维持一个稳定安全的地球。只讲生态界限，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一位悲天悯人的老人给予这个时代最深切的叮嘱，让人无法不动容。#读书# https://t.cn/A6M2udpA
现在的驾驶环境怎么说呢
已经恶劣到连正常的超车都是罪过了
分享最近的两个特别有趣的案例：
1、市区因为正常超车被对方加速绕到前面狂踩刹车
这孙子多损
在前方还有长时间绿灯的情况下停车，然后闯黄灯过路口…
把我留在那里一脸懵逼的等红灯…
当时真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你说你但凡把这点聪明才智用在正道上，你也不至于还开着POLO…
2、高速上你觉得他不敢点刹车搞你了吧
就有人能发明出来比点刹车更绝的
我刚超了他，他就立刻以时速150km冲上来，在我右前方减速，保持跟我同速以后不停地轻微地在我车道附近蹭来蹭去
嘿，这哥们下三滥归下三滥，安全意识还是有的…这回这位开上蒙迪欧了，意识就是比开polo的高出这么一点。
每当我在路上遇到这类的垃圾人
第一时间一定是愤怒
但我马上会用一些方法冷静下来
比如想象会有个路飞一脸坚毅地站在挡风玻璃上对我说：“这架…绝对不能打！”
又比如想象黄秋生穿着人字拖坐在我的副驾驶上对我说：“记住，拓海，千万不要有跟人斗的心…”
当然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心地善良的人的
就比如刚刚在服务区卖小吃的阿姨
可能是看我面善
强行赠送了我三个糯米团子
那份热情让我觉得如果我不拦着她
她都要把盛团子的铁盘也给我装上了…
谢谢阿姨的温柔
我祝你将来肯定能开上比蒙迪欧更好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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