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的就是好茶吗？未必。可能只是稀少罢了——物以稀为贵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人为的炒作。[哈哈][哈哈]以前很喜欢《增广贤文》里一句话——不饮随它酒价高——看了洋洋自得，咱不是嗜酒的人，所以酒价高低与咱无关。但是没想到，人是会变的。这几年慢慢变得开始嗜茶了。。[允悲]夜读时，不沏上一壶茶，焚上一炷香，放上一段曲儿，这书还真读不进去。。[允悲][允悲]综合计算成本，这茶一点也不便宜。喝酒没人太在意酒具，但喝茶不得不重视茶具，因为好的茶具赏心悦目，的确能提升喝茶的幸福感。最近迷上缠枝莲了。。尤其是老陶泥的，那古朴典雅的范儿，让我欲罢不能啊。。[允悲][允悲]

妹妹打来电话，老家房子拆迁，补偿136万，让我回去签字取钱。136万我一分不想要，都打算留给妹妹，妻子却说：你是儿子她是女儿，女儿没资格要这笔钱。我反驳妻子说：我更没资格。

因为我迟迟不肯回老家取钱，妻子竟然和我闹分居，我也不怪妻子，她有她的想法，我却有我的考虑。妹妹确实比我更有资格得到这笔钱，不管别人怎么认为，我的想法是不可动摇的。

我今年55岁，自从大学毕业后，就在城里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我父母都是生活在农村老家，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落户到城里后，都是妹妹负责照顾二位老人。

为了照顾老人，我妹妹没有嫁出去，她是招了一个倒插门女婿，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在父母面前，尽到多少当儿子的责任，都是妹妹夫妻替我尽孝，替我在父母面前端茶送水。

我记得父亲生病那年，正赶我上工作繁忙，和领导左说右说，也只请了三天假，我回到老家后，妹妹妹夫为了体谅照顾我，没让我在医院陪护一夜，都是他们夫妻轮流守在父亲身边。

三天假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只好回城里上班，可我刚回到家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妹妹打来的电话，父亲还是去世了，临终前，老人不停叫我的小名。

我赶紧回去奔丧，但不曾想，我刚回到家，因为心情不好，又加上舟马劳顿，我竟然得了严重的感冒，不但没能帮妹妹妹夫操持父亲的葬礼，反而病倒在床，还要妹妹和妹夫来照顾。

老家有这样一种风俗，长兄才能为死去的老人端灵牌，但因为我病重在床，是妹妹代替我，端着父亲的令牌出殡的。

不仅如此，前年，已经78岁的母亲，本来很硬朗，一个月前，我还去看望过她，但没想到，也是在我回到城里，没一个礼拜，妹妹又突然打来电话，她不幸地告诉我，母亲也突发脑溢血，在昨天晚上，不声不响地就离世了。

我带上妻儿，连夜赶回老家，参加母亲的葬礼，幸好这一次，我的身体没有给我添乱，我从头到尾参加完了母亲的告别仪式。临别回城时，我给妹妹留下了一万块钱，感谢她这么多年来，替我在床前伺候父母，这一万元是我的一点心意。

妹妹说什么，也没有收下这笔钱，她说：如果把咱俩的身份换换，你也会这么做的，我当年选择留在家里，就是想照顾父母。

父母没有给我们兄妹，留下太多家产，他们一辈子平凡普通，是本本分分的农民，他们给我留下的，只有一套老房子，也已经年久失修，回到城里后，我就给妹妹转了八万块钱，让她用这笔钱，把家里的房子翻盖了。

妹妹也有这个打算，她收下了这比钱，但她对我说，这八万块算是借我的，将来会还给我。妹妹自己又拿出一部分，把老房子翻盖了。

从始至终我在心里都认为，房子与我无关，就是父母留给妹妹的，可能是我当时想的太天真，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父母，让他们立下遗嘱，父母都去世了，房子如何分配，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八天前，妹妹打来电话，说我们那个村子要整体搬迁，按房屋新旧和平米来算的话，现在的房子，大概能得到130多万补偿款，当时我在电话里就对妹妹说了，不管得到多少钱，我一分也不会要。

三天前的晚上，妹妹又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具体金额已经下来了，得到了136万补偿款，她让我回去在协议上签字，这笔钱她要和我平分。

妹妹说：房子是父母留下的，你一半我一半，公平合理。

我不想要这笔钱，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没在父母面前尽过孝，都是妹妹在他们生病的时候，照顾他们，在他们离世后，为他们操办一切，虽然我是儿子，但我并没有尽过多少孝心，都是妹妹妹夫，在父母最需要的时候，尽心尽力的替我尽着儿女的义务。

我妻子知道这件事情后，她就说我迂腐，说你没有伺候过二老，是情有可原的，现在房子拆迁得到130多万，理应有你一半。

道理虽然是这个道理，但如果我真的和妹妹平分，我会心里不安，可没想到，妻子却背着我，给妹妹打了电话，她说过两天我们就回去，在协议上签字，然后把我们应得的那部分钱带回来。

我得知这件事情后，急忙给妹妹打了电话，我说：你嫂子的话不算数，那笔钱我真的一分也不会要，道理是道理，感情是感情，我不想和你讲道理。

妹妹执意要把钱给我，我知道她的想法，一来我妹妹就是这样的人，凡事她都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愿占便宜，二来我妻子给她打了电话，她也担心因为这笔钱，我们夫妻之间闹矛盾。

这笔钱我要好还是不要好？我要怎么说服妻子，让她放弃分一半的打算？

文（网友分享）

【彭博社：中国持有正确的物种保护理念，西方应更开放地接受】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彭博社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持有正确的物种保护理念”的观点文章，其专栏作家亚当·明特（Adam Minter）通过采访荷兰瓦格宁根大学助理教授、日内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深人士安娜·莱克·朱（Annah Lake Zhu），共同探讨了“西方国家应该如何更开放地接受中国保护濒危动植物的方法”。

该文围绕红木的保护展开，明特指出西方传统的保护措施如设立保护区和贸易限制，均未能抑制需求或砍伐活动，花了十多年研究红木贸易的朱则直言，相较之下，中国优先考虑再造林和可持续利用自然的做法更奏效。朱还指出，西方的环保主义方法被许多保护区当地的人批评为“强加的限制”，违背了他们的意愿，而中国的方法不强加条件，又满足当地需求，在许多非洲国家更受青睐。

亚当·明特是彭博社社评版块“Bloomberg Opinion”的专栏作家，撰写亚洲、科技和环境有关内容。安娜·莱克·朱主要研究和撰写红木贸易方面的文章，并于今年出版新书《红木：濒危物种保护和中国在全球的崛起》，讨论西方保护濒危物种的主流方法与中国保护濒危物种方法之间的差异。

朱的新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隶属于哈佛大学的出版社在其官网上介绍此书称，它通过研究中国和马达加斯加之间蓬勃发展的红木贸易，“揭示了一种打破西方模式的环保主义方法”。该书展示了中国企业远不是简单地开采树木，而是在小心翼翼地管理有价值的森林，并尝试大规模的新种植。这种可持续利用范式与西方主导的非政府组织所偏好的环保规范截然不同，后者的贸易禁令引发了投机和高昂的价格，甚至鼓励了犯罪活动。

哈佛大学出版社在最后点评称，凭借多年在中国和马达加斯加的实地考察，朱以严谨的眼光审视了在一个不再被西方主宰的世界里，环保主义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而朱的这本新书内容也是亚当·明特此次与她对话的重点。在这篇文章开头，明特就指出随着红木估值螺旋式上升，森林被砍伐，西方传统的保护措施，如保护区和贸易限制，都未能抑制需求或砍伐活动。对此，朱在新书《红木》中指出，优先考虑重新造林和可持续利用自然的中国方法更为有效。

究其原因，朱在随后的采访中提到西方环保主义方法的问题：目前西方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强调设立保护区，这意味着将人排除在特定区域外，不让他们砍伐树木或种植作物。而根据她与这些保护区周围的人交谈，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批评是“强加的限制”，违背他们的意愿。

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的保护方法，朱告诉明特，它意味着在不强加条件的情况下满足当地需求，这对非洲人民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朱还直言，尽管西方经常把它描绘成负面的，但总的来说，至少对非洲决策者而言，他们非常认同它。

朱进一步解释了中国物种保护方法的优势，表示中国对大熊猫、老虎等采取圈养繁育，对红木的保护则是提倡种植而非禁止采伐，发展种植基地或某种种植农业。朱指出，这种模式实际上非常成功，它比单纯的红木种植更多样化，是一种完整的森林经济，还包括茶、蜂蜜和草药。另外，朱补充称，中国现在正在国内大规模实践这一模式，并开始将这种模式输出到国外。

除了朱的认同，明特也对中国保护物种的方式给予肯定。他点评称，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就红木开发了可持续的合法来源，发展了相关产业，甚至设法弥补了在地下交易中丢失的税收，其中有许多好处反过来也惠及了拥有野生红木储备的国家。对许多非洲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比西方传统的保护措施更可取，好比是在红木市场和保护物种愿望之间达成一个良好的妥协方案。

朱赞同明特的观点，她指出，比起西方简单地封锁一些地区的土地，又花费大量的军事资金来防止砍伐，中国的做法更值得采用。她介绍称，红木种植园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与短期伐木相比，它对土地的利用要好得多，并且可以进行管理，不让所有树木都被砍伐，因此还可以种植其他短期物种。“这就是马达加斯加人想要做的事情。”

除了谈及中国对红木的保护方式，两人在采访中还讨论了中国“生态文明”的概念。明特指出，它作为构建中国特有的环保方式的总体框架，并未大举效仿西方环保主义的做法，也没有为了保护自然而试图将人类与自然隔绝开来。

朱进一步阐述称，她认为这个概念区别了中国和西方的环保工作，它来自于中国思想和中式思维，即人类和非人类之间并没有这种哲学上的二分法，中国也并没有同样的哲学传统把“自然”分离出来，所以在中国，完全原始的自然环境并不被认为是更可取的。

此外，两人还讨论了西方效仿中国保护物种方式的可能性。对此，朱一方面乐观认为，一旦西方人意识到他们的保护方式并不是一种普遍可取的方法，它有它的局限性，“事情就容易多了”。但另一方面，朱直言，虽然她希望西方与中国能就不同的环境和濒危物种保护方法进行更多的对话，但她对实现这一目标并不乐观，因为一旦与中国有关，西方就很难不带着负面情绪或恶意污名化。

朱感叹道：“我们似乎远不能真正考虑中国人民或中国政府的观点，而不带着负面情绪。我认为这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