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日本侵华究竟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利用战争与假借考古之名，疯狂盗掘中国文物】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在历史长河中，有数百万件甚至上千万件的中国文物流落于世界上 47 个国家，其中最庞大的留落地，就是同属亚洲的日本。
日本掠夺中国的国宝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倭寇侵扰，但真正开始大规模地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当时日军将司令部设在北京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里面的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 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据资料，仅日军联队长栗屋大佐就掠走了文徵明绘画 1 卷，明代铜制香炉 1 个，玉器 10 件等。
“九一八事变”前的几十年，利用战争抢掠他国有价值的文化名品逐渐成为日本的自觉行动，他们把掠夺中国文物与培养日本文化根基、“雄进国家财产”和“发扬国威”联系起来。
1902 年至 1914 年，日本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西本愿寺派第 22 世门主（住持）大谷光瑞（他也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三次探险的队员共有 18 人，历时5 年零 11 个月，行程 1.8 万公里，足迹遍布中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 40 余座城镇，294 个佛迹点。“大谷探险队”通过乱挖、乱掘和切割等破坏手段，大量窃取、掠夺中国地上地下文物宝藏。其中较突出的是 9 具人体标本和 5 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以及公元 500—
640 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
他的手下还买通王圆箓道士，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大谷探险队”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
疯狂盗掘使中国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破坏与洗劫，三次“探险”，到底窃取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没有确切的数字。仅第三次“探险”，有记载表明：共窃取文物 86 箱，重达 6731 公斤，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大谷自称所获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类别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
这种假借考古、田野调查、探险的名义对中国文物进行劫掠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如 1905 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的行动，一直延续到 1911 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等；1931 年发掘了营城子汉墓，临摹了古坟壁画，收罗了许多文物。1933 年 6 月8 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3 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1935 年，日本考古队在辽祖耶律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耶律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
1936 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査。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走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 5600 件，石刻资料 8000 件。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
其他如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东亚文化协会的原田淑人等发掘北魏平城遗址、邯郸赵王城、齐国故城、滕薛二国故城、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周口店和殷墟遗址，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在大同等地的发掘。仅在辽宁、吉林等地，就有为数达17 起之多的盗掘。
1929 年前后，一本叫《亚细亚写真大观》的摄影月刊风靡日本。该月刊前后发表了几千幅拍摄于 1924 年至 1932 年的照片，内容主要以中国为拍摄对象，并以中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所谓“满蒙”地方的照片占大多数。这些照片均出自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情报课直接指导下的情报人员岛崎役治之手。此人的公开身份是日本设在大连的“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的专业摄影社员，该社的首席“名誉赞助员”就是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其他“名誉赞助员”“评议员”如头山满（日本极右翼首领、“大东亚共荣圈”的疯狂鼓吹者）、清浦奎吾（两任日本首相、反华元老）、斋藤实（日本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陆军大臣）、白鸟库吉（日本东洋史学家、考古学家）、山崎直方（日本地理学家）、鸟居龙藏（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等人，不是策动侵华战争的实权人物，就是精通中国文化历史的大学教授。其险恶的军事、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
在这些照片中，中国每个省、市重要的建筑物、各行业人群，乃至大城市中的火车站里的客货站、海港码头、市内交通及公路设施、中心广场、商业中心街、重要厂矿、名胜古迹标志、日本在华“纪念物”（如塑像、墓碑之类）都在必摄之列。
这些照片大多数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但作为侵略时占领一城一池的需要和劫掠中国文物，却很有实用价值。
就以 1928 年的照片为例，岛崎氏有一篇《济南摄影行》的杂记附录在当时的“写真大观”刊上。“五三惨案”后，济南沦陷，日军就是按照这些情报资料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 2 尊北齐石佛、2 尊北齐菩萨雕像和 2 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他们早已不满足于假借考古的名义在“满蒙”和华北偷盗文物，而是有计划有目标地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公开劫掠。日军侵占东北不久，便以“保护”为名派宪兵闯进沈阳故宫，掠走清代文溯阁的《四库全书》。日本人因为前面对中国文物古迹进行了详细的摸底和调查研究，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知道哪些文物值得拿，哪些不值得拿”。（文/南 晨）（未完待续）
日本掠夺中国的国宝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倭寇侵扰，但真正开始大规模地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当时日军将司令部设在北京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里面的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 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据资料，仅日军联队长栗屋大佐就掠走了文徵明绘画 1 卷，明代铜制香炉 1 个，玉器 10 件等。
“九一八事变”前的几十年，利用战争抢掠他国有价值的文化名品逐渐成为日本的自觉行动，他们把掠夺中国文物与培养日本文化根基、“雄进国家财产”和“发扬国威”联系起来。
1902 年至 1914 年，日本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西本愿寺派第 22 世门主（住持）大谷光瑞（他也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三次探险的队员共有 18 人，历时5 年零 11 个月，行程 1.8 万公里，足迹遍布中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 40 余座城镇，294 个佛迹点。“大谷探险队”通过乱挖、乱掘和切割等破坏手段，大量窃取、掠夺中国地上地下文物宝藏。其中较突出的是 9 具人体标本和 5 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以及公元 500—
640 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
他的手下还买通王圆箓道士，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大谷探险队”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
疯狂盗掘使中国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破坏与洗劫，三次“探险”，到底窃取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没有确切的数字。仅第三次“探险”，有记载表明：共窃取文物 86 箱，重达 6731 公斤，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大谷自称所获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类别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
这种假借考古、田野调查、探险的名义对中国文物进行劫掠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如 1905 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的行动，一直延续到 1911 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等；1931 年发掘了营城子汉墓，临摹了古坟壁画，收罗了许多文物。1933 年 6 月8 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3 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1935 年，日本考古队在辽祖耶律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耶律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
1936 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査。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走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 5600 件，石刻资料 8000 件。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
其他如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东亚文化协会的原田淑人等发掘北魏平城遗址、邯郸赵王城、齐国故城、滕薛二国故城、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周口店和殷墟遗址，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在大同等地的发掘。仅在辽宁、吉林等地，就有为数达17 起之多的盗掘。
1929 年前后，一本叫《亚细亚写真大观》的摄影月刊风靡日本。该月刊前后发表了几千幅拍摄于 1924 年至 1932 年的照片，内容主要以中国为拍摄对象，并以中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所谓“满蒙”地方的照片占大多数。这些照片均出自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情报课直接指导下的情报人员岛崎役治之手。此人的公开身份是日本设在大连的“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的专业摄影社员，该社的首席“名誉赞助员”就是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其他“名誉赞助员”“评议员”如头山满（日本极右翼首领、“大东亚共荣圈”的疯狂鼓吹者）、清浦奎吾（两任日本首相、反华元老）、斋藤实（日本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陆军大臣）、白鸟库吉（日本东洋史学家、考古学家）、山崎直方（日本地理学家）、鸟居龙藏（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等人，不是策动侵华战争的实权人物，就是精通中国文化历史的大学教授。其险恶的军事、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
在这些照片中，中国每个省、市重要的建筑物、各行业人群，乃至大城市中的火车站里的客货站、海港码头、市内交通及公路设施、中心广场、商业中心街、重要厂矿、名胜古迹标志、日本在华“纪念物”（如塑像、墓碑之类）都在必摄之列。
这些照片大多数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但作为侵略时占领一城一池的需要和劫掠中国文物，却很有实用价值。
就以 1928 年的照片为例，岛崎氏有一篇《济南摄影行》的杂记附录在当时的“写真大观”刊上。“五三惨案”后，济南沦陷，日军就是按照这些情报资料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 2 尊北齐石佛、2 尊北齐菩萨雕像和 2 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他们早已不满足于假借考古的名义在“满蒙”和华北偷盗文物，而是有计划有目标地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公开劫掠。日军侵占东北不久，便以“保护”为名派宪兵闯进沈阳故宫，掠走清代文溯阁的《四库全书》。日本人因为前面对中国文物古迹进行了详细的摸底和调查研究，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知道哪些文物值得拿，哪些不值得拿”。（文/南 晨）（未完待续）
#大象的足迹#
带着对汕头牛肉的美好回忆，继续向前，去福建。旅行的回忆，有个人的，也有家族的。路过漳州，带孩子去赵家堡看看，我们与他们不同支，城堡建于明万历，保存的还好，至今还有赵氏后人居住。
说到历史，福州的三坊七巷，可以去看看，冰心故居，林则徐故居，适合带孩子探访一下，可惜船政博物馆没开，我只能口头给孩子讲讲甲午时代的风云了。
福州的小吃比较多，跟沙县小吃不是一回事。鱼丸汤值得尝尝，与外地不同的是，它是有馅料的。福州菜，有地方特色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虾姑盖菜汤，可惜时节不对，现在吃不到。
本地的特产，在外地尤其北方，极富盛名而本地人不怎么喝的，就是茉莉花茶，对的，花茶的起源在福州，算是复配茶里最有名气的单品了。这些年，铁观音，岩茶，正山小种，白茶，福建茶叶，各领风骚几多年。
福建，是建福发祥之地。有容，无欲，即是福寿。
带着对汕头牛肉的美好回忆，继续向前，去福建。旅行的回忆，有个人的，也有家族的。路过漳州，带孩子去赵家堡看看，我们与他们不同支，城堡建于明万历，保存的还好，至今还有赵氏后人居住。
说到历史，福州的三坊七巷，可以去看看，冰心故居，林则徐故居，适合带孩子探访一下，可惜船政博物馆没开，我只能口头给孩子讲讲甲午时代的风云了。
福州的小吃比较多，跟沙县小吃不是一回事。鱼丸汤值得尝尝，与外地不同的是，它是有馅料的。福州菜，有地方特色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虾姑盖菜汤，可惜时节不对，现在吃不到。
本地的特产，在外地尤其北方，极富盛名而本地人不怎么喝的，就是茉莉花茶，对的，花茶的起源在福州，算是复配茶里最有名气的单品了。这些年，铁观音，岩茶，正山小种，白茶，福建茶叶，各领风骚几多年。
福建，是建福发祥之地。有容，无欲，即是福寿。
【捷报频传显雄风——开封公安连续攻克10起命案积案透视】6月29日晚，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和祥符区公安局侦查员在历经9天转战3省多个县乡村艰苦查证后，胜利返汴，发生在26年前的“1994·8·11”命案也由此宣告成功破获。
至此，短短半年时间，开封警方就连续侦破10起命案积案，其中5起居然是在20多天里相继“拿下”，这再次彰显了开封公安能征善战的优良作风，也为“云剑——2020”行动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选准目标，显示了智慧和眼光；自我加压，体现了责任和担当；连战皆捷，说明了能力和作风。
早在2019年年底，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马中虎和市公安局党委一班人在筹划2020年工作时，就把开展命案积案攻坚，作为新一年主要目标，甚至把2020年定为“命案积案攻坚年”。
梳理出的命案积案，短的超过十几年，长的已跨30年，选择这些案件作为攻坚目标，确实具有“风险”，也确实需要勇气。
马中虎和市公安局党委一班人之所以有这个勇气，是因为他们具有清醒的认识——这些积案是犯罪分子对受害人欠下的债，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公安机关对人民群众欠下的债，要捍卫公平正义、要震慑和打击犯罪、要真正提升群众的安全感，这些债必须还。之所以有这个勇气，还因为他们有底气——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开封公安人青丝变白发，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些案件的苦苦追索，已经奠定了一定基础，技术的进步也逐渐弥补了当年的不足，加之开封公安几十年来在屡破大案中养成了能征善战的作风、具备了可信赖的攻坚能力。这些，都促使他们敢于向全市人民作出庄重承诺。
传统与科技结出强大战力
如今，“科技+脚板”已成了对基层公安派出所的要求，其实，这在命案积案攻坚中也同样具有重大作用。祥符区“2006·3·27”无名尸案的最终告破就得益于此。
2006年3月27日上午，开封县（现祥符区）罗王乡大时砦村外的一口机井里发现一具上身赤裸的女尸。当民警闻讯赶到时，女尸已被群众打捞上来，现场也因此被破坏，除了发现两行足迹、提取到极少物证外，别无线索，连尸源也无法判定。通俗点讲，这就是常说的“无头案”。
“无头案”也不能让开封公安放弃。包括受害人在内的两行足迹伴行甚远，说明凶手和被害人相识；受害人内裤既肮脏又反穿，说明她异于常人；凶手徒手扼颈至被害人死亡，说明其可能是临时起意；周围群众无人认识受害人，说明其可能来自外地。
后来的侦破结果证明当时的侦查方向正确，可是在当时条件下，死者身份始终无法确定，这像一座大山堵死了侦查之路。
2019年12月，“2006·3·27”无名尸案成为攻坚目标，当年提取的物证也再次被摆上案头。时间已过去13年，发现新线索的可能微乎其微，还有希望吗？
“哪怕有一丝可能，都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张慧勇、刑技支队支队长孙占奇毫不动摇。曾屡为大案侦破提供支撑的刑技支队副支队长李栩文、技术员刘号一头扎进工作室。
十几年来已取得长足进步的刑事技术使他们终于从极不起眼的细微之处发现了端倪，侦查员当即赶赴周口郸城排查，而后又根据在这里获取的线索，转战安徽太和圈定侦查范围。就这样，科技提供支撑，侦查员凭双脚核查，疑点出现在哪里，民警的脚步就奔波到哪里，逐条排查线索，层层剥茧抽丝，最终发现太和县王某民精神异常的妻子在当年案发前走失，而王某民的弟弟王某州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目标明确、证据扎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张巨恒和祥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沈泉立即前往，将王某州成功抓获。
经讯问，王某州交代，由于其嫂子精神不正常，发病时常有暴力举动，王某州担心伤及侄子，就悄悄诱骗嫂子外出，意图将其丢弃于外地。后来，见企图始终不能得逞，杀心顿起，趁和嫂子发生关系之机，突然将其扼死投入井中。
“2006·3·27”案件告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支队长曹放闻讯，长出一口气：“压在我心里十几年的石头，终于搬掉了。”
持之以恒终克坚
无论是侦破“2006·3·27”命案，还是攻克震惊一时的通许“1999·1·5”持枪抢劫杀人案（详见本媒6月15日报道），都是直到最后才揭开凶犯面纱，与此不同，“1990·4·25”命案嫌疑人最初就很明确，而30年后终于将其抓获，靠的是公安人特有的持之以恒的韧劲儿。
1990年4月25日下午，相国寺大市场，杨某国因生意纠纷，在打斗中持刀刺死、刺伤各一人。
案发后，杨某国迅速逃离现场，从此不知去向。30年间，市公安局、鼓楼公安分局多次派人赶赴杨某国可能藏身的浙江、新疆调查，却始终捕捉不到他的音讯。
今年2月，鼓楼公安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杨威峰根据命案积案攻坚战要求梳理、比对线索时，突然发现陕西西安的马某强和杨某国有相似点。闻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立即和鼓楼公安分局一起展开深度研判。经过深入调查发现，马某强和杨某国有多处信息吻合。
难道马某强就是杨某国？判断必须慎重。调查显示，马某强名下有多家企业，身价不菲。眼下距案发已过去30年，算来杨某国已是58岁，即便是当年熟知他的人，这么久不见也难以辨认，万一判断失误，岂不给无辜的马某强及其企业造成不良后果？
“攻克经年积案，一定要秉承认真谨慎的原则，研判要细、断定要准，决不能因为我们的失误给无辜群众带来损失，但也不能因我们的畏手畏脚使嫌疑人逍遥法外。拿准了，无论是谁，无论跑多远、藏多深，都必须捉拿归案。”关键时刻，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马中虎和副局长张良民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张慧勇立即组织专案人员制订了详尽的排查核实方案。
2月中旬，鼓楼公安分局副局长郑涛、刑侦大队大队长李鑫磊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刘东伟赶赴西安，围绕马某强进行深入排查，最后断定，马某强就是杨某国。
潜逃30年的命案逃犯终于浮出水面，消息传来，群情振奋。3月3日，郑涛、李鑫磊、刘东伟等再赴西安，实施抓捕。不料，当他们赶至西安，却得知杨某国因家庭矛盾，躲进山区散心了。“我们已经找了30年，不能再等，进山。”几个人循踪急追。谁知，就在进山途中，驾车返回的杨某国却和他们擦肩而过，见状，郑涛他们又掉头追赶。
这真是警匪大片里才会出现的一幕，但这一幕的背后，是开封公安人时刻担于肩头的责任，是他们心中积蓄了30年的急切之情。
3月5日下午，杨某国刚刚回到他的典当行，开封民警就追踪而至。面对这一幕，杨某国叹息一声：“30年，我转逃几个省市，挖空心思伪造身份，也成了老板，最后还是没躲过去。30年，你们真有这个心劲儿。”
为了破获“1994·8·11”命案，祥符区公安局仇楼派出所所长任小营、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谢保民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项广耀，从6月21日起，在9天时间里转战江西、山西等3省近10个市县乡村调查取证，更是显示了开封公安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善于连续作战的传统。
凭着精湛的技术，凭着持之以恒的韧劲，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担当精神，半年来，开封公安相继攻克了通许县“1999·1·5”和“2004·12·1”、祥符区“2006·3·27”和“1994·8·11”、尉氏县“1990·12·3”、杞县“2003·10·27”、示范区“1997·6·9”和“1992·8·31”、兰考县“1996·4·24”、鼓楼区“1990·4·25”等10起命案。半年连续攻克10起命案积案，这是开封公安忠诚的体现、是践行打造“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的公安队伍要求的体现，有这样的队伍，开封的平安大局、群众的安居乐业就有充分保障。
至此，短短半年时间，开封警方就连续侦破10起命案积案，其中5起居然是在20多天里相继“拿下”，这再次彰显了开封公安能征善战的优良作风，也为“云剑——2020”行动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选准目标，显示了智慧和眼光；自我加压，体现了责任和担当；连战皆捷，说明了能力和作风。
早在2019年年底，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马中虎和市公安局党委一班人在筹划2020年工作时，就把开展命案积案攻坚，作为新一年主要目标，甚至把2020年定为“命案积案攻坚年”。
梳理出的命案积案，短的超过十几年，长的已跨30年，选择这些案件作为攻坚目标，确实具有“风险”，也确实需要勇气。
马中虎和市公安局党委一班人之所以有这个勇气，是因为他们具有清醒的认识——这些积案是犯罪分子对受害人欠下的债，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公安机关对人民群众欠下的债，要捍卫公平正义、要震慑和打击犯罪、要真正提升群众的安全感，这些债必须还。之所以有这个勇气，还因为他们有底气——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开封公安人青丝变白发，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些案件的苦苦追索，已经奠定了一定基础，技术的进步也逐渐弥补了当年的不足，加之开封公安几十年来在屡破大案中养成了能征善战的作风、具备了可信赖的攻坚能力。这些，都促使他们敢于向全市人民作出庄重承诺。
传统与科技结出强大战力
如今，“科技+脚板”已成了对基层公安派出所的要求，其实，这在命案积案攻坚中也同样具有重大作用。祥符区“2006·3·27”无名尸案的最终告破就得益于此。
2006年3月27日上午，开封县（现祥符区）罗王乡大时砦村外的一口机井里发现一具上身赤裸的女尸。当民警闻讯赶到时，女尸已被群众打捞上来，现场也因此被破坏，除了发现两行足迹、提取到极少物证外，别无线索，连尸源也无法判定。通俗点讲，这就是常说的“无头案”。
“无头案”也不能让开封公安放弃。包括受害人在内的两行足迹伴行甚远，说明凶手和被害人相识；受害人内裤既肮脏又反穿，说明她异于常人；凶手徒手扼颈至被害人死亡，说明其可能是临时起意；周围群众无人认识受害人，说明其可能来自外地。
后来的侦破结果证明当时的侦查方向正确，可是在当时条件下，死者身份始终无法确定，这像一座大山堵死了侦查之路。
2019年12月，“2006·3·27”无名尸案成为攻坚目标，当年提取的物证也再次被摆上案头。时间已过去13年，发现新线索的可能微乎其微，还有希望吗？
“哪怕有一丝可能，都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张慧勇、刑技支队支队长孙占奇毫不动摇。曾屡为大案侦破提供支撑的刑技支队副支队长李栩文、技术员刘号一头扎进工作室。
十几年来已取得长足进步的刑事技术使他们终于从极不起眼的细微之处发现了端倪，侦查员当即赶赴周口郸城排查，而后又根据在这里获取的线索，转战安徽太和圈定侦查范围。就这样，科技提供支撑，侦查员凭双脚核查，疑点出现在哪里，民警的脚步就奔波到哪里，逐条排查线索，层层剥茧抽丝，最终发现太和县王某民精神异常的妻子在当年案发前走失，而王某民的弟弟王某州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目标明确、证据扎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张巨恒和祥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沈泉立即前往，将王某州成功抓获。
经讯问，王某州交代，由于其嫂子精神不正常，发病时常有暴力举动，王某州担心伤及侄子，就悄悄诱骗嫂子外出，意图将其丢弃于外地。后来，见企图始终不能得逞，杀心顿起，趁和嫂子发生关系之机，突然将其扼死投入井中。
“2006·3·27”案件告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支队长曹放闻讯，长出一口气：“压在我心里十几年的石头，终于搬掉了。”
持之以恒终克坚
无论是侦破“2006·3·27”命案，还是攻克震惊一时的通许“1999·1·5”持枪抢劫杀人案（详见本媒6月15日报道），都是直到最后才揭开凶犯面纱，与此不同，“1990·4·25”命案嫌疑人最初就很明确，而30年后终于将其抓获，靠的是公安人特有的持之以恒的韧劲儿。
1990年4月25日下午，相国寺大市场，杨某国因生意纠纷，在打斗中持刀刺死、刺伤各一人。
案发后，杨某国迅速逃离现场，从此不知去向。30年间，市公安局、鼓楼公安分局多次派人赶赴杨某国可能藏身的浙江、新疆调查，却始终捕捉不到他的音讯。
今年2月，鼓楼公安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杨威峰根据命案积案攻坚战要求梳理、比对线索时，突然发现陕西西安的马某强和杨某国有相似点。闻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立即和鼓楼公安分局一起展开深度研判。经过深入调查发现，马某强和杨某国有多处信息吻合。
难道马某强就是杨某国？判断必须慎重。调查显示，马某强名下有多家企业，身价不菲。眼下距案发已过去30年，算来杨某国已是58岁，即便是当年熟知他的人，这么久不见也难以辨认，万一判断失误，岂不给无辜的马某强及其企业造成不良后果？
“攻克经年积案，一定要秉承认真谨慎的原则，研判要细、断定要准，决不能因为我们的失误给无辜群众带来损失，但也不能因我们的畏手畏脚使嫌疑人逍遥法外。拿准了，无论是谁，无论跑多远、藏多深，都必须捉拿归案。”关键时刻，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马中虎和副局长张良民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张慧勇立即组织专案人员制订了详尽的排查核实方案。
2月中旬，鼓楼公安分局副局长郑涛、刑侦大队大队长李鑫磊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刘东伟赶赴西安，围绕马某强进行深入排查，最后断定，马某强就是杨某国。
潜逃30年的命案逃犯终于浮出水面，消息传来，群情振奋。3月3日，郑涛、李鑫磊、刘东伟等再赴西安，实施抓捕。不料，当他们赶至西安，却得知杨某国因家庭矛盾，躲进山区散心了。“我们已经找了30年，不能再等，进山。”几个人循踪急追。谁知，就在进山途中，驾车返回的杨某国却和他们擦肩而过，见状，郑涛他们又掉头追赶。
这真是警匪大片里才会出现的一幕，但这一幕的背后，是开封公安人时刻担于肩头的责任，是他们心中积蓄了30年的急切之情。
3月5日下午，杨某国刚刚回到他的典当行，开封民警就追踪而至。面对这一幕，杨某国叹息一声：“30年，我转逃几个省市，挖空心思伪造身份，也成了老板，最后还是没躲过去。30年，你们真有这个心劲儿。”
为了破获“1994·8·11”命案，祥符区公安局仇楼派出所所长任小营、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谢保民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项广耀，从6月21日起，在9天时间里转战江西、山西等3省近10个市县乡村调查取证，更是显示了开封公安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善于连续作战的传统。
凭着精湛的技术，凭着持之以恒的韧劲，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担当精神，半年来，开封公安相继攻克了通许县“1999·1·5”和“2004·12·1”、祥符区“2006·3·27”和“1994·8·11”、尉氏县“1990·12·3”、杞县“2003·10·27”、示范区“1997·6·9”和“1992·8·31”、兰考县“1996·4·24”、鼓楼区“1990·4·25”等10起命案。半年连续攻克10起命案积案，这是开封公安忠诚的体现、是践行打造“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的公安队伍要求的体现，有这样的队伍，开封的平安大局、群众的安居乐业就有充分保障。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