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悟005】

中国传统文化是君子文化，其尺度很高，并非普通大众所能达到。所谓君子，与圣人相当，都属于劳心者，是治人的人，讲究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礼贤下士等“克己”表率行为。所以高标准严要求，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理想人格品质。最高是君子、圣人，其次是士阶层、地方贤达、师者，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基本力量，营造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力量和浓厚风气。德治、礼治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行几千年，这种君子文化功不可没。即使社会重视法治，也改变不了德礼之治共同营造的这种文化风气和社会传统。“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者都做得很好就是君子圣人，或者是在去往君子圣人的路上，一般都是“兼济天下”的情怀，部分做到或者途中受挫就会退而求其次，或佛或道，虽然只能说说好话做不了好事，但却能独善其身。这还都是在维护社会良心，也不错。 https://t.cn/RyhTt4x

礼治社会并不指的是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绘的那种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代表慈悲或者是文明，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
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要被用火烧死。在缅甸有些地方，男子成年时需要杀几个人头来完成成年礼。在旧小说里面，需要杀人来祭旗，这是军礼。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来可能是很残酷的。

苏轼高中榜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忧而不伤，威而不怒”，这句题外话还是极好的）：以尚书大禹谟“罪疑为轻，赏疑为重”立论，其实可以同时导向礼治、法治，东坡的选择是前者——“爵禄不足以劝，刀锯不足以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我们不指望子瞻先生跨越历史的局限，但要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1.法律的刚性是法治的必要条件，刑律若能宽松，民商法岂不是要随便到无法无天？2.法律本身也有时候需要“严定罪、宽量刑”，但法治要求法律以罪罚相称为一般。3.“罪疑为轻”还隐含着以轻判代追查的误区，从而与“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相悖。总之，礼治预设的“君子之道”随意性太强，不但对司法实践造成麻烦，而且还自动忽略了政府职能的边界。相比之下，法治则是“有所不为，有所必为”！#法治##法律##人治##儒家##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