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开启太空竞逐新时代
据美国太空网9月16日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一艘火箭飞船15日从佛罗里达州升空，约10分钟到达轨道，随后安全降落在位于大西洋的一个着陆平台上。此次名为“灵感四号”的太空飞行是SpaceX所有者埃隆·马斯克的新轨道旅游业务的首次飞行，也意味着该公司相对于竞争对手取得了领先优势——理查德·布兰森的维珍银河公司和杰夫·贝佐斯的蓝色起源公司今年7月也启动了各自的私人太空旅行服务。这3位顶级富豪拉开了私人太空旅游时代的新序幕。
这些奔赴太空的旅程向许多投资者和企业家表明，由SpaceX引领的太空商业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会比最初想象的来得更快，产生的影响也更大。
发射引爆产业腾飞
上述私人航天公司大都成立于约20年前，他们的远大目标是定期开展太空旅游飞行或在轨道上建造工厂。不管现在是否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了自己的野心，他们迄今所做的正从根本上改变私人企业在太空产业领域扮演的角色。
像SpaceX和2006年成立的洛杉矶火箭实验室这样的老牌航天公司，改进最多的是火箭发射。通过降低火箭发射的相关成本，大大提高了火箭的发射频率，激发了其他企业家的热情和灵感。比如，位于长滩的相对论太空公司希望制造3D打印火箭；位于西雅图的斯托克航天技术公司希望用SpaceX的可回收机器制造出一个完全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主要进入壁垒的消除，让这些火箭发射公司为领域里其他公司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让他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疆拓土”。正如计算机的进步和光纤网络的大规模建设在上世纪90年代引发了互联网热潮一样，风险资本家预测，同样的事情也将在太空经济领域发生。来自市场调查公司太空资本的数据显示，仅2021年上半年，投资者就在230宗交易中向该行业投入了近150亿美元，且自2013年以来已投入370亿美元。
市场也开始出现一些新气象，慢慢引爆了整个行业。托克航天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安迪·拉普萨说：“这是太空生态系统的复兴时期。太空开发已经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商业领域，而且，从来没有一个商业领域像现在的太空领域这样前景广阔。”
创始人基金会负责人迪利安·阿斯波乌霍夫也赞同这一说法，他补充说：“我们现在正在见证太空2.0的开始。”
更多新机遇喷涌而出
在成为投资者之前，阿斯波乌霍夫本人也是一家公司的创始人，他希望能从未来的经济中赚得盆满钵满。他说，如果不是站在蓝色起源公司和SpaceX公司等“巨人的肩膀”上，他的初创公司Varda甚至不会诞生。
今年7月份，Varda公司完成了4200万美元的融资，希望进入风投们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太空制造业。Varda计划为那些想改善制造效果的公司提供“微重力服务”。阿斯波乌霍夫说，“微重力”环境可以更好地生产用于半导体、光纤和制药的原材料，国际空间站一直在测试这一点，希望为站上的宇航员带来好处。
Varda另一位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威尔·布吕埃表示：“航天发射行业和航天系统行业已经成熟，我们现在可以开辟航天服务业这一新领域。”Varda认为，在太空旅游真正起飞之前，制造业将成为下一个获得稳定发展的太空产业。
对太空制造业感兴趣的不仅包括那些专注于科技领域的风投公司，科斯拉风险投资公司（专注于信息科技和医疗等领域投资）、通用催化风投以及其他更多多面手风投公司也看到了其潜力。
另一个风投密切关注的领域是卫星。太空资本提供的数据显示，卫星在风投资金中所占份额仅次于火箭公司，仅2021年第二季度就投资了19亿美元。科学家们在建造更小、更便宜、可以廉价发射的卫星方面取得的进展为围绕航天器的一系列可能性打开了大门。阿斯波乌霍夫设想，未来的整个太空经济将以卫星为中心，从卫星加油站到修理机器人，再到卫星出租服务等。SpaceX在制造卫星方面的表现越来越好，制造速度也越来越快，火箭实验室和Loft轨道公司等正在提供“卫星即服务”这一商业模式的标准化平台。阿斯波乌霍夫预测，卫星的爆发式发展将促使更多创新在未来涌现。
顶尖人才呈井喷之势
这场亿万富翁太空竞赛所做的不仅仅是为创业公司提供一个发展平台，还为公司和该产业培养了大量人才。上述许多公司的创始人都曾是蓝色起源公司或SpaceX的工程师。蓝色起源公司前引擎主管拉普萨说，在大型航天公司的工作经历让他们看到了市场的缺口和商机，对于SpaceX公司前航天器操作员布吕埃来说，创办Varda使他能将自己在创业公司的经历与对太空的热爱结合起来。
亿万富翁太空公司的员工们希望用他们学到的知识创造下一个商机，续写各种创业神话。就像Facebook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离开公司10年后，创办软件公司Asana再战江湖；国防公司Palantir则由贝宝前员工所创。在筹集了数亿美元的风险资本后，这两家公司现在都已上市。
尽管如此，投资者仍谨慎地指出，太空产业仍有许多领域看起来有点像“海市蜃楼”，比如小行星采矿或殖民火星等构想。但由亿万富翁们发起的太空领域的最新竞赛，则是未来创新浪潮的基础。一家太空创业公司合伙人乔希·沃尔夫说：“整个太空生态系统正在逐步进化，十到二十年后，技术的进步和财富的暴增会让你大吃一惊。”
来源：科技日报
据美国太空网9月16日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一艘火箭飞船15日从佛罗里达州升空，约10分钟到达轨道，随后安全降落在位于大西洋的一个着陆平台上。此次名为“灵感四号”的太空飞行是SpaceX所有者埃隆·马斯克的新轨道旅游业务的首次飞行，也意味着该公司相对于竞争对手取得了领先优势——理查德·布兰森的维珍银河公司和杰夫·贝佐斯的蓝色起源公司今年7月也启动了各自的私人太空旅行服务。这3位顶级富豪拉开了私人太空旅游时代的新序幕。
这些奔赴太空的旅程向许多投资者和企业家表明，由SpaceX引领的太空商业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会比最初想象的来得更快，产生的影响也更大。
发射引爆产业腾飞
上述私人航天公司大都成立于约20年前，他们的远大目标是定期开展太空旅游飞行或在轨道上建造工厂。不管现在是否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了自己的野心，他们迄今所做的正从根本上改变私人企业在太空产业领域扮演的角色。
像SpaceX和2006年成立的洛杉矶火箭实验室这样的老牌航天公司，改进最多的是火箭发射。通过降低火箭发射的相关成本，大大提高了火箭的发射频率，激发了其他企业家的热情和灵感。比如，位于长滩的相对论太空公司希望制造3D打印火箭；位于西雅图的斯托克航天技术公司希望用SpaceX的可回收机器制造出一个完全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主要进入壁垒的消除，让这些火箭发射公司为领域里其他公司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让他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疆拓土”。正如计算机的进步和光纤网络的大规模建设在上世纪90年代引发了互联网热潮一样，风险资本家预测，同样的事情也将在太空经济领域发生。来自市场调查公司太空资本的数据显示，仅2021年上半年，投资者就在230宗交易中向该行业投入了近150亿美元，且自2013年以来已投入370亿美元。
市场也开始出现一些新气象，慢慢引爆了整个行业。托克航天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安迪·拉普萨说：“这是太空生态系统的复兴时期。太空开发已经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商业领域，而且，从来没有一个商业领域像现在的太空领域这样前景广阔。”
创始人基金会负责人迪利安·阿斯波乌霍夫也赞同这一说法，他补充说：“我们现在正在见证太空2.0的开始。”
更多新机遇喷涌而出
在成为投资者之前，阿斯波乌霍夫本人也是一家公司的创始人，他希望能从未来的经济中赚得盆满钵满。他说，如果不是站在蓝色起源公司和SpaceX公司等“巨人的肩膀”上，他的初创公司Varda甚至不会诞生。
今年7月份，Varda公司完成了4200万美元的融资，希望进入风投们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太空制造业。Varda计划为那些想改善制造效果的公司提供“微重力服务”。阿斯波乌霍夫说，“微重力”环境可以更好地生产用于半导体、光纤和制药的原材料，国际空间站一直在测试这一点，希望为站上的宇航员带来好处。
Varda另一位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威尔·布吕埃表示：“航天发射行业和航天系统行业已经成熟，我们现在可以开辟航天服务业这一新领域。”Varda认为，在太空旅游真正起飞之前，制造业将成为下一个获得稳定发展的太空产业。
对太空制造业感兴趣的不仅包括那些专注于科技领域的风投公司，科斯拉风险投资公司（专注于信息科技和医疗等领域投资）、通用催化风投以及其他更多多面手风投公司也看到了其潜力。
另一个风投密切关注的领域是卫星。太空资本提供的数据显示，卫星在风投资金中所占份额仅次于火箭公司，仅2021年第二季度就投资了19亿美元。科学家们在建造更小、更便宜、可以廉价发射的卫星方面取得的进展为围绕航天器的一系列可能性打开了大门。阿斯波乌霍夫设想，未来的整个太空经济将以卫星为中心，从卫星加油站到修理机器人，再到卫星出租服务等。SpaceX在制造卫星方面的表现越来越好，制造速度也越来越快，火箭实验室和Loft轨道公司等正在提供“卫星即服务”这一商业模式的标准化平台。阿斯波乌霍夫预测，卫星的爆发式发展将促使更多创新在未来涌现。
顶尖人才呈井喷之势
这场亿万富翁太空竞赛所做的不仅仅是为创业公司提供一个发展平台，还为公司和该产业培养了大量人才。上述许多公司的创始人都曾是蓝色起源公司或SpaceX的工程师。蓝色起源公司前引擎主管拉普萨说，在大型航天公司的工作经历让他们看到了市场的缺口和商机，对于SpaceX公司前航天器操作员布吕埃来说，创办Varda使他能将自己在创业公司的经历与对太空的热爱结合起来。
亿万富翁太空公司的员工们希望用他们学到的知识创造下一个商机，续写各种创业神话。就像Facebook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离开公司10年后，创办软件公司Asana再战江湖；国防公司Palantir则由贝宝前员工所创。在筹集了数亿美元的风险资本后，这两家公司现在都已上市。
尽管如此，投资者仍谨慎地指出，太空产业仍有许多领域看起来有点像“海市蜃楼”，比如小行星采矿或殖民火星等构想。但由亿万富翁们发起的太空领域的最新竞赛，则是未来创新浪潮的基础。一家太空创业公司合伙人乔希·沃尔夫说：“整个太空生态系统正在逐步进化，十到二十年后，技术的进步和财富的暴增会让你大吃一惊。”
来源：科技日报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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