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 古代废品处理大赏：垃圾去哪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考古带你游安徽丨蚌埠市禹会村遗址：淮河上古文明的时光记忆】https://t.cn/A6ahqAls
“讲好徽风皖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四“考古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禹会，因史书中记载的“禹会诸侯于涂山”而得名，相传是大禹为治水而会诸侯的地方。四千多年前，大禹在此疏治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至今广为流传。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禹会区禹会村（及前郢村）。西靠淮河，北望荆涂二山，东北有天河环绕。村中至今还有“禹陈岗”“禹会古台”“禹帝行祠”和“禹帝庙”等古地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通过数次调查，发现这里有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先生主张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支持下开展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王吉怀先生组织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博士介绍说：
当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刚刚启动，急需寻找到一处淮河流域处于文明起源阶段的一个代表性的遗址，当时看到在我们涂山脚下，有一个和大禹相关的大型龙山时代遗址，应该是感觉到很兴奋的，所以说第二年我们社科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开展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
从2006~2011年，长达6年的首度科学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在禹会村遗址范围内发现了一系列和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揭示了一处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大型礼仪建筑，这个建筑依托人工堆筑的大型基址，台基表面存在烧祭面、方土台和成排分布的柱洞等一系列特殊遗迹。大型礼仪建筑（“祭祀台基”）西侧发现了一条“祭祀沟”，沟内填埋有大量陶器。还有一条铺垫白土的道路通向西南区域，这一区域发现了填埋大量陶器的“祭祀坑”，以及功能不明的圆圈遗迹。张东博士告诉我们：
当时的发掘者就认为这些遗迹现象是和文献记载中的“禹会诸侯”这个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而且考古发掘完成以后，发掘者也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当中许多学者也给予了肯定，就是说我们争论已久的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涂山找到了确切的一个位置。
在第一阶段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后，2015～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又开始以聚落考古研究的视角进一步开展禹会村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同时借助206国道拓宽这一时机，通过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解剖性的考古发掘，把禹会村遗址从南到北大概2.5公里的范围，做了一个纵向的解剖性了解，确认了遗址的分布范围。通过一系列研究表明，禹会村遗址不是一个临时性的祭祀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博士介绍说：
我们在遗址的北部发现了距今7000多年前双墩文化时期一个人类定居的聚落，就是说距今7000多年前这个遗址就开始有人类定居，在距今4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的晚期，聚落的发展开始全面提速了，龙山文化时候，遗址面积达到了鼎盛。
同时也是在这一时期，聚落人口集中化趋势明显，发展成为200万平方米规模的大型聚落。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南部的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发现了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内城，以往发现的“祭祀台基”就是内城东城垣的一部分。
历史上由于淮河摆动的侵蚀，城址西城垣被完全冲毁，北城垣和南城垣也被部分破坏，但东城垣保存较好，中部勘探发现有缺口，推断为当时的城门所在。
2020～2021年，为响应“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对禹会村遗址中的龙山文化内城城垣进行了详细解剖，张东博士说，这一发掘阶段揭示了北城垣和东城垣的堆筑过程，以及城垣内、外壕沟的结构。
我们2020年解剖了龙山文化城址的北城墙和东城墙，这个城墙的结构也比较特殊，它比较符合我们南方城址的一个特点，就是内外都有壕沟，壕沟也不尽相同，外壕沟宽一些，浅一些，内壕沟深一些窄一些。它最初的目的应该是城墙堆筑取土形成的，后期肯定是发挥了排洪排水的一些功能。
张东博士告诉我们，2021年年底，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更令人惊喜的一个成果，就是这18万平米的面积的城址仅仅是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的一个内城，他们在外围又找到了第二圈的外城，从出土遗物时代特征判断，外城应是在内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目前外城的勘探工作还在进行中，城址规模至少在50万平方米以上。
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论证，中华文明由此从氏族部落时期向原始国家时期迈进，中国的历史展开了全新的篇章。为使禹会村城址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开发，2017年，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获得国家文物局正式立项，这个遗址公园的建立，不仅是中国上古第一王朝形成的重要见证，也已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崭新范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博士说：
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从我们国家众多的大遗址名单里挑选出来的，从学术意义上来讲，从我们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上来讲，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遗址实际上就是深埋在地下的，它跟我们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这种相对比较活态化的遗址是不太一样的，他就需要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给他一个复活的机会。
未来，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以禹会村遗址博物馆、考古科研中心、龙山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双墩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及大汶口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为核心，以公共考古体验园、花海、附属娱乐设施及特色消费商圈等为外延，努力打造集考古科研、文化传承、主题教育、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汇集“吃、住、游、学、娱、购”等诸多元素为一身的现代化大遗址综合保护利用公共空间，在全力融入蚌埠市全域旅游产业发展基本框架的同时，成为城市西部区域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与基础。（转载安徽文旅）
“讲好徽风皖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四“考古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禹会，因史书中记载的“禹会诸侯于涂山”而得名，相传是大禹为治水而会诸侯的地方。四千多年前，大禹在此疏治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至今广为流传。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禹会区禹会村（及前郢村）。西靠淮河，北望荆涂二山，东北有天河环绕。村中至今还有“禹陈岗”“禹会古台”“禹帝行祠”和“禹帝庙”等古地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通过数次调查，发现这里有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先生主张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支持下开展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王吉怀先生组织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博士介绍说：
当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刚刚启动，急需寻找到一处淮河流域处于文明起源阶段的一个代表性的遗址，当时看到在我们涂山脚下，有一个和大禹相关的大型龙山时代遗址，应该是感觉到很兴奋的，所以说第二年我们社科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开展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
从2006~2011年，长达6年的首度科学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在禹会村遗址范围内发现了一系列和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揭示了一处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大型礼仪建筑，这个建筑依托人工堆筑的大型基址，台基表面存在烧祭面、方土台和成排分布的柱洞等一系列特殊遗迹。大型礼仪建筑（“祭祀台基”）西侧发现了一条“祭祀沟”，沟内填埋有大量陶器。还有一条铺垫白土的道路通向西南区域，这一区域发现了填埋大量陶器的“祭祀坑”，以及功能不明的圆圈遗迹。张东博士告诉我们：
当时的发掘者就认为这些遗迹现象是和文献记载中的“禹会诸侯”这个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而且考古发掘完成以后，发掘者也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当中许多学者也给予了肯定，就是说我们争论已久的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涂山找到了确切的一个位置。
在第一阶段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后，2015～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又开始以聚落考古研究的视角进一步开展禹会村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同时借助206国道拓宽这一时机，通过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解剖性的考古发掘，把禹会村遗址从南到北大概2.5公里的范围，做了一个纵向的解剖性了解，确认了遗址的分布范围。通过一系列研究表明，禹会村遗址不是一个临时性的祭祀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博士介绍说：
我们在遗址的北部发现了距今7000多年前双墩文化时期一个人类定居的聚落，就是说距今7000多年前这个遗址就开始有人类定居，在距今4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的晚期，聚落的发展开始全面提速了，龙山文化时候，遗址面积达到了鼎盛。
同时也是在这一时期，聚落人口集中化趋势明显，发展成为200万平方米规模的大型聚落。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南部的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发现了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内城，以往发现的“祭祀台基”就是内城东城垣的一部分。
历史上由于淮河摆动的侵蚀，城址西城垣被完全冲毁，北城垣和南城垣也被部分破坏，但东城垣保存较好，中部勘探发现有缺口，推断为当时的城门所在。
2020～2021年，为响应“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对禹会村遗址中的龙山文化内城城垣进行了详细解剖，张东博士说，这一发掘阶段揭示了北城垣和东城垣的堆筑过程，以及城垣内、外壕沟的结构。
我们2020年解剖了龙山文化城址的北城墙和东城墙，这个城墙的结构也比较特殊，它比较符合我们南方城址的一个特点，就是内外都有壕沟，壕沟也不尽相同，外壕沟宽一些，浅一些，内壕沟深一些窄一些。它最初的目的应该是城墙堆筑取土形成的，后期肯定是发挥了排洪排水的一些功能。
张东博士告诉我们，2021年年底，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更令人惊喜的一个成果，就是这18万平米的面积的城址仅仅是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的一个内城，他们在外围又找到了第二圈的外城，从出土遗物时代特征判断，外城应是在内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目前外城的勘探工作还在进行中，城址规模至少在50万平方米以上。
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论证，中华文明由此从氏族部落时期向原始国家时期迈进，中国的历史展开了全新的篇章。为使禹会村城址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开发，2017年，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获得国家文物局正式立项，这个遗址公园的建立，不仅是中国上古第一王朝形成的重要见证，也已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崭新范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博士说：
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从我们国家众多的大遗址名单里挑选出来的，从学术意义上来讲，从我们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上来讲，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遗址实际上就是深埋在地下的，它跟我们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这种相对比较活态化的遗址是不太一样的，他就需要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给他一个复活的机会。
未来，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以禹会村遗址博物馆、考古科研中心、龙山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双墩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及大汶口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为核心，以公共考古体验园、花海、附属娱乐设施及特色消费商圈等为外延，努力打造集考古科研、文化传承、主题教育、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汇集“吃、住、游、学、娱、购”等诸多元素为一身的现代化大遗址综合保护利用公共空间，在全力融入蚌埠市全域旅游产业发展基本框架的同时，成为城市西部区域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与基础。（转载安徽文旅）
疫情下的上海，又回到了从前（八十年代）的购物模式。上海是国际大都市，而购生活物资要凭出门证，购物证，四十八小时内核酸才能进指定超市。我们楼有160户，而购物证只有十张，因我楼分配到10张尚优超市的购物券，限购金额300元，时间20分钟。10名邻居https://t.cn/A6XlfXjU ，居委块长小杨在超市门口等，请自报楼栋室号，由块长领进超市。请勿迟到！大家想想，20分钟能买什么？还不能超过300元。真是无语，真是苦了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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