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觉得疼了一阵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情都要延迟许久许久才会感觉到疼。你能想象吗，也许等到你四十多岁的某个夏夜，开车回家，在某个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你突然反应过来，十九岁的时候，那个人说的那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公子向北走》
初中的时候，有个很可爱的男生问我:你有男朋友吗？我当时为了好玩随口说了一个名字lzp，他惊呆了，之后全班都知道我有男朋友，后来后知后觉发现他好像是有点喜欢我。但是世间的事错过就是错过，哪里有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还是会说。
初中的时候，有个很可爱的男生问我:你有男朋友吗？我当时为了好玩随口说了一个名字lzp，他惊呆了，之后全班都知道我有男朋友，后来后知后觉发现他好像是有点喜欢我。但是世间的事错过就是错过，哪里有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还是会说。
#南水北调#【 毛主席与南水北调规划】林一山/文
“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察勘，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主席在“长江”舰上接见了我，并与我就长江流域规划作了长谈。其间，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我对他说，丹江口一带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路。
毛主席立刻叮嘱我：“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察勘，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他那种恨不得立刻见到察勘成果的急切样子，像一股无形的巨大动力催促着我，那宏伟远景更是激励和吸引着我，我一回到机关就迅速地行动起来。
重新查勘丹江口水库坝址线
我站在南水北调这个新的高度，对过去已做的汉江流域规划工作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思考和审视。
汉江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特大洪水灾害，1935年7月初的一次洪水，造成8万多人死亡。因此建国后，我们立即把汉江作为防洪和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的重点之一。过去几年，我们对汉江流域规划本着以防洪为主、综合利用水资源的指导思想，找到了丹江口水库坝址方案，这个方案可以解决汉江防洪问题，预防1935年那种洪水灾害。但是由于丹江口水库的淹没面积太大，我们又在丹江口上游数十公里选定了一个高坝坝址，其防洪发电效益与丹江口一样，而淹没损失却可能减少一半。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还准备对两个坝址作最后的比较，再作确定。
现在，由于毛主席的提醒，我惊奇地发现，丹江口水利枢纽不仅是较理想的汉江防洪工程方案，同时也可能成为南水北调设想中的关键工程。于是，我立即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察勘队伍，重新察勘丹江口水库坝址线，并寻找其他具有研究价值的引水线路。
在认真察勘了有研究价值的引水线路，加上其他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我们终于找到了最有利于选择引水水库坝址线的理想河段，并与我向毛主席汇报时提出的设想相符合，即丹江口河段是最好的引水线路，而由此向华北引水的运河线路更是意外符合要求。因而，我们迅速确定了丹江口工程方案。
由于赋予了丹江口坝址以南水北调的伟大使命，使修建丹江口水库的实际意义得到了巨大的丰富与扩展。更加令人欣慰的是，汉江的防洪规划与南水北调的宏图已在丹江口水利枢纽中得到高度统一和密切结合。
意外的收获
在规划设计工作中，经过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证明，从丹江口最低水位沿着京广铁路直至北京的运河线路，从坡降到水头都非常理想。更加凑巧的是，早在北宋时期，就有人在这个分水岭上凿出一条人工运河，这条河恰恰在我们规划中的引水线路上。这证明古人就有过类似设想，而且测量准确，开挖深度与我们设计标准基本相符。这个意外发现使我们原估计的工作量又进一步减少。
我把这个意外的收获给毛主席写了许多信，一一作了详细汇报。据我所知，毛主席基本上都亲自阅过了，他得知引水线路找到了，非常高兴。
1958年南宁会议期间，我听说毛主席追问陈伯达：“为什么把林一山给我的信丢了一封？”据说陈伯达紧张了一阵。我当时只知道这件事，却想不起毛主席没有看到的是哪一封信。
毛主席：引白龙江、嘉陵江上游水到汉江，经汉江再向华北引水
在研究南水北调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嘉陵江干流上游的西汉水在地质年代不太久远以前，曾经就是汉江河源，后来经过嘉陵江上游的巴山南侧河源的溯源侵蚀，经过不断的切割，袭夺了汉江上游，变成嘉陵江的河源，所以嘉陵江干流的上游河段名称叫西汉水。
根据1954年我对汉江河源的察勘，发现河源河床开阔，从地貌学来讲，与一般分水岭河源不相同，这与后来发现西汉水本是汉江河源的情况很相符，证实了这种袭夺理论。因而，把嘉陵江上游的水引到汉江，就具备了向北引水的可能。
由于发现白龙江、嘉陵江上游可以通过汉江引水到华北，因此在丹江口二期工程完成以后，丹江口年平均调蓄水量可达380多亿立方米，如果再加上白龙江、嘉陵江上游可以引入汉江的水量约100余亿立方米，丹江口水库年总水量就可达约500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年平均入海水量，也就是说，我们有足够的水量可以利用丹江口水库调往北方了。
我把发现嘉陵江上游原来是汉江河源的情况和白龙江通过嘉陵江上游引入汉江的规划方案写信报告了毛主席。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引白龙江、嘉陵江上游的水到汉江，经过汉江再向华北引水。这句话证明毛主席看了我的信。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
由于南水北调引水线路规划方案合理，且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初步设计工作也已完成，所以在毛主席主持的成都会议的决议中虽然主要是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但是该文件中还专门写了一段有关汉江丹江口工程规划设计工作已经完成，可以开工的文字。
紧接成都会议之后，周总理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丹江口工程立即作开工筹备工作，由王任重同志代表中央主持这项工作，由“长办”负责设计，湖北省政府负责施工。
为了解决库区淹没问题，经过对丹江口多年移民实践的反复研究，我们终于在70年代成功地总结出一套水库淹没区合理的移民安置方案，这就是“就地后靠”的土地垦殖规划方案。
我们称之为“移民工程”，纠正了过去几乎普遍推行的一种错误移民方案，即开发山区却把居民向平原迁移，打乱了淹没区居民原有的社会关系，使移民受尽了流离他乡的苦头，而我们所找到的移民工程方案，不仅对丹江口水利工程，而且对全国各个水利工程的移民问题都具有普遍意义。
在丹江口工程的兴建过程中，遇到许多阻力和困难，但经过艰苦努力和不懈奋斗，尤其是周总理的巨大关怀（经常了解施工中存在的问题，亲自处理施工中多次发生的各类重大问题），所以第一期工程终于在1968年基本建成。
该工程综合效益很大，周总理将它确定为我国五利（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俱全的水利工程代表，并制作模型出国展览宣传。
利用地形规律选择引水线路
由于发现了汉江上游的袭夺现象，使得从白龙江、西汉水向东引水变成可能。经过进一步仔细考察研究，我们又发现长江上游流域境内的地形规律：西高东低、北高南低，降雨量分布越是向东南水量越大。这一重要发现，使我的思路由朦胧而变得清晰起来。我想到可以利用我国地形西高东低的规律来选择引水线路。
根据这一设想，我从1972年开始，组织并参加了四次察勘巴颜喀拉山分水岭的活动。1989年夏，我在第四次察勘中，基本弄清了从长江上游引水到黄河的几条运河线路，利用西高东低的有利地形和该地区水量和降雨量由西而东逐步增加的规律，引水线路沿巴颜喀拉山南侧等高线越是向东延伸地形越有利，引水量越大。
由于有国家计委支持，四川省水利厅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他们对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各支流源头可以兴建的引水水库都做了一定的研究分析和引水量的观测工作，因而这个引水方案从规划工作说应该是合理的。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把从长江上游的自流引水量由原来的200亿立方米扩大到500多亿立方米，这对于开发大西北大面积干旱沙漠平原，有着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和巨大的战略意义。
我们这一认识的逐步发展，是由于受到毛主席谈话的启发。毛主席的问话使我在从长江上游绕过巴颜喀拉山脉向黄河引水的方案研究上少走了许多弯路，我们利用西高东低的地形规律提前完成了初期准备工作。
（本文选编自湖北省政协《湖北文史资料》第67辑。标题、小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林一山（1911—2007），中共八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等职）
图1为1953年，林一山在“长江”舰上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图2为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合影。
图3为1968年10月1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第一台发电机组投产发电。
图4为2000年6月，南水北调工程总体格局定为西、中、东三条线路。
“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察勘，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主席在“长江”舰上接见了我，并与我就长江流域规划作了长谈。其间，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我对他说，丹江口一带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路。
毛主席立刻叮嘱我：“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察勘，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他那种恨不得立刻见到察勘成果的急切样子，像一股无形的巨大动力催促着我，那宏伟远景更是激励和吸引着我，我一回到机关就迅速地行动起来。
重新查勘丹江口水库坝址线
我站在南水北调这个新的高度，对过去已做的汉江流域规划工作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思考和审视。
汉江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特大洪水灾害，1935年7月初的一次洪水，造成8万多人死亡。因此建国后，我们立即把汉江作为防洪和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的重点之一。过去几年，我们对汉江流域规划本着以防洪为主、综合利用水资源的指导思想，找到了丹江口水库坝址方案，这个方案可以解决汉江防洪问题，预防1935年那种洪水灾害。但是由于丹江口水库的淹没面积太大，我们又在丹江口上游数十公里选定了一个高坝坝址，其防洪发电效益与丹江口一样，而淹没损失却可能减少一半。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还准备对两个坝址作最后的比较，再作确定。
现在，由于毛主席的提醒，我惊奇地发现，丹江口水利枢纽不仅是较理想的汉江防洪工程方案，同时也可能成为南水北调设想中的关键工程。于是，我立即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察勘队伍，重新察勘丹江口水库坝址线，并寻找其他具有研究价值的引水线路。
在认真察勘了有研究价值的引水线路，加上其他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我们终于找到了最有利于选择引水水库坝址线的理想河段，并与我向毛主席汇报时提出的设想相符合，即丹江口河段是最好的引水线路，而由此向华北引水的运河线路更是意外符合要求。因而，我们迅速确定了丹江口工程方案。
由于赋予了丹江口坝址以南水北调的伟大使命，使修建丹江口水库的实际意义得到了巨大的丰富与扩展。更加令人欣慰的是，汉江的防洪规划与南水北调的宏图已在丹江口水利枢纽中得到高度统一和密切结合。
意外的收获
在规划设计工作中，经过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证明，从丹江口最低水位沿着京广铁路直至北京的运河线路，从坡降到水头都非常理想。更加凑巧的是，早在北宋时期，就有人在这个分水岭上凿出一条人工运河，这条河恰恰在我们规划中的引水线路上。这证明古人就有过类似设想，而且测量准确，开挖深度与我们设计标准基本相符。这个意外发现使我们原估计的工作量又进一步减少。
我把这个意外的收获给毛主席写了许多信，一一作了详细汇报。据我所知，毛主席基本上都亲自阅过了，他得知引水线路找到了，非常高兴。
1958年南宁会议期间，我听说毛主席追问陈伯达：“为什么把林一山给我的信丢了一封？”据说陈伯达紧张了一阵。我当时只知道这件事，却想不起毛主席没有看到的是哪一封信。
毛主席：引白龙江、嘉陵江上游水到汉江，经汉江再向华北引水
在研究南水北调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嘉陵江干流上游的西汉水在地质年代不太久远以前，曾经就是汉江河源，后来经过嘉陵江上游的巴山南侧河源的溯源侵蚀，经过不断的切割，袭夺了汉江上游，变成嘉陵江的河源，所以嘉陵江干流的上游河段名称叫西汉水。
根据1954年我对汉江河源的察勘，发现河源河床开阔，从地貌学来讲，与一般分水岭河源不相同，这与后来发现西汉水本是汉江河源的情况很相符，证实了这种袭夺理论。因而，把嘉陵江上游的水引到汉江，就具备了向北引水的可能。
由于发现白龙江、嘉陵江上游可以通过汉江引水到华北，因此在丹江口二期工程完成以后，丹江口年平均调蓄水量可达380多亿立方米，如果再加上白龙江、嘉陵江上游可以引入汉江的水量约100余亿立方米，丹江口水库年总水量就可达约500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年平均入海水量，也就是说，我们有足够的水量可以利用丹江口水库调往北方了。
我把发现嘉陵江上游原来是汉江河源的情况和白龙江通过嘉陵江上游引入汉江的规划方案写信报告了毛主席。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引白龙江、嘉陵江上游的水到汉江，经过汉江再向华北引水。这句话证明毛主席看了我的信。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
由于南水北调引水线路规划方案合理，且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初步设计工作也已完成，所以在毛主席主持的成都会议的决议中虽然主要是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但是该文件中还专门写了一段有关汉江丹江口工程规划设计工作已经完成，可以开工的文字。
紧接成都会议之后，周总理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丹江口工程立即作开工筹备工作，由王任重同志代表中央主持这项工作，由“长办”负责设计，湖北省政府负责施工。
为了解决库区淹没问题，经过对丹江口多年移民实践的反复研究，我们终于在70年代成功地总结出一套水库淹没区合理的移民安置方案，这就是“就地后靠”的土地垦殖规划方案。
我们称之为“移民工程”，纠正了过去几乎普遍推行的一种错误移民方案，即开发山区却把居民向平原迁移，打乱了淹没区居民原有的社会关系，使移民受尽了流离他乡的苦头，而我们所找到的移民工程方案，不仅对丹江口水利工程，而且对全国各个水利工程的移民问题都具有普遍意义。
在丹江口工程的兴建过程中，遇到许多阻力和困难，但经过艰苦努力和不懈奋斗，尤其是周总理的巨大关怀（经常了解施工中存在的问题，亲自处理施工中多次发生的各类重大问题），所以第一期工程终于在1968年基本建成。
该工程综合效益很大，周总理将它确定为我国五利（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俱全的水利工程代表，并制作模型出国展览宣传。
利用地形规律选择引水线路
由于发现了汉江上游的袭夺现象，使得从白龙江、西汉水向东引水变成可能。经过进一步仔细考察研究，我们又发现长江上游流域境内的地形规律：西高东低、北高南低，降雨量分布越是向东南水量越大。这一重要发现，使我的思路由朦胧而变得清晰起来。我想到可以利用我国地形西高东低的规律来选择引水线路。
根据这一设想，我从1972年开始，组织并参加了四次察勘巴颜喀拉山分水岭的活动。1989年夏，我在第四次察勘中，基本弄清了从长江上游引水到黄河的几条运河线路，利用西高东低的有利地形和该地区水量和降雨量由西而东逐步增加的规律，引水线路沿巴颜喀拉山南侧等高线越是向东延伸地形越有利，引水量越大。
由于有国家计委支持，四川省水利厅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他们对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各支流源头可以兴建的引水水库都做了一定的研究分析和引水量的观测工作，因而这个引水方案从规划工作说应该是合理的。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把从长江上游的自流引水量由原来的200亿立方米扩大到500多亿立方米，这对于开发大西北大面积干旱沙漠平原，有着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和巨大的战略意义。
我们这一认识的逐步发展，是由于受到毛主席谈话的启发。毛主席的问话使我在从长江上游绕过巴颜喀拉山脉向黄河引水的方案研究上少走了许多弯路，我们利用西高东低的地形规律提前完成了初期准备工作。
（本文选编自湖北省政协《湖北文史资料》第67辑。标题、小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林一山（1911—2007），中共八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等职）
图1为1953年，林一山在“长江”舰上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图2为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合影。
图3为1968年10月1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第一台发电机组投产发电。
图4为2000年6月，南水北调工程总体格局定为西、中、东三条线路。
【求解中国考古学“哥德巴赫猜想”——跨越60年的夏朝探寻】公元前21世纪，古史传说中夏王朝的开始。公元后21世纪，夏朝的存在终于得到证实。
“对中国考古学而言，夏的存在长期被视为‘哥德巴赫猜想’。如今考古、文献史学、测年技术等多学科证据使猜想冲破迷雾，夏朝从传说迈入信史阶段。”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
寻找夏墟
1959年4月，71岁的史学家徐旭生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山西一带寻找夏文化遗迹。中国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目标的田野考古就这样开始。
“考古大发现大多出于偶然，但二里头遗址是个例外。”曾长期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说，正是在徐旭生寻找夏墟之行中，不断带给世人惊喜的二里头遗址被发现了。
大禹治水、禹划九州、禹征三苗……这些深植于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故事，究竟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长期以来，夏存在于后世文献的记载和民间传颂中，始终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兴起的疑古思潮，更是对夏的存在提出诸多疑问。
“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针对学界争论，1924年发表的《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中提出倡议。
安阳殷墟考古证实了司马迁笔下的殷商历史，令史学界大受鼓舞，寻找夏墟被提上日程。徐旭生率先奔向传说中夏朝城市最集中的地区，即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
经过1个多月密集考察，徐旭生发现了20余处遗址和自仰韶时期至汉代的陶片、石器等遗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的一处遗址。
“60年来，二里头遗址发掘总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都邑中心区主干道网以及官营作坊等重要遗迹，出土文物数万件，成为寻找早期王朝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许宏说。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展现了夏王朝的社会生活图景，让曾被认为是虚构的历史变成真实可信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刚刚建成开放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使人们得以初步领略这处王朝大都的辉煌气象，随着发掘研究的深入，夏王朝的面貌会更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学界认为，二里头文化与古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在地域和文化上非常接近。二里头遗址宏大的规模、丰富的遗存，让我们依稀看到了曾经辉煌荣耀的王朝气象。随着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等重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逐渐为我们勾勒出夏王朝时期的文化面貌。
“至此可以作出论断，由文献史学、考古学、测年技术科学等学科合作研究的结果证实：中国历史上的夏朝是客观存在的，夏史是基本可信的。”李伯谦说，这个论断已成为学术界共识，也被了解考古材料最新进展的国际学者普遍接纳。
漫步二里头遗址，以二里头台地为意象设计的博物馆，瞬间将人的思绪拉回3000多年前威仪四方的夏代都邑。青铜器、陶器、玉器、绿松石器等2000余件藏品，以及复原展示的宫殿遗址、城市主干道网和古洛河景观，以冰山一角显露华夏第一王都的辉煌气象。
“这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多项中国古代都邑和政治制度源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介绍，在多学科协作下，已初步勾画出二里头都邑繁盛时的大概样貌。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据学者估算，其繁盛时期有2至3万人，应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数最多的城市之一。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是当今学术界主流观点。
“多重证据相加，现在已经非常靠近肯定的结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曾在二里头遗址从事考古工作10余年，亲历铸铜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和祭祀遗址的发掘。
遗址的“中国之最”，折射赫赫夏都风采。
——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2004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一座东墙长300余米、北墙残长约250米、西墙和南墙分别残长100余米的宫城，总面积10万余平方米。虽然约为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自二里头宫城始，‘建中立极’‘明贵贱、辨等列’这套营国制度逐渐大行其道。”赵海涛说，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具有标尺性意义。
——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
2001年至2004年，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钻探、发掘出井字形大道，明确了城市规划、布局的框架。大路最宽处达20米，相当于现代公路4车道。在这条路上还发现了双轮车辙痕，比此前公认为最古老的车辙还早数百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色彩绚丽、纹饰精美，得益于技术先进的官营手工业作坊。考古人员在宫城遗址以南发现了近2万平方米的青铜铸造作坊，陶窑、坩埚、铜矿石、木炭、陶范等一应俱全。
二里头中原王朝的贵族阶层优先用青铜制造祭祀礼器和近战兵器，青铜器在国家权力运作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一件长70厘米的绿松石龙形器，是二里头文化的杰出代表。这条龙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成，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二里头遗址距今3800年至3500年，在此之前，已经存在良渚、陶寺、石峁等高度兴盛的早期文化。然而，二里头，为何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这个态势犹如从‘满天星斗’到‘月朗星稀’，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许宏说，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二里头遗址的独特之处也在于此。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些具有鲜明的同时代邻近地区其他文化的特征。用于饮酒礼仪的盉、爵，是以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鬶为原型创造出来的；贵族墓中的玉鸟形饰，类似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系统的鹰纹玉笄；贵族随葬的海贝，则来自热带海域……
与此同时，二里头文化强力向外大范围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陶酒器盉、爵，向北见于燕山南北，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而二里头文化代表性玉器牙璋，更以强者姿态，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力的辐射与影响。河南新郑望京楼、四川广汉三星堆及越南等地出土的牙璋，与它一脉相承。
“这种既能吸纳融合，又能强力扩散的气度和能量，充分彰显了二里头文化在同时期无与争锋的强者与核心地位。”许宏说，二里头通过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又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的雏形得以形成。
60年来，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焚膏继晷，逐步揭开了3800年前“最早的王朝”的神秘面纱，使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逼近真相。如今，学界公认，二里头遗址形成的文化应该是中华文明的主源头、主根，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一个最直观的表现是，二里头的宫室制度、中轴线、多重院落等都对后来的商、周礼仪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明清时期的紫禁城，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60年，它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被国民所了解。”王巍说，应该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开放为契机，进一步挖掘和还原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王朝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作用，让更多人了解，从而成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赵海涛表示，二里头遗址虽然发掘了约60年，但是考古工作的区域分布尚不全面、不均衡，遗址钻探、发掘的空白点还比较多，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答，持续的考古工作依然是今后长期的重点。https://t.cn/Aigp0GQf
“对中国考古学而言，夏的存在长期被视为‘哥德巴赫猜想’。如今考古、文献史学、测年技术等多学科证据使猜想冲破迷雾，夏朝从传说迈入信史阶段。”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
寻找夏墟
1959年4月，71岁的史学家徐旭生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山西一带寻找夏文化遗迹。中国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目标的田野考古就这样开始。
“考古大发现大多出于偶然，但二里头遗址是个例外。”曾长期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说，正是在徐旭生寻找夏墟之行中，不断带给世人惊喜的二里头遗址被发现了。
大禹治水、禹划九州、禹征三苗……这些深植于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故事，究竟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长期以来，夏存在于后世文献的记载和民间传颂中，始终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兴起的疑古思潮，更是对夏的存在提出诸多疑问。
“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针对学界争论，1924年发表的《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中提出倡议。
安阳殷墟考古证实了司马迁笔下的殷商历史，令史学界大受鼓舞，寻找夏墟被提上日程。徐旭生率先奔向传说中夏朝城市最集中的地区，即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
经过1个多月密集考察，徐旭生发现了20余处遗址和自仰韶时期至汉代的陶片、石器等遗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的一处遗址。
“60年来，二里头遗址发掘总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都邑中心区主干道网以及官营作坊等重要遗迹，出土文物数万件，成为寻找早期王朝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许宏说。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展现了夏王朝的社会生活图景，让曾被认为是虚构的历史变成真实可信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刚刚建成开放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使人们得以初步领略这处王朝大都的辉煌气象，随着发掘研究的深入，夏王朝的面貌会更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学界认为，二里头文化与古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在地域和文化上非常接近。二里头遗址宏大的规模、丰富的遗存，让我们依稀看到了曾经辉煌荣耀的王朝气象。随着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等重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逐渐为我们勾勒出夏王朝时期的文化面貌。
“至此可以作出论断，由文献史学、考古学、测年技术科学等学科合作研究的结果证实：中国历史上的夏朝是客观存在的，夏史是基本可信的。”李伯谦说，这个论断已成为学术界共识，也被了解考古材料最新进展的国际学者普遍接纳。
漫步二里头遗址，以二里头台地为意象设计的博物馆，瞬间将人的思绪拉回3000多年前威仪四方的夏代都邑。青铜器、陶器、玉器、绿松石器等2000余件藏品，以及复原展示的宫殿遗址、城市主干道网和古洛河景观，以冰山一角显露华夏第一王都的辉煌气象。
“这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多项中国古代都邑和政治制度源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介绍，在多学科协作下，已初步勾画出二里头都邑繁盛时的大概样貌。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据学者估算，其繁盛时期有2至3万人，应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数最多的城市之一。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是当今学术界主流观点。
“多重证据相加，现在已经非常靠近肯定的结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曾在二里头遗址从事考古工作10余年，亲历铸铜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和祭祀遗址的发掘。
遗址的“中国之最”，折射赫赫夏都风采。
——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2004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一座东墙长300余米、北墙残长约250米、西墙和南墙分别残长100余米的宫城，总面积10万余平方米。虽然约为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自二里头宫城始，‘建中立极’‘明贵贱、辨等列’这套营国制度逐渐大行其道。”赵海涛说，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具有标尺性意义。
——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
2001年至2004年，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钻探、发掘出井字形大道，明确了城市规划、布局的框架。大路最宽处达20米，相当于现代公路4车道。在这条路上还发现了双轮车辙痕，比此前公认为最古老的车辙还早数百年，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色彩绚丽、纹饰精美，得益于技术先进的官营手工业作坊。考古人员在宫城遗址以南发现了近2万平方米的青铜铸造作坊，陶窑、坩埚、铜矿石、木炭、陶范等一应俱全。
二里头中原王朝的贵族阶层优先用青铜制造祭祀礼器和近战兵器，青铜器在国家权力运作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一件长70厘米的绿松石龙形器，是二里头文化的杰出代表。这条龙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成，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二里头遗址距今3800年至3500年，在此之前，已经存在良渚、陶寺、石峁等高度兴盛的早期文化。然而，二里头，为何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这个态势犹如从‘满天星斗’到‘月朗星稀’，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许宏说，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二里头遗址的独特之处也在于此。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些具有鲜明的同时代邻近地区其他文化的特征。用于饮酒礼仪的盉、爵，是以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鬶为原型创造出来的；贵族墓中的玉鸟形饰，类似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系统的鹰纹玉笄；贵族随葬的海贝，则来自热带海域……
与此同时，二里头文化强力向外大范围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陶酒器盉、爵，向北见于燕山南北，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而二里头文化代表性玉器牙璋，更以强者姿态，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力的辐射与影响。河南新郑望京楼、四川广汉三星堆及越南等地出土的牙璋，与它一脉相承。
“这种既能吸纳融合，又能强力扩散的气度和能量，充分彰显了二里头文化在同时期无与争锋的强者与核心地位。”许宏说，二里头通过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又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的雏形得以形成。
60年来，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焚膏继晷，逐步揭开了3800年前“最早的王朝”的神秘面纱，使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逼近真相。如今，学界公认，二里头遗址形成的文化应该是中华文明的主源头、主根，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一个最直观的表现是，二里头的宫室制度、中轴线、多重院落等都对后来的商、周礼仪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明清时期的紫禁城，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60年，它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被国民所了解。”王巍说，应该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开放为契机，进一步挖掘和还原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王朝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作用，让更多人了解，从而成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赵海涛表示，二里头遗址虽然发掘了约60年，但是考古工作的区域分布尚不全面、不均衡，遗址钻探、发掘的空白点还比较多，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答，持续的考古工作依然是今后长期的重点。https://t.cn/Aigp0G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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