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的唐代碗身上，能看出盛唐文化有多么丰富吗？】
碗作为今日最常用的饮食器皿之一，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的陶碗主要用于饮水和盛食，以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红陶碗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实物（距今约7000年）。自战国以后碗逐渐成为人们常用的生活器皿，东汉以后逐渐发展为瓷碗，形制也逐渐开始变化。
到唐代时，碗已经成为了生产量最大的一种陶瓷日用器皿。唐代是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从材质上看，唐代时期的碗可分为瓷碗、金属碗和木碗，从外观上看，口大底小、碗底有足这两个特征始终没有太大变化，此从形制上对古代各个时期的碗进行断代便有很大的难度。
一般首先从碗足的变化来进行断代，从初唐到五代时期碗底的足有明显的变化，碗底由饼底演化成为圈足，经历了饼底、玉璧、圈底（足）三个变化阶段，在碗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且各个类型的流行时期基本对应着初唐、中唐至晚唐和晚唐五代这三个阶段。
这一特征对考古断代也有重要意义，是一个极富特征的指标。所以研究、探讨唐代碗底的特征就具有双重意义——既能梳理碗的形制变化又能对古碗进行断代，其次是从器物表面纹饰进行断代，最后是从制法的不同入手，分析唐代碗的具体年代。下面以材质不同进行分类，分别对唐代瓷、金属和木碗的特征做一简介。
唐代瓷碗
一、形体特征
从外观来看，唐代碗的高度与口径（直径）进本一致，器物非常圆润，体现出丰腴之美，且各种不同用途的碗皆要比其他时期的尺寸偏大，体现了唐代的雍容大气。如河南巩义黄冶窑烧制的碗，制作精良，敞口、浅腹、圈足，通体圆润，碗内外皆施黑釉。
二、碗底特征
1、碗底（圈足）底部不施釉
唐代的碗底不施釉，已被学术界认同，从现在所发现的器物及残片观察，亦未见有碗底施釉的现象，这与唐代烧制技术有关。唐代著名窑址主要有长沙窑、邢窑、耀州窑、磁州窑等，均采用支钉支烧，施釉为三彩或者钴蓝釉，流动性较强，为避免通体施釉后流淌至底部，将碗底和烧至器物粘连，所以碗底不施釉，碗底部施釉，一般常见于宋代及之后的碗底。至宋代烧制技术改善，故此施釉至碗底部圈足。常见唐代碗的施釉一般至碗底以上三至四厘米处。这样在支烧时即是有部分流釉现象，也不至于黏连。
2、快轮制作痕迹明显
无论是早期的饼底，还是晚期的圈足，唐代碗底的璇纹（快轮制作痕迹）都十分明显。唐代的碗底，一般都是另行制作后黏贴于碗底部，看上去较为独立，且大多经过修整，未见有一次性成型而不加修整的情况，表明唐代对于器物碗底的制作仍不成熟。所以唐代碗底一般未有批次生产的痕迹。碗底虽然经过大量摩擦，而快轮制作痕迹仍然清晰，说明制作的独立性和负责性。
3、碗中下部及底部经过多次加工
唐代器物已经普遍使用快轮制造，拉坯制作的痕迹明显，但碗体中下部和碗底部常常有多次加工的修制痕迹，这在民窑烧制器物中尤其明显，反映出制造技艺并非十分成熟，在拉坯成型后，还需再一次进行修整。从器物表面划痕来看，多用到旋切修饰，以达到光滑圆润的效果。
三、饼底、玉璧底与圈底（足）细节
1、饼底
饼底，顾名思义就是如形状如饼，呈扁圆形，也称平底。饼底的底部平整无坑凹有利于器物的稳定，在制造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采用饼底可方便观察器物底部是否水平，因此自新石器时期以来绝大多数盛食器、盛水器都采用了这种厚实的平底，直到初唐亦是如此。唐代碗的饼底与碗本身皆独立制造，然后在入窑烧制之前黏连在一起，存在少量搭配错位和不匹配的现象，再由工匠手工修制合格，随后入窑烧制。但饼底较厚，有时黏连不紧会掉落，或导致碗底“生烧”。
2、玉璧底
碗的“玉璧底”流行于中唐至晚唐时期，实际上就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用刀旋切中心而成，因为与商周时期的玉璧形制相似，故称“玉璧底”，玉璧底实际是由饼底演化而来，经过饼底的加工。相较于饼底，玉璧底更加美观，在实际使用时效果与饼底一致。
由饼底加工制作玉璧底时，明显可见用道具旋切痕迹，且在玉璧的圆心上，一般留有一个小型突起，为刀具扎痕的旋切中心，而圆心突起四周逐渐深，鉴于手工旋切存在误差，玉璧一般呈外款内窄的形式，每个碗底的“玉璧”中心环也难见完全相同、一致的。由饼底发展成“玉璧底”，是技术上的一大进步。首先，碗底旋切成孔状可以节约材料；其次，可以减轻碗自身的重量，使用时更加轻便；最后，在支烧时有利于碗底受热，避免产生“夹生”现象。
3、圈底（足）
圈底（足），就是在底部承制一个圆形圈来托器身。该形制出现于晚唐时期，随后大行其道数千年，至今陶瓷饮食器物底部仍采用 圈底（足）。其制作方法与玉璧底基本一致，也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旋切而来。但此时工匠已采用新型切刀，旋切手法亦非常精熟，故此可以应用于大面积器物底部的饼底旋切，去掉的部分形成圈足。五代以后随着制造技术发展，圈底（足）已经直接制作成型，不必再贴附饼底后再进行加工，简化了工艺。
唐代金属碗
一、金属碗形体特征
唐代人胸怀博大，吸引许多外国人来，尤其是金银制品，很多由西域工匠直接制造，在唐代金银碗既可以作为杯子使用，也可以作为碗使用，兼具食具与饮具的用途，但主要作为酒具使用。从外观上看，与同时期西域风格相似，兼有唐文化风格，一般花口弧腹圈足，足部外撇，器壁厚度适中，在整个唐代形制变化不大。
二、金属碗制造工艺及特征
唐代的金银碗制作工序主要有六个步骤：
第一是制作碗体，将金银融化成水浇筑或制成厚薄一直的金属板，再用力捶打圆形扁平银盘的中心形成碗底，随后在砧板上旋转拉高碗壁，反复捶打和淬火，使其柔韧性增强，再放在轮盘上钣金塑形；
第二个步骤是制作圈足，唐代的金银器均使用圈足，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节约材料，金银贵金属价值不菲，材料难得，仅为皇室贵族或高官使用，圈足由金银条握圈制造；
第三步是加工内外壁纹饰，将金粉与水银混合，涂抹在需要的区域上，加热让水银蒸发，留下金膜，在需要装饰的区域采用镶嵌工艺将金银花进行吻合安装；
第四步是焊接，即将碗底和碗体进行焊接；焊接完成后进行抛光，以增加器物光泽度，同时修整毛刺和微小形变。
从制造步骤来看，唐代金属器物执照以钣金定型，碗足与碗身之间的焊缝技术高超，并伴有切削工艺。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唐代金银器有：鸳鸯莲瓣纹金碗，是中央官府作坊的代表作，其腹壁大面积装饰莲瓣纹，穿插团花与鸳鸯，饱含着唐代的艺术风格。葡萄龙凤纹银碗，外壁满饰葡萄纹、卷草纹间有鹦鹉、狮子等，衬以鱼子纹地。
一般来说，唐代金属碗最大的特点有二：一是圈足和碗体的焊接，在这二者之间有焊接痕迹，而后世金属器皿已采取通体一次浇铸成型工艺；二是圈足制造工艺，均采取金属条握圈形成。
唐代木碗
一、形体特征
唐代的木碗在造型上极尽模仿金银器，这也反应出唐代的时尚与潮流。碗口沿部分稍稍外翻、碗底为圈足，而且圈足底部外撇，体现出完美的丰腴流线美感。不但对后世木碗的造型有深远影响、甚至流传至今，仍是流行畅销的生活用品之一。
二、制作工艺及特征
其制作与传统木器制作方法基本相似，首先选取木胎，然后用刀在木胎上进行旋刻，挖出多余部分。木碗成型后再进行髹漆，因为木雕工艺在唐代早已发展成熟，因此唐代木碗制造没有任何技术障碍。
唐代是中国最强盛的朝代，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多项革新，这也给今天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唐代的瓷器制造经历了重大的技术革新，主要体现在足部的变化上，唐代以瓷碗为主，经历了饼底、玉璧底、圈足的发展阶段，最终定型为圈足，并成为后世一直流行的形制，颜色以“南青北白”为主基调。
而金属碗则以圈足为主要特点，因为制造技艺来源于西域，采用捶打、焊接工艺，但花纹装饰仍体现出大唐风范，这也是唐代兼容包并社会风气的体现，在这种空前繁荣的交流融合环境下，吸取了诸多从外族文明，使金银器制造工艺突飞猛进的发展，迅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木碗的制作技法则与前代进本无异，且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外形上以模仿同时期的金银器碗为主，同时采取髹漆工艺。总之，唐代的各种碗可谓是盛唐技术文化鼎盛的物质化代表之一。#出道吧新星##这就是中国风#
碗作为今日最常用的饮食器皿之一，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的陶碗主要用于饮水和盛食，以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红陶碗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实物（距今约7000年）。自战国以后碗逐渐成为人们常用的生活器皿，东汉以后逐渐发展为瓷碗，形制也逐渐开始变化。
到唐代时，碗已经成为了生产量最大的一种陶瓷日用器皿。唐代是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从材质上看，唐代时期的碗可分为瓷碗、金属碗和木碗，从外观上看，口大底小、碗底有足这两个特征始终没有太大变化，此从形制上对古代各个时期的碗进行断代便有很大的难度。
一般首先从碗足的变化来进行断代，从初唐到五代时期碗底的足有明显的变化，碗底由饼底演化成为圈足，经历了饼底、玉璧、圈底（足）三个变化阶段，在碗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且各个类型的流行时期基本对应着初唐、中唐至晚唐和晚唐五代这三个阶段。
这一特征对考古断代也有重要意义，是一个极富特征的指标。所以研究、探讨唐代碗底的特征就具有双重意义——既能梳理碗的形制变化又能对古碗进行断代，其次是从器物表面纹饰进行断代，最后是从制法的不同入手，分析唐代碗的具体年代。下面以材质不同进行分类，分别对唐代瓷、金属和木碗的特征做一简介。
唐代瓷碗
一、形体特征
从外观来看，唐代碗的高度与口径（直径）进本一致，器物非常圆润，体现出丰腴之美，且各种不同用途的碗皆要比其他时期的尺寸偏大，体现了唐代的雍容大气。如河南巩义黄冶窑烧制的碗，制作精良，敞口、浅腹、圈足，通体圆润，碗内外皆施黑釉。
二、碗底特征
1、碗底（圈足）底部不施釉
唐代的碗底不施釉，已被学术界认同，从现在所发现的器物及残片观察，亦未见有碗底施釉的现象，这与唐代烧制技术有关。唐代著名窑址主要有长沙窑、邢窑、耀州窑、磁州窑等，均采用支钉支烧，施釉为三彩或者钴蓝釉，流动性较强，为避免通体施釉后流淌至底部，将碗底和烧至器物粘连，所以碗底不施釉，碗底部施釉，一般常见于宋代及之后的碗底。至宋代烧制技术改善，故此施釉至碗底部圈足。常见唐代碗的施釉一般至碗底以上三至四厘米处。这样在支烧时即是有部分流釉现象，也不至于黏连。
2、快轮制作痕迹明显
无论是早期的饼底，还是晚期的圈足，唐代碗底的璇纹（快轮制作痕迹）都十分明显。唐代的碗底，一般都是另行制作后黏贴于碗底部，看上去较为独立，且大多经过修整，未见有一次性成型而不加修整的情况，表明唐代对于器物碗底的制作仍不成熟。所以唐代碗底一般未有批次生产的痕迹。碗底虽然经过大量摩擦，而快轮制作痕迹仍然清晰，说明制作的独立性和负责性。
3、碗中下部及底部经过多次加工
唐代器物已经普遍使用快轮制造，拉坯制作的痕迹明显，但碗体中下部和碗底部常常有多次加工的修制痕迹，这在民窑烧制器物中尤其明显，反映出制造技艺并非十分成熟，在拉坯成型后，还需再一次进行修整。从器物表面划痕来看，多用到旋切修饰，以达到光滑圆润的效果。
三、饼底、玉璧底与圈底（足）细节
1、饼底
饼底，顾名思义就是如形状如饼，呈扁圆形，也称平底。饼底的底部平整无坑凹有利于器物的稳定，在制造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采用饼底可方便观察器物底部是否水平，因此自新石器时期以来绝大多数盛食器、盛水器都采用了这种厚实的平底，直到初唐亦是如此。唐代碗的饼底与碗本身皆独立制造，然后在入窑烧制之前黏连在一起，存在少量搭配错位和不匹配的现象，再由工匠手工修制合格，随后入窑烧制。但饼底较厚，有时黏连不紧会掉落，或导致碗底“生烧”。
2、玉璧底
碗的“玉璧底”流行于中唐至晚唐时期，实际上就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用刀旋切中心而成，因为与商周时期的玉璧形制相似，故称“玉璧底”，玉璧底实际是由饼底演化而来，经过饼底的加工。相较于饼底，玉璧底更加美观，在实际使用时效果与饼底一致。
由饼底加工制作玉璧底时，明显可见用道具旋切痕迹，且在玉璧的圆心上，一般留有一个小型突起，为刀具扎痕的旋切中心，而圆心突起四周逐渐深，鉴于手工旋切存在误差，玉璧一般呈外款内窄的形式，每个碗底的“玉璧”中心环也难见完全相同、一致的。由饼底发展成“玉璧底”，是技术上的一大进步。首先，碗底旋切成孔状可以节约材料；其次，可以减轻碗自身的重量，使用时更加轻便；最后，在支烧时有利于碗底受热，避免产生“夹生”现象。
3、圈底（足）
圈底（足），就是在底部承制一个圆形圈来托器身。该形制出现于晚唐时期，随后大行其道数千年，至今陶瓷饮食器物底部仍采用 圈底（足）。其制作方法与玉璧底基本一致，也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旋切而来。但此时工匠已采用新型切刀，旋切手法亦非常精熟，故此可以应用于大面积器物底部的饼底旋切，去掉的部分形成圈足。五代以后随着制造技术发展，圈底（足）已经直接制作成型，不必再贴附饼底后再进行加工，简化了工艺。
唐代金属碗
一、金属碗形体特征
唐代人胸怀博大，吸引许多外国人来，尤其是金银制品，很多由西域工匠直接制造，在唐代金银碗既可以作为杯子使用，也可以作为碗使用，兼具食具与饮具的用途，但主要作为酒具使用。从外观上看，与同时期西域风格相似，兼有唐文化风格，一般花口弧腹圈足，足部外撇，器壁厚度适中，在整个唐代形制变化不大。
二、金属碗制造工艺及特征
唐代的金银碗制作工序主要有六个步骤：
第一是制作碗体，将金银融化成水浇筑或制成厚薄一直的金属板，再用力捶打圆形扁平银盘的中心形成碗底，随后在砧板上旋转拉高碗壁，反复捶打和淬火，使其柔韧性增强，再放在轮盘上钣金塑形；
第二个步骤是制作圈足，唐代的金银器均使用圈足，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节约材料，金银贵金属价值不菲，材料难得，仅为皇室贵族或高官使用，圈足由金银条握圈制造；
第三步是加工内外壁纹饰，将金粉与水银混合，涂抹在需要的区域上，加热让水银蒸发，留下金膜，在需要装饰的区域采用镶嵌工艺将金银花进行吻合安装；
第四步是焊接，即将碗底和碗体进行焊接；焊接完成后进行抛光，以增加器物光泽度，同时修整毛刺和微小形变。
从制造步骤来看，唐代金属器物执照以钣金定型，碗足与碗身之间的焊缝技术高超，并伴有切削工艺。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唐代金银器有：鸳鸯莲瓣纹金碗，是中央官府作坊的代表作，其腹壁大面积装饰莲瓣纹，穿插团花与鸳鸯，饱含着唐代的艺术风格。葡萄龙凤纹银碗，外壁满饰葡萄纹、卷草纹间有鹦鹉、狮子等，衬以鱼子纹地。
一般来说，唐代金属碗最大的特点有二：一是圈足和碗体的焊接，在这二者之间有焊接痕迹，而后世金属器皿已采取通体一次浇铸成型工艺；二是圈足制造工艺，均采取金属条握圈形成。
唐代木碗
一、形体特征
唐代的木碗在造型上极尽模仿金银器，这也反应出唐代的时尚与潮流。碗口沿部分稍稍外翻、碗底为圈足，而且圈足底部外撇，体现出完美的丰腴流线美感。不但对后世木碗的造型有深远影响、甚至流传至今，仍是流行畅销的生活用品之一。
二、制作工艺及特征
其制作与传统木器制作方法基本相似，首先选取木胎，然后用刀在木胎上进行旋刻，挖出多余部分。木碗成型后再进行髹漆，因为木雕工艺在唐代早已发展成熟，因此唐代木碗制造没有任何技术障碍。
唐代是中国最强盛的朝代，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多项革新，这也给今天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唐代的瓷器制造经历了重大的技术革新，主要体现在足部的变化上，唐代以瓷碗为主，经历了饼底、玉璧底、圈足的发展阶段，最终定型为圈足，并成为后世一直流行的形制，颜色以“南青北白”为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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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Health》杂志：新冠病毒由主人传染宠物案例首现
据One Health杂志近日发表的论文，希望之城转化基因组学研究所（TGen）首次报告了美国首个新冠病毒从主人传染给宠物的案例。
这是美国全国范围内检测的动物新冠病毒的5项试点研究之一。TGen的研究是唯一的对来自宠物和人类样本进行基因组测序的研究。
此次案例发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宠物主人、猫和狗都感染了相同的新冠病毒变异株B.1.575，这是导致早期新冠肺炎的不太受关注的一种毒株。根据TGen提供的信息，目前亚利桑那州感染这种毒株的有记录的病例不到25例。到目前为止，已对46000多个来自该州的阳性样本进行了基因组测序。（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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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尼加强入境健康监测管理防新冠变异病毒（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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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奶水果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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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吐司上涂上酸奶，将洗净的水果放置在吐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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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One Health杂志近日发表的论文，希望之城转化基因组学研究所（TGen）首次报告了美国首个新冠病毒从主人传染给宠物的案例。
这是美国全国范围内检测的动物新冠病毒的5项试点研究之一。TGen的研究是唯一的对来自宠物和人类样本进行基因组测序的研究。
此次案例发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宠物主人、猫和狗都感染了相同的新冠病毒变异株B.1.575，这是导致早期新冠肺炎的不太受关注的一种毒株。根据TGen提供的信息，目前亚利桑那州感染这种毒株的有记录的病例不到25例。到目前为止，已对46000多个来自该州的阳性样本进行了基因组测序。（来源：科技日报）
【国际】
1、德国卫生部长称未接种疫苗人群正经历大规模疫情 呼吁加强公共场所检查（来源：中国日报网）
2、印尼加强入境健康监测管理防新冠变异病毒（来源：中国新闻网）
3、世卫组织欧洲办事处：欧洲区域再次成为疫情“震中”（来源：新华网）
4、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英国率先批准使用全球首款口服抗新冠药物（来源：环球网）
【快手早餐】
酸奶水果吐司
配料：酸奶、各种水果、吐司
做法：
1、吐司上涂上酸奶，将洗净的水果放置在吐司上
3、尽情享用
#为何史书少有烧脑的权谋反转#
举个著名的战役：为晋文公奠定霸业的“城濮之战”，该战被后世看作道德与权谋完美结合的战争模型。
《左传》全书约十六万余字，记录大小战争近五百次，对于“城濮之战”的详述就长达一千余字。此战的更多记述在于晋国为战争的酝酿、准备、爆发及影响等，而且这是《左传》全面、完整叙述的第一场波及多国的世界大战，可见其过程和影响程度的深入复杂及《左传》对该战的重视程度。
“城濮之战”主要涉及国家：以晋为首的齐、秦、宋四国，抗衡以楚为首的陈、蔡、许、郑五国。本文还有曹、卫两国。
退避三舍：
早年晋国内乱，公子重耳（晋文公）出逃到楚国，楚成王热情接纳了他。楚王问他将来如何报答自己。重耳说，若是晋楚两国不幸交锋，他愿“退避三舍”。
春秋晋公子重耳出亡至楚， 楚成王礼遇重耳，并问：“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重耳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
晋文公得益于秦国秦穆公帮助，回到晋国做了国君。
后来，楚国讨伐宋国，宋国则求助于晋国。晋文公早年受过宋国恩惠，并且深知这是使他成为中原霸主的时机，于是以“报施救患”为由出兵助宋。
先轸曰：“取威定霸，报施救患，于是乎在矣。”
“报施救患”为其霸业添加了亲和力和道德名义，不仅没使各诸侯国感到晋军威慑，还称赞此举报施得民心。
权谋一：
晋国援宋途中需要经过曹卫两国，虽然曹卫实力积弱，不足为惧。但与楚国交锋之地离晋远而离楚近，又长途跋涉，到时不免车马劳顿，况且交锋之时曹卫两国均在后背，如果袭来，使晋国腹背受敌，必是大患。
曹卫皆与楚国交好，若晋伐曹卫则楚必赶来救援，晋国以逸待劳。这样就把长途跋涉和腹背受敌两个棘手的问题解决了。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
晋国攻打曹卫用了两个理由：
起初是以曹共公曾经违礼地侮辱过晋国公为由，后来又指曹国政治腐败。（攻曹）
晋国救宋攻曹需要向卫国借道，本就合乎礼法，可卫国拒绝。（攻卫）
出兵曹卫皆师出有名，在各诸侯国面前的道德形象有所增加，此为软实力。
权谋二：
齐秦两大国对此战立场中立，对晋国来说不失为一把悬在头顶的剑，怕其倒向楚国联盟。于是晋国让宋国赠厚礼给齐秦，宋国用厚礼请求齐秦出马劝退楚军，晋国到时再从曹卫割些土地补偿宋国。有了齐秦谈判，就增大了楚国休战的可能性，对此晋国故意与宋国分享曹卫，楚国会因为曹卫一事恼羞成怒，必然不听从齐秦劝说。而齐秦垂涎宋国之礼，楚国既然不给面子，齐秦为宋之礼，便会倒向晋宋一方。
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
权谋三：
楚国大将子玉提出“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让晋文公放过曹卫，而他可以将军队撤出宋国。
此举是楚国的高策：
这时提出两军撤退的约定，晋国若肯，则会因之前攻打曹卫损失兵卒而得不偿失；晋国若不肯，则失去之前出兵的理由，暴露其意图，丧失他国对晋的好感。
该约由子玉以臣子的身份向晋文公提出，身份不对等，可以激怒晋国君臣，引诱其不接受约定。
受到楚国如此挑衅，晋国本进退不能，这时先轸向晋文公出谋划策，可以私下威慑曹卫，让曹卫与楚国绝交就放过他们，并且扣留楚国使节，单独与楚国为敌。这样既保证不失信于诸侯，又可瓦解楚国联盟，使楚国颜面扫地。
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
权谋四：
楚国子玉被激怒，不顾楚成王让其退兵的告诫，执意攻打晋宋，楚成王没办法，只能分拨少量军队给子玉。至此，楚国内部意见开始分裂，众心不一致，并且师出无名，有违礼德。
子玉出兵临晋，晋军遵守当年“退避三舍”的承诺向后撤退，表面是为仁义，实则是避其锋芒。晋军将领告诉士兵“师直为壮，曲为老”的道理，使得众志成城，军心一致。
晋军保持这个行为逻辑避让周旋，等待齐秦盟军到来。而楚军内部开始涣散，怨声载道。
权谋五：
终极一战，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子玉狂傲声称："日必无晋矣。"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
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晋军进占楚军营地，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
晋文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
现实权谋肯定比想象中的要烧脑，史书的编成需要漫长的时间线和庞大的人物事迹等汇总，本就繁琐，又不能窥探涉事人物的心理活动，因此做不到事无巨细理所应当。
“权谋”二字，高深之处未有史书能完整概括，虽然“城濮之战”一役足以示威，但还是智者见智，其中蕴育的厚黑与高度需要自行考量。
举个著名的战役：为晋文公奠定霸业的“城濮之战”，该战被后世看作道德与权谋完美结合的战争模型。
《左传》全书约十六万余字，记录大小战争近五百次，对于“城濮之战”的详述就长达一千余字。此战的更多记述在于晋国为战争的酝酿、准备、爆发及影响等，而且这是《左传》全面、完整叙述的第一场波及多国的世界大战，可见其过程和影响程度的深入复杂及《左传》对该战的重视程度。
“城濮之战”主要涉及国家：以晋为首的齐、秦、宋四国，抗衡以楚为首的陈、蔡、许、郑五国。本文还有曹、卫两国。
退避三舍：
早年晋国内乱，公子重耳（晋文公）出逃到楚国，楚成王热情接纳了他。楚王问他将来如何报答自己。重耳说，若是晋楚两国不幸交锋，他愿“退避三舍”。
春秋晋公子重耳出亡至楚， 楚成王礼遇重耳，并问：“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重耳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
晋文公得益于秦国秦穆公帮助，回到晋国做了国君。
后来，楚国讨伐宋国，宋国则求助于晋国。晋文公早年受过宋国恩惠，并且深知这是使他成为中原霸主的时机，于是以“报施救患”为由出兵助宋。
先轸曰：“取威定霸，报施救患，于是乎在矣。”
“报施救患”为其霸业添加了亲和力和道德名义，不仅没使各诸侯国感到晋军威慑，还称赞此举报施得民心。
权谋一：
晋国援宋途中需要经过曹卫两国，虽然曹卫实力积弱，不足为惧。但与楚国交锋之地离晋远而离楚近，又长途跋涉，到时不免车马劳顿，况且交锋之时曹卫两国均在后背，如果袭来，使晋国腹背受敌，必是大患。
曹卫皆与楚国交好，若晋伐曹卫则楚必赶来救援，晋国以逸待劳。这样就把长途跋涉和腹背受敌两个棘手的问题解决了。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
晋国攻打曹卫用了两个理由：
起初是以曹共公曾经违礼地侮辱过晋国公为由，后来又指曹国政治腐败。（攻曹）
晋国救宋攻曹需要向卫国借道，本就合乎礼法，可卫国拒绝。（攻卫）
出兵曹卫皆师出有名，在各诸侯国面前的道德形象有所增加，此为软实力。
权谋二：
齐秦两大国对此战立场中立，对晋国来说不失为一把悬在头顶的剑，怕其倒向楚国联盟。于是晋国让宋国赠厚礼给齐秦，宋国用厚礼请求齐秦出马劝退楚军，晋国到时再从曹卫割些土地补偿宋国。有了齐秦谈判，就增大了楚国休战的可能性，对此晋国故意与宋国分享曹卫，楚国会因为曹卫一事恼羞成怒，必然不听从齐秦劝说。而齐秦垂涎宋国之礼，楚国既然不给面子，齐秦为宋之礼，便会倒向晋宋一方。
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
权谋三：
楚国大将子玉提出“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让晋文公放过曹卫，而他可以将军队撤出宋国。
此举是楚国的高策：
这时提出两军撤退的约定，晋国若肯，则会因之前攻打曹卫损失兵卒而得不偿失；晋国若不肯，则失去之前出兵的理由，暴露其意图，丧失他国对晋的好感。
该约由子玉以臣子的身份向晋文公提出，身份不对等，可以激怒晋国君臣，引诱其不接受约定。
受到楚国如此挑衅，晋国本进退不能，这时先轸向晋文公出谋划策，可以私下威慑曹卫，让曹卫与楚国绝交就放过他们，并且扣留楚国使节，单独与楚国为敌。这样既保证不失信于诸侯，又可瓦解楚国联盟，使楚国颜面扫地。
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
权谋四：
楚国子玉被激怒，不顾楚成王让其退兵的告诫，执意攻打晋宋，楚成王没办法，只能分拨少量军队给子玉。至此，楚国内部意见开始分裂，众心不一致，并且师出无名，有违礼德。
子玉出兵临晋，晋军遵守当年“退避三舍”的承诺向后撤退，表面是为仁义，实则是避其锋芒。晋军将领告诉士兵“师直为壮，曲为老”的道理，使得众志成城，军心一致。
晋军保持这个行为逻辑避让周旋，等待齐秦盟军到来。而楚军内部开始涣散，怨声载道。
权谋五：
终极一战，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子玉狂傲声称："日必无晋矣。"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
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晋军进占楚军营地，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
晋文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
现实权谋肯定比想象中的要烧脑，史书的编成需要漫长的时间线和庞大的人物事迹等汇总，本就繁琐，又不能窥探涉事人物的心理活动，因此做不到事无巨细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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