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白居易《观刈麦》
鉴赏
《观刈麦》是白居易任周至县县尉时有感于当地人民劳动艰苦、生活贫困所写的一首诗，作品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封建官吏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诗人三十六岁。周至县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县尉在县里主管缉捕盗贼、征收捐税等事。正因为白居易主管此事；所以他对劳动人民在这方面所受的灾难也知道得最清楚：诗人想到自己四体不勤却饱食禄米，内心十分惭愧。于是直抒其事，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诗分四层，第一层四句，交代时间及其环境气氛。"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下文要说的事情就发生"人倍忙"的五月。这两句总领全篇，而且一开头就流露出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派丰收景象，大画面是让人喜悦的。可是谁又能想到在这丰收景象下农民的悲哀呢?
第二层八句，通过具体的一户人家来展现这"人倍忙"的收麦情景。婆婆、儿媳妇担着饭篮子，小孙儿提着水壶，他们是去给地里干活儿的男人们送饭的。男人天不亮就下地了；女人起床后先忙家务，而后做饭；小孙子跟着奶奶、妈妈送饭时一齐到地里。她们是要在饭后和男人们一道干下去的。你看这一家忙不忙呢?"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四句正面描写收麦劳动。他们脸对着大地，背对着蓝天，下面如同笼蒸，上面如同火烤，但是他们用尽一切力量挥舞着镰刀一路向前割去，似乎完全忘记了炎热，因为这是"虎口夺粮"，时间必须抓紧呀！舍不得浪费。天气如此之热，白天又如此之长，而人们却竭力苦干，就怕浪费一点时间，可见人们对即将到手的麦子的珍惜程度。"惜"字在这里用得非常好，是用一种违背人之常情的写法来突出人们此时此地的感情烈度。白居易的《卖炭翁》中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之语，"愿"字的用法与此处"惜"字的用法正同。
笫三层八句，镜头转向一个贫妇人，她被捐税弄得破了产，现时只能以拾麦穗为生，这是比前述阖家忙于收麦者更低一个层次的人。你看她的形象：左手抱着一个孩子，臂弯里挂着一个破竹筐，右手在那里捡人家落下的麦穗。这有多么累，而收获又是多么少啊！但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是收麦的时候，还有麦穗可捡，换个别的时候，就只有去沿街乞讨了。而她们家在去年、前年，也是有地可种、有麦可收的人家呀，只是后来让捐税弄得走投无路，把家产，土地都折变了，至使今天落到了这个地步。第四层六句，写诗人面对丰收下出现如此悲惨景象的自疚自愧。
作品的题目叫《观刈麦》，而画面上实际出现的，除了刈麦者之外，却还有一个拾麦者，而且作者的关心也恰恰是更偏重在后者身上。他们二者目前的贫富苦乐程度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日凄凉可怜的拾麦穗者是昨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又安知今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明日不沦落成凄凉可怜的拾麦者呢?只要有繁重的捐税在，劳动人民就永远摆脱不了破产的命运。作者在这里对当时害民的赋税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对劳动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寄寓了深切的同情。而且不是一般的同情，是进而把自己摆进去，觉得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别太大了，自己问心有愧。这时的白居易的诗歌确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呼出了劳动人民的声音。
这首诗写作上的基本特点是不带任何夸张地、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场景。他选取了举家忙碌和凄凉拾穗这两个镜头，使之构成强烈对比。前者虽然苦、虽然累，但他们暂时还是有希望的，至于后者，则完全是断梗浮萍，朝不保夕了。两个镜头所表现的场面、气氛、形象、心理都很好。
诗人由农民生活的痛苦联想到自己生活的舒适，感到惭愧，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段抒情文字是全诗的精华所在。它是作者触景生情的产物，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白居易写讽谕诗，目的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在这首诗中，他以自己切身的感受，把农民和作为朝廷官员的自己作鲜明对比，就是希望“天子”有所感悟，手法巧妙而委婉，可谓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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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白居易《观刈麦》
鉴赏
《观刈麦》是白居易任周至县县尉时有感于当地人民劳动艰苦、生活贫困所写的一首诗，作品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封建官吏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诗人三十六岁。周至县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县尉在县里主管缉捕盗贼、征收捐税等事。正因为白居易主管此事；所以他对劳动人民在这方面所受的灾难也知道得最清楚：诗人想到自己四体不勤却饱食禄米，内心十分惭愧。于是直抒其事，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诗分四层，第一层四句，交代时间及其环境气氛。"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下文要说的事情就发生"人倍忙"的五月。这两句总领全篇，而且一开头就流露出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派丰收景象，大画面是让人喜悦的。可是谁又能想到在这丰收景象下农民的悲哀呢?
第二层八句，通过具体的一户人家来展现这"人倍忙"的收麦情景。婆婆、儿媳妇担着饭篮子，小孙儿提着水壶，他们是去给地里干活儿的男人们送饭的。男人天不亮就下地了；女人起床后先忙家务，而后做饭；小孙子跟着奶奶、妈妈送饭时一齐到地里。她们是要在饭后和男人们一道干下去的。你看这一家忙不忙呢?"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四句正面描写收麦劳动。他们脸对着大地，背对着蓝天，下面如同笼蒸，上面如同火烤，但是他们用尽一切力量挥舞着镰刀一路向前割去，似乎完全忘记了炎热，因为这是"虎口夺粮"，时间必须抓紧呀！舍不得浪费。天气如此之热，白天又如此之长，而人们却竭力苦干，就怕浪费一点时间，可见人们对即将到手的麦子的珍惜程度。"惜"字在这里用得非常好，是用一种违背人之常情的写法来突出人们此时此地的感情烈度。白居易的《卖炭翁》中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之语，"愿"字的用法与此处"惜"字的用法正同。
笫三层八句，镜头转向一个贫妇人，她被捐税弄得破了产，现时只能以拾麦穗为生，这是比前述阖家忙于收麦者更低一个层次的人。你看她的形象：左手抱着一个孩子，臂弯里挂着一个破竹筐，右手在那里捡人家落下的麦穗。这有多么累，而收获又是多么少啊！但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是收麦的时候，还有麦穗可捡，换个别的时候，就只有去沿街乞讨了。而她们家在去年、前年，也是有地可种、有麦可收的人家呀，只是后来让捐税弄得走投无路，把家产，土地都折变了，至使今天落到了这个地步。第四层六句，写诗人面对丰收下出现如此悲惨景象的自疚自愧。
作品的题目叫《观刈麦》，而画面上实际出现的，除了刈麦者之外，却还有一个拾麦者，而且作者的关心也恰恰是更偏重在后者身上。他们二者目前的贫富苦乐程度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日凄凉可怜的拾麦穗者是昨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又安知今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明日不沦落成凄凉可怜的拾麦者呢?只要有繁重的捐税在，劳动人民就永远摆脱不了破产的命运。作者在这里对当时害民的赋税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对劳动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寄寓了深切的同情。而且不是一般的同情，是进而把自己摆进去，觉得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别太大了，自己问心有愧。这时的白居易的诗歌确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呼出了劳动人民的声音。
这首诗写作上的基本特点是不带任何夸张地、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场景。他选取了举家忙碌和凄凉拾穗这两个镜头，使之构成强烈对比。前者虽然苦、虽然累，但他们暂时还是有希望的，至于后者，则完全是断梗浮萍，朝不保夕了。两个镜头所表现的场面、气氛、形象、心理都很好。
诗人由农民生活的痛苦联想到自己生活的舒适，感到惭愧，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段抒情文字是全诗的精华所在。它是作者触景生情的产物，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白居易写讽谕诗，目的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在这首诗中，他以自己切身的感受，把农民和作为朝廷官员的自己作鲜明对比，就是希望“天子”有所感悟，手法巧妙而委婉，可谓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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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财经「拥抱产业新浪潮——2020杭州区块链产业国际周」，将于2020年7月5日在杭州举行，主要内容有区块链 数字货币等， 久别重逢，如期而归——杭州区块链国际周7月开启！ 诗酒趁年华，久别盼重逢。2020年上半年，是被新冠疫情的阴霾笼罩的半年，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生活秩序被严重打乱。过去的60多个日夜里，巴比特用一场历时55天、吸引80万观众观看、贯穿17场活动的云端峰会尝试打开区块链云端活动时代的大门。 只是——见字如面，不如与你见面。所有的在线相遇又怎么及得上一个久别重逢的拥抱呢？因此，我们今天在杭州正式宣布，巴比特将举办“拥抱产业新浪潮——2020杭州区块链国际周”活动。时间：2020年7月5-6日（主会场）地点：杭州梦想小镇本届杭州区块链国际周由杭州市余杭区政府指导，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巴比特主办，链节点、QKL123、巴比特国际站联合主办。这将是进入2020年来，国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区块链盛会，也是后疫情时代全球区块链顶尖“声音”在线下的首次重逢。六大活动亮点，抢鲜走近2020杭州区块链国际周 1、顶尖大咖、机构、媒体加持——更主流、更跨界、更未来的区块链峰会后疫情时代，世界正在被重构。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经济新产业，共同被纳入新基建。对于连续举办三届杭州峰会的巴比特来说，回望三年的会场话题交锋，不禁感慨万千。有人还站在舞台中央，更多人已经悄无声息，谁是信仰者，谁是路人甲，时间会证明一切。巴比特的三届峰会，忠实记录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以及每一年的行业风向标。去年国际周主题是“拥抱商用时代”，今年是“拥抱产业新浪潮”，无论你是前浪还是后浪，我们期待相逢杭州，用一场顶级思想盛宴，解读区块链产业的热浪。2019杭州区块链周现场，华为、海尔、百度、微众银行论道《巨头布局区块链》 今年，我们有幸得到了区块链服务网络（BSN）、数字资产研究院等多家区块链行业顶尖机构的支持。同时，本届杭州区块链国际周将更聚焦全球协作与跨界出圈，云集全球区块链精英项目，聚合创投圈、金融科技圈的龙头资源，并通过100+家主流、海外及行业媒体进行联合报道，让世界听见杭州，听见区块链的声音。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场更主流、更跨界、更未来的区块链国际峰会。2、37度算什么热，网罗全球区块链热点才叫“热”如果用一个字形容巴比特的聚会，那一定是热。去年，杭州首个区块链周共吸引了约2000位海内外嘉宾参会，现场爆棚甚至要临时增加会场，近百名大咖带来了21场主旨演讲，12场精彩圆桌。2019杭州区块链周现场，1000余个位置被“抢占一空” 7月，我们有更多的热点值得期待：新基建浪潮下的万亿区块链蓝海、下一匹加密世界黑马、比特币减半下半场的交易所与矿业风云、DeFi、以太坊2.0、Filecoin、Polkadot、Libra、NFT……疫情影响，关山阻隔，但思想的流动从来不分国界。巴比特国际站作为中文区块链资讯世界的“出海口”，今年以来逆市上行，凭借在云端峰会和ChainNode AMA的出色表现在海外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影响力。7月峰会，国际站将联手Circle、Sigma Prime、Messari等海外顶尖机构/媒体，为观众们带来多场连线直播，中外团队强强对话，网罗挖矿、DeFi等热点话题，思想碰撞，要你好看。37度算什么热，在杭州区块链国际周，零距离感受区块链真正的热度，共同拥抱区块链的热浪吧！3、72小时不间断的活动，打造区块链社交圈价值流动的盛宴社交赋予一场成熟峰会的魅力无可替代。在去年的杭州区块链周上，巴比特与超2000名与会的区块链人，共同分享了难忘的盛宴时光。觥筹交错间，思想激荡，价值流淌，“那一周，杭州是区块链的世界中心，信息聚集、人潮涌动，思想交锋，在区块链的语境中，西湖之美与埃菲尔铁塔之高，交相辉映。”本届杭州区块链国际周上，巴比特和她的朋友们，将继续带来更多别致的活动，打开你的社交想象：*72小时不间断的丰富周边活动（向全产业伙伴开放自由承办，可咨询组委会申请场地）*“巴比特和TA的朋友们”欢迎酒会*“新物种与独角兽”社交晚宴*带货直播？龙虾宴？ After Party？更多精彩，敬请期待。4、《区块链老友记》第二季回归，聊聊区块链世界的“道”与“术”参加去年杭州区块链周的朋友们一定还记得，在首届《区块链老友记》现场，长铗、韩锋、昌用、巨蟹、何斌等嘉宾同场布道，带来《区块链布道者：共识之火可以燎原》的精彩圆桌分享，场面火爆，圈粉无数。2019杭州区块链周现场，《区块链布道者：共识之火可以燎原》圆桌 在充满人性的区块链圈中，经历与情感的共鸣永远大于利益与金钱的共性。本届杭州区块链国际周，我们将隆重推出《区块链老友记》第二季，回归老友们的初心、回归他们的人生经历、聊聊区块链世界的“道”与“术”。你最想邂逅哪位老朋友？不妨留言向我们推荐。5、聚焦区块链世界的再生力量——区块链价值榜2.0将发布巴比特将携手业界领先的综合型数据服务商QKL123，在本届杭州区块链国际周期间重磅发布“区块链价值榜2.0”。据悉，本次区块链价值榜将发布DeFi、加密矿业等区块链细分领域榜单，并将在过往的成功经验上全新升级，视角更聚焦，数据更翔实，评比更权威，用数据证明价值，打造区块链界的“福布斯”榜单。6、拨云见日——DC/EP VS Libra巅峰对话，它将如何影响世界？疫情之下，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承担着人民币国际化的DC/EP如何逆潮流而上，与Libra正面交锋，成为今年数字货币领域最热点的话题之一。本届峰会，巴比特将与朱嘉明先生领衔的数字资产研究院深度合作，为大家呈现一场高水平的巅峰对话，敬请关注。 前番良晤，豪兴不浅。今日江湖重逢，定当杯酒言欢。 7月5-6日，在杭州，见未来。 ，感兴趣点击 https://t.cn/A62xb228。
#科学出版社# #科学社书摘#
智者把修辞学定义为说服的艺术，正如在《高尔吉亚篇》中，在苏格拉底的循循善诱下，高尔吉亚得出结论说，“说服正是修辞学的全部与本质”。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的目的不在于说服，而是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将富有说服力的事实显示出来。所以，他把修辞学定义为“在任何给定的事实中发现可以利用的说服方式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和智者所给出的不同的修辞学定义反映了他们在雄辩与事实关系上的差别。智者的修辞学是以说服为目的的，其往往立足于所辩护一方的价值立场，忽略或故意隐瞒真相；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价值中立的，是现象学式的，因为它不以说服为目的，而是以让事实和真相得以呈现为目的。亚里士多德使得雄辩与事实从竞争关系转变为共生和依赖关系，从而使得修辞学摆脱了柏拉图的批评，推动了修辞学的制度化和合法化。
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主要研究的是演说。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的第三卷讨论了演说的用语问题，即为什么要在演说过程中对我们的语言加以修饰的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因为按照他对修辞学的定义，我们只需用平铺直叙的语言将事实描述出来就可以了，“在证明之外一切活动都属多余”，演说者不应该影响听众的情绪，“而应公正地依据事实自身进行论辩”。但是，亚里士多德基于一贯的对普通民众的轻视，他认为由于演说所面临的民众是庸俗卑劣的，理性之外的东西能够对民众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演说中要考虑用语问题，“尽管这并不正确，但实为必需”。
亚里士多德指出，用语的艺术在《论诗》中已经探讨过了，但是对于修辞学所使用的散文和诗相比在用语方面还存在一些差别，诗的用语并不适合于散文。不管是在《论诗》中还是在《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都对语言采取了一种中庸的态度，即要在语言表达的清晰和风格的不平凡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在语言的清晰和风格的不平凡之间，亚里士多德是有所侧重的，也就是说，当二者必须牺牲一个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宁愿牺牲的是风格的不平凡，因为对于演说来讲，将事实陈述清楚才是最重要的。
隐喻在《修辞术》和《论诗》中都是作为话语风格的修饰成分发挥其作用的，在诗学话语中，隐喻的使用要普遍一些，而在散文话语和演说中，隐喻的使用要受到更多的限制。例如，隐喻必须运用恰当，隐喻关系不应太远，隐喻应取材于优美的词汇，等等。因为如果运用不当，隐喻还会造成风格的呆板，反而适得其反。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反复强调语言的正确性是风格的基础，我们之所以要对风格进行润饰，目的在于使演说的风格和演说情景相适应，从而使得我们的演说显得可信。除了范围和频率要更小一些之外，亚里士多德在《论诗》和《修辞术》中对隐喻的论述差别不大。
在《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对明喻和隐喻关系的说明对后世影响比较大。亚里士多德认为，明喻也是隐喻，差别很小。例如，当诗人说“阿基里斯像一匹狮子似的猛冲上去”，这就是一个明喻；当诗人说“狮子冲了上去”，这就是隐喻。亚里士多德似乎认为隐喻和明喻的差别就是一个使用了语词“像”，而另一个是直陈，这似乎是后世关于隐喻是缩略的明喻之观点的源头。其实不然，首先，这里有一个方向性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只是认为明喻是隐喻，但并不意味着隐喻可以归结为明喻。隐喻是缩略的明喻这种观点的真正源头是古罗马修辞学家对隐喻和明喻进行严格区分的修辞格理论。例如，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中把明喻看作是一种比较，而隐喻是简略的比较，这才是隐喻是缩略的明喻这种观点的理论源头。并且库珀（D. Cooper）认为，亚里士多德对隐喻和明喻不加区分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做法与修辞格理论中将隐喻和明喻严格区分的做法相比，更有价值，因为它使得我们有可能摆脱修辞格的束缚，抬高隐喻的地位。其次，亚里士多德明确肯定了隐喻在传递信息、增加知识等各方面都优越于明喻：明喻在形式上是冗长的，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快，而明喻是简洁的；明喻是对比较的直接说明，而隐喻则将二者等同，因而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明喻说出来的是人们都明白的东西，而隐喻则是让人开始不明白、思考之后得出某些结论的东西，所以能够增加知识。因此隐喻不是对明喻在形式方面的简单缩略，它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
虽然隐喻是风格的修饰成分这种观点占据了亚里士多德论述的绝大部分，但有些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全部，“亚里士多德理论的认知维度……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关注”。这种对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认知维度的探究集中在“将事物呈现于眼前”（bringing-before-the eyes）这个概念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将事物呈现于眼前”就是对现实活动的一种表达，而隐喻并不全部都是对现实活动的表达。例如，诗人说“某个人是正方形”，这个隐喻强调了这个人的德行和正方形一样完美，但并没有表达现实活动。当诗人说“某个人正处于盛年”，这就是对现实活动的表达。亚里士多德认为，那些既是隐喻又能够表达现实活动的语言表达会受到欢迎，这里主要指的是把无生命的事物描写成有生命的事物的这一类隐喻。例如，他引用荷马的诗句“那支箭在飞”，“飞”是有生命的某些生物的运动方式，现在用以描述箭，就赋予了箭生命和现实性。当代学者在这个概念中发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例如，有学者认为，“‘将事物呈现于眼前’捕捉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将隐喻、观众和言说者统一到意义铸就过程中”，因而这个概念体现了隐喻的认知功能。这种观点高估了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和当代认知隐喻理论之间的连续性，忽略了亚里士多德讨论隐喻的语境，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对“将事物呈现于眼前”这个概念的讨论仍然服务于其在演说中取悦于听众，从而说服听众的目的。对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的认知维度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过度诠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有两个无法逾越的二分和对立：首先是必然性知识和基于或然性的其他话语体系的区分。知识是标准的话语体系，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包括诗学和修辞学在内的或然性话语应该努力模仿知识，亚里士多德赋予修辞学和哲学以同样的逻辑工具（三段论和归纳法）就体现了这一点，并且不管是在诗学还是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都强调正确是用语的基本德行。例如，他在《论诗》中要求除非是情节的需要，否则我们尽量不要描述不可能之事，而是“在诗的任何一部分中，应尽可能地不出错误”。在这种二分中，隐喻不仅失去了用以知识表述的可能，而且对隐喻的运用往往会遮蔽事实和真理。其次是语言的常规用法和非常规用法的区分。亚里士多德认为，纯正的希腊语是用语的基本起点，在知识、诗学和修辞学中都一样。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纯正的希腊语就是符合语法规范要求的语言表达，亚里士多德相信有一个基本的、无歧义的理想语言存在，这种语言通过两种约束—第一是语法的约束，第二是逻辑的约束—来达成交流的畅通。在这个二分中，隐喻被看作是对语言常规用法的偏离，并且我们可以通过重新使用常规用法来消除隐喻。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二分经过历史的演变就成了后世关于隐喻意义和自然意义的二分。
亚里士多德的这两个二分是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隐喻观的重要背景，在这两个二分中，隐喻被极速边缘化，失去了和知识的紧密联系，并且成了一种边缘的语言现象。有学者希望能够在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和当代的认知隐喻理论之间找到连续性，孤立地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的确不乏对隐喻的热情洋溢的赞美，但是一旦我们把这些赞美放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它和我们的期待还有差距。这一点从亚里士多德讨论隐喻的话语所服务的目的中就可以看出来，诗学话语的目的是净化，用语在悲剧中仅排在第四位，修辞学话语的目的是展示事实，用语是应付庸俗大众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甚而，在用语内部，不管是在诗学还是在修辞学中，相对于语言的常规用法，隐喻都只是一种附属成分。
亚里士多德几乎限定了此后两千多年的隐喻研究，并且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相对丰富和含混的论述也逐渐被限定到修辞格的分类学之中。隐喻的当代研究就是从打破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的常规用法和非常规用法的二分、承认隐喻在语言中的普遍存在开始的。
智者把修辞学定义为说服的艺术，正如在《高尔吉亚篇》中，在苏格拉底的循循善诱下，高尔吉亚得出结论说，“说服正是修辞学的全部与本质”。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的目的不在于说服，而是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将富有说服力的事实显示出来。所以，他把修辞学定义为“在任何给定的事实中发现可以利用的说服方式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和智者所给出的不同的修辞学定义反映了他们在雄辩与事实关系上的差别。智者的修辞学是以说服为目的的，其往往立足于所辩护一方的价值立场，忽略或故意隐瞒真相；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价值中立的，是现象学式的，因为它不以说服为目的，而是以让事实和真相得以呈现为目的。亚里士多德使得雄辩与事实从竞争关系转变为共生和依赖关系，从而使得修辞学摆脱了柏拉图的批评，推动了修辞学的制度化和合法化。
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主要研究的是演说。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的第三卷讨论了演说的用语问题，即为什么要在演说过程中对我们的语言加以修饰的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因为按照他对修辞学的定义，我们只需用平铺直叙的语言将事实描述出来就可以了，“在证明之外一切活动都属多余”，演说者不应该影响听众的情绪，“而应公正地依据事实自身进行论辩”。但是，亚里士多德基于一贯的对普通民众的轻视，他认为由于演说所面临的民众是庸俗卑劣的，理性之外的东西能够对民众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演说中要考虑用语问题，“尽管这并不正确，但实为必需”。
亚里士多德指出，用语的艺术在《论诗》中已经探讨过了，但是对于修辞学所使用的散文和诗相比在用语方面还存在一些差别，诗的用语并不适合于散文。不管是在《论诗》中还是在《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都对语言采取了一种中庸的态度，即要在语言表达的清晰和风格的不平凡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在语言的清晰和风格的不平凡之间，亚里士多德是有所侧重的，也就是说，当二者必须牺牲一个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宁愿牺牲的是风格的不平凡，因为对于演说来讲，将事实陈述清楚才是最重要的。
隐喻在《修辞术》和《论诗》中都是作为话语风格的修饰成分发挥其作用的，在诗学话语中，隐喻的使用要普遍一些，而在散文话语和演说中，隐喻的使用要受到更多的限制。例如，隐喻必须运用恰当，隐喻关系不应太远，隐喻应取材于优美的词汇，等等。因为如果运用不当，隐喻还会造成风格的呆板，反而适得其反。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反复强调语言的正确性是风格的基础，我们之所以要对风格进行润饰，目的在于使演说的风格和演说情景相适应，从而使得我们的演说显得可信。除了范围和频率要更小一些之外，亚里士多德在《论诗》和《修辞术》中对隐喻的论述差别不大。
在《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对明喻和隐喻关系的说明对后世影响比较大。亚里士多德认为，明喻也是隐喻，差别很小。例如，当诗人说“阿基里斯像一匹狮子似的猛冲上去”，这就是一个明喻；当诗人说“狮子冲了上去”，这就是隐喻。亚里士多德似乎认为隐喻和明喻的差别就是一个使用了语词“像”，而另一个是直陈，这似乎是后世关于隐喻是缩略的明喻之观点的源头。其实不然，首先，这里有一个方向性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只是认为明喻是隐喻，但并不意味着隐喻可以归结为明喻。隐喻是缩略的明喻这种观点的真正源头是古罗马修辞学家对隐喻和明喻进行严格区分的修辞格理论。例如，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中把明喻看作是一种比较，而隐喻是简略的比较，这才是隐喻是缩略的明喻这种观点的理论源头。并且库珀（D. Cooper）认为，亚里士多德对隐喻和明喻不加区分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做法与修辞格理论中将隐喻和明喻严格区分的做法相比，更有价值，因为它使得我们有可能摆脱修辞格的束缚，抬高隐喻的地位。其次，亚里士多德明确肯定了隐喻在传递信息、增加知识等各方面都优越于明喻：明喻在形式上是冗长的，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快，而明喻是简洁的；明喻是对比较的直接说明，而隐喻则将二者等同，因而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明喻说出来的是人们都明白的东西，而隐喻则是让人开始不明白、思考之后得出某些结论的东西，所以能够增加知识。因此隐喻不是对明喻在形式方面的简单缩略，它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
虽然隐喻是风格的修饰成分这种观点占据了亚里士多德论述的绝大部分，但有些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全部，“亚里士多德理论的认知维度……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关注”。这种对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认知维度的探究集中在“将事物呈现于眼前”（bringing-before-the eyes）这个概念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将事物呈现于眼前”就是对现实活动的一种表达，而隐喻并不全部都是对现实活动的表达。例如，诗人说“某个人是正方形”，这个隐喻强调了这个人的德行和正方形一样完美，但并没有表达现实活动。当诗人说“某个人正处于盛年”，这就是对现实活动的表达。亚里士多德认为，那些既是隐喻又能够表达现实活动的语言表达会受到欢迎，这里主要指的是把无生命的事物描写成有生命的事物的这一类隐喻。例如，他引用荷马的诗句“那支箭在飞”，“飞”是有生命的某些生物的运动方式，现在用以描述箭，就赋予了箭生命和现实性。当代学者在这个概念中发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例如，有学者认为，“‘将事物呈现于眼前’捕捉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将隐喻、观众和言说者统一到意义铸就过程中”，因而这个概念体现了隐喻的认知功能。这种观点高估了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和当代认知隐喻理论之间的连续性，忽略了亚里士多德讨论隐喻的语境，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对“将事物呈现于眼前”这个概念的讨论仍然服务于其在演说中取悦于听众，从而说服听众的目的。对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的认知维度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过度诠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有两个无法逾越的二分和对立：首先是必然性知识和基于或然性的其他话语体系的区分。知识是标准的话语体系，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包括诗学和修辞学在内的或然性话语应该努力模仿知识，亚里士多德赋予修辞学和哲学以同样的逻辑工具（三段论和归纳法）就体现了这一点，并且不管是在诗学还是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都强调正确是用语的基本德行。例如，他在《论诗》中要求除非是情节的需要，否则我们尽量不要描述不可能之事，而是“在诗的任何一部分中，应尽可能地不出错误”。在这种二分中，隐喻不仅失去了用以知识表述的可能，而且对隐喻的运用往往会遮蔽事实和真理。其次是语言的常规用法和非常规用法的区分。亚里士多德认为，纯正的希腊语是用语的基本起点，在知识、诗学和修辞学中都一样。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纯正的希腊语就是符合语法规范要求的语言表达，亚里士多德相信有一个基本的、无歧义的理想语言存在，这种语言通过两种约束—第一是语法的约束，第二是逻辑的约束—来达成交流的畅通。在这个二分中，隐喻被看作是对语言常规用法的偏离，并且我们可以通过重新使用常规用法来消除隐喻。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二分经过历史的演变就成了后世关于隐喻意义和自然意义的二分。
亚里士多德的这两个二分是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隐喻观的重要背景，在这两个二分中，隐喻被极速边缘化，失去了和知识的紧密联系，并且成了一种边缘的语言现象。有学者希望能够在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和当代的认知隐喻理论之间找到连续性，孤立地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的确不乏对隐喻的热情洋溢的赞美，但是一旦我们把这些赞美放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它和我们的期待还有差距。这一点从亚里士多德讨论隐喻的话语所服务的目的中就可以看出来，诗学话语的目的是净化，用语在悲剧中仅排在第四位，修辞学话语的目的是展示事实，用语是应付庸俗大众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甚而，在用语内部，不管是在诗学还是在修辞学中，相对于语言的常规用法，隐喻都只是一种附属成分。
亚里士多德几乎限定了此后两千多年的隐喻研究，并且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相对丰富和含混的论述也逐渐被限定到修辞格的分类学之中。隐喻的当代研究就是从打破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的常规用法和非常规用法的二分、承认隐喻在语言中的普遍存在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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