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利内~荣利内为江东红砂村清末商人洪学劳所建,他在广州创办"荣利商行"经营粮油生意发达,在家乡建这大雅厝.荣利内坐北朝南,正座"中议第"为二进二从厝带后包布局,硬山顶灰瓦屋面,夯土抹灰墙,穿斗抬梁混合式构架.前为大庭院后包有东西两门楼,东面建书斋名曰"璚花吟馆"书斋东面为洋楼,现已毁坏,总占地面积约1394平方米,由五座民居组成.格局别致,加之精心设计,假山园林木雕楼阁走廊应有尽有.穿过重重破旧院落,岁月浮沉的痕迹不断映入眼帘,好像穿越回到古时.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荣利内书斋璚花吟馆及正座中议第与住在这里的老人家攀谈,听他讲这里以前的故事…
【易学/杂谈】献县令某,临殁前,有门役夜闻书斋人语曰:渠数年享用奢华,禄已耗尽。其父诉于冥司,探支来生禄一年治未了事,未知许否也。
俄而令暴卒。
董文恪公尝曰:天道凡事忌太甚,故过奢过俭,皆足致不祥。
然历历验之。过奢之罚,富者轻,而贵者重;过俭之罚,贵者轻,而富者重。盖富而过奢,耗己财而已;贵而过奢,其势必至于贪婪权力,重则取求易也。贵而过俭守己财而已,富而过俭,其势必至于刻薄计较,明则机械多也。
士大夫时时深念,知益己者必损人,凡事留其有余,则召福之道也。——《阅微草堂笔记》
俄而令暴卒。
董文恪公尝曰:天道凡事忌太甚,故过奢过俭,皆足致不祥。
然历历验之。过奢之罚,富者轻,而贵者重;过俭之罚,贵者轻,而富者重。盖富而过奢,耗己财而已;贵而过奢,其势必至于贪婪权力,重则取求易也。贵而过俭守己财而已,富而过俭,其势必至于刻薄计较,明则机械多也。
士大夫时时深念,知益己者必损人,凡事留其有余,则召福之道也。——《阅微草堂笔记》
◎路来森|“一枝”亦自有情味#读书会[超话]#
一枝,树之一枝也。
举目即是,司空见惯。但中国人,却于“一枝”中,见出了品格,见出了精神,见出了意义。
明代画家徐渭,有一书斋,斋名即曰“一枝”,取自庄子之意。《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
森林很大,但对于一只鹪鹩来说,它所占用的,也不过是一根树枝罢了。庄子善喻,在这里,以鹪鹩喻人。在他看来,人如同一只鹪鹩,是天地间之匆匆过客,人生亦只是寄尘于世罢了。天地再大,人居之,所占的只不过一枝,而这一枝也还是短暂的栖居。推而广之,世界很大,物质极其丰富,欲海极深;但对于某一个体来说,所拥有的,也不过“一点点”而已;其实,“一点点”即足矣,何须太多?求多,则欲望就多,就强,徒然伤身、伤心而已。
庄子告诉人们:人,要懂得“自足”,懂得“满足”。
如此看来,徐渭之“一枝”斋,实在也就是“自足斋”也。
“一枝”,小,容易满足,满足于“一枝”,是好事;但物质上的满足,并不等于精神上的“渺小”,更不等于精神上无所追求。
清代画家石涛,居金陵时,曾居住在“一枝阁”上。“一枝阁”是一间草屋,建筑在靠近大报恩寺的山坡上。与雄伟的大报恩寺相比,“一枝阁”小到不能再小了。但石涛,不以为小,他能于“小中见大”,以一种悠游之心,过着一种自在的生活。即如他的诗中所写“消遣一枝闲拄杖,小池新锦看跳蛙”,“得少一枝足,半间无所藏。孤云夜宿去,破被晚余凉。”何以会如此?关键是他心中有“大风景”,他能明白,若然能悟透生命,“何地不高峰”?
“一枝阁”,虽小,但居住者,能够“小中悟大”;若然,仿刘禹锡《陋室铭》中所言,即可曰:“何小之有?”
因了“一枝阁”,后来,石涛就干脆自名为“枝下人”。小物质,大精神,“枝下人”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了。
八大山人的绘画中,有一个类别,那就是“孤鸟”。他借用“孤鸟”,来表现一种“孤危”的境地,或者境界。简言之,就是使所画之鸟,处在一种“孤独”而“危险”的状态。
而八大山人,每画“孤鸟”,则常常托一“孤枝”。
例如,他的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孤鸟图》,作于1692年,是八大山人晚年的作品。立轴,纵102厘米,横38厘米;整个画面,只画“一枝、一鸟”。一枝,是一枯枝,从画面左边斜出,枝略虬屈;一鸟,是一袖珍小鸟,一足独立,瑟瑟然,翘立枝头——立于枯枝的最末梢之处。
读画,给人的感觉,就是“孤危”之极——无所依托,孤独无依。
可,鸟之情态,却栩栩然:翅膀,似展非展,似敛非敛;一只滴墨黑眼,斜视下方,大有“危而不惧”的英雄胆识,大有“你奈我何”的狂傲洒脱。可以见得,这种“危”,其实只是一种外在的现象;而“淡定”,才是内在的本质所在。
而鸟之“淡定”,恰恰是以那“枯枝”为依托的。
这“一枝”,决然横出,虬屈如铁,彰显着一种性格的倔强和孤绝,彰显着一种生命的不屈和硬朗。
这,正是八大山人独有的“一枝”,是张扬的精神所在,傲气所在——于“孤危”中求生存,却仍然不卑不亢、倔强孤绝,仍然傲视俗尘,特立独行。
可见,在中国人看来,形而下的“一枝”里,更贮存着形而上的精神高度:人的性格、品质,乃至精神。
一枝,树之一枝也。
举目即是,司空见惯。但中国人,却于“一枝”中,见出了品格,见出了精神,见出了意义。
明代画家徐渭,有一书斋,斋名即曰“一枝”,取自庄子之意。《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
森林很大,但对于一只鹪鹩来说,它所占用的,也不过是一根树枝罢了。庄子善喻,在这里,以鹪鹩喻人。在他看来,人如同一只鹪鹩,是天地间之匆匆过客,人生亦只是寄尘于世罢了。天地再大,人居之,所占的只不过一枝,而这一枝也还是短暂的栖居。推而广之,世界很大,物质极其丰富,欲海极深;但对于某一个体来说,所拥有的,也不过“一点点”而已;其实,“一点点”即足矣,何须太多?求多,则欲望就多,就强,徒然伤身、伤心而已。
庄子告诉人们:人,要懂得“自足”,懂得“满足”。
如此看来,徐渭之“一枝”斋,实在也就是“自足斋”也。
“一枝”,小,容易满足,满足于“一枝”,是好事;但物质上的满足,并不等于精神上的“渺小”,更不等于精神上无所追求。
清代画家石涛,居金陵时,曾居住在“一枝阁”上。“一枝阁”是一间草屋,建筑在靠近大报恩寺的山坡上。与雄伟的大报恩寺相比,“一枝阁”小到不能再小了。但石涛,不以为小,他能于“小中见大”,以一种悠游之心,过着一种自在的生活。即如他的诗中所写“消遣一枝闲拄杖,小池新锦看跳蛙”,“得少一枝足,半间无所藏。孤云夜宿去,破被晚余凉。”何以会如此?关键是他心中有“大风景”,他能明白,若然能悟透生命,“何地不高峰”?
“一枝阁”,虽小,但居住者,能够“小中悟大”;若然,仿刘禹锡《陋室铭》中所言,即可曰:“何小之有?”
因了“一枝阁”,后来,石涛就干脆自名为“枝下人”。小物质,大精神,“枝下人”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了。
八大山人的绘画中,有一个类别,那就是“孤鸟”。他借用“孤鸟”,来表现一种“孤危”的境地,或者境界。简言之,就是使所画之鸟,处在一种“孤独”而“危险”的状态。
而八大山人,每画“孤鸟”,则常常托一“孤枝”。
例如,他的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孤鸟图》,作于1692年,是八大山人晚年的作品。立轴,纵102厘米,横38厘米;整个画面,只画“一枝、一鸟”。一枝,是一枯枝,从画面左边斜出,枝略虬屈;一鸟,是一袖珍小鸟,一足独立,瑟瑟然,翘立枝头——立于枯枝的最末梢之处。
读画,给人的感觉,就是“孤危”之极——无所依托,孤独无依。
可,鸟之情态,却栩栩然:翅膀,似展非展,似敛非敛;一只滴墨黑眼,斜视下方,大有“危而不惧”的英雄胆识,大有“你奈我何”的狂傲洒脱。可以见得,这种“危”,其实只是一种外在的现象;而“淡定”,才是内在的本质所在。
而鸟之“淡定”,恰恰是以那“枯枝”为依托的。
这“一枝”,决然横出,虬屈如铁,彰显着一种性格的倔强和孤绝,彰显着一种生命的不屈和硬朗。
这,正是八大山人独有的“一枝”,是张扬的精神所在,傲气所在——于“孤危”中求生存,却仍然不卑不亢、倔强孤绝,仍然傲视俗尘,特立独行。
可见,在中国人看来,形而下的“一枝”里,更贮存着形而上的精神高度:人的性格、品质,乃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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