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督查组疏导市场梗阻，第二大产煤区榆林取消煤管票】在全国第二大产煤地级市榆林实行了16年的煤管票制度，于9月1日被废止。
《财经》获悉，8月31日，国务院第十六督查组提出停止使用榆林市煤炭销售计量专用票的意见。9月1日，陕西省榆林市能源局发布《关于落实国务院督查组督查意见的函》，榆林市委、市政府决定从即日起，全市所有涉煤企业停止使用榆林市煤炭销售计量专用票。同时撤销所有公路煤炭计量站、驻矿计量验票点，榆林市境内所有运煤车辆不再携带煤炭销售计量专用票。
一位煤炭业内专家对《财经》表示，煤管票对煤炭产供销违规设置行政许可、行政检查，阻碍煤炭保供给、保畅通，影响煤电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给企业增加了不必要负担。
8月23日，为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九次大督查，向19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派出督查组。
煤炭销售计量专用票（下称煤管票），俗称“煤管票”“煤票”等，是相关地区煤炭生产、销售、加工、运输等环节的唯一有效凭证，主管部门通过查验煤管票来控制产量及跨区域流动。
陕西是中国第三大产煤省，榆林位于陕西省最北部，是中国煤炭产量第二的地级市。根据榆林市统计局数据，2022年1月-7月，当地原煤产量约3.33亿吨，约占陕西全省产量的八成，约占全国产量的13%。
榆林于2006年开始全面实行煤管票制度，集产量控制、运输管控、计量统计等功能为一体。
煤管票制度在国内产煤省份曾经非常普遍，其中又以山西朔州、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三地的影响力最大。朔州是全国第三大产煤地级市，鄂尔多斯是第一大产煤地级市。
随着全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和“放管服”改革，全国大部分产煤区已取消了煤票制度。2014年，山西率先全部取消9种煤焦运销票据，全部撤销省内1487个各类煤检站，为煤炭行业减负上百亿元。
榆林本次取消煤管票后，晋陕蒙三大煤炭主产区仅余内蒙古鄂尔多斯仍在执行该制度。
煤管票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个世纪，是中国煤炭产地自发形成的一种管理方式。很多产煤地政府宣称，这一制度具有调控煤炭产能、防止私挖滥采、治理超能力生产、偷逃税款的作用。
榆林市煤炭运销管理站时任书记李庆锋2017年8月接受《中国经济导报》采访时，对煤管票制度高度肯定，认为通过煤管票，能准确获得榆林煤炭产量、销量、流向、用途、价格等基础数据，为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决策提供参考和征税依据。
多位煤炭行业从业者对《财经》表示，煤管票曾是一种监管超产和控制产量的手段，但现已成为煤炭产业链中一个多余的行政环节，无任何法律法规支持，徒增流通成本。
业内专家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和监管制度的完善，煤管票限制超能生产、防止黑煤窑、方便计量、作为征税参考的功能已被替代。目前榆林煤矿产能管理由矿监部门负责；非法开采由矿产资源部门负责；煤炭计量有出厂磅单作为依据；税务部门以发票而不是煤管票作为计税依据。
电煤供给不足是造成当前电力供求矛盾的重要原因，而榆林的煤管票制度对全国保供产生了负面影响。
按照榆林的煤管票制度，国家有关部门下达给榆林的煤矿产能，要由当地煤管站分解到各煤炭企业。煤炭企业按时领票、按票生产，煤炭出境验票。
知情人士表示，榆林煤管票制度为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设置前置条件。不经煤管站发票许可，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就落实不了，影响全国煤炭保供大局。把煤管站设在矿区门口和公路上，运煤车无票不得出矿、不得出榆林市界，阻碍正常的物流交通，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
与此同时，煤管票制度也在滋生腐败。
2019年6月，榆林市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秦林惠和榆林市榆阳区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华双双“落马”， 二人的大多数受贿行为与替相关煤矿申请核定生产能力外的煤管票有关。
针对榆林取消煤管票的消息，有业内人士认为是暂时性举措。SMM焦炭分析师侯磊对《财经》表示，用煤高峰期刚刚结束，榆林此时取消煤管票的阻力和影响都更小，旨在加快淡季电厂垒库，大概率是暂时性举措，会在下一个用煤高峰期时恢复。
但上述知情人士明确指出，榆林取消煤管票是永久性举措。督查组拿出意见后，榆林市政府表示立即整改，目前已将辖区内煤票查验站工作人员全部撤出，相关设施立即拆除，不再开展煤票验票业务。
9月2日凌晨，榆林撤站撤人工作全部完成。合计共撤站86个，撤离工作人员1345人。拆除临时建筑30处，封闭停用各类场所28处，清理电脑、打印机、摄像头、服务器、道匝等各类设施设备1493台（套）。
煤管票盛行于晋陕蒙三大产煤省区，2014年山西主动取消煤管票，但陕蒙两地并未跟进。本次榆林取消煤管票之后，最大产煤区鄂尔多斯市的煤管票存废成为业内焦点。
根据鄂尔多斯市统计局数据，2022年1-7月，当地原煤产量4.52亿吨，约占内蒙古总产量的七成，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8%。https://t.cn/A6SE7oIu
《财经》获悉，8月31日，国务院第十六督查组提出停止使用榆林市煤炭销售计量专用票的意见。9月1日，陕西省榆林市能源局发布《关于落实国务院督查组督查意见的函》，榆林市委、市政府决定从即日起，全市所有涉煤企业停止使用榆林市煤炭销售计量专用票。同时撤销所有公路煤炭计量站、驻矿计量验票点，榆林市境内所有运煤车辆不再携带煤炭销售计量专用票。
一位煤炭业内专家对《财经》表示，煤管票对煤炭产供销违规设置行政许可、行政检查，阻碍煤炭保供给、保畅通，影响煤电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给企业增加了不必要负担。
8月23日，为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九次大督查，向19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派出督查组。
煤炭销售计量专用票（下称煤管票），俗称“煤管票”“煤票”等，是相关地区煤炭生产、销售、加工、运输等环节的唯一有效凭证，主管部门通过查验煤管票来控制产量及跨区域流动。
陕西是中国第三大产煤省，榆林位于陕西省最北部，是中国煤炭产量第二的地级市。根据榆林市统计局数据，2022年1月-7月，当地原煤产量约3.33亿吨，约占陕西全省产量的八成，约占全国产量的13%。
榆林于2006年开始全面实行煤管票制度，集产量控制、运输管控、计量统计等功能为一体。
煤管票制度在国内产煤省份曾经非常普遍，其中又以山西朔州、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三地的影响力最大。朔州是全国第三大产煤地级市，鄂尔多斯是第一大产煤地级市。
随着全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和“放管服”改革，全国大部分产煤区已取消了煤票制度。2014年，山西率先全部取消9种煤焦运销票据，全部撤销省内1487个各类煤检站，为煤炭行业减负上百亿元。
榆林本次取消煤管票后，晋陕蒙三大煤炭主产区仅余内蒙古鄂尔多斯仍在执行该制度。
煤管票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个世纪，是中国煤炭产地自发形成的一种管理方式。很多产煤地政府宣称，这一制度具有调控煤炭产能、防止私挖滥采、治理超能力生产、偷逃税款的作用。
榆林市煤炭运销管理站时任书记李庆锋2017年8月接受《中国经济导报》采访时，对煤管票制度高度肯定，认为通过煤管票，能准确获得榆林煤炭产量、销量、流向、用途、价格等基础数据，为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决策提供参考和征税依据。
多位煤炭行业从业者对《财经》表示，煤管票曾是一种监管超产和控制产量的手段，但现已成为煤炭产业链中一个多余的行政环节，无任何法律法规支持，徒增流通成本。
业内专家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和监管制度的完善，煤管票限制超能生产、防止黑煤窑、方便计量、作为征税参考的功能已被替代。目前榆林煤矿产能管理由矿监部门负责；非法开采由矿产资源部门负责；煤炭计量有出厂磅单作为依据；税务部门以发票而不是煤管票作为计税依据。
电煤供给不足是造成当前电力供求矛盾的重要原因，而榆林的煤管票制度对全国保供产生了负面影响。
按照榆林的煤管票制度，国家有关部门下达给榆林的煤矿产能，要由当地煤管站分解到各煤炭企业。煤炭企业按时领票、按票生产，煤炭出境验票。
知情人士表示，榆林煤管票制度为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设置前置条件。不经煤管站发票许可，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就落实不了，影响全国煤炭保供大局。把煤管站设在矿区门口和公路上，运煤车无票不得出矿、不得出榆林市界，阻碍正常的物流交通，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
与此同时，煤管票制度也在滋生腐败。
2019年6月，榆林市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秦林惠和榆林市榆阳区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华双双“落马”， 二人的大多数受贿行为与替相关煤矿申请核定生产能力外的煤管票有关。
针对榆林取消煤管票的消息，有业内人士认为是暂时性举措。SMM焦炭分析师侯磊对《财经》表示，用煤高峰期刚刚结束，榆林此时取消煤管票的阻力和影响都更小，旨在加快淡季电厂垒库，大概率是暂时性举措，会在下一个用煤高峰期时恢复。
但上述知情人士明确指出，榆林取消煤管票是永久性举措。督查组拿出意见后，榆林市政府表示立即整改，目前已将辖区内煤票查验站工作人员全部撤出，相关设施立即拆除，不再开展煤票验票业务。
9月2日凌晨，榆林撤站撤人工作全部完成。合计共撤站86个，撤离工作人员1345人。拆除临时建筑30处，封闭停用各类场所28处，清理电脑、打印机、摄像头、服务器、道匝等各类设施设备1493台（套）。
煤管票盛行于晋陕蒙三大产煤省区，2014年山西主动取消煤管票，但陕蒙两地并未跟进。本次榆林取消煤管票之后，最大产煤区鄂尔多斯市的煤管票存废成为业内焦点。
根据鄂尔多斯市统计局数据，2022年1-7月，当地原煤产量4.52亿吨，约占内蒙古总产量的七成，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8%。https://t.cn/A6SE7oIu
在儿童成长中，3-6岁进入幼儿园，6岁以上接受义务教育，早已成为默认的教育模式，但0-3岁婴幼儿照护似乎是一个鲜少被讨论的话题。
据国家卫健委相关调查显示，超过三成家庭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今年6月，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达1396.6亿元，同比增长127.9%，预计在2027年，中国0-3岁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将达1863.2亿元。
今年8月，国家卫健委介绍《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关情况，表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旺盛的托育需求、日渐规模化的托育行业，但又相对低迷的入托率背后，折射的是托育市场供需的结构性失衡，也暴露出我国全年龄段教育中的一个巨大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议题。
近日，记者走访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托育机构与从业人员，呈现广州婴幼儿照护现状，揭开托育行业之困，直视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中“幼有所育”短板问题。
隔代带娃最经济稳妥
全职带娃不在少数
隔代带娃、全职带娃是大多数双职工家庭更青睐的选择，其中隔代带娃被认为是最经济、最稳妥的方式。陈海鹏觉得自己很幸运，“大宝6岁、小宝3岁，两个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在带，给我们省了不少心。我和孩子妈妈周末带孩子出来走走看看，也让老人家休息会儿。”陈海鹏说自己家是比较传统的家庭，父母不会允许自己把孩子送到托育班，也不放心“外人”来带，所以他从没考虑过育儿嫂、托育班。但隔代带娃也有矛盾之处，比如新旧育儿观念的冲突、父母成为“老漂一族”来到陌生城市的孤独。
如果没有老人帮自己带娃，带娃就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生完孩子后，吴雨一直想回去上班，但问题摆在眼前。吴雨算过一笔账，7个月大的孩子要上托婴班，每个月收费在6500元左右，如果不能按时在下午5点前接走孩子需要交一笔晚托费，孩子可以待到7点前。除此之外还有孩子的辅食和餐费等共计850元，每个月共支出7500元左右。吴雨也打听过住家育儿嫂的价格，大概也是6000元/月，多方权衡后，吴雨决定继续做全职妈妈。
但全职带娃不代表就是一个完美的方案。经济压力是最现实的问题，家里少一份收入就意味着要精打细算地生活，花钱主要围绕家庭和孩子的支出。其次是失去自我的空虚和脱离社会的焦虑，在采访中，吴雨多次表达对上班女性的羡慕。“选择全职带娃是自己的意愿，但还是有一种被迫付出的感觉，因为全部身心都在家庭。”
无论是一孩、二孩还是三孩，如何带娃都是困扰人们的难题。在记者走访中，八成以上家庭表示自己家附近设有托育机构。超过半数以上的家庭表示有入托的意愿，但机构是否安全、老师是否有责任感、环境是否卫生、育婴师操作是否规范等，影响着家庭的入托行为。其中机构收费标准与安全性是受访的20个家庭几乎集中在意的因素。
在记者调查中，目前托育机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力量投资机构，一种是企业自办机构，且以社会力量投资机构为主，也就是所谓的私立托育机构。“私立机构的口碑是最重要的，我们怕万一缴费后机构跑路怎么办？又该怎么保障机构规范运行？如果多一些公立机构、普惠机构，或者减免部分学费、给予入托的家庭补贴，也能够给家长送孩子入托的信心和底气。”有受访家庭表示，不少托育机构收费超出了家庭可负担能力范围。
刘临川的儿子5个月了，他看过不少托育机构，“如果有公立机构或者找大品牌的机构，或许会更让人放心。”为了消除他的顾虑，托育机构曾表示，可以为家长提供资质证明，并表示机构有全方位覆盖的摄像头，可提供相关图片、视频等。刘临川思虑再三后决定孩子妈妈休完产假，接家里老人来帮忙带孩子，“家里老人一直都想来给我照顾孩子。”
即使把孩子送到了托育机构，接送孩子的时间也是一个问题。家住增城的张倩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怀了二宝后她就把大宝送去了托育机构。张倩觉得托育机构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日常的技能，还能教会孩子自律，有时候会比请阿姨划算。但是不少机构都得下午4点半到6点之间去接，这让她很头疼。“双职工难啊，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下班时间会很准时。如果可以托到7点左右，会很大程度缓解这个情况。”
行业调查：成本难降、生源不稳是普遍问题
记者走访中，“先活下去”，是托育机构发出的共同声音。不少托育机构处于起步期，而且以小微企业为主，抗风险能力不足。对于托育机构来说，成本难降、生源不稳、抗压能力弱、信任难建是普遍问题。
“以往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多位家长说受经济影响，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抚养。”入行3年来，广州君蒙国际儿童之家负责人唐老师感觉今年是最难的。“每个月不算杂费，房租加教师工资就要将近30万元。”唐老师介绍，由于成本难降，稳定的生源是各个机构赖以生存的现金流来源。
教育行业一直是被普遍看好的行业。早些年，有些人为了挣快钱加入早教、托育行业，造成宣传和实际并不符合，“这大大降低了婴幼儿照护行业的口碑，目前对行业的不信任是造成家长不敢托的重要因素。”唐老师所在机构没有1岁以下的孩子入托。“以前我们为了招收低月龄的孩子，专门购买了按摩椅、小床，后来发现几乎没有家长过来咨询，甚至有的家长根本不知道6个月的孩子也可以送来托育。”
同样的声音在广船博悦托育中心陈老师这里得到了印证。作为企业办托育中心，并于去年入选海珠区托育优质服务示范点，该中心拥有更高的可信度，但招生依然需要费很大力气。
“我们是企业自有物业，因此在房租等成本这块会相对好一些。目前我们正在申报区普惠托育试点，收费基本是普惠园的价格水平。”陈老师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婴幼儿家庭对托育机构认识不足，更倾向于保守的育儿方式，托育像幼儿园那样成为家长的“刚需”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尽管目前托育行业被大力倡导，但在具体操作中还是会出现流程繁琐的现象。据了解，为了规范托育机构运营，目前广州市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实施“登记备案”制度。广州市某托育机构负责人赵老师告诉记者，场地使用证明是最让他为难的，“还有租金如何减免等，希望有更多细化的指引出台，让我们能更好地享受政策红利。”
广州行动：统筹打造15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
2020年，广州通过了《广州市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广州将建立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规范管理体系。
去年，广州市卫健委公布了11家广州市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优质服务示范点单位，并上线“广州市托育地图”。今年六一前夕，《广州市人口发展及社会领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再次明确，统筹打造15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规范与促进托育行业发展，为家长提供“愿托、敢托、放心托”的服务。一系列政策和方案的出台，为婴幼儿照护行业发展规划了方向，也很大程度上提振了行业信心。
近年来，广州多地出现了社区互助托育、家庭式托育等方式，如黄埔区文冲街打造的社区互助托育“向日葵亲子小屋”，邀请有空闲的家长互助看护，为社区孩子提供短托服务。此外，也有不少人在自家住所开办家庭式托育园，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服务。这类托育方式由于经营成本低、招生压力小，使托育服务行业呈现出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不可否认的是，托育需求与政策红利不断吸引投资者入局。扩大规范化托育服务供给，减轻机构经营负担，着力解决托育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也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
如何提振家长对于托育行业的信任？如何让托育行业发展更加有信心？广州市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成欣欣表示，“我们国家托育行业发展起步相对较晚，但这是很有未来的行业。我们首先要把家长放心作为机构的发展导向，托育行业本质上是服务行业，服务质量决定了行业发展。”
据了解，目前广州市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实施“登记备案”制度，为了规范托育机构运营，机构在申请备案时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广州市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刘晓妮表示，“最重要的是全市托育机构能够规范经营，用专业的服务获取家长的信任。此外，我们也呼吁未备案的托育机构尽快进行备案，才能够给家长提供安心放心的托育服务。”
如何找到靠谱又放心的托育机构？
去年年底，“广州市托育地图”上线，向广大家长展示全市已通过卫生保健评价的200多家托育机构，供家长选择。广大家长可以在“保健熊托育地图小程序”查询合规的托育机构，或者在点评类平台等渠道查看机构评价，也可以通过友邻介绍、小区广告或者地推传单初步了解。
刘晓妮建议，各位家长首先要了解机构是否已经备案，是否有良好的口碑。其次，家长可以参观园区的环境，查看设备设施是否符合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的要求。“同时，家长也可以了解托育机构的办园宗旨和婴幼儿一日生活、活动的流程，了解机构的人员资质等。”不少机构也都开通了入托体验活动，刘晓妮建议选好一家机构后，可尽早进行入托体验，通过体验选择适合孩子的托育机构。
来源：广州日报
据国家卫健委相关调查显示，超过三成家庭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今年6月，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达1396.6亿元，同比增长127.9%，预计在2027年，中国0-3岁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将达1863.2亿元。
今年8月，国家卫健委介绍《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关情况，表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旺盛的托育需求、日渐规模化的托育行业，但又相对低迷的入托率背后，折射的是托育市场供需的结构性失衡，也暴露出我国全年龄段教育中的一个巨大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议题。
近日，记者走访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托育机构与从业人员，呈现广州婴幼儿照护现状，揭开托育行业之困，直视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中“幼有所育”短板问题。
隔代带娃最经济稳妥
全职带娃不在少数
隔代带娃、全职带娃是大多数双职工家庭更青睐的选择，其中隔代带娃被认为是最经济、最稳妥的方式。陈海鹏觉得自己很幸运，“大宝6岁、小宝3岁，两个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在带，给我们省了不少心。我和孩子妈妈周末带孩子出来走走看看，也让老人家休息会儿。”陈海鹏说自己家是比较传统的家庭，父母不会允许自己把孩子送到托育班，也不放心“外人”来带，所以他从没考虑过育儿嫂、托育班。但隔代带娃也有矛盾之处，比如新旧育儿观念的冲突、父母成为“老漂一族”来到陌生城市的孤独。
如果没有老人帮自己带娃，带娃就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生完孩子后，吴雨一直想回去上班，但问题摆在眼前。吴雨算过一笔账，7个月大的孩子要上托婴班，每个月收费在6500元左右，如果不能按时在下午5点前接走孩子需要交一笔晚托费，孩子可以待到7点前。除此之外还有孩子的辅食和餐费等共计850元，每个月共支出7500元左右。吴雨也打听过住家育儿嫂的价格，大概也是6000元/月，多方权衡后，吴雨决定继续做全职妈妈。
但全职带娃不代表就是一个完美的方案。经济压力是最现实的问题，家里少一份收入就意味着要精打细算地生活，花钱主要围绕家庭和孩子的支出。其次是失去自我的空虚和脱离社会的焦虑，在采访中，吴雨多次表达对上班女性的羡慕。“选择全职带娃是自己的意愿，但还是有一种被迫付出的感觉，因为全部身心都在家庭。”
无论是一孩、二孩还是三孩，如何带娃都是困扰人们的难题。在记者走访中，八成以上家庭表示自己家附近设有托育机构。超过半数以上的家庭表示有入托的意愿，但机构是否安全、老师是否有责任感、环境是否卫生、育婴师操作是否规范等，影响着家庭的入托行为。其中机构收费标准与安全性是受访的20个家庭几乎集中在意的因素。
在记者调查中，目前托育机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力量投资机构，一种是企业自办机构，且以社会力量投资机构为主，也就是所谓的私立托育机构。“私立机构的口碑是最重要的，我们怕万一缴费后机构跑路怎么办？又该怎么保障机构规范运行？如果多一些公立机构、普惠机构，或者减免部分学费、给予入托的家庭补贴，也能够给家长送孩子入托的信心和底气。”有受访家庭表示，不少托育机构收费超出了家庭可负担能力范围。
刘临川的儿子5个月了，他看过不少托育机构，“如果有公立机构或者找大品牌的机构，或许会更让人放心。”为了消除他的顾虑，托育机构曾表示，可以为家长提供资质证明，并表示机构有全方位覆盖的摄像头，可提供相关图片、视频等。刘临川思虑再三后决定孩子妈妈休完产假，接家里老人来帮忙带孩子，“家里老人一直都想来给我照顾孩子。”
即使把孩子送到了托育机构，接送孩子的时间也是一个问题。家住增城的张倩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怀了二宝后她就把大宝送去了托育机构。张倩觉得托育机构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些日常的技能，还能教会孩子自律，有时候会比请阿姨划算。但是不少机构都得下午4点半到6点之间去接，这让她很头疼。“双职工难啊，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下班时间会很准时。如果可以托到7点左右，会很大程度缓解这个情况。”
行业调查：成本难降、生源不稳是普遍问题
记者走访中，“先活下去”，是托育机构发出的共同声音。不少托育机构处于起步期，而且以小微企业为主，抗风险能力不足。对于托育机构来说，成本难降、生源不稳、抗压能力弱、信任难建是普遍问题。
“以往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多位家长说受经济影响，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抚养。”入行3年来，广州君蒙国际儿童之家负责人唐老师感觉今年是最难的。“每个月不算杂费，房租加教师工资就要将近30万元。”唐老师介绍，由于成本难降，稳定的生源是各个机构赖以生存的现金流来源。
教育行业一直是被普遍看好的行业。早些年，有些人为了挣快钱加入早教、托育行业，造成宣传和实际并不符合，“这大大降低了婴幼儿照护行业的口碑，目前对行业的不信任是造成家长不敢托的重要因素。”唐老师所在机构没有1岁以下的孩子入托。“以前我们为了招收低月龄的孩子，专门购买了按摩椅、小床，后来发现几乎没有家长过来咨询，甚至有的家长根本不知道6个月的孩子也可以送来托育。”
同样的声音在广船博悦托育中心陈老师这里得到了印证。作为企业办托育中心，并于去年入选海珠区托育优质服务示范点，该中心拥有更高的可信度，但招生依然需要费很大力气。
“我们是企业自有物业，因此在房租等成本这块会相对好一些。目前我们正在申报区普惠托育试点，收费基本是普惠园的价格水平。”陈老师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婴幼儿家庭对托育机构认识不足，更倾向于保守的育儿方式，托育像幼儿园那样成为家长的“刚需”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尽管目前托育行业被大力倡导，但在具体操作中还是会出现流程繁琐的现象。据了解，为了规范托育机构运营，目前广州市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实施“登记备案”制度。广州市某托育机构负责人赵老师告诉记者，场地使用证明是最让他为难的，“还有租金如何减免等，希望有更多细化的指引出台，让我们能更好地享受政策红利。”
广州行动：统筹打造15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
2020年，广州通过了《广州市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广州将建立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规范管理体系。
去年，广州市卫健委公布了11家广州市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优质服务示范点单位，并上线“广州市托育地图”。今年六一前夕，《广州市人口发展及社会领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再次明确，统筹打造15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规范与促进托育行业发展，为家长提供“愿托、敢托、放心托”的服务。一系列政策和方案的出台，为婴幼儿照护行业发展规划了方向，也很大程度上提振了行业信心。
近年来，广州多地出现了社区互助托育、家庭式托育等方式，如黄埔区文冲街打造的社区互助托育“向日葵亲子小屋”，邀请有空闲的家长互助看护，为社区孩子提供短托服务。此外，也有不少人在自家住所开办家庭式托育园，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服务。这类托育方式由于经营成本低、招生压力小，使托育服务行业呈现出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不可否认的是，托育需求与政策红利不断吸引投资者入局。扩大规范化托育服务供给，减轻机构经营负担，着力解决托育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也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
如何提振家长对于托育行业的信任？如何让托育行业发展更加有信心？广州市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成欣欣表示，“我们国家托育行业发展起步相对较晚，但这是很有未来的行业。我们首先要把家长放心作为机构的发展导向，托育行业本质上是服务行业，服务质量决定了行业发展。”
据了解，目前广州市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实施“登记备案”制度，为了规范托育机构运营，机构在申请备案时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广州市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刘晓妮表示，“最重要的是全市托育机构能够规范经营，用专业的服务获取家长的信任。此外，我们也呼吁未备案的托育机构尽快进行备案，才能够给家长提供安心放心的托育服务。”
如何找到靠谱又放心的托育机构？
去年年底，“广州市托育地图”上线，向广大家长展示全市已通过卫生保健评价的200多家托育机构，供家长选择。广大家长可以在“保健熊托育地图小程序”查询合规的托育机构，或者在点评类平台等渠道查看机构评价，也可以通过友邻介绍、小区广告或者地推传单初步了解。
刘晓妮建议，各位家长首先要了解机构是否已经备案，是否有良好的口碑。其次，家长可以参观园区的环境，查看设备设施是否符合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的要求。“同时，家长也可以了解托育机构的办园宗旨和婴幼儿一日生活、活动的流程，了解机构的人员资质等。”不少机构也都开通了入托体验活动，刘晓妮建议选好一家机构后，可尽早进行入托体验，通过体验选择适合孩子的托育机构。
来源：广州日报
#春运战疫故事# 【春运第一天：“你们很贴心！”“我们很放心！”】1月17日，2022年春运正式拉开大幕，记者体验地铁、公交、客运班车出行，实录春运第一天。
8:30，记者来到长春地铁2号线建设广场站。
厚厚的棉门帘挡住了室外的寒冷，由于16日下了小雪，地铁站内广播里循环播放着温馨的提示语：“由于天气原因地面及台阶湿滑，请乘客注意安全。请您佩戴好口罩，出示吉祥码，扫码乘车。”
站内干净明亮，保洁人员一直在进行地面清洁和消杀工作；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在进行扫码，乘客也都在入口处停下脚步，拿出手机配合登记，每个人都有序进行安检和购票。
初次乘坐地铁的王阿姨不太清楚怎样在售票机购票，工作人员立即上前为其解决困难。王阿姨说：“头一次坐地铁不太会用手机购票，亏得有工作人员帮忙，以后就会用了，很方便。”
“请佩戴好口罩，出示健康码。”上午9:00，记者在长春市高速公路客运站看到：在车站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乘客们佩戴口罩，手持健康码，依次进入候车大厅。服务台上，酒精、免洗洗手液、口罩、晕车药等物资一应俱全，供乘客使用。
9:20,记者在站内看到，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三品”检查；保洁阿姨对候车区进行消杀，候车厅里的每张座椅都会被消毒擦拭；服务台前，站务员在耐心解答旅客疑问，指引旅客购票登车；广播里随时播报到站班车的发车时间，提醒旅客提前检票上车……
“今年春运，我们将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进站乘客都必须按流程扫码登记，佩戴好口罩方可进站。”站长肖昆介绍，客运站严格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做好交通运输场站和车辆的消杀等工作，针对客运站售票厅、候车室、卫生间等关键区域加密消毒频次，每天不低于6次消杀。同时，对所有进站运营车辆内部进行喷雾消毒，确保做到无死角、全覆盖，车内30分钟以上通风，坚决不让疫情通过交通运输传播。
在售票窗口和自动售票机前，每隔一两分钟会有旅客前来购票，春运首日，客流量并不大，旅客两三分钟便可完成购票。“我们预测，今年的客流高峰将会出现在农历二十八、二十九，但客流量也不会很大。运力非常充足，旅客们不用担心购不到票、坐不上车。”站务员张玉洁说。
9:50，在出站口，记者随安全员上车进行安全检查。安全员对车内监控摄像头使用情况及安全锤、灭火器的配备情况进行认真检查；旅客忘记系安全带，安全员还会提醒旅客系好安全带……全部检查完毕，车辆才能出站。出站前，驾驶员霍少伍告诉记者：“春运期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服务旅客，安安全全把他们送到家。”
“现在的疫情防控措施做得非常到位，一上车就能闻到淡淡的消毒水味，应该是司机在我们乘车前对车内进行了全面消杀工作，在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坐在车里让我特别的放心！”坐在长春至磐石的客运班车里的张女士说。
在长春凯旋公路客运站，记者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只要一说到回家，返乡的旅客们脸上就会洋溢出幸福的微笑，即使佩戴着口罩，眼角的笑纹、声音的喜悦都传达了愉快的心情。
“感受真是不一样，一进站就觉得特别温馨。站务员的服务也特别好，今天我们出门时忘记带纸巾了，向工作人员问询，他们马上就给了我一包，我觉得特别贴心！”要回长岭看望父母的陈女士说。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请进站的旅客佩戴好口罩，出示吉祥码。”9:30,伴随着站内广播里循环播放的温馨提示，在工作人员耐心引导下，凯旋公路客运站内秩序井然。
“为了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运服务工作，我们提早制定了工作预案，从各个工作环节和服务细节入手，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工作，确保广大旅客平安、顺利、温馨出行。”刚刚组织完一轮消杀工作的站长王昕说。
凯旋公路客运站还在安全生产方面强化责任落实，建立完善责任体系，严格执行“三不进站、六不出站”的规定，强化源头安全管理。
“我们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应急处置能力，针对突发问题，建立了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客车在出站时，交警和驻站运管员仔细检查车辆的运行情况，为司乘人员测量体温并做好记录，确保每一步安全防控工作都落到实处。
10:10，记者来到长春卫星广场候车站点，乘坐Z315路公交车。候车5分钟，车号为吉A05611D的新能源公交车驶入站点。登上公交车，车内环境干净整洁，一阵暖风迎面而来，霎时驱走候车的寒冷。
由于不是早高峰，车内乘客不多，五六位乘客佩戴口罩坐在座位上，有的乘客在观望着人民大街沿线风景，有的摆弄着手里的手机。下车门左侧的车窗顶部贴着营运线路图及首末车发车时间；公交车上还配备了安全锤和灭火器等安全设备。驾驶员告诉我们，春节前，人流量、车流量增大，安全压力加大，他们加强了安全保障和规范服务工作，确保乘客出行安全。
“吉大北校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往后门走，准备下车……”报站器传来熟悉的声音。10:35，公交车稳稳地到达终点站吉大北校，经过16站地，用时25分钟，一路通行公交专用车道，安全且便利！
短短出行旅程，几次换乘交通工具，春运第一天，记者感受到了出行方式转换的便利、感受到了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的负责、感受到了乘客的信任与快慰。#沿着高速看吉林#
8:30，记者来到长春地铁2号线建设广场站。
厚厚的棉门帘挡住了室外的寒冷，由于16日下了小雪，地铁站内广播里循环播放着温馨的提示语：“由于天气原因地面及台阶湿滑，请乘客注意安全。请您佩戴好口罩，出示吉祥码，扫码乘车。”
站内干净明亮，保洁人员一直在进行地面清洁和消杀工作；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在进行扫码，乘客也都在入口处停下脚步，拿出手机配合登记，每个人都有序进行安检和购票。
初次乘坐地铁的王阿姨不太清楚怎样在售票机购票，工作人员立即上前为其解决困难。王阿姨说：“头一次坐地铁不太会用手机购票，亏得有工作人员帮忙，以后就会用了，很方便。”
“请佩戴好口罩，出示健康码。”上午9:00，记者在长春市高速公路客运站看到：在车站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乘客们佩戴口罩，手持健康码，依次进入候车大厅。服务台上，酒精、免洗洗手液、口罩、晕车药等物资一应俱全，供乘客使用。
9:20,记者在站内看到，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三品”检查；保洁阿姨对候车区进行消杀，候车厅里的每张座椅都会被消毒擦拭；服务台前，站务员在耐心解答旅客疑问，指引旅客购票登车；广播里随时播报到站班车的发车时间，提醒旅客提前检票上车……
“今年春运，我们将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进站乘客都必须按流程扫码登记，佩戴好口罩方可进站。”站长肖昆介绍，客运站严格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做好交通运输场站和车辆的消杀等工作，针对客运站售票厅、候车室、卫生间等关键区域加密消毒频次，每天不低于6次消杀。同时，对所有进站运营车辆内部进行喷雾消毒，确保做到无死角、全覆盖，车内30分钟以上通风，坚决不让疫情通过交通运输传播。
在售票窗口和自动售票机前，每隔一两分钟会有旅客前来购票，春运首日，客流量并不大，旅客两三分钟便可完成购票。“我们预测，今年的客流高峰将会出现在农历二十八、二十九，但客流量也不会很大。运力非常充足，旅客们不用担心购不到票、坐不上车。”站务员张玉洁说。
9:50，在出站口，记者随安全员上车进行安全检查。安全员对车内监控摄像头使用情况及安全锤、灭火器的配备情况进行认真检查；旅客忘记系安全带，安全员还会提醒旅客系好安全带……全部检查完毕，车辆才能出站。出站前，驾驶员霍少伍告诉记者：“春运期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服务旅客，安安全全把他们送到家。”
“现在的疫情防控措施做得非常到位，一上车就能闻到淡淡的消毒水味，应该是司机在我们乘车前对车内进行了全面消杀工作，在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坐在车里让我特别的放心！”坐在长春至磐石的客运班车里的张女士说。
在长春凯旋公路客运站，记者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只要一说到回家，返乡的旅客们脸上就会洋溢出幸福的微笑，即使佩戴着口罩，眼角的笑纹、声音的喜悦都传达了愉快的心情。
“感受真是不一样，一进站就觉得特别温馨。站务员的服务也特别好，今天我们出门时忘记带纸巾了，向工作人员问询，他们马上就给了我一包，我觉得特别贴心！”要回长岭看望父母的陈女士说。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请进站的旅客佩戴好口罩，出示吉祥码。”9:30,伴随着站内广播里循环播放的温馨提示，在工作人员耐心引导下，凯旋公路客运站内秩序井然。
“为了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运服务工作，我们提早制定了工作预案，从各个工作环节和服务细节入手，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工作，确保广大旅客平安、顺利、温馨出行。”刚刚组织完一轮消杀工作的站长王昕说。
凯旋公路客运站还在安全生产方面强化责任落实，建立完善责任体系，严格执行“三不进站、六不出站”的规定，强化源头安全管理。
“我们认真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应急处置能力，针对突发问题，建立了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客车在出站时，交警和驻站运管员仔细检查车辆的运行情况，为司乘人员测量体温并做好记录，确保每一步安全防控工作都落到实处。
10:10，记者来到长春卫星广场候车站点，乘坐Z315路公交车。候车5分钟，车号为吉A05611D的新能源公交车驶入站点。登上公交车，车内环境干净整洁，一阵暖风迎面而来，霎时驱走候车的寒冷。
由于不是早高峰，车内乘客不多，五六位乘客佩戴口罩坐在座位上，有的乘客在观望着人民大街沿线风景，有的摆弄着手里的手机。下车门左侧的车窗顶部贴着营运线路图及首末车发车时间；公交车上还配备了安全锤和灭火器等安全设备。驾驶员告诉我们，春节前，人流量、车流量增大，安全压力加大，他们加强了安全保障和规范服务工作，确保乘客出行安全。
“吉大北校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往后门走，准备下车……”报站器传来熟悉的声音。10:35，公交车稳稳地到达终点站吉大北校，经过16站地，用时25分钟，一路通行公交专用车道，安全且便利！
短短出行旅程，几次换乘交通工具，春运第一天，记者感受到了出行方式转换的便利、感受到了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的负责、感受到了乘客的信任与快慰。#沿着高速看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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