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处也是一种能力
文/周国平
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则有些寂寞，寂寞中却又有一种充实。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在独处时，我们从别人和事务中抽身出来，回到了自己。这时候，我们独自面对自己和上帝，开始了与自己的心灵以及与宇宙中的神秘力量的对话。
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灵魂生活都是在独处时展开的。和别人一起谈古说今，引经据典，那是闲聊和讨论；唯有自己沉浸于古往今来大师们的杰作之时，才会有真正的心灵感悟。和别人一起游山玩水，那只是旅游；唯有自己独自面对苍茫的群山和大海之时，才会真正感受到与大自然的沟通。
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如果说不擅交际是一种性格的弱点，那么，不耐孤独就简直是一种灵魂的缺陷了。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到内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唯有经过这一整合的过程，外来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独立又生长着的系统。所以，有无独处的能力，关系到一个人能否真正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内心世界，而这又会进而影响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对于独处的爱好与一个人的性格完全无关，爱好独处的人同样可能是一个性格活泼、喜欢朋友的人，只是无论他怎么乐于与别人交往，独处始终是他生活中的必需。在他看来，一种缺乏交往的生活固然是一种缺陷，一种缺乏独处的生活则简直是一种灾难了。
当然，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他需要与他的同类交往，需要爱和被爱，否则就无法生存。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绝对的孤独。但是，绝对不能忍受孤独的人却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
世上正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最怕的就是独处，让他们和自己呆一会儿，对于他们简直是一种酷刑。只要闲了下来，他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消遣。他们的日子表面上过得十分热闹，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极其空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方设法避免面对面看见自己。对此我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贫乏，和这样贫乏的自己呆在一起是顶没有意思的，再无聊的消遣也比这有趣得多。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变得越来越贫乏，越来越没有了自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独处的确是一个检验，用它可以测出一个人的灵魂的深度，测出一个人对自己的真正感觉，他是否厌烦自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厌烦自己是一个起码要求。一个连自己也不爱的人，我敢断定他对于别人也是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他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社会交往。他跑到别人那里去，对于别人只是一个打扰，一种侵犯。一切交往的质量都取决于交往者本身的质量。唯有在两个灵魂充实丰富的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动人的爱情和友谊。我敢担保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找不出一个例子，能够驳倒我的这个论断，证明某一个浅薄之辈竟也会有此种美好的经历。
对于一个人来说，独处和交往均属必需。但是，独处更本质，因为在独处时，人是直接面对世界的整体，面对万物之源的。相反，在交往时，人却只是面对部分，面对过程的片断。人群聚集之处，只有凡人琐事，过眼烟云，没有上帝和永恒。
也许可以说，独处是时间性的，交往是空间性的。
我们经常与别人谈话，内容大抵是事务的处理、利益的分配、是非的争执、恩怨的倾诉、公关、交际、新闻等等。独处的时候，我们有时也在心中说话，细察其内容，仍不外上述这些，因此实际上也是在对别人说话，是对别人说话的预演或延续。我们真正与自己谈话的时候是十分稀少的。
要能够与自己谈话，必须把心从世俗事务和人际关系中摆脱出来，回到自己。这是发生在灵魂中的谈话，是一种内在生活。哲学教人立足于根本审视世界，反省人生，带给人的就是过内在生活的能力。
与自己谈话的确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罕见的能力。有许多人，你不让他说凡事俗务，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只关心外界的事情，结果也就只拥有仅仅适合于与别人交谈的语言了。这样的人面对自己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一个与自己无话可说的人，难道会对别人说出什么有意思的话吗？哪怕他谈论的是天下大事，你仍感到是在听市井琐闻，因为在里面找不到那个把一切连结为整体的核心，那个照亮一切的精神。
阅读是与历史上的伟大灵魂交谈，借此把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占为己有”。写作是与自己的灵魂交谈，借此把外在的生命经历转变成内在的心灵财富。信仰是与心中的上帝交谈，借此积聚“天上的财富”。这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三种交谈，而这三种交谈都是在独处中进行的。
我需要一种内在的沉静，可以以逸待劳地接收和整理一切外来印象。这样，我才觉得自己具有一种连续性和完整性。当我被过于纷繁的外部生活搅得不复安宁时，我就断裂了，破碎了，因而也就失去了吸收消化外来印象的能力。
世界是我的食物。人只用少量时间进食，大部分时间在消化。独处就是我消化世界。
如果没有好胃口，天天吃宴席有什么快乐?如果没有好的感受力，频频周游世界有什么乐趣?反之，天天吃宴席的人怎么会有好胃口，频频周游世界的人怎么会有好的感受力？
心灵和胃一样，需要休息和复原，独处便是心灵的休养方式。当心灵因充分休息而饱满，又因久不活动而饥渴时，它能最敏锐地品味新的印象。
高质量的活动和高质量的宁静都需要，而后者实为前者的前提。
直接面对自己似乎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所以人们往往要设法逃避。逃避自我有二法，一是事务，二是消遣。我们忙于职业上和生活上的种种事务，一旦闲下来，又用聊天、娱乐和其他种种消遣打发时光。
对于文人来说，许多时候，读书和写作也只是一种消遣或一种事务，比起斗鸡走狗之辈，诚然有雅俗之别，但逃避自我的实质则为一。我天性不宜交际。在多数场合，我不是觉得对方乏味，就是害怕对方觉得我乏味。可是我既不愿忍受对方的乏味，也不愿费劲使自己显得有趣，那都太累了。我独处时最轻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不累及他人，无需感到不安。
这么好的夜晚，宁静，孤独，精力充沛，无论做什么，都觉得可惜了，糟蹋了。我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灯前，吸着烟……
我从我的真朋友和假朋友那里抽身出来，回到了我自己。只有我自己。
这样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没有爱，没有怨，没有激动，没有烦恼，可是依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到充实。这样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一个夜晚就这么过去了。可是我仍然不想睡觉。这是这样的一种时候，什么也不想做，包括睡觉。
通宵达旦地坐在喧闹的电视机前，他们把这叫做过年。
我躲在我的小屋里，守着我今年的最后一刻寂寞。当岁月的闸门一年一度打开时，我要独自坐在坝上，看我的生命的河水汹涌流过。这河水流向永恒，我不能想象我缺席，使它不带着我的虔诚，也不能想象有宾客，使它带着酒宴的污秽。
我要为自己定一个原则：每天夜晚，每个周末，每年年底，只属于我自己。在这些时间里，我不做任何履约交差的事情，而只读我自己想读的书，只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如果不想读不想写，我就什么也不做，宁肯闲着，也决不应付差事。差事是应付不完的，唯一的办法是人为地加以限制，确保自己的自由时间。
在舞曲和欢笑声中，我思索人生。在沉思和独处中，我享受人生。
有的人只有在沸腾的交往中才能辨认他的自我。有的人却只有在宁静的独处中才能辨认他的自我。
文/周国平
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则有些寂寞，寂寞中却又有一种充实。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在独处时，我们从别人和事务中抽身出来，回到了自己。这时候，我们独自面对自己和上帝，开始了与自己的心灵以及与宇宙中的神秘力量的对话。
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灵魂生活都是在独处时展开的。和别人一起谈古说今，引经据典，那是闲聊和讨论；唯有自己沉浸于古往今来大师们的杰作之时，才会有真正的心灵感悟。和别人一起游山玩水，那只是旅游；唯有自己独自面对苍茫的群山和大海之时，才会真正感受到与大自然的沟通。
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如果说不擅交际是一种性格的弱点，那么，不耐孤独就简直是一种灵魂的缺陷了。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到内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唯有经过这一整合的过程，外来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独立又生长着的系统。所以，有无独处的能力，关系到一个人能否真正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内心世界，而这又会进而影响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对于独处的爱好与一个人的性格完全无关，爱好独处的人同样可能是一个性格活泼、喜欢朋友的人，只是无论他怎么乐于与别人交往，独处始终是他生活中的必需。在他看来，一种缺乏交往的生活固然是一种缺陷，一种缺乏独处的生活则简直是一种灾难了。
当然，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他需要与他的同类交往，需要爱和被爱，否则就无法生存。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绝对的孤独。但是，绝对不能忍受孤独的人却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
世上正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最怕的就是独处，让他们和自己呆一会儿，对于他们简直是一种酷刑。只要闲了下来，他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消遣。他们的日子表面上过得十分热闹，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极其空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方设法避免面对面看见自己。对此我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贫乏，和这样贫乏的自己呆在一起是顶没有意思的，再无聊的消遣也比这有趣得多。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变得越来越贫乏，越来越没有了自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独处的确是一个检验，用它可以测出一个人的灵魂的深度，测出一个人对自己的真正感觉，他是否厌烦自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厌烦自己是一个起码要求。一个连自己也不爱的人，我敢断定他对于别人也是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他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社会交往。他跑到别人那里去，对于别人只是一个打扰，一种侵犯。一切交往的质量都取决于交往者本身的质量。唯有在两个灵魂充实丰富的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动人的爱情和友谊。我敢担保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找不出一个例子，能够驳倒我的这个论断，证明某一个浅薄之辈竟也会有此种美好的经历。
对于一个人来说，独处和交往均属必需。但是，独处更本质，因为在独处时，人是直接面对世界的整体，面对万物之源的。相反，在交往时，人却只是面对部分，面对过程的片断。人群聚集之处，只有凡人琐事，过眼烟云，没有上帝和永恒。
也许可以说，独处是时间性的，交往是空间性的。
我们经常与别人谈话，内容大抵是事务的处理、利益的分配、是非的争执、恩怨的倾诉、公关、交际、新闻等等。独处的时候，我们有时也在心中说话，细察其内容，仍不外上述这些，因此实际上也是在对别人说话，是对别人说话的预演或延续。我们真正与自己谈话的时候是十分稀少的。
要能够与自己谈话，必须把心从世俗事务和人际关系中摆脱出来，回到自己。这是发生在灵魂中的谈话，是一种内在生活。哲学教人立足于根本审视世界，反省人生，带给人的就是过内在生活的能力。
与自己谈话的确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罕见的能力。有许多人，你不让他说凡事俗务，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只关心外界的事情，结果也就只拥有仅仅适合于与别人交谈的语言了。这样的人面对自己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一个与自己无话可说的人，难道会对别人说出什么有意思的话吗？哪怕他谈论的是天下大事，你仍感到是在听市井琐闻，因为在里面找不到那个把一切连结为整体的核心，那个照亮一切的精神。
阅读是与历史上的伟大灵魂交谈，借此把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占为己有”。写作是与自己的灵魂交谈，借此把外在的生命经历转变成内在的心灵财富。信仰是与心中的上帝交谈，借此积聚“天上的财富”。这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三种交谈，而这三种交谈都是在独处中进行的。
我需要一种内在的沉静，可以以逸待劳地接收和整理一切外来印象。这样，我才觉得自己具有一种连续性和完整性。当我被过于纷繁的外部生活搅得不复安宁时，我就断裂了，破碎了，因而也就失去了吸收消化外来印象的能力。
世界是我的食物。人只用少量时间进食，大部分时间在消化。独处就是我消化世界。
如果没有好胃口，天天吃宴席有什么快乐?如果没有好的感受力，频频周游世界有什么乐趣?反之，天天吃宴席的人怎么会有好胃口，频频周游世界的人怎么会有好的感受力？
心灵和胃一样，需要休息和复原，独处便是心灵的休养方式。当心灵因充分休息而饱满，又因久不活动而饥渴时，它能最敏锐地品味新的印象。
高质量的活动和高质量的宁静都需要，而后者实为前者的前提。
直接面对自己似乎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所以人们往往要设法逃避。逃避自我有二法，一是事务，二是消遣。我们忙于职业上和生活上的种种事务，一旦闲下来，又用聊天、娱乐和其他种种消遣打发时光。
对于文人来说，许多时候，读书和写作也只是一种消遣或一种事务，比起斗鸡走狗之辈，诚然有雅俗之别，但逃避自我的实质则为一。我天性不宜交际。在多数场合，我不是觉得对方乏味，就是害怕对方觉得我乏味。可是我既不愿忍受对方的乏味，也不愿费劲使自己显得有趣，那都太累了。我独处时最轻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不累及他人，无需感到不安。
这么好的夜晚，宁静，孤独，精力充沛，无论做什么，都觉得可惜了，糟蹋了。我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灯前，吸着烟……
我从我的真朋友和假朋友那里抽身出来，回到了我自己。只有我自己。
这样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没有爱，没有怨，没有激动，没有烦恼，可是依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到充实。这样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一个夜晚就这么过去了。可是我仍然不想睡觉。这是这样的一种时候，什么也不想做，包括睡觉。
通宵达旦地坐在喧闹的电视机前，他们把这叫做过年。
我躲在我的小屋里，守着我今年的最后一刻寂寞。当岁月的闸门一年一度打开时，我要独自坐在坝上，看我的生命的河水汹涌流过。这河水流向永恒，我不能想象我缺席，使它不带着我的虔诚，也不能想象有宾客，使它带着酒宴的污秽。
我要为自己定一个原则：每天夜晚，每个周末，每年年底，只属于我自己。在这些时间里，我不做任何履约交差的事情，而只读我自己想读的书，只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如果不想读不想写，我就什么也不做，宁肯闲着，也决不应付差事。差事是应付不完的，唯一的办法是人为地加以限制，确保自己的自由时间。
在舞曲和欢笑声中，我思索人生。在沉思和独处中，我享受人生。
有的人只有在沸腾的交往中才能辨认他的自我。有的人却只有在宁静的独处中才能辨认他的自我。
《在高处》/ 刘江滨
人类恐高之患自古皆有，即使是文人墨客登临高处，也不全如杜甫那样豪情万丈。
据李肇《国史补》载：“韩愈游华山，穷极幽险，心悸目眩，不能下，发狂号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方能下。”作为一位大诗人，登临华山之巅，非但没有意气风发，反而怕得要死，严重失态，不仅号啕大哭，而且写下遗书。华阴县令想尽了办法才把他从山上弄下来。不必笑话韩愈，苏轼也曾在悬崖边两腿打战，登高哪有什么胆魄，只有胆寒。李白面对高耸入云的蜀道感叹说“噫吁嚱，危乎高哉”。
这里边隐含一个道理，高处固然有绝妙风光，也有危险相伴，一币两面。
人类恐高之患自古皆有，即使是文人墨客登临高处，也不全如杜甫那样豪情万丈。
据李肇《国史补》载：“韩愈游华山，穷极幽险，心悸目眩，不能下，发狂号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方能下。”作为一位大诗人，登临华山之巅，非但没有意气风发，反而怕得要死，严重失态，不仅号啕大哭，而且写下遗书。华阴县令想尽了办法才把他从山上弄下来。不必笑话韩愈，苏轼也曾在悬崖边两腿打战，登高哪有什么胆魄，只有胆寒。李白面对高耸入云的蜀道感叹说“噫吁嚱，危乎高哉”。
这里边隐含一个道理，高处固然有绝妙风光，也有危险相伴，一币两面。
会稽大禹陵庙历史悠久，地位崇高，除受到历代朝廷的祭祀与修缮之外，其位于稽山鉴水的地理环境，旖旎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竞相来此拜谒、雅游、赋诗作词，从而成为禹陵乃至越地历史上一道璀璨而悠远的人文风景线。宋代作为一个文化鼎盛、文人辈出的时代，在禹陵的悠久历史上自然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然而毕竟时隔近千年，宋代留下的遗迹已寥寥可数，因此尽可能从禹陵至今仍存的实物、或者可身临其境的环境出发，去真切体验和感悟宋韵文化，还原一场“千回大宋”的禹陵雅游。
一、千年雅游图
北宋时期，鉴湖面积广阔，水域种植十分普遍，莲藕与菱角的种植量尤其大。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游览鉴湖时题诗，“天风吹到芰荷乡。”①关于芰荷究竟是菱与荷两种植物，还是专指荷的一种类别，当时就有人专门就此物进行辨别，陆游便是其一，“芰，菱也。今人谓卷荷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谓之伎荷。或作芰，非是。”②芰，指的是菱；荷，指的是莲。因有一种卷荷长出水面之后十分笔直，便被称作伎荷。但有时被误作芰荷，以致混淆视听了。秦观称越州（今浙江绍兴）为菱与荷的故乡，足见鉴湖等水域种植了大量的菱角与莲藕。南宋绍熙元年（1190），洪迈出知绍兴府（今浙江绍兴），称“会稽镜湖，在唐日广袤三百里。后来贫民盗占为田，今之视昔，不及十分之一也”。③南宋中期的鉴湖已被侵盗得支离破碎，然而荷花的种植面积仍旧很大，“大率越多陂湖，莲最富”。④以鉴湖为代表的越州湖泊大都种有荷花，莲藕的产量极高。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盗湖除了种植水稻外，也用于种植莲藕等经济作物。禹陵所处的会稽山脚正是鉴湖南端的湖岸线，禹池也属于鉴湖水域，其中特产一种罗文藕，“它皆不逮，其梢纤细者，可和芥为菹，甚美。”⑤挑选比较细长的罗文藕，可以和芥菜一起制成腌菜，味道鲜美、爽口，是别的藕无法相比的。
同年，秦观游历会稽禹庙，留下了经典诗句，“碧云暮合稽山暗，红芰秋开鉴水香。”⑥时值夏秋之交，禹庙下的鉴湖禹池中正是菱花盛开的季节，傍晚时分太阳渐渐下山，会稽山也变得黯淡，湖面上盛开的菱花，阵阵清香向坐在船上的秦观扑面而来。
这已是诗中有画，这幅千年前的宋韵雅游图，试问谁人不向往呢？机缘巧合的是，千年后的大禹陵景区仍然保留了这一画面。夏季，湖面上开满了“莲叶何田田”的荷花，还有那青黄不一的莲蓬，拗一个下来，不免有辛弃疾笔下“溪头卧剥莲蓬”的悠闲自得。秋天，湖面上早已铺满了碧绿的菱叶，间或点缀着红白相间的菱花。两者竞相生长，俨然仅留下容一条乌篷船穿梭其间的水路。如果坐在乌篷船上，在会稽山的掩映之下，此情此景已然回到了千年前。
二、摩崖、石刻
“窆石”和“梅梁”分别是会稽大禹陵、庙的代名词，秦观在《谒禹庙》一诗中以“一代衣冠埋石窆，千年风雨锁梅梁。”之句将二者作为兴象，凸出了会稽大禹陵庙的悠久历史，用典也十分贴切。
窆石上曾有一处北宋晚期的题刻。“宣和中，杨时有题名。”⑦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世称龟山先生，北宋理学家。杨时四十多岁时，仍励志求学，专程跑到洛阳去拜理学家程颐为师。一天，他便与朋友游酢一起去拜见程颐，但恰巧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当时外面开始下雪，但二人求师心切，便恭敬地站在门外，不言不动。等了大半天之后，程颐才醒过来。这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而二人并没有一丝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成语“程门立雪”就源于此，表示求学者尊师重教和虔诚求学的品质。只可惜在后代不断地翻拓与摩挲间，这处题刻已无法辨识。
窆石上还保留着一处高四十四公分，宽八公分的隶书阴刻，“会稽令赵与陞来游，男孟握侍。”赵与陞，嘉兴府（今浙江嘉兴）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赵孟握，绍定二年（1229）进士。赵与陞是宋太祖的第十世孙，与宋理宗同一辈；其子赵孟握是宋太祖的第十一世孙，与书法大家赵孟頫同一辈。南宋中后期，当时在会稽县任职的赵与陞带着儿子游览会稽禹庙，在窆石亭驻足良久，最终写下此句刻于窆石上。
位于禹庙宰牲房旁的山脚下，有一处隶书阳刻“菲饮泉”三字的摩崖石刻，高二十六公分，宽六十二公分。“大禹寺在县南一十二里……西偏有泉名菲饮，有亭覆之。绍兴中，王编修钰题名大字刻泉上。”⑧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由负责文史修撰工作的编修官王钰题写，至今保存完好。
“菲饮”二字出自《论语·泰伯篇第八》。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认为，禹是无可挑剔的：吃得很节俭，祭祀祖先却很丰盛；穿得很朴素，礼服的衣帽却很华美；住得很简陋，农田水利却尽力修好。孔子以夏禹为榜样，为后世帝王树立了标杆。
三、咸若亭
现在“大禹陵”碑一侧的咸若亭，年岁由来已久。置身青松翠柏之间，同时在蓝天绿竹的映衬之下，此处意境之高雅，实在是别处无法媲美的。
古代设立放生池的做法十分普遍，咸若亭则是其配套建筑，宋代也不例外。在越州设立放生池的历史，现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天宝二年（743）贺知章乞求设立。随着岁月的变迁，鉴湖被不断蚕食，以致宋代重大节日期间放生没有固定场所。隆兴二年（1164），朝廷允许在绍兴府东南一十里划出二百七十顷作为放生池，并在池边修建咸若亭一座，并由陆游的老师曾几写文章记录这件事情。⑨绍兴末年，曾几迁居到绍兴府城内的大中禹迹寺，过着十分清雅朴素的生活，平时就在寺内种些竹子，看书赋诗，作诗曰：“手自栽培千箇竹，身常枕藉一床书。”此外，亭楣上还有两处题刻：一处“咸若古亭”，另一处“好生遗化”。大意是万物都能够尽享生命；牢记前人教化，爱惜生命，不杀生，转而放生。
无独有偶，淳祐八年（1248），肇庆府（今广东肇庆）也在放生池处修建了一座亭子，并撰写文章记录了这件事。“其后役起，重阳而落之，腊题曰咸若，谓万物无不蒙被帝泽，非止斯亭岁所放者也。”⑩九月初九日亭子落成，十二月题名“咸若亭”，寓意天地万物都处在皇帝的恩泽之下，不仅限于在咸若亭放生的动物。
禹陵内的这座咸若亭，从石工及保存的程度看，上层屋檐部分为清代中后期风格，宋元时期风格的六根六边形石柱以及基座部分的年代暂时无法确定。虽有一部分为后代修缮，但从历史源流的角度讲仍属于宋代建筑。这与今位于绍兴城内的八字桥、广宁桥如出一辙，虽然经过后代多次修缮，但仍将它们视作宋代桥梁。
四、禹陵宋韵传千年
宋代距今已千年，多少宋代遗迹已堙没在过往的岁月中，因此仍保留在大禹陵庙内为数不多的南宋遗迹，便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既可以坐在乌篷船中，观赏禹池内的荷花与菱花，也可以到咸若亭处抚松听竹，或者观摩窆石宋刻、“菲饮泉”摩崖。禹陵宋韵的故事在古籍经典中更是俯拾皆是。大到朝廷、官府对大禹陵庙的告祭、修缮，小到乡野百姓拜禹王、逛庙会等等，不胜枚举。亲身感受之余，静静聆听那一段史实往事，不经意间使这段穿越之旅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如置身于那高贵典雅，又不失人间烟火气的岁月当中。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俨然是一场集可观、可玩、可品、可悟于一体的穿越千年的“禹陵宋韵游”。
［参考文献］
①（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游鉴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38页。
②（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北京：中华书局，第126页。
③（宋）洪迈：《夷坚志》己卷8《镜湖大镜》，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4页。
④（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4《果》，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139页。
⑤（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7《草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030页。
⑥（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谒禹庙》，第340页。
⑦（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1《石》，第6909页。
⑧（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7《寺院》，第6830页。
⑨（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0《池》，第6899页。
⑩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卷7943《肇庆府放生咸若亭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90页。
此文原创：柳哲霖 转发至绍兴市大禹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寻美绍兴# #寻美浙江# #寻美中国# #绍兴风景看不停#
一、千年雅游图
北宋时期，鉴湖面积广阔，水域种植十分普遍，莲藕与菱角的种植量尤其大。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游览鉴湖时题诗，“天风吹到芰荷乡。”①关于芰荷究竟是菱与荷两种植物，还是专指荷的一种类别，当时就有人专门就此物进行辨别，陆游便是其一，“芰，菱也。今人谓卷荷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谓之伎荷。或作芰，非是。”②芰，指的是菱；荷，指的是莲。因有一种卷荷长出水面之后十分笔直，便被称作伎荷。但有时被误作芰荷，以致混淆视听了。秦观称越州（今浙江绍兴）为菱与荷的故乡，足见鉴湖等水域种植了大量的菱角与莲藕。南宋绍熙元年（1190），洪迈出知绍兴府（今浙江绍兴），称“会稽镜湖，在唐日广袤三百里。后来贫民盗占为田，今之视昔，不及十分之一也”。③南宋中期的鉴湖已被侵盗得支离破碎，然而荷花的种植面积仍旧很大，“大率越多陂湖，莲最富”。④以鉴湖为代表的越州湖泊大都种有荷花，莲藕的产量极高。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盗湖除了种植水稻外，也用于种植莲藕等经济作物。禹陵所处的会稽山脚正是鉴湖南端的湖岸线，禹池也属于鉴湖水域，其中特产一种罗文藕，“它皆不逮，其梢纤细者，可和芥为菹，甚美。”⑤挑选比较细长的罗文藕，可以和芥菜一起制成腌菜，味道鲜美、爽口，是别的藕无法相比的。
同年，秦观游历会稽禹庙，留下了经典诗句，“碧云暮合稽山暗，红芰秋开鉴水香。”⑥时值夏秋之交，禹庙下的鉴湖禹池中正是菱花盛开的季节，傍晚时分太阳渐渐下山，会稽山也变得黯淡，湖面上盛开的菱花，阵阵清香向坐在船上的秦观扑面而来。
这已是诗中有画，这幅千年前的宋韵雅游图，试问谁人不向往呢？机缘巧合的是，千年后的大禹陵景区仍然保留了这一画面。夏季，湖面上开满了“莲叶何田田”的荷花，还有那青黄不一的莲蓬，拗一个下来，不免有辛弃疾笔下“溪头卧剥莲蓬”的悠闲自得。秋天，湖面上早已铺满了碧绿的菱叶，间或点缀着红白相间的菱花。两者竞相生长，俨然仅留下容一条乌篷船穿梭其间的水路。如果坐在乌篷船上，在会稽山的掩映之下，此情此景已然回到了千年前。
二、摩崖、石刻
“窆石”和“梅梁”分别是会稽大禹陵、庙的代名词，秦观在《谒禹庙》一诗中以“一代衣冠埋石窆，千年风雨锁梅梁。”之句将二者作为兴象，凸出了会稽大禹陵庙的悠久历史，用典也十分贴切。
窆石上曾有一处北宋晚期的题刻。“宣和中，杨时有题名。”⑦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世称龟山先生，北宋理学家。杨时四十多岁时，仍励志求学，专程跑到洛阳去拜理学家程颐为师。一天，他便与朋友游酢一起去拜见程颐，但恰巧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当时外面开始下雪，但二人求师心切，便恭敬地站在门外，不言不动。等了大半天之后，程颐才醒过来。这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而二人并没有一丝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成语“程门立雪”就源于此，表示求学者尊师重教和虔诚求学的品质。只可惜在后代不断地翻拓与摩挲间，这处题刻已无法辨识。
窆石上还保留着一处高四十四公分，宽八公分的隶书阴刻，“会稽令赵与陞来游，男孟握侍。”赵与陞，嘉兴府（今浙江嘉兴）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赵孟握，绍定二年（1229）进士。赵与陞是宋太祖的第十世孙，与宋理宗同一辈；其子赵孟握是宋太祖的第十一世孙，与书法大家赵孟頫同一辈。南宋中后期，当时在会稽县任职的赵与陞带着儿子游览会稽禹庙，在窆石亭驻足良久，最终写下此句刻于窆石上。
位于禹庙宰牲房旁的山脚下，有一处隶书阳刻“菲饮泉”三字的摩崖石刻，高二十六公分，宽六十二公分。“大禹寺在县南一十二里……西偏有泉名菲饮，有亭覆之。绍兴中，王编修钰题名大字刻泉上。”⑧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由负责文史修撰工作的编修官王钰题写，至今保存完好。
“菲饮”二字出自《论语·泰伯篇第八》。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认为，禹是无可挑剔的：吃得很节俭，祭祀祖先却很丰盛；穿得很朴素，礼服的衣帽却很华美；住得很简陋，农田水利却尽力修好。孔子以夏禹为榜样，为后世帝王树立了标杆。
三、咸若亭
现在“大禹陵”碑一侧的咸若亭，年岁由来已久。置身青松翠柏之间，同时在蓝天绿竹的映衬之下，此处意境之高雅，实在是别处无法媲美的。
古代设立放生池的做法十分普遍，咸若亭则是其配套建筑，宋代也不例外。在越州设立放生池的历史，现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天宝二年（743）贺知章乞求设立。随着岁月的变迁，鉴湖被不断蚕食，以致宋代重大节日期间放生没有固定场所。隆兴二年（1164），朝廷允许在绍兴府东南一十里划出二百七十顷作为放生池，并在池边修建咸若亭一座，并由陆游的老师曾几写文章记录这件事情。⑨绍兴末年，曾几迁居到绍兴府城内的大中禹迹寺，过着十分清雅朴素的生活，平时就在寺内种些竹子，看书赋诗，作诗曰：“手自栽培千箇竹，身常枕藉一床书。”此外，亭楣上还有两处题刻：一处“咸若古亭”，另一处“好生遗化”。大意是万物都能够尽享生命；牢记前人教化，爱惜生命，不杀生，转而放生。
无独有偶，淳祐八年（1248），肇庆府（今广东肇庆）也在放生池处修建了一座亭子，并撰写文章记录了这件事。“其后役起，重阳而落之，腊题曰咸若，谓万物无不蒙被帝泽，非止斯亭岁所放者也。”⑩九月初九日亭子落成，十二月题名“咸若亭”，寓意天地万物都处在皇帝的恩泽之下，不仅限于在咸若亭放生的动物。
禹陵内的这座咸若亭，从石工及保存的程度看，上层屋檐部分为清代中后期风格，宋元时期风格的六根六边形石柱以及基座部分的年代暂时无法确定。虽有一部分为后代修缮，但从历史源流的角度讲仍属于宋代建筑。这与今位于绍兴城内的八字桥、广宁桥如出一辙，虽然经过后代多次修缮，但仍将它们视作宋代桥梁。
四、禹陵宋韵传千年
宋代距今已千年，多少宋代遗迹已堙没在过往的岁月中，因此仍保留在大禹陵庙内为数不多的南宋遗迹，便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既可以坐在乌篷船中，观赏禹池内的荷花与菱花，也可以到咸若亭处抚松听竹，或者观摩窆石宋刻、“菲饮泉”摩崖。禹陵宋韵的故事在古籍经典中更是俯拾皆是。大到朝廷、官府对大禹陵庙的告祭、修缮，小到乡野百姓拜禹王、逛庙会等等，不胜枚举。亲身感受之余，静静聆听那一段史实往事，不经意间使这段穿越之旅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如置身于那高贵典雅，又不失人间烟火气的岁月当中。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俨然是一场集可观、可玩、可品、可悟于一体的穿越千年的“禹陵宋韵游”。
［参考文献］
①（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游鉴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38页。
②（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北京：中华书局，第126页。
③（宋）洪迈：《夷坚志》己卷8《镜湖大镜》，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4页。
④（宋）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4《果》，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139页。
⑤（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7《草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030页。
⑥（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8《谒禹庙》，第340页。
⑦（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1《石》，第6909页。
⑧（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7《寺院》，第6830页。
⑨（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0《池》，第6899页。
⑩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卷7943《肇庆府放生咸若亭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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