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使：他们想看笑话，盼望中国“切尔诺贝利时刻”到来】
#我大使称有人盼望中国切尔诺贝利时刻到来#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网站5月9日消息，近期法媒密集关注中国“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其中不乏质疑、批评之声，甚至对中方防控措施冷嘲热讽，形成法国主流媒体的“主流声音”。也有部分法国专家就此提出不同意见，但难以抵达公众之听；旅法华侨华人面对不同信息，也看法莫衷一是，疑虑颇多。《欧洲时报》特就此采访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请卢大使解读新疫情形势下的中国官方抗疫立场与方略。采访全文发表如下。
一、《欧洲时报》：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中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方针是由它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政府认为它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您对此有何解读？
卢大使：事实和数据表明，坚持“动态清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选择。我们注意到，一些法国专业人士对此表示理解。巴斯德研究所流行病学专家阿尔诺·丰塔内（Arnaud Fontanet）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均重症病床数量比法国少2倍……如果病毒蔓延，医疗系统可能很快面临饱和。必须最大限度降低人员流动，限制病毒传播风险。”
中国人口是法国的20倍，如果按法国的比例发生确诊和死亡病例，一定会酿成不可想象的灾难。即便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一些法媒和学者仍在鼓动中国放弃“动态清零”。假如中国政府听从他们的建议，当中国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激增时，同一批人恐怕就会转而指责中国政府不负责任、草菅人命。因为在这些人眼中，无论中国政府怎么做都是错的。他们关心的不是中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是中国人民的福祉和自由，而是想看中国的笑话，等着盼望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早日到来。
中国有信心、有能力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那些成天盼望中国失败、崩溃的人注定会失望。
二、《欧洲时报》：一些法媒声称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的原因是中国没有着力开展疫苗接种运动，疫苗覆盖率低、防护效果差。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卢大使：传播此类论调的人，有的是不了解情况，也有人是故意散布假消息。我注意到，有法媒称“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中仅60%接种疫苗”。这个数据似是而非。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统计，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覆盖人数到4月底已达到2亿2708万人，完成全程接种2亿1515万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老年人口的86.01%和81.49%，此外，中国全程接种疫苗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8%，而法国的比例是80%左右。中国民众接种加强针也已完成7亿5672.3万人，比例约为53%，与法国55%的水平差不多。所谓中国疫苗接种率低、落入“清零”陷阱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作为主流媒体，确保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是基本职业道德，不应该捕风捉影、张口就来。
有关中国疫苗防护效果差的谬论，更是不值一驳的陈词滥调。接种1或2剂灭活疫苗的防护率确实低于信使RNA疫苗。但接种加强针后，两种疫苗防护效果几乎持平。香港大学今年3月发布的研究结果证实，灭活疫苗对预防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重症病例有效率与信使RNA疫苗均达到97%。众所周知，任何疫苗的防护效果都不可能达到100%。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国务卿等一众高官先后感染病毒，一些欧洲国家政要、王室成员也未能幸免。相信他们都全程接种了信使RNA疫苗，甚至可能接种了加强针，但依然抵挡不住病毒来袭。事实证明，不能盲目迷信信使RNA疫苗的防护效果，接种后依然要坚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等基本防护措施。
还有媒体称中国没有信使RNA疫苗。其实早在去年5月，中国沃森生物公司研发的信使RNA疫苗就在墨西哥开展了三期临床试验。只不过因为辉瑞、莫德纳疫苗已经占领市场，商业前景不看好，最终未能投放市场。这与赛诺菲公司研发疫苗进度不如辉瑞和莫德纳而最终放弃的情况类似。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积极推进疫苗研发，灭活疫苗、信使RNA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和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等5条技术路线齐头并进，并成功实现临床试验全覆盖，稳居全球先进行列。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有三款专门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的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三、《欧洲时报》：一些法媒一边批评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一边赞扬台湾地区防疫效果，并将台称为“民主国家”。您对此有何评论？
卢大使：只要对近期台湾地区疫情形势稍加关注，就知道台防疫表现并不好。4月28日以来，台湾地区确诊病例连续多日新增破万，其中5月3日单日新增超2.3万人，医疗系统开始不堪重负。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台湾当局选择全面“躺平”。据台湾卫生主管部门预测，疫情将在5月中下旬达到高峰，预估日增超过20万，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台湾2300万人口中预计最终感染人数会达到350万至500万。得益于“动态清零”措施，拥有2500万人口的上海单日新增病例连续多日明显下降，目前每天只有几百例，疫情传播“拐点”已经出现。两相对比，台湾和上海到底哪个防疫效果更好，自有公论。
值得注意的是，个别法媒在报道疫情时“夹带私货”，将台湾与日本、新西兰等并列称为“国家”。相信这样说的人中有一部分是无心之举，但也有一些人是故意为之。目的是企图通过不断重复这样的“口误”，来逐步篡改国际舆论有关台湾的叙事，让本国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台湾是一个“国家”的错误观念，将来一旦中国政府被迫采取行动制止“台独”、统一祖国时，他们好裹挟民众谴责中国“侵略”。台湾不是国家，而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确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包括法国在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坚持的立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常识，主流报纸的记者和撰稿人作为知识分子不会不知道。个别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在文字表述上搬弄是非，就是为了怂恿民进党当局在谋求“台独”的道路上铤而走险、触碰红线。这种做法十分危险。因为“台独”就意味战争。如果未来台海真的生战生乱，所有明里暗里聒噪“台独”言论之人都要为此负责。我们奉劝法国朋友在表述台湾问题时采取更为严谨的态度。试想如果中国媒体在报道中将科西嘉与其他国家并列，称为“国家”，法国人肯定会不高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当法国人将台湾称作“国家”时，是不是应该考虑中国人的感受呢？中国赞赏并相信法国政府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希望它教育本国公民尊重和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四、《欧洲时报》：法媒近期非常关注中国“动态清零”可能会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拖累世界经济复苏。您对此有何回应？
卢大使：世界经济重现低迷不是中国造成的。西方国家普遍的通货膨胀去年底就出现了，而当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全方位、无底线的制裁更加剧了这一局面。在过去两年疫情期间，正是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保证了国内生产生活秩序正常，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强大支撑。中国去年经济增长8.1%，进出口贸易增长21.4%，就是明证。而近期中国一些地方疫情反弹，导致临时关闭工厂、局部停运码头，恰恰是因为个别地方“动态清零”政策执行得不好，麻痹大意了。而中国政府当前采取严格防控措施，也是为了尽快恢复国内生产生活秩序，为缓解世界经济危机提供助力。要论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美国是最应受指责的。去年下半年，美国疫情高位运行，一度每天确诊病例上百万，导致码头工人、卡车司机大批出现“病假潮”“离职潮”，港口滞压货轮成百上千，直接酿成全球供应链紊乱的严重后果。如果那些批评中国的人真的关心全球供应链，怎么听不到他们对美国有任何抱怨和批评？再者，当华为公司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切断芯片供应时，当上千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和实体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断供时，法媒为何不谴责这种公然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行为？华为公司的5G设备已由法国官方权威机构检测证明是安全产品，为什么不能同其他欧洲公司享有同样市场待遇？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应采取“双重标准”，更不应不问是非，不讲道理，盲目跟从美国脚步。
五、《欧洲时报》：近日，一家法媒在社论中将中国部分城市采取的封控措施称作“中国古拉格”。在您看来，发表此类言论用意何在？
卢大使：显然这家媒体是在借防疫问题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为了抑制病毒传播，各国都相应采取了封控措施。如法国曾先后实施过三轮封控措施，尤其是2020年3月至5月的第一轮封控十分严格。如果将中国的封控措施称作“古拉格”，法国的封控又该被称作什么呢？在法国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空间，有些人一提到中国就表露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甚至仇恨。事实上，中、法分处亚欧大陆两端，既没有地缘政治矛盾，也互不构成安全威胁。“井水不犯河水”，本应相安无事。那些成天想着诋毁、教训中国的人应该扪心自问：他们这么做有什么必要？他们到底是站在法国立场，还是美国立场上说话？当你无端指责中国时，不要忘了，一根手指指向中国的同时，还有三根手指指向自己。
#我大使称有人盼望中国切尔诺贝利时刻到来#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网站5月9日消息，近期法媒密集关注中国“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其中不乏质疑、批评之声，甚至对中方防控措施冷嘲热讽，形成法国主流媒体的“主流声音”。也有部分法国专家就此提出不同意见，但难以抵达公众之听；旅法华侨华人面对不同信息，也看法莫衷一是，疑虑颇多。《欧洲时报》特就此采访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请卢大使解读新疫情形势下的中国官方抗疫立场与方略。采访全文发表如下。
一、《欧洲时报》：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中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方针是由它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政府认为它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您对此有何解读？
卢大使：事实和数据表明，坚持“动态清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选择。我们注意到，一些法国专业人士对此表示理解。巴斯德研究所流行病学专家阿尔诺·丰塔内（Arnaud Fontanet）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均重症病床数量比法国少2倍……如果病毒蔓延，医疗系统可能很快面临饱和。必须最大限度降低人员流动，限制病毒传播风险。”
中国人口是法国的20倍，如果按法国的比例发生确诊和死亡病例，一定会酿成不可想象的灾难。即便对这一点心知肚明，一些法媒和学者仍在鼓动中国放弃“动态清零”。假如中国政府听从他们的建议，当中国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激增时，同一批人恐怕就会转而指责中国政府不负责任、草菅人命。因为在这些人眼中，无论中国政府怎么做都是错的。他们关心的不是中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是中国人民的福祉和自由，而是想看中国的笑话，等着盼望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早日到来。
中国有信心、有能力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那些成天盼望中国失败、崩溃的人注定会失望。
二、《欧洲时报》：一些法媒声称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的原因是中国没有着力开展疫苗接种运动，疫苗覆盖率低、防护效果差。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卢大使：传播此类论调的人，有的是不了解情况，也有人是故意散布假消息。我注意到，有法媒称“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中仅60%接种疫苗”。这个数据似是而非。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统计，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覆盖人数到4月底已达到2亿2708万人，完成全程接种2亿1515万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老年人口的86.01%和81.49%，此外，中国全程接种疫苗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8%，而法国的比例是80%左右。中国民众接种加强针也已完成7亿5672.3万人，比例约为53%，与法国55%的水平差不多。所谓中国疫苗接种率低、落入“清零”陷阱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作为主流媒体，确保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是基本职业道德，不应该捕风捉影、张口就来。
有关中国疫苗防护效果差的谬论，更是不值一驳的陈词滥调。接种1或2剂灭活疫苗的防护率确实低于信使RNA疫苗。但接种加强针后，两种疫苗防护效果几乎持平。香港大学今年3月发布的研究结果证实，灭活疫苗对预防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重症病例有效率与信使RNA疫苗均达到97%。众所周知，任何疫苗的防护效果都不可能达到100%。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国务卿等一众高官先后感染病毒，一些欧洲国家政要、王室成员也未能幸免。相信他们都全程接种了信使RNA疫苗，甚至可能接种了加强针，但依然抵挡不住病毒来袭。事实证明，不能盲目迷信信使RNA疫苗的防护效果，接种后依然要坚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等基本防护措施。
还有媒体称中国没有信使RNA疫苗。其实早在去年5月，中国沃森生物公司研发的信使RNA疫苗就在墨西哥开展了三期临床试验。只不过因为辉瑞、莫德纳疫苗已经占领市场，商业前景不看好，最终未能投放市场。这与赛诺菲公司研发疫苗进度不如辉瑞和莫德纳而最终放弃的情况类似。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积极推进疫苗研发，灭活疫苗、信使RNA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和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等5条技术路线齐头并进，并成功实现临床试验全覆盖，稳居全球先进行列。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有三款专门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的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三、《欧洲时报》：一些法媒一边批评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一边赞扬台湾地区防疫效果，并将台称为“民主国家”。您对此有何评论？
卢大使：只要对近期台湾地区疫情形势稍加关注，就知道台防疫表现并不好。4月28日以来，台湾地区确诊病例连续多日新增破万，其中5月3日单日新增超2.3万人，医疗系统开始不堪重负。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台湾当局选择全面“躺平”。据台湾卫生主管部门预测，疫情将在5月中下旬达到高峰，预估日增超过20万，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台湾2300万人口中预计最终感染人数会达到350万至500万。得益于“动态清零”措施，拥有2500万人口的上海单日新增病例连续多日明显下降，目前每天只有几百例，疫情传播“拐点”已经出现。两相对比，台湾和上海到底哪个防疫效果更好，自有公论。
值得注意的是，个别法媒在报道疫情时“夹带私货”，将台湾与日本、新西兰等并列称为“国家”。相信这样说的人中有一部分是无心之举，但也有一些人是故意为之。目的是企图通过不断重复这样的“口误”，来逐步篡改国际舆论有关台湾的叙事，让本国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台湾是一个“国家”的错误观念，将来一旦中国政府被迫采取行动制止“台独”、统一祖国时，他们好裹挟民众谴责中国“侵略”。台湾不是国家，而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确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包括法国在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坚持的立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常识，主流报纸的记者和撰稿人作为知识分子不会不知道。个别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在文字表述上搬弄是非，就是为了怂恿民进党当局在谋求“台独”的道路上铤而走险、触碰红线。这种做法十分危险。因为“台独”就意味战争。如果未来台海真的生战生乱，所有明里暗里聒噪“台独”言论之人都要为此负责。我们奉劝法国朋友在表述台湾问题时采取更为严谨的态度。试想如果中国媒体在报道中将科西嘉与其他国家并列，称为“国家”，法国人肯定会不高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当法国人将台湾称作“国家”时，是不是应该考虑中国人的感受呢？中国赞赏并相信法国政府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希望它教育本国公民尊重和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四、《欧洲时报》：法媒近期非常关注中国“动态清零”可能会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拖累世界经济复苏。您对此有何回应？
卢大使：世界经济重现低迷不是中国造成的。西方国家普遍的通货膨胀去年底就出现了，而当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全方位、无底线的制裁更加剧了这一局面。在过去两年疫情期间，正是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保证了国内生产生活秩序正常，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强大支撑。中国去年经济增长8.1%，进出口贸易增长21.4%，就是明证。而近期中国一些地方疫情反弹，导致临时关闭工厂、局部停运码头，恰恰是因为个别地方“动态清零”政策执行得不好，麻痹大意了。而中国政府当前采取严格防控措施，也是为了尽快恢复国内生产生活秩序，为缓解世界经济危机提供助力。要论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美国是最应受指责的。去年下半年，美国疫情高位运行，一度每天确诊病例上百万，导致码头工人、卡车司机大批出现“病假潮”“离职潮”，港口滞压货轮成百上千，直接酿成全球供应链紊乱的严重后果。如果那些批评中国的人真的关心全球供应链，怎么听不到他们对美国有任何抱怨和批评？再者，当华为公司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切断芯片供应时，当上千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和实体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断供时，法媒为何不谴责这种公然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行为？华为公司的5G设备已由法国官方权威机构检测证明是安全产品，为什么不能同其他欧洲公司享有同样市场待遇？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应采取“双重标准”，更不应不问是非，不讲道理，盲目跟从美国脚步。
五、《欧洲时报》：近日，一家法媒在社论中将中国部分城市采取的封控措施称作“中国古拉格”。在您看来，发表此类言论用意何在？
卢大使：显然这家媒体是在借防疫问题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为了抑制病毒传播，各国都相应采取了封控措施。如法国曾先后实施过三轮封控措施，尤其是2020年3月至5月的第一轮封控十分严格。如果将中国的封控措施称作“古拉格”，法国的封控又该被称作什么呢？在法国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空间，有些人一提到中国就表露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甚至仇恨。事实上，中、法分处亚欧大陆两端，既没有地缘政治矛盾，也互不构成安全威胁。“井水不犯河水”，本应相安无事。那些成天想着诋毁、教训中国的人应该扪心自问：他们这么做有什么必要？他们到底是站在法国立场，还是美国立场上说话？当你无端指责中国时，不要忘了，一根手指指向中国的同时，还有三根手指指向自己。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降温就这？”气象部门：这轮寒潮是渐冻型明后天更冷！】昨天下午起，寒潮南下影响浙江。今天上午8点全省大部地区气温在7-10℃，比昨日同一时刻下降5-7℃。气象部门表示，这次寒潮不是“速冻型”是“渐冻型”，气温将分开两天持续跳水，今天会在昨夜降温的基础上继续降，所以明后天的早晨才是最冷的，预计早晨最低气温除沿海外全省大部地区0-2度，有霜冻，山区零下1度到零下4度，有冰冻。
很巧的是，今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节气，临安清凉峰、安吉云上草原、金华北山等浙江高山区也迎来了小雪。寒潮还带来了大风，预计今天我省沿海海面和渔场有9-11级偏北阵风，江河湖面和高山区有8-10级阵风，内陆平原地区也有6-8级阵风。#今日小雪##浙江多地高山区迎来初雪# (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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