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幽远。
《尚书.洪范》里记录下这样一段过往：
周武王在伐商纣、建立周朝后，曾经拜访过商朝有名的贤士箕子向他请教治理天下的方法。他问箕子：天道庇荫万民 护佑百姓 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可是我却还不知道具体的治理思路、制度方法是什么。（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回道，我听说在上古尧帝时，天下洪水泛滥，鲧（音滚）曾以堵塞洪水的方式治理，结果乱了天道，世间五行的秩序都混乱了。上天震怒，不将治理天下的正道法则传给他，还作为惩罚解除了世间能繁荣生息的秩序；鲧也受到惩处 被流放而死。后来他的儿子大禹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大禹顺应天道治水有效，上天又将治理天下的正道法则传给他，于是能让人安居乐业的法则秩序又在世间运行，百姓安居 万民康泰。（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在这段精简的记叙中，却展现揭示出了一些最根本的法则与真相。
天下洪水泛滥，与其说是水患，不如说是上天对世间的惩罚与警示。在《尚书》、《国语》等正史文献中，都曾记载过相似的内容：上古时候，本来人与上天可以直接沟通，人世繁荣富足 人民安居乐业。可是后来由于人心堕落，对神明不敬，甚至通过与上天沟通，索取非分、试图满足自己的私心欲望，于是上天断绝了人与神明沟通的渠道。(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国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到了尧帝时，天降大洪水，浩浩汤汤 淹没了高山丘陵，以至于天下生灵涂炭（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或许大洪水的出现正与人心的堕落及上天给人的惩罚警示有关。无独有偶，在东西方历史中，都有过相似的关于大洪水的记录，西方的记录中则是诺亚方舟的故事，由于人的道德败坏人心堕落与对上天的不敬，大洪水即将降临于人间，诺亚一家之所以能在大洪水来时免于灾难，是因为他们提前得到了昭示 准备建造了逃生的舟船，之所以可以得到上天的眷顾，是因为他对神的敬畏，“诺亚是个义人”，是因为他的道德没有堕落。施降惩罚，因为人心失去道德，失去对天道对神明的敬畏；而天道昭昭 万事皆有其因与果，没有无缘无故的嘉奖也没有平白无故的惩罚，那么能在天谴中得以幸免，固然是因其心中仍坚守正道，敬畏神明。回到东方，在洪水出现后，帝尧曾派鲧治理水患。鲧采取建筑堤坝、堵塞洪水的方法，结果治理九年都没有奏效，于是被帝舜放逐，最后死于羽山。
既然洪水的出现本身反应的是世间的人心背驰天道，是天降罚于人，并让人从中吸取教训 接收警示 敬畏上天 重新回归道德与上天给人的生活方式，意即传统。可鲧的治理却是堵塞洪水，试图阻绝洪水，这种治理的思路本身不正是在拒绝洪水，拒绝洪水对人的警示，无视上天对人的警示么？倘若，洪水的是不应当的 是不该有的 也就是应当被断绝的，统理掌握世间法则的上天又何须多此一举 降这场洪水，人世间又怎么会出现洪水？而倘若，洪水的出现是惩罚与天意示警，人力又如何能来阻断洪水？
无论哪一种，鲧采取治理措施的背后思路，非但没有敬畏天道、顺应天道，他还在拒绝否定、背道而驰。他的儿子大禹，继承了鲧的未竟之业，但大禹的治理方法却完全与之不同。在尚书的《禹贡》篇中详细记载了大禹治水的过程，另外《禹贡》更是一篇十分详细记载关于天下九州地理、河道的重要史料。尽管是继承父亲的事业，但禹的治水思路并不像他父亲鲧那样通过填堵的方式试图阻绝水患，他采用了与父亲截然相反的方式：对洪水进行疏导。
首先，大禹将天下分为九州，而九州的划分可不是他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他详细考察地形地势、分别以高山与大川作为之间的疆界，并使用高山上的树木作为路标。《道德经》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地理地形地势本身是地道的展现，与天道相应，人在遵循地道、依循地理地形地势的同时，也正是顺应天道；高山，《易经》里有“山为艮”，艮为阻隔、为截止，见山而止，而大川大河本身就有阻断的作用，于是以高山与大川为边界，人根本不需要花费额外的力气，只需要充分运用天然屏障，顺天地之道，就解决了治水最为重要的第一步。划分九州疆界后，接下里就开始分而治之了，大禹开始逐一在各州，根据当地不同的情况进行疏通河道（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禹贡》）。
对各地河道的疏通与引导，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地形、根据当地的土壤地质分而治之，而疏通的河道也同时为其周边地区提供了灌溉的水源，于是在疏通河道同时，周边逐渐发展起了农耕与人口聚集区。大禹在每个地区分别疏通河道，而后又通过引导将不同河道会合，于是九州天下，连成一体，耕作不息，繁荣富足，百姓安居，四海安定，天下自然而然统一（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尚书.禹贡》）。
大禹以顺应天道的思路治水，而非拒绝阻隔，引导疏通的劳作十分辛苦，但并不是改造自然，而是将其善用，把原本的大洪水，疏导为可以灌溉农田、养育天下万民的资源。于是，在治理水患成功的同时，曾经的水患成为华夏农耕文明的水源。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耳熟能详了：大禹治理水患成功，受到舜的重用，再后来，舜禅让于大禹，华夏文明进入了大禹王的时代。
大禹的治理水患，外在方法是根据地理地势，疏通引导，而内在的心法则是顺应天道 敬畏天地。或许我们可以说，大禹之所以能够做成，是因为他顺应天道遵循正的法则，故能成其功业；但从更高的维度说，何尝不是他在内心敬畏上天、笃定虔守天道，外在亲力亲为的过程中，在每一处他治理过水患的地区，人们开始按照天道的法则分布田地、灌溉耕耘，在回升了道德、复归于合乎天意的传统，于是上天对大禹有嘉奖、成全其功成业就，对世间的惩罚警示解除。
历史，对于人类所经历之事的记叙载录。时空有变，法理不变。世间法则不外乎是，治天下水患可行， 一家一人之事又何尝不是如此。
《尚书.洪范》里记录下这样一段过往：
周武王在伐商纣、建立周朝后，曾经拜访过商朝有名的贤士箕子向他请教治理天下的方法。他问箕子：天道庇荫万民 护佑百姓 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可是我却还不知道具体的治理思路、制度方法是什么。（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回道，我听说在上古尧帝时，天下洪水泛滥，鲧（音滚）曾以堵塞洪水的方式治理，结果乱了天道，世间五行的秩序都混乱了。上天震怒，不将治理天下的正道法则传给他，还作为惩罚解除了世间能繁荣生息的秩序；鲧也受到惩处 被流放而死。后来他的儿子大禹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大禹顺应天道治水有效，上天又将治理天下的正道法则传给他，于是能让人安居乐业的法则秩序又在世间运行，百姓安居 万民康泰。（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在这段精简的记叙中，却展现揭示出了一些最根本的法则与真相。
天下洪水泛滥，与其说是水患，不如说是上天对世间的惩罚与警示。在《尚书》、《国语》等正史文献中，都曾记载过相似的内容：上古时候，本来人与上天可以直接沟通，人世繁荣富足 人民安居乐业。可是后来由于人心堕落，对神明不敬，甚至通过与上天沟通，索取非分、试图满足自己的私心欲望，于是上天断绝了人与神明沟通的渠道。(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国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到了尧帝时，天降大洪水，浩浩汤汤 淹没了高山丘陵，以至于天下生灵涂炭（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或许大洪水的出现正与人心的堕落及上天给人的惩罚警示有关。无独有偶，在东西方历史中，都有过相似的关于大洪水的记录，西方的记录中则是诺亚方舟的故事，由于人的道德败坏人心堕落与对上天的不敬，大洪水即将降临于人间，诺亚一家之所以能在大洪水来时免于灾难，是因为他们提前得到了昭示 准备建造了逃生的舟船，之所以可以得到上天的眷顾，是因为他对神的敬畏，“诺亚是个义人”，是因为他的道德没有堕落。施降惩罚，因为人心失去道德，失去对天道对神明的敬畏；而天道昭昭 万事皆有其因与果，没有无缘无故的嘉奖也没有平白无故的惩罚，那么能在天谴中得以幸免，固然是因其心中仍坚守正道，敬畏神明。回到东方，在洪水出现后，帝尧曾派鲧治理水患。鲧采取建筑堤坝、堵塞洪水的方法，结果治理九年都没有奏效，于是被帝舜放逐，最后死于羽山。
既然洪水的出现本身反应的是世间的人心背驰天道，是天降罚于人，并让人从中吸取教训 接收警示 敬畏上天 重新回归道德与上天给人的生活方式，意即传统。可鲧的治理却是堵塞洪水，试图阻绝洪水，这种治理的思路本身不正是在拒绝洪水，拒绝洪水对人的警示，无视上天对人的警示么？倘若，洪水的是不应当的 是不该有的 也就是应当被断绝的，统理掌握世间法则的上天又何须多此一举 降这场洪水，人世间又怎么会出现洪水？而倘若，洪水的出现是惩罚与天意示警，人力又如何能来阻断洪水？
无论哪一种，鲧采取治理措施的背后思路，非但没有敬畏天道、顺应天道，他还在拒绝否定、背道而驰。他的儿子大禹，继承了鲧的未竟之业，但大禹的治理方法却完全与之不同。在尚书的《禹贡》篇中详细记载了大禹治水的过程，另外《禹贡》更是一篇十分详细记载关于天下九州地理、河道的重要史料。尽管是继承父亲的事业，但禹的治水思路并不像他父亲鲧那样通过填堵的方式试图阻绝水患，他采用了与父亲截然相反的方式：对洪水进行疏导。
首先，大禹将天下分为九州，而九州的划分可不是他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他详细考察地形地势、分别以高山与大川作为之间的疆界，并使用高山上的树木作为路标。《道德经》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地理地形地势本身是地道的展现，与天道相应，人在遵循地道、依循地理地形地势的同时，也正是顺应天道；高山，《易经》里有“山为艮”，艮为阻隔、为截止，见山而止，而大川大河本身就有阻断的作用，于是以高山与大川为边界，人根本不需要花费额外的力气，只需要充分运用天然屏障，顺天地之道，就解决了治水最为重要的第一步。划分九州疆界后，接下里就开始分而治之了，大禹开始逐一在各州，根据当地不同的情况进行疏通河道（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禹贡》）。
对各地河道的疏通与引导，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地形、根据当地的土壤地质分而治之，而疏通的河道也同时为其周边地区提供了灌溉的水源，于是在疏通河道同时，周边逐渐发展起了农耕与人口聚集区。大禹在每个地区分别疏通河道，而后又通过引导将不同河道会合，于是九州天下，连成一体，耕作不息，繁荣富足，百姓安居，四海安定，天下自然而然统一（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尚书.禹贡》）。
大禹以顺应天道的思路治水，而非拒绝阻隔，引导疏通的劳作十分辛苦，但并不是改造自然，而是将其善用，把原本的大洪水，疏导为可以灌溉农田、养育天下万民的资源。于是，在治理水患成功的同时，曾经的水患成为华夏农耕文明的水源。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耳熟能详了：大禹治理水患成功，受到舜的重用，再后来，舜禅让于大禹，华夏文明进入了大禹王的时代。
大禹的治理水患，外在方法是根据地理地势，疏通引导，而内在的心法则是顺应天道 敬畏天地。或许我们可以说，大禹之所以能够做成，是因为他顺应天道遵循正的法则，故能成其功业；但从更高的维度说，何尝不是他在内心敬畏上天、笃定虔守天道，外在亲力亲为的过程中，在每一处他治理过水患的地区，人们开始按照天道的法则分布田地、灌溉耕耘，在回升了道德、复归于合乎天意的传统，于是上天对大禹有嘉奖、成全其功成业就，对世间的惩罚警示解除。
历史，对于人类所经历之事的记叙载录。时空有变，法理不变。世间法则不外乎是，治天下水患可行， 一家一人之事又何尝不是如此。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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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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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之所以回避死亡，是因为不敢面对死亡。人们对不愉快的事最常用的解决办法就是回避，实在回避不了的时候，就开始恐惧，诚惶诚恐，不知所措。
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愚痴的做法，对于死亡的问题，我们应该尽早了知：我会死吗？我什么时候会死呢？我死的时候大概会是什么状况呢？
比如说，临死前的感觉是什么 ? 当时的心情如何？死亡的过程会是怎样？事实上，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将来到哪里去？”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明白这个问题有什么好处呢？假如佛经里边提到的办法，你认为非常可信的话，那你就可以采用。
就可以在死亡来临之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当死亡到来的时候就会非常欢喜地接受。一位大德曾经说过：修行好的人，死亡时犹如媳妇回娘家，高高兴兴地。
修行中等的人，死亡的时候，没有恐惧，非常坦然；修行差的人也应该做到无悔而死。
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愚痴的做法，对于死亡的问题，我们应该尽早了知：我会死吗？我什么时候会死呢？我死的时候大概会是什么状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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