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社恐，我只是“社懒”》文 | 读者：霜落晨曦

上一次参加三人以上的朋友聚餐，还是上一次。

这句“废话文学”的背后，是我对社交的淡漠。现在的我，不是一个热衷社交的人，很少参加多人聚会，除非无法推辞或闲得无聊。

实在想不起来上次参加除公司团建和家庭聚餐以外的三人以上（不含三人）社交活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半年前，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疫情发生之前？

要说自己不热衷社交是因为社恐，倒也并不准确。我不是一个看起来就很安静的人，相反，有时可能会变身“话痨”，工作中也得到过“沟通能力强”的评价，种种表现似乎与社恐扯不上关系。社恐是社交恐惧，但我并不恐惧，即使面对陌生人也不会尴尬地说不出话。拒绝社交，不是因为客观的恐惧，而是因为主观的懒惰，所以，现在的我，可能不是社恐，只是“社懒”。

不过，小时候，我确实经历过社恐的阶段。这可能与遗传和成长环境有关。

爸爸和爷爷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学龄前的我，也是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我因为害怕跟长辈问好，经常被批评没礼貌。害怕来源于不知如何称呼，女性长辈应该叫“阿姨”，但那时“阿姨”一般特指幼儿园里负责照顾小朋友（不教课）的老师，在我意识里这是一种职业，如果不在“阿姨”前面冠上姓氏，就不能指代这个人，但我又怕记错姓氏张冠李戴而尴尬，索性不说话。“叔叔”倒不是职业，但比父亲年长的应该叫“大爷”或“伯伯”，年轻的才叫“叔叔”，但遇到看起来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我怎么知道你跟我爸谁大？

称呼的问题，难坏了小小的我，担心因为称呼出错而尴尬，妥妥的社恐了。

上学之后，我的社恐突然自愈了。一群可以直呼名字的同学玩伴，一句“老师好”便可以“走遍全校都不怕”，称呼不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教书育人的学校环境和成绩还算不错带来的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与人交流。讲文明，懂礼貌，我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红了”。

从小学到高中，与人沟通很少超出学校的范畴，远离外界社会，也就无所谓“社交”。上了大学，依然是同学的圈层，但人际之广阔、活动之丰富，今非昔比。交流从教室和操场，拓展到社团活动、餐厅、KTV、桌游，象牙塔里的小社会，社交生活的大舞台。无论是班级同学、实验室师兄弟，还是社团、老乡，甚至是莫名其妙组起的局，只要时间允许、活动有趣，我基本不会排斥，也确实收获了许多欢乐。

然而，无一例外，每次参加完这些活动，我都会感到疲惫。KTV、桌游，还有一定的体力或脑力消耗；可有时只是单纯吃饭聊天，除了嘴，全身几乎没有运动量，却为何如此劳累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与大范围群体相处会积累还是消耗自己的能量”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格的简单依据。

按照这个标准，结合成长经历，我显然属于内向型人格。内向与社恐不同，也并不等同于缺乏沟通能力，内向型的人也未必看起来就很安静。但比起在大范围群体中欢娱，内向者更倾向于两三个亲密好友的小范围活动，或者享受独处。

喧闹的社交环境尽管有可能很快乐，却会消耗我的能量；而一个人看书、看电影，甚至只是发呆，则好像在充电，还不必担心插头被拔下来。

但那些外放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们的充电器，似乎要插到人堆里，聚会结束了，电也充满了。

这样说来还挺有趣，能量是守恒的，我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难道变成了一个移动电源？

但事实并非如此，更多的时候，还是外向的人们在各种社交场合“用爱发电”。社交，如同无形的电磁场，社交达人们用各种动作切割磁感线，为彼此发电；而像我这样内向的人，总是掌握不好发电的技巧，还接收不到别人的电波，就像一个被电磁力驱赶的小球，找不到方向，还把自己原有的能量耗散了。

于是，那些不适应社交电磁场的选手，也就渐渐退出这个舞台，变得“社懒”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社懒”的呢？似乎找不到明确的时间点。也许是毕业以后再难聚齐一群同龄朋友，也许是某次社交活动突然感到无聊，也许是为了考研加上遇到家庭变故让我主动把自己屏蔽起来。

现在的我，并不社恐，但与其在人群里一边尽情欢娱一边清空血槽，我宁愿在安静独处中享受所谓的孤独。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发现，身边的朋友们，“退圈”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原先印象里的“社牛”“话痨”们，竟然也变得安静了。

原先在朋友圈里各种觥筹交错的同学，变成了晒娃狂魔，很难再见到与成年人的合影；原本每到放假就去旅行，与陌生驴友也可以聊得很嗨的学姐，现在周末只想在家睡觉；过年回老家，以前“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表哥，在与老家的铁哥们儿宿醉了两天之后，便一心宅在家里，谁叫也不出去……

对于社交，为什么大家都变懒了呢？

一方面，年龄增长，30岁左右的我们，确实没有20岁那样精力充沛了，熬夜熬不动了，喝酒喝不动了，蹦迪蹦不动了。随年龄下降而减少的，不是简单的体力，而是在灯红酒绿中挥洒汗水的欲望。

另一方面，压力增大，工作和家庭压缩了社交时间，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取舍，拒绝无意义的社交，转而把有限的精力花在亲密好友或自我提升上。

此外，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面更加困难，让人们不得不转到线上方式满足社交需求，甚至直接放弃需求。

走向“社懒”的我，远离了无意义的社交。同时，我还发现了新大陆，很多打着社交旗号的活动，其实也可以一个人完成。我曾经觉得一个人看电影会很尴尬，但当我真的独自踏进电影院，才发觉之前多么愚蠢，我看的是电影，身边有没有人也没多大区别啊！于是，我经常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看脱口秀，一个人旅行，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积攒能量。

内向如我，主动选择了“社懒”；很多外向的朋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圈”。当然，依然有“宝刀未老”的社交牛人和更多的“后浪”们，前赴后继地奔向“用爱发电”的舞台。

“社恐”也好，“社牛”也好，“社懒”也罢，每个人都是在最适合自己性格和意愿的状态下才最舒服，不必趋同。无论觥筹交错，还是岁月静好，做自己就好。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结束一天工作 去健身房出汗 洗个热水澡回来 收拾完躺下疲惫感瞬间袭来 真的太累了…不想说话手机也不想看 只想躺平放松 独处 放空 发呆 安静 一天下来就睡觉前这么点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自我消化自我调节 成年人的世界里崩溃是安静的 自愈更是安静的
阳光下做个孩子 生活里要是个合格的大人
“云无心出岫 鹤倦飞知返 人之不知返不自拔 或只因未曾得到 ”
晚安～

#三联美食# 常熟是江南一方福地，古来唤作“虞城”，得名于境内一座“十里青山半入城”的虞山。

说起虞山，是绕不过兴福寺的，南朝出了一位“爱江山更爱佛祖”的“和尚皇帝”。上既有天子以身事佛，下亦不乏刺史舍宅为寺。

于是，兴福寺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的江南名刹。很多年前，我从虞山北麓一路下行，石径幽长，寺前涧泉淙淙，林后幽鸟鸣啭，古柏森森，一抹黄墙掩映在烟岚环翠间；落红有声，禅院安静得很。

一股萦绕着泥土的山林气息与与古刹中浮漾着的梵音浑然一体，融入悠远静穆的空气中，传递着禅的灵性。一如唐朝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中所述“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的模样。

游罢兴福寺，不吃上一碗本土蕈油面是引以为憾的。在虞山脚下、兴福寺隔壁，有一块被古树环绕的盆地，这是一个市井烟火气十足的露天茶馆，稀疏凌乱地摆着几十张四方桌和竹椅，两三人一桌摆龙门阵，一支烟、一杯茶，从茶米油盐聊到风花雪月，不经意间时光就从指缝中溜走了。

有人说“成都是一座泡在茶水中的城市”，若你来到常熟，便会被如火如荼的喝茶场面惊倒。常熟人喝茶，不似广东人那般注重茶点精致，叉烧包、虾饺……济济一堂，亦不及福建人喝功夫茶那般讲究茶道艺术，他们不讲究地点，不拘泥于场合，甚至连喝什么茶叶也无所谓，山林间、园林里、庭前屋后、街头巷尾……

一只热水瓶、一个玻璃杯、几钱茶叶，两三老友围坐，处处皆是茶馆。一杯茶，并不是常熟人的全部，一碗面，在常熟人心目中同样占有重要位置。常熟人的一天，是被一碗面叫醒的。

我找到了老字号面馆“望岳楼”，打量起价目牌，浇头花样倒是不少：大排、爆鱼、焖肉、素浇……与苏式汤面相差无几，价格在几块到十几块钱不等，唯独蕈油面，30元一碗，这个鹤立鸡群的价位，吸引了我的眼球，怀揣着十二分新鲜和好奇，咬咬牙点了一碗蕈油面。

蕈油面的“浇头”很简单，即采自虞山上的松树蕈，美食家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夸赞此物：“求至鲜至美之物于笋之外，其惟蕈乎！”用蕈作“浇头”的面，鲜到眉毛也掉下来，因此，当地有“尝过松树蕈，三日不思荤”的说法。

说起“蕈”这种菌类，《吴菌谱》中记载“出于树者为蕈，生于地者为菌”，可见，只有从树底下长出来的菌物方有资格唤作“蕈”。虞山又称“乌目山”,因吴王直系先祖虞仲卒葬于此,遂更名“虞山”，帝王陵地，松柏成荫，密林的滋养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菌类生存环境，虞山上野生菌蕈诸如鸡枞菌、鸡脯蕈……林林总总约有几十种，其中，更为高级罕见的松树蕈，对环境要求几近苛刻，除了只生长在适宜温度、湿度的松柏混交针叶林地，还“嫌老爱嫩”专挑树龄短的“鲜肉”松底下扎根。每逢黄梅、初秋两季，山上的松树蕈才开始生长，一个个形似蘑菇，色呈淡棕，等过了季，顿消逝的无影无踪。

山里人凌晨两三点钟就要上山采蕈，趁露珠未干，把蕈采下来，当地人管采蕈叫“捉蕈”，或蕈与人参相似，长脚会跑，故有“捉”字一说，采摘之难，可见一斑，松树蕈稀少难觅，到底长在哪里，无迹可寻，须一处处仔细翻寻，而每个采蕈山人心里自有一张“藏宝图”。

野蕈这物什，或有毒性，在《如懿传》里，卫嬿婉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顺利登上大宝，便偷偷嘱咐心腹在皇后的儿子十二阿哥永璂的每日膳食中加上一道野蕈的配菜，吃了会上瘾、产生幻象，吃久毒素在五脏六腑累积蔓延至一定程度，便会不治身亡。

野蕈有毒无毒，全凭捉蕈人多年练就的一双慧眼，把刚采摘的新鲜松树蕈带回家，与鸡枞菌、鸡脯蕈……混合在一起制成蕈油，其味特别鲜香。

捉蕈难，制蕈油亦不易，刚采下的野蕈里有小虫子，须撕去表面一层膜衣，清洗干净，在盐水中浸泡三、四个钟头，用纯正的上等农家菜籽油熬制成“蕈油”。

先支起大铁锅，倒入菜油，煸炒出香，将姜块拍松后投入锅内，烧到锅内冒青烟时，放入八角、茴香等佐料，然后将蕈投入油锅爆炒，移旺火加酱油、盐、糖等调味烧煮到位，冷却后即成食用蕈油。用虞山特产松树蕈熬制的蕈油，才是常熟人认可的家乡味。

蕈油面端上桌，是苏式风格的红汤细面，一抹面条齐齐整整铺在碗里，宛若古代女子的发髻，汤内散布的棕色蕈块便是松树蕈了。

面要趁热吃，轻轻夹起面条，放至嘴边，吸溜一口越过舌尖，蕈油特有的鲜香在面条的热力作用下充溢喉舌，面条脱胎换骨般回味甘长，难怪小小一勺蕈油，把兴福寺素面推上江南“素面之王”的头把交椅。

再看野蕈，细细长长，口感紧实有嚼头，有点似嫩肉，又类野菌，咀嚼中还带着松树本身特有的丝丝芬芳。这素食、素味，倒也颇合本地人与世无争的性情。

在江南，一道美食背后大抵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近水楼台先得蕈，最早的时候，兴福寺僧人入山采摘食材，觅得此物，爆炒熬汤，做成素面浇头，供与僧人或招待香客食用。

清朝末年，曾先后担任同、光两朝帝师翁同龢在告老还乡后，经常去兴福寺与法灯大师谈经论禅，住持常以蕈油面款待，翁同龢吃过盛赞不已。

到了民国，在大都市呆闷了的宋庆龄、宋美龄两姐妹，去常熟乡下采风，游罢兴福寺，在寺外林中野炊，侍卫从庙里端出几道素食和蕈油面，吃刁了嘴的宋氏姐妹用过后，居然赞不绝口，“想不到一个小地方也有这么好吃的菜和面”。有了“第一夫人”打广告，兴福寺蕈油面自此名扬天下。

很多年后，我又记挂起了兴福寺一碗面，买了张常熟客运车票，下站台等公交之际，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向我打探千年古刹兴福寺怎么走，闲聊之中，得知也是慕名远道而来一尝其鲜的，遂结伴而行。老地方依旧竹林落叶、鸟语花香，只是露天桌椅见缝插针，且座无虚席。

望岳楼修葺得焕然一新，蕈油面也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择了一棵百年老树下的座头，照旧点了一碗纯松树蕈油面，周遭都是端着面碗或埋头吃面的人，在一片“呲溜溜”吮面声响中，不分贵贱，无论贫富。

兴福寺恐怕自己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千多年前，一首唐诗，让它荣登“网红”之榜；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一碗素面，再度让它红遍江南。

《这碗面，何以成为红遍江南的“素面之王”》作者 / 申功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