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程鑫成立个人工作室#
stf：最近团事情比较多大家也看见了，趁着现在国庆我们这个热度，公司讨论决定给大家买个人热搜，挽回团和养成系的形象的同时升一下热度。
丁程鑫：？什么意思哦？不要给我买，要不得要不得，不要给我整这些虚的，根正苗红的好形象，不需要挽回什么！明天是周六，还有快本要播，是国庆“赞赞我的国”系列，就很好，不要给我买那个热搜，做人就要踏实，格局要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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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程鑫：？什么意思哦？不要给我买，要不得要不得，不要给我整这些虚的，根正苗红的好形象，不需要挽回什么！明天是周六，还有快本要播，是国庆“赞赞我的国”系列，就很好，不要给我买那个热搜，做人就要踏实，格局要放大！
【雕塑点缀珠江碧道，彰显滨水人文之美】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言：“艺术之始，雕塑为先”。在广州塔至阅江路的6.6公里长碧道上，可以观见艺术之滥觞——这里新坐落14件享誉海内外的雕塑。
近年来，海珠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建成“广州塔—阅江路”新时代驿站6个，由东至西分别是会展东、会展中心码头、新时尚、广州琶洲、财富码头、新风尚。随着驿站群一同与市民游客见面的，还有来自海珠三代雕塑家潘鹤、梁明诚、许鸿飞的雕塑作品。
这些雕塑不仅反映了中国现当代雕塑的发展脉络，体现海珠区艺术薪火生生不息，还与驿站群、碧道组成有机整体，成为构建生态、文化、幸福海珠的重要一环，点亮群众生活。
近日，记者专访两位海珠雕塑家及一位雕塑家的后人，了解他们的创作经历和对碧道雕塑的思考。
“20”后潘鹤：造物寄意，见证历史
《虎门销烟》《怒吼吧！睡狮》《得了土地》《艰苦岁月》《广州解放纪念像》《开荒牛》《和平少女》……出自潘鹤之手的7件雕塑，时间跨度从虎门销烟到改革开放，在广州琶洲·新时代驿站和新时代驿站·会展中心码头之间的碧道上一字排开，向市民游客生动讲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潘鹤生卒于广州，享年95岁，70多年艺术生涯中留下数百件作品，分布在全国60余座城市。其作品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如同史诗般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重要时间节点，正如中国美协的评语，“他始终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不失浪漫主义形式特征，其大批为国家而作、为人民造像的经典力作，是革命岁月和改革时代的见证，为现当代雕塑史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时代记忆。”
经历战乱与改革，决心为时代作注
1925年，潘鹤出生于广州。从童年到少年，社会的战乱与变革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后来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潘鹤回忆道，自己一共经历了16场战争，看到了曾经的民不聊生，艺术成了他宣泄苦闷情感的途径。
潘鹤一开始师从岭南派画家学国画，创作了《数米犹堪充半腹》《饿殍途中剩一堆》等作品。后来，他的兴趣转移到西方油画雕塑上。随着新中国成立，国家逐渐安定繁荣，潘鹤创作出《艰苦岁月》《省港大罢工》《得了土地》等作品。
上世纪80年代，潘鹤提出“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大力推动城市雕塑在中国的发展。如今，安放在深圳的《开荒牛》、珠海的《珠海渔女》、日本长崎的《和平少女》、北京的《怒吼吧！睡狮》等，均是他创作的大型城市雕塑作品。
然而，城市雕塑不仅是凝聚艺术家思想的实物，还受到城市规划定位的制约。潘鹤之子、广州美术学院潘鹤艺术馆馆长潘奋对记者笑言，潘鹤尤擅“夹带私货”，即在满足城市规划和官方需求的前提下，充分体现自己的思想。比如在创作《开荒牛》时，潘鹤经过深思熟虑最后选择了“牛”这个意象，一只前脚跪着，寓意为人民鞠躬尽瘁，后面拉着盘根错节的老树根，象征将阻碍改革开放的一切旧观念连根拔起。
兴建雕塑艺术园，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如果将作品比作自己的孩子，那潘鹤雕塑艺术园的建成，就是将潘鹤这分散在60余座城市的孩子重现在自己的故乡，让它们“承欢膝下”。2007年，广州市和海珠区两级财政共投入7000万元，在海珠区后滘西大街兴建潘鹤雕塑艺术园，园区占地面积2.7万平方米，园内按照“求生存”“求独立”“求解放”“求富强”“求和谐”五个主题进行作品展示，“这些作品的位置都是我父亲当时一个个亲自确定的。兴建潘鹤雕塑艺术园时，我们就梳理发现，父亲一生所创作的这些作品正代表中国百年发展历程，所以就按照这五个主题来设计。”潘奋说道。
潘奋表示，自己和父亲都在海珠区成长，这里是文化的聚宝盆，拥有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等知名学校，人才辈出，感谢政府让父亲的作品在潘鹤雕塑艺术园得到集中展示。今年年初，海珠区更是选择了7件潘鹤雕塑，矗立在碧道之上。“父亲认为，城市雕塑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它不像别的绘画艺术需要到博物馆、美术馆去观看，城市的公共空间就是城市雕塑的舞台，只要路过就能看见，在引导价值观、提高人文修养、彰显城市形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海珠区一和我提出在碧道放置雕塑的建议时，我就同意了。”
潘奋还告诉记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碧道的潘鹤雕塑是开展红色教育的生动素材，引起强烈反响，甚至促成了海珠区启动“潘鹤雕塑艺术园综合提升项目”。7月1日，潘鹤雕塑艺术园改造后重新开放，园区陈列更加清晰全面地介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并新增多媒体设备，升级园区广播系统，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开放约13年的潘鹤雕塑艺术园被注入新活力。
“30”后梁明诚：中西交融，承前启后
夜幕低垂，新时代驿站·会展东灯光“啪”一下亮起，显出与白日完全不同的柔美来：建筑的光带如同缓缓流动的江水，屋面坡道上的数千盏芦苇灯点缀夜空。旁边梁明诚的《钢琴》《小提琴》雕塑，在灯光的映衬下，线条感更为强烈，与驿站一道给予人视觉冲击和艺术感染。
在中国现当代雕塑发展进程中，梁明诚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在上世纪80年代前，梁明诚的创作风格深受潘鹤影响，两人一起合作了《广州解放纪念像》《大刀进行曲》等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后，梁明诚在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影响下，开始对抽象变形雕塑语言的摸索和探讨，冲击了当时的雕塑界。
中外交流转观念，写实写意两开花
1959年，20岁的梁明诚入读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由潘鹤担任他的雕塑任课老师，“他（潘鹤）对我方方面面都有影响。”梁明诚直言，那时他深受潘鹤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熏陶和影响，在校期间就创作了《女生产队长》《新娘》等作品。毕业后，梁明诚从潘鹤的学生转变为潘鹤的合作伙伴，陆续合作了《广州解放纪念像》《大刀进行曲》《铜墙铁壁》等。
改革开放春风起，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打开了梁明诚的眼界。1980年-1982年，梁明诚由文化部选派赴意大利卡拉拉美术学院进修两年。“到了意大利后，我看到了流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一下子我的观念就开放了，雕塑除了写实的、红色的，还可以这样。”
于是，他将这种风格大胆运用到雕塑中，在意大利创作的《海风》被认为是他整个艺术生涯风格转变的关键节点。此后，他相继创作了《海天》《钢琴》《大提琴》等艺术作品，冲击了当时的雕塑界。
以置于新时代驿站·会展东旁的《钢琴》《大提琴》为例。梁明诚介绍，两者以写意的手法，勾勒出两名正在演奏的如痴如醉的音乐家，表现音乐的韵律美，“钢琴的旋律是轻松的、丰富的，因此我用线条描出钢琴和人像，摒弃钢琴本身的沉重感，显得通透高扬。大提琴的旋律则是深沉悠远，因此雕塑显得敦实和谐。”
然而，梁明诚并没有一味转向现代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风格作品并行。他认为，雕塑艺术是宽广的、不设限的，只要是好作品，群众都会喜欢。
艺术氛围海珠生，耄耋之年醉创作
如今，漫步在海珠区土华村梁明诚工作室内，每走几步就能遇见他风格不同的作品，令人大饱眼福。梁明诚表示，作为雕塑家，他的创作灵感、视野不局限在一个区域，但海珠区毋庸置疑是养育他的地方，为他提供良好的创作氛围。
事实上，研究梁明诚的经历可以发现，他在青少年时期漂泊无定，却又在兜兜转转中与海珠联系紧密。1939年12月，梁明诚在广东省南雄县一个普通家庭呱呱坠地。1944年，南雄沦陷，年仅5岁的梁明诚与家人逃难至粤东平远县。1949年，梁明诚一家搬迁至广州，梁明诚入读位于海珠区南村路的广州市第五中学。1955年，梁明诚初中毕业后，赴湖北武昌入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附属中等美术学校（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前身）。1958年，随校回广州。次年，被学院保送升入位于海珠区昌岗东路的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1978年开始留校任教。退休后将工作室选址定在土华村。“我就是海珠人，10岁开始我就在海珠各条河涌游泳，这里水美景美，是养人的好地方。”82岁的梁明诚回忆道。
从垂髫至耄耋，梁明诚在海珠待了大半生。他表示，他将在工作室内尽己所能再做些雕塑。他认为雕塑是时代与艺术的交响、形体和心灵的碰撞，不论是在驿站外矗立的雕塑，还是他分布在各个城市的作品，只要路过的人看到了，有体悟，就是雕塑的全部作用。
“60”后许鸿飞：探索多元，走向世界
新时代驿站·财富码头距离广州塔并不远，平日接待大量游客。为了让游客感受快乐生活，海珠区选择在该驿站外，从西往东依次放置许鸿飞的《花城六月天》《吻》《三弹音乐》《童趣》《肥年肥舞》，逗趣的“肥女”形象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海珠形象，成了不少游客的“打卡点”。
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孙振华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雕塑文化从单一走向多元，一部分雕塑家开始创作或世俗或谐趣的作品，强调与大众的交流。199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的许鸿飞正是这种世俗、谐趣、亲民风格的探索者。
毕业初期觉迷茫，肥女系列辟新路
许鸿飞出生于广东阳江。1990年从位于海珠区的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他有好几年找不到创作的感觉。“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广东到处是建设的热潮，我就接了许多城市雕塑来做。刚开始我以为这是大的艺术创作，后来却发现不少的城市雕塑是工程，还不是我想追求的东西。”许鸿飞说。
几年的城市雕塑经历，让许鸿飞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撑艺术的创作，“肥女”便是在此情况下诞生。1998年，许鸿飞在位于海珠区的工作室——石磨坊，创作出人生第一个“肥女”。一开始，许鸿飞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件作品。1999年，著名艺术家黄永玉来到许鸿飞工作室，一眼相中“肥女”，并提议许鸿飞可以做“肥女”系列。当时的许鸿飞还担心不主流，不好拿奖、评职称，但黄永玉却表示，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特点，跳出学院的套套。就是这句话，让本还踟蹰的许鸿飞下定决心。
其实，肥女人的形象并非许鸿飞首创，但如今在雕塑界，说起“肥女”，就能想到许鸿飞，这是为什么？许鸿飞将此归结为“坚持”二字。20多年来，许鸿飞坚持以“肥女”为主人公，不断丰富她（们）的形象：她（们）时而奔跑，时而骑车，时而与情人拥吻，时而与孩子玩闹，不曾改变的是她（们）身上鲜活欢乐的神态，“‘肥女’就像我们的街坊邻居、我们遇到的路人，那种肢体上的亲切感使得她（们）更加容易将快乐传递给人们。”许鸿飞表示，海珠区这次将他的五件作品放在广州塔旁碧道上，正是希望将广州的快乐和艺术传递更远。
泥巴刻刀不离手，带领作品走世界
自2013年以来，许鸿飞带着他的“肥女”从海珠奔向世界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个人巡展42场，其作品还被古巴哈瓦那市政府、俄罗斯列宾美术馆、法国卢万河畔莫雷市政府、意大利米兰市政府等30多个机构永久收藏。许鸿飞认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讲好中国故事”。“在巡展过程中，我遇到不少外国友人，在看到‘肥女’雕塑来自中国雕塑家后，不约而同大吃一惊，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严肃死板的，无法创作幽默的雕塑。当看见这些雕塑后，他们也明白在中国生活充满了快乐幸福，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品。”
成长于中国繁荣富强的时代，许鸿飞代表的是新一代雕塑家不拘一格、灵活多元的创作特点，但他认为“与时代同频共振”是所有雕塑家不能忘却的初心。在展现积极向上中国形象的“肥女”之外，近年来许鸿飞还创作了《白天黑夜》《山高人为峰》等“抗疫”系列作品和《不忘初心》《马克思》《西岛女民兵》等主旋律作品。如今他仍日日浸淫在海珠的工作室内，以时代进程为灵感缪斯，用泥巴和刻刀，将脑海中喷涌的灵感一一成型。
记者观察发现，经过约一年的精心打造，广州塔—阅江路碧道成为高品质的公共空间：水道、漫步道、慢跑道、骑行道、有轨电车道的“五道”贯通，让群众感受生态活力；融党群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新时代驿站群的建成，让群众拥有休息休闲的舒适环境；艺术风格多元的雕塑群的矗立，美化和装点了城市，丰富群众的视觉和精神享受……
实际上，广州塔—阅江路碧道的精心打造只是海珠区谋划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为城市塑造更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复合功能和文化魅力的开端。记者了解到，海珠区将聚焦打造世界一流滨水活力区的目标，按照优于5A级景区的标准打造广州塔景区品牌，努力建设成为世界级滨水城市客厅；在珠江沿岸29.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推进12个贯通提升单元建设，串珠成链打造高端产业带、科技创新带、历史文化带、都市景观带、滨江休闲带、公共服务带，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人文效益相统一；在沿江空间按照公共活动空间、产业发展空间、居住空间的梯次布局，把最好的岸线资源留给市民，打造幸福海珠。
近年来，海珠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建成“广州塔—阅江路”新时代驿站6个，由东至西分别是会展东、会展中心码头、新时尚、广州琶洲、财富码头、新风尚。随着驿站群一同与市民游客见面的，还有来自海珠三代雕塑家潘鹤、梁明诚、许鸿飞的雕塑作品。
这些雕塑不仅反映了中国现当代雕塑的发展脉络，体现海珠区艺术薪火生生不息，还与驿站群、碧道组成有机整体，成为构建生态、文化、幸福海珠的重要一环，点亮群众生活。
近日，记者专访两位海珠雕塑家及一位雕塑家的后人，了解他们的创作经历和对碧道雕塑的思考。
“20”后潘鹤：造物寄意，见证历史
《虎门销烟》《怒吼吧！睡狮》《得了土地》《艰苦岁月》《广州解放纪念像》《开荒牛》《和平少女》……出自潘鹤之手的7件雕塑，时间跨度从虎门销烟到改革开放，在广州琶洲·新时代驿站和新时代驿站·会展中心码头之间的碧道上一字排开，向市民游客生动讲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潘鹤生卒于广州，享年95岁，70多年艺术生涯中留下数百件作品，分布在全国60余座城市。其作品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如同史诗般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重要时间节点，正如中国美协的评语，“他始终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不失浪漫主义形式特征，其大批为国家而作、为人民造像的经典力作，是革命岁月和改革时代的见证，为现当代雕塑史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时代记忆。”
经历战乱与改革，决心为时代作注
1925年，潘鹤出生于广州。从童年到少年，社会的战乱与变革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后来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潘鹤回忆道，自己一共经历了16场战争，看到了曾经的民不聊生，艺术成了他宣泄苦闷情感的途径。
潘鹤一开始师从岭南派画家学国画，创作了《数米犹堪充半腹》《饿殍途中剩一堆》等作品。后来，他的兴趣转移到西方油画雕塑上。随着新中国成立，国家逐渐安定繁荣，潘鹤创作出《艰苦岁月》《省港大罢工》《得了土地》等作品。
上世纪80年代，潘鹤提出“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大力推动城市雕塑在中国的发展。如今，安放在深圳的《开荒牛》、珠海的《珠海渔女》、日本长崎的《和平少女》、北京的《怒吼吧！睡狮》等，均是他创作的大型城市雕塑作品。
然而，城市雕塑不仅是凝聚艺术家思想的实物，还受到城市规划定位的制约。潘鹤之子、广州美术学院潘鹤艺术馆馆长潘奋对记者笑言，潘鹤尤擅“夹带私货”，即在满足城市规划和官方需求的前提下，充分体现自己的思想。比如在创作《开荒牛》时，潘鹤经过深思熟虑最后选择了“牛”这个意象，一只前脚跪着，寓意为人民鞠躬尽瘁，后面拉着盘根错节的老树根，象征将阻碍改革开放的一切旧观念连根拔起。
兴建雕塑艺术园，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如果将作品比作自己的孩子，那潘鹤雕塑艺术园的建成，就是将潘鹤这分散在60余座城市的孩子重现在自己的故乡，让它们“承欢膝下”。2007年，广州市和海珠区两级财政共投入7000万元，在海珠区后滘西大街兴建潘鹤雕塑艺术园，园区占地面积2.7万平方米，园内按照“求生存”“求独立”“求解放”“求富强”“求和谐”五个主题进行作品展示，“这些作品的位置都是我父亲当时一个个亲自确定的。兴建潘鹤雕塑艺术园时，我们就梳理发现，父亲一生所创作的这些作品正代表中国百年发展历程，所以就按照这五个主题来设计。”潘奋说道。
潘奋表示，自己和父亲都在海珠区成长，这里是文化的聚宝盆，拥有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等知名学校，人才辈出，感谢政府让父亲的作品在潘鹤雕塑艺术园得到集中展示。今年年初，海珠区更是选择了7件潘鹤雕塑，矗立在碧道之上。“父亲认为，城市雕塑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它不像别的绘画艺术需要到博物馆、美术馆去观看，城市的公共空间就是城市雕塑的舞台，只要路过就能看见，在引导价值观、提高人文修养、彰显城市形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海珠区一和我提出在碧道放置雕塑的建议时，我就同意了。”
潘奋还告诉记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碧道的潘鹤雕塑是开展红色教育的生动素材，引起强烈反响，甚至促成了海珠区启动“潘鹤雕塑艺术园综合提升项目”。7月1日，潘鹤雕塑艺术园改造后重新开放，园区陈列更加清晰全面地介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并新增多媒体设备，升级园区广播系统，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开放约13年的潘鹤雕塑艺术园被注入新活力。
“30”后梁明诚：中西交融，承前启后
夜幕低垂，新时代驿站·会展东灯光“啪”一下亮起，显出与白日完全不同的柔美来：建筑的光带如同缓缓流动的江水，屋面坡道上的数千盏芦苇灯点缀夜空。旁边梁明诚的《钢琴》《小提琴》雕塑，在灯光的映衬下，线条感更为强烈，与驿站一道给予人视觉冲击和艺术感染。
在中国现当代雕塑发展进程中，梁明诚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在上世纪80年代前，梁明诚的创作风格深受潘鹤影响，两人一起合作了《广州解放纪念像》《大刀进行曲》等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后，梁明诚在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影响下，开始对抽象变形雕塑语言的摸索和探讨，冲击了当时的雕塑界。
中外交流转观念，写实写意两开花
1959年，20岁的梁明诚入读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由潘鹤担任他的雕塑任课老师，“他（潘鹤）对我方方面面都有影响。”梁明诚直言，那时他深受潘鹤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熏陶和影响，在校期间就创作了《女生产队长》《新娘》等作品。毕业后，梁明诚从潘鹤的学生转变为潘鹤的合作伙伴，陆续合作了《广州解放纪念像》《大刀进行曲》《铜墙铁壁》等。
改革开放春风起，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打开了梁明诚的眼界。1980年-1982年，梁明诚由文化部选派赴意大利卡拉拉美术学院进修两年。“到了意大利后，我看到了流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一下子我的观念就开放了，雕塑除了写实的、红色的，还可以这样。”
于是，他将这种风格大胆运用到雕塑中，在意大利创作的《海风》被认为是他整个艺术生涯风格转变的关键节点。此后，他相继创作了《海天》《钢琴》《大提琴》等艺术作品，冲击了当时的雕塑界。
以置于新时代驿站·会展东旁的《钢琴》《大提琴》为例。梁明诚介绍，两者以写意的手法，勾勒出两名正在演奏的如痴如醉的音乐家，表现音乐的韵律美，“钢琴的旋律是轻松的、丰富的，因此我用线条描出钢琴和人像，摒弃钢琴本身的沉重感，显得通透高扬。大提琴的旋律则是深沉悠远，因此雕塑显得敦实和谐。”
然而，梁明诚并没有一味转向现代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风格作品并行。他认为，雕塑艺术是宽广的、不设限的，只要是好作品，群众都会喜欢。
艺术氛围海珠生，耄耋之年醉创作
如今，漫步在海珠区土华村梁明诚工作室内，每走几步就能遇见他风格不同的作品，令人大饱眼福。梁明诚表示，作为雕塑家，他的创作灵感、视野不局限在一个区域，但海珠区毋庸置疑是养育他的地方，为他提供良好的创作氛围。
事实上，研究梁明诚的经历可以发现，他在青少年时期漂泊无定，却又在兜兜转转中与海珠联系紧密。1939年12月，梁明诚在广东省南雄县一个普通家庭呱呱坠地。1944年，南雄沦陷，年仅5岁的梁明诚与家人逃难至粤东平远县。1949年，梁明诚一家搬迁至广州，梁明诚入读位于海珠区南村路的广州市第五中学。1955年，梁明诚初中毕业后，赴湖北武昌入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附属中等美术学校（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前身）。1958年，随校回广州。次年，被学院保送升入位于海珠区昌岗东路的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1978年开始留校任教。退休后将工作室选址定在土华村。“我就是海珠人，10岁开始我就在海珠各条河涌游泳，这里水美景美，是养人的好地方。”82岁的梁明诚回忆道。
从垂髫至耄耋，梁明诚在海珠待了大半生。他表示，他将在工作室内尽己所能再做些雕塑。他认为雕塑是时代与艺术的交响、形体和心灵的碰撞，不论是在驿站外矗立的雕塑，还是他分布在各个城市的作品，只要路过的人看到了，有体悟，就是雕塑的全部作用。
“60”后许鸿飞：探索多元，走向世界
新时代驿站·财富码头距离广州塔并不远，平日接待大量游客。为了让游客感受快乐生活，海珠区选择在该驿站外，从西往东依次放置许鸿飞的《花城六月天》《吻》《三弹音乐》《童趣》《肥年肥舞》，逗趣的“肥女”形象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海珠形象，成了不少游客的“打卡点”。
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孙振华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雕塑文化从单一走向多元，一部分雕塑家开始创作或世俗或谐趣的作品，强调与大众的交流。199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的许鸿飞正是这种世俗、谐趣、亲民风格的探索者。
毕业初期觉迷茫，肥女系列辟新路
许鸿飞出生于广东阳江。1990年从位于海珠区的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他有好几年找不到创作的感觉。“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广东到处是建设的热潮，我就接了许多城市雕塑来做。刚开始我以为这是大的艺术创作，后来却发现不少的城市雕塑是工程，还不是我想追求的东西。”许鸿飞说。
几年的城市雕塑经历，让许鸿飞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撑艺术的创作，“肥女”便是在此情况下诞生。1998年，许鸿飞在位于海珠区的工作室——石磨坊，创作出人生第一个“肥女”。一开始，许鸿飞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件作品。1999年，著名艺术家黄永玉来到许鸿飞工作室，一眼相中“肥女”，并提议许鸿飞可以做“肥女”系列。当时的许鸿飞还担心不主流，不好拿奖、评职称，但黄永玉却表示，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特点，跳出学院的套套。就是这句话，让本还踟蹰的许鸿飞下定决心。
其实，肥女人的形象并非许鸿飞首创，但如今在雕塑界，说起“肥女”，就能想到许鸿飞，这是为什么？许鸿飞将此归结为“坚持”二字。20多年来，许鸿飞坚持以“肥女”为主人公，不断丰富她（们）的形象：她（们）时而奔跑，时而骑车，时而与情人拥吻，时而与孩子玩闹，不曾改变的是她（们）身上鲜活欢乐的神态，“‘肥女’就像我们的街坊邻居、我们遇到的路人，那种肢体上的亲切感使得她（们）更加容易将快乐传递给人们。”许鸿飞表示，海珠区这次将他的五件作品放在广州塔旁碧道上，正是希望将广州的快乐和艺术传递更远。
泥巴刻刀不离手，带领作品走世界
自2013年以来，许鸿飞带着他的“肥女”从海珠奔向世界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个人巡展42场，其作品还被古巴哈瓦那市政府、俄罗斯列宾美术馆、法国卢万河畔莫雷市政府、意大利米兰市政府等30多个机构永久收藏。许鸿飞认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讲好中国故事”。“在巡展过程中，我遇到不少外国友人，在看到‘肥女’雕塑来自中国雕塑家后，不约而同大吃一惊，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严肃死板的，无法创作幽默的雕塑。当看见这些雕塑后，他们也明白在中国生活充满了快乐幸福，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品。”
成长于中国繁荣富强的时代，许鸿飞代表的是新一代雕塑家不拘一格、灵活多元的创作特点，但他认为“与时代同频共振”是所有雕塑家不能忘却的初心。在展现积极向上中国形象的“肥女”之外，近年来许鸿飞还创作了《白天黑夜》《山高人为峰》等“抗疫”系列作品和《不忘初心》《马克思》《西岛女民兵》等主旋律作品。如今他仍日日浸淫在海珠的工作室内，以时代进程为灵感缪斯，用泥巴和刻刀，将脑海中喷涌的灵感一一成型。
记者观察发现，经过约一年的精心打造，广州塔—阅江路碧道成为高品质的公共空间：水道、漫步道、慢跑道、骑行道、有轨电车道的“五道”贯通，让群众感受生态活力；融党群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新时代驿站群的建成，让群众拥有休息休闲的舒适环境；艺术风格多元的雕塑群的矗立，美化和装点了城市，丰富群众的视觉和精神享受……
实际上，广州塔—阅江路碧道的精心打造只是海珠区谋划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为城市塑造更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复合功能和文化魅力的开端。记者了解到，海珠区将聚焦打造世界一流滨水活力区的目标，按照优于5A级景区的标准打造广州塔景区品牌，努力建设成为世界级滨水城市客厅；在珠江沿岸29.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推进12个贯通提升单元建设，串珠成链打造高端产业带、科技创新带、历史文化带、都市景观带、滨江休闲带、公共服务带，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人文效益相统一；在沿江空间按照公共活动空间、产业发展空间、居住空间的梯次布局，把最好的岸线资源留给市民，打造幸福海珠。
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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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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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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