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知否》这部剧了解了很多的好演员，明兰赵丽颖，二叔冯绍峰自不必多说了，盛家的一对父母盛紘和王大娘子也赚足了眼球。无奈一部剧刷得次数多了有时难免缺乏新鲜感，偶然间看短视频发现盛紘和王若弗换了现代装扮互怼，笔者立刻来了精神去一搜究竟。原来在《乔家的儿女》中，他们两人又一次合作，而且从第一集开始就把人带了进去。王钧在这部剧里面，不是盛家那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主君，却变成了两只眼都闭上了另一位“渣”爹乔祖望。这不，第一集里面就演绎得淋漓尽致。01）极不负责剧情一开始是大家从防震棚回自己家，可是乔家却只有几个孩子搬着东西孤独地走回家。直到有人来找乔祖望，才发现他真是心大，这种时候，不仅没有管几个孩子的安危，还自己躲到一旁去打牌。另一方面，高龄产妇的妻子竟然一个人走着去了医院生孩子。小姨子来叫他，他竟然没有任何不好意思，还贪心地要把最后一把牌打完。去医院的路上，还非常不情愿，嘟嘟囔囔地说着，生孩子没有自己的事。才几幕剧情，一个极度没有责任感的男人形象跃然纸上。气得一众观众在弹幕里开骂，甚至有人说，这又是一个苏大强。要知道，女人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走一遭，很危险的。就算是在现在，各方面都非常成熟的时候，女人生孩子，也极需要家人在一旁关心照顾。而在当时那个年代，乔祖望竟然丝毫不顾及这些，觉得无关紧要。当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情绪，有不少人说，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男人是这样。总是觉得生孩子，养孩子，照顾家这些事情都是女人的事情。自己嘛，除了到时间去上个班，其余时间只要管好自己就够了。但是，站到婚姻的立场上，便会赫然发现，这种不作为的心态恰恰是婚姻里最大的蛀虫。02）薄情寡义如果乔祖望的妻子一直好好的，可能乔祖望也就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样子，自己的家庭也还算可以维系。令人揪心的是，乔祖望的妻子生孩子之后意外去世了。而妻子的去世，更加凸显出来乔祖望的薄情寡义，他几乎没有为妻子流眼泪。还有一个细节，就连妻子去世后的遗像，都没有一张照片可以放大，只能拿一张其他的来凑合，真是太悲哀了。办完妻子的后事，本以为乔祖望会感到落寞，然而他最先说的竟然是，来的人不少，但是出钱的人却很少。到这里真是彻底地看清了这个人，他真是自私到了骨子里，对妻子也是薄情到了极点。小姨子心疼自己的姐姐，想要出钱让姐姐用贵的骨灰盒，乔祖望没有任何感激，反而还偷偷地把钱扣了，还是给妻子用的便宜的。就连妻子的最后一程，他也全然没有考虑什么夫妻情分，刻薄的面目让观众看得一清二楚。妻子去世后，小儿子没有人照顾，他竟然跑到小姨子家里面说要把小儿子养到小姨子家，丝毫不想出一分钱。对待妻儿，在关乎生死的问题上，乔祖望也没有表现出来丝毫的情谊，真是让人看了寒心。很多时候，遇到没有担当，薄情寡义的另一半，真的就只是搭伙过日子。你不爱惜自己，他更加不懂得爱惜你；即使你为了生儿育女搭上了性命，他考虑的还是自己的荷包。与这样的人生活，恐怕不会有丝毫幸福可言吧。03）不愿付出看了乔祖望和孩子们一起的日常生活，真的很难想象居然有这样的父亲。卫生院打电话来让接小儿子出院，乔祖望眼珠一转叫上所有的孩子一起去，还跟邻居说着，人少了闹起来气势不够。果然，到了医院办手续时，他故意挑刺就是不想付医药费，让几个孩子在一旁哇哇哭。甚至于还说出了要不然让小儿子在医院抵医药费的话。这小孩子本来出生体重就轻，才4斤8两，但是乔祖望却以奶粉贵为理由，让大儿子每天熬米汤喂。更离谱的是，每天都是大儿子日夜照顾小儿子，夜晚小儿子闹的时候，是几个孩子轮流照顾，而乔祖望则独自在屋子里面睡大觉。作为父亲，不仅不承担自己的责任，还把自己的责任推到了孩子头上，真是让人上火。这还不止，在吃得上面乔祖望也和一般的父母不是一种风格。家里面的鸡下了蛋，他立刻让拿去蒸了鸡蛋羹，等到吃的时候，他自己吃半碗，几个孩子一起分半碗。而且，比孩子们吃得还更快。当然，并不是说父母一定要处处让着孩子，但是孩子们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最起码的关照还是需要的吧。所以，当家里面炖了鸡，几个孩子仅仅是偷吃了几个鸡胗，都会担心父亲骂自己，可想而知，乔祖望到底做得有多过分了。在养育孩子上，他除了给孩子几口饭吃，几乎没有承担任何养育的责任。04有句话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骨子里长满了自私的人或许永远都无法打开心门为别人着想。有些人内心里或许就那么小，无法装下多一个人，所以才会在发生事情时，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想着通过日常生活的付出来感化，恐怕也是很难的。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趁早远离。（图片源自网络，侵权删）
通过《知否》这部剧了解了很多的好演员，明兰赵丽颖，二叔冯绍峰自不必多说了，盛家的一对父母盛紘和王大娘子也赚足了眼球。无奈一部剧刷得次数多了有时难免缺乏新鲜感，偶然间看短视频发现盛紘和王若弗换了现代装扮互怼，笔者立刻来了精神去一搜究竟。原来在《乔家的儿女》中，他们两人又一次合作，而且从第一集开始就把人带了进去。王钧在这部剧里面，不是盛家那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主君，却变成了两只眼都闭上了另一位“渣”爹乔祖望。这不，第一集里面就演绎得淋漓尽致。01）极不负责剧情一开始是大家从防震棚回自己家，可是乔家却只有几个孩子搬着东西孤独地走回家。直到有人来找乔祖望，才发现他真是心大，这种时候，不仅没有管几个孩子的安危，还自己躲到一旁去打牌。另一方面，高龄产妇的妻子竟然一个人走着去了医院生孩子。小姨子来叫他，他竟然没有任何不好意思，还贪心地要把最后一把牌打完。去医院的路上，还非常不情愿，嘟嘟囔囔地说着，生孩子没有自己的事。才几幕剧情，一个极度没有责任感的男人形象跃然纸上。气得一众观众在弹幕里开骂，甚至有人说，这又是一个苏大强。要知道，女人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走一遭，很危险的。就算是在现在，各方面都非常成熟的时候，女人生孩子，也极需要家人在一旁关心照顾。而在当时那个年代，乔祖望竟然丝毫不顾及这些，觉得无关紧要。当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情绪，有不少人说，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男人是这样。总是觉得生孩子，养孩子，照顾家这些事情都是女人的事情。自己嘛，除了到时间去上个班，其余时间只要管好自己就够了。但是，站到婚姻的立场上，便会赫然发现，这种不作为的心态恰恰是婚姻里最大的蛀虫。02）薄情寡义如果乔祖望的妻子一直好好的，可能乔祖望也就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样子，自己的家庭也还算可以维系。令人揪心的是，乔祖望的妻子生孩子之后意外去世了。而妻子的去世，更加凸显出来乔祖望的薄情寡义，他几乎没有为妻子流眼泪。还有一个细节，就连妻子去世后的遗像，都没有一张照片可以放大，只能拿一张其他的来凑合，真是太悲哀了。办完妻子的后事，本以为乔祖望会感到落寞，然而他最先说的竟然是，来的人不少，但是出钱的人却很少。到这里真是彻底地看清了这个人，他真是自私到了骨子里，对妻子也是薄情到了极点。小姨子心疼自己的姐姐，想要出钱让姐姐用贵的骨灰盒，乔祖望没有任何感激，反而还偷偷地把钱扣了，还是给妻子用的便宜的。就连妻子的最后一程，他也全然没有考虑什么夫妻情分，刻薄的面目让观众看得一清二楚。妻子去世后，小儿子没有人照顾，他竟然跑到小姨子家里面说要把小儿子养到小姨子家，丝毫不想出一分钱。对待妻儿，在关乎生死的问题上，乔祖望也没有表现出来丝毫的情谊，真是让人看了寒心。很多时候，遇到没有担当，薄情寡义的另一半，真的就只是搭伙过日子。你不爱惜自己，他更加不懂得爱惜你；即使你为了生儿育女搭上了性命，他考虑的还是自己的荷包。与这样的人生活，恐怕不会有丝毫幸福可言吧。03）不愿付出看了乔祖望和孩子们一起的日常生活，真的很难想象居然有这样的父亲。卫生院打电话来让接小儿子出院，乔祖望眼珠一转叫上所有的孩子一起去，还跟邻居说着，人少了闹起来气势不够。果然，到了医院办手续时，他故意挑刺就是不想付医药费，让几个孩子在一旁哇哇哭。甚至于还说出了要不然让小儿子在医院抵医药费的话。这小孩子本来出生体重就轻，才4斤8两，但是乔祖望却以奶粉贵为理由，让大儿子每天熬米汤喂。更离谱的是，每天都是大儿子日夜照顾小儿子，夜晚小儿子闹的时候，是几个孩子轮流照顾，而乔祖望则独自在屋子里面睡大觉。作为父亲，不仅不承担自己的责任，还把自己的责任推到了孩子头上，真是让人上火。这还不止，在吃得上面乔祖望也和一般的父母不是一种风格。家里面的鸡下了蛋，他立刻让拿去蒸了鸡蛋羹，等到吃的时候，他自己吃半碗，几个孩子一起分半碗。而且，比孩子们吃得还更快。当然，并不是说父母一定要处处让着孩子，但是孩子们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最起码的关照还是需要的吧。所以，当家里面炖了鸡，几个孩子仅仅是偷吃了几个鸡胗，都会担心父亲骂自己，可想而知，乔祖望到底做得有多过分了。在养育孩子上，他除了给孩子几口饭吃，几乎没有承担任何养育的责任。04有句话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骨子里长满了自私的人或许永远都无法打开心门为别人着想。有些人内心里或许就那么小，无法装下多一个人，所以才会在发生事情时，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想着通过日常生活的付出来感化，恐怕也是很难的。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趁早远离。（图片源自网络，侵权删）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