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别墅成剧组拍摄地 房主：设施损坏索赔三百万】近日，一则“杭州女子刷剧时，意外发现自己多年未住的别墅，成了剧组拍摄地”的新闻在网上刷屏。7月21日上午，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联系上林女士（化名）的代理律师王勤保了解情况，他告诉记者，目前该案件已经在3月开庭，7月庭前会议，现进行到证据交换阶段，还有一些“谜团”待揭开。而记者拨打该案件中的多个被告的电话，物业公司、开发商等固定电话均为“空号”。
女子曝自家别墅
竟成剧组拍摄地
紫牛新闻记者了解到，林女士老家是宁波慈溪，后一直在杭州定居，5年前她在慈溪购买了一栋别墅，因为一开始就考虑到不会长住，孩子在国外，老家虽有亲戚，但毕竟物业处理房子的突发情况最为及时有效，她就把钥匙托管给了物业。
2015年，林女士与当时该别墅的物业“宁波新上海国际物业公司”签订了一个“业主钥匙委托保管书”，这是物业通用的格式文本，其中明确指出，“同意宁波新上海国际物业公司保留三把钥匙，仅限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如装修、紧急维修、突发情况等”。林女士的本意是烦请物业帮忙定期开门采光通风，浙江很多别墅的业主都采取这种物业代保管钥匙的方式。
2019年9月底，林女士偶然看了电视剧《我和我的儿女们》，无意间发现自家这套慈溪的别墅出现在了该电视剧里，是剧中二女儿的家，有不少二女儿躺在床上的场景。林女士在后续调查中再三确认，电视剧中出现的确实是她的别墅，甚至该别墅还是这部电视剧的主要取景点。该剧不仅曝光了小区地址、房屋外立面，连房屋内部景象的镜头也贯穿全剧，有很多角色在该别墅里吃饭睡觉摔摔打打的场景。
2019年底，沟通未果的林女士将别墅物业、电视剧《我和我的儿女们》的出品方、播放平台等一并告上法院，要求赔偿道歉，平台下架该电视剧。
然而今年3月，第一次庭审时，林女士再次震惊，林女士发现，在她家别墅拍摄电视剧的其实不止一家，起码还有一部电视剧《大约是爱》。因此《大约是爱》的三个出品方也被追加为被告。
网友打卡两剧官微
“占别墅的事儿解决了吗？”
该新闻曝出后，记者在微博看到，网友们已经到这两部剧的官微下面打卡了。
官微@ 电视剧我和我的儿女们 的最后一条在2019年9月，发布的是收官信息，目前已有数百条评论。有网友在评论里问：“那个占用别人买下来的别墅拍剧的事情解决了没？进别人家拍电视剧，别人还不知道，真是绝了。”也有网友说，电视剧不火，占用别人别墅火了。同样，@ 大约是爱官微的评论里也有网友问到：“第二季也‘借’别墅拍吗？”
很多网友还到爱奇艺平台上打开了电视剧《我和我的儿女们》，弹幕里很多人在问“你我本无缘，全靠新闻牵”“为别墅而来”“别墅到底在第几集出现”“都是看了新闻来看剧的”……当天，这部平平无奇的电视剧居然在该平台电视剧榜上飙升至第14名。
律师说：
曾想起诉8个播出平台
经沟通，林女士本人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全权委托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王勤保律师代理。
记者看到不少网友指出，《我和我的儿女们》也在央视播放过。对此，王律师表示，起初查证发现，《我和我的儿女们》的播出起码有8个平台，于2019年5月在上海电视剧频道首播，此后相继在宁波电视台、央视，以及爱奇艺、央视网、腾讯、优酷等视频平台播出，当时向这8个平台都寄送了律师函，但律师函均遭到拒收。“所以就将这8家平台一并起诉，但法院没有受理。最终平台方面，就选择了主要播放的爱奇艺起诉。”
剧组怎么说？
宁波影视称：诉讼阶段不便发声
《我和我的儿女们》出品方为宁波影视，钱江晚报的报道中指出，宁波影视律师表示该剧200人的剧组不是“擅闯”，前期制片人以普通看房客的身份跟该别墅小区物业联系考察，导演认可后，剧组就拿着宁波市相关部门的介绍信，跟楼盘销售人员以及开发商沟通之后，进驻拍摄了7天。也就是说，剧组以为，这套别墅是开发商的样板房，他们并不知“此房已售”。为此，法院也依职权追加了开发商宁波相原和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被告。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上宁波影视，负责接待的是该影视综合部主管，她表示，宁波影视为国企，只有一个发言人，就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他出差了，不便接受采访。同时她也表示，诉讼还在进行当中，现阶段宁波影视不便发声，在合适的时机会发布声明。
另一部电视剧《大约是爱》的出品方有三个，为强盛（上海）多媒体有限公司、浙江超凡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上海剧浪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也已被追加为被告。7月的庭前会议中，《大约是爱》律师表示，曾入驻拍摄，付给现在的吾同物业6万元场地费。
别墅损失了什么？
电梯等都有损坏
电视剧《我和我的儿女们》拍摄时间为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大约是爱》拍摄时间为2018年1月至3月，且电视剧已于2018年12月在腾讯视频播出，林女士的房屋作为该剧男主角的居住场所取景点，房屋镜头也是贯穿整部剧。
两次剧组拍摄给林女士带来的直接损失有哪些呢？据王律师介绍，林女士购买的房屋为该楼盘唯一的一间样板房，精装修交付，建筑面积约800多平方米，实际使用面积约1000多平方米。“慈溪是个小县城，该别墅在2014年时的售价就近3000万，可见很高档。”2015年，林女士拿到房子时，与开发商工作人员清点了房屋内的家具、装饰等设备物品，并交接了设备清点清单。2015年10月，林女士就办好了房产证。
对照这份设备清点清单，林女士发现，屋内电梯损坏已无法正常使用；指纹锁大门严重磕损且已不能正常使用；奢侈品丝巾及全部地毯污损；多件大件家具磨损、损坏，以及各个房间的床均有使用痕迹；多件装饰画、挂饰、投影仪及配套幕布、多套餐具遗失；房屋外立面被安装摄像头破坏墙体，等等。
到底是谁给两个剧组开的门？
仍是“谜团”
王律师告诉记者：“因影视剧组擅自侵入私家别墅而提起诉讼的案件非常少见，这一宗或为国内首例，因此法院在审理时也非常慎重。”目前该案件一共有8个被告，包括别墅前后期的两个物业公司、开发商宁波相原和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我和我的儿女们》的电视剧出品方、《大约是爱》的三个出品方、爱奇艺平台。
案件的焦点是，到底是谁开门让剧组进去拍摄的？是开发商？前物业？还是现物业？两家物业公司均否认，7月开庭时，开发商未到场。
前期物业即新上海物业出庭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公司在2016年12月就撤出了小区。而且我们公司只是小区的前期物业，仅负责保洁工作，其余收取物业费、装修管理、保安等都是开发商自己负责的。”
而现物业即吾同物业的代理律师则表示：“我方是与业委会签订的合同。根据合同是在2018年7月1日接手的小区工作。原告林女士也未和我方签订过业主钥匙委托保管书。”
对此，林女士方面出具的物管费缴纳收据显示，2018年，她一次性缴纳了前三年的物业费，一共6.4万元，收款盖章的是现在的吾同物业。对于两家物业公司服务小区的时间点之间出现的“空白期”，目前法院正在让这两家公司自证。一切谜底还需在后续法庭审理中揭开。
记者拨打了吾同物业公司在起诉书中留下的固定电话，语音提示为空号。随后拨打了开发商宁波相原和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起诉书中留下的固定电话，同样提示为空号。
王律师告诉记者，这起民事侵权官司中侵犯的主要是两种权利，一是房屋所有权，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另外就是隐私权，在新出台的《民法典》中对侵犯隐私权也做了明确规定，在获得权力人明确同意之前，不得“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因此林女士的诉求有这几点，一是电视剧下架，或者将电视剧中涉及到其别墅的镜头删除；二是赔礼道歉；三是赔偿损失，目前预估为300万，包括财产损失和侵犯隐私权。王律师还透露，此前国外有个类似的案件，最终核定为获赔1400万美元。链接: https://t.cn/A6y335Zo
女子曝自家别墅
竟成剧组拍摄地
紫牛新闻记者了解到，林女士老家是宁波慈溪，后一直在杭州定居，5年前她在慈溪购买了一栋别墅，因为一开始就考虑到不会长住，孩子在国外，老家虽有亲戚，但毕竟物业处理房子的突发情况最为及时有效，她就把钥匙托管给了物业。
2015年，林女士与当时该别墅的物业“宁波新上海国际物业公司”签订了一个“业主钥匙委托保管书”，这是物业通用的格式文本，其中明确指出，“同意宁波新上海国际物业公司保留三把钥匙，仅限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如装修、紧急维修、突发情况等”。林女士的本意是烦请物业帮忙定期开门采光通风，浙江很多别墅的业主都采取这种物业代保管钥匙的方式。
2019年9月底，林女士偶然看了电视剧《我和我的儿女们》，无意间发现自家这套慈溪的别墅出现在了该电视剧里，是剧中二女儿的家，有不少二女儿躺在床上的场景。林女士在后续调查中再三确认，电视剧中出现的确实是她的别墅，甚至该别墅还是这部电视剧的主要取景点。该剧不仅曝光了小区地址、房屋外立面，连房屋内部景象的镜头也贯穿全剧，有很多角色在该别墅里吃饭睡觉摔摔打打的场景。
2019年底，沟通未果的林女士将别墅物业、电视剧《我和我的儿女们》的出品方、播放平台等一并告上法院，要求赔偿道歉，平台下架该电视剧。
然而今年3月，第一次庭审时，林女士再次震惊，林女士发现，在她家别墅拍摄电视剧的其实不止一家，起码还有一部电视剧《大约是爱》。因此《大约是爱》的三个出品方也被追加为被告。
网友打卡两剧官微
“占别墅的事儿解决了吗？”
该新闻曝出后，记者在微博看到，网友们已经到这两部剧的官微下面打卡了。
官微@ 电视剧我和我的儿女们 的最后一条在2019年9月，发布的是收官信息，目前已有数百条评论。有网友在评论里问：“那个占用别人买下来的别墅拍剧的事情解决了没？进别人家拍电视剧，别人还不知道，真是绝了。”也有网友说，电视剧不火，占用别人别墅火了。同样，@ 大约是爱官微的评论里也有网友问到：“第二季也‘借’别墅拍吗？”
很多网友还到爱奇艺平台上打开了电视剧《我和我的儿女们》，弹幕里很多人在问“你我本无缘，全靠新闻牵”“为别墅而来”“别墅到底在第几集出现”“都是看了新闻来看剧的”……当天，这部平平无奇的电视剧居然在该平台电视剧榜上飙升至第14名。
律师说：
曾想起诉8个播出平台
经沟通，林女士本人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全权委托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王勤保律师代理。
记者看到不少网友指出，《我和我的儿女们》也在央视播放过。对此，王律师表示，起初查证发现，《我和我的儿女们》的播出起码有8个平台，于2019年5月在上海电视剧频道首播，此后相继在宁波电视台、央视，以及爱奇艺、央视网、腾讯、优酷等视频平台播出，当时向这8个平台都寄送了律师函，但律师函均遭到拒收。“所以就将这8家平台一并起诉，但法院没有受理。最终平台方面，就选择了主要播放的爱奇艺起诉。”
剧组怎么说？
宁波影视称：诉讼阶段不便发声
《我和我的儿女们》出品方为宁波影视，钱江晚报的报道中指出，宁波影视律师表示该剧200人的剧组不是“擅闯”，前期制片人以普通看房客的身份跟该别墅小区物业联系考察，导演认可后，剧组就拿着宁波市相关部门的介绍信，跟楼盘销售人员以及开发商沟通之后，进驻拍摄了7天。也就是说，剧组以为，这套别墅是开发商的样板房，他们并不知“此房已售”。为此，法院也依职权追加了开发商宁波相原和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被告。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上宁波影视，负责接待的是该影视综合部主管，她表示，宁波影视为国企，只有一个发言人，就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他出差了，不便接受采访。同时她也表示，诉讼还在进行当中，现阶段宁波影视不便发声，在合适的时机会发布声明。
另一部电视剧《大约是爱》的出品方有三个，为强盛（上海）多媒体有限公司、浙江超凡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上海剧浪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也已被追加为被告。7月的庭前会议中，《大约是爱》律师表示，曾入驻拍摄，付给现在的吾同物业6万元场地费。
别墅损失了什么？
电梯等都有损坏
电视剧《我和我的儿女们》拍摄时间为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大约是爱》拍摄时间为2018年1月至3月，且电视剧已于2018年12月在腾讯视频播出，林女士的房屋作为该剧男主角的居住场所取景点，房屋镜头也是贯穿整部剧。
两次剧组拍摄给林女士带来的直接损失有哪些呢？据王律师介绍，林女士购买的房屋为该楼盘唯一的一间样板房，精装修交付，建筑面积约800多平方米，实际使用面积约1000多平方米。“慈溪是个小县城，该别墅在2014年时的售价就近3000万，可见很高档。”2015年，林女士拿到房子时，与开发商工作人员清点了房屋内的家具、装饰等设备物品，并交接了设备清点清单。2015年10月，林女士就办好了房产证。
对照这份设备清点清单，林女士发现，屋内电梯损坏已无法正常使用；指纹锁大门严重磕损且已不能正常使用；奢侈品丝巾及全部地毯污损；多件大件家具磨损、损坏，以及各个房间的床均有使用痕迹；多件装饰画、挂饰、投影仪及配套幕布、多套餐具遗失；房屋外立面被安装摄像头破坏墙体，等等。
到底是谁给两个剧组开的门？
仍是“谜团”
王律师告诉记者：“因影视剧组擅自侵入私家别墅而提起诉讼的案件非常少见，这一宗或为国内首例，因此法院在审理时也非常慎重。”目前该案件一共有8个被告，包括别墅前后期的两个物业公司、开发商宁波相原和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我和我的儿女们》的电视剧出品方、《大约是爱》的三个出品方、爱奇艺平台。
案件的焦点是，到底是谁开门让剧组进去拍摄的？是开发商？前物业？还是现物业？两家物业公司均否认，7月开庭时，开发商未到场。
前期物业即新上海物业出庭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公司在2016年12月就撤出了小区。而且我们公司只是小区的前期物业，仅负责保洁工作，其余收取物业费、装修管理、保安等都是开发商自己负责的。”
而现物业即吾同物业的代理律师则表示：“我方是与业委会签订的合同。根据合同是在2018年7月1日接手的小区工作。原告林女士也未和我方签订过业主钥匙委托保管书。”
对此，林女士方面出具的物管费缴纳收据显示，2018年，她一次性缴纳了前三年的物业费，一共6.4万元，收款盖章的是现在的吾同物业。对于两家物业公司服务小区的时间点之间出现的“空白期”，目前法院正在让这两家公司自证。一切谜底还需在后续法庭审理中揭开。
记者拨打了吾同物业公司在起诉书中留下的固定电话，语音提示为空号。随后拨打了开发商宁波相原和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起诉书中留下的固定电话，同样提示为空号。
王律师告诉记者，这起民事侵权官司中侵犯的主要是两种权利，一是房屋所有权，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另外就是隐私权，在新出台的《民法典》中对侵犯隐私权也做了明确规定，在获得权力人明确同意之前，不得“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因此林女士的诉求有这几点，一是电视剧下架，或者将电视剧中涉及到其别墅的镜头删除；二是赔礼道歉；三是赔偿损失，目前预估为300万，包括财产损失和侵犯隐私权。王律师还透露，此前国外有个类似的案件，最终核定为获赔1400万美元。链接: https://t.cn/A6y335Zo
沂水法院认真落实全市智慧法院应用推介会议精神
7月8日上午，全市智慧法院应用推介会议召开。沂水法院在院五楼会议室设立分会场集中组织收听收看，部分院领导和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审管办、研究室、信息中心负责同志及县司法局、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于晓东院长围绕智慧法院建设情况、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应用智慧法院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要求作了重要讲话；市司法局局长牛兆英、市律协协会会长张兆伟、市法律工作者协会会长周长国作了表态发言；相关工程师讲解了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及互联网阅卷、互联网庭审等相关应用。
全市视频会议结束后，沂水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殷方昭向与会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代表们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做网上诉讼服务的参与者。要主动配齐设备，积极参与法院全流程无纸化办案工作，充分享受信息化带来的快捷和便利，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二是做网上诉讼服务的宣传者。要充分利用各类新媒体平台，大力宣传智慧法院建设，并带动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通过山东诉讼服务网、移动微法院等在线办理各项诉讼业务。三是做网上诉讼服务的合作者。要加大与法院的合作互动，在应用中及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合力打造智慧、高效、便民的网络诉讼服务，不断提升诉讼服务水平。
7月8日上午，全市智慧法院应用推介会议召开。沂水法院在院五楼会议室设立分会场集中组织收听收看，部分院领导和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审管办、研究室、信息中心负责同志及县司法局、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于晓东院长围绕智慧法院建设情况、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应用智慧法院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要求作了重要讲话；市司法局局长牛兆英、市律协协会会长张兆伟、市法律工作者协会会长周长国作了表态发言；相关工程师讲解了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及互联网阅卷、互联网庭审等相关应用。
全市视频会议结束后，沂水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殷方昭向与会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代表们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做网上诉讼服务的参与者。要主动配齐设备，积极参与法院全流程无纸化办案工作，充分享受信息化带来的快捷和便利，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二是做网上诉讼服务的宣传者。要充分利用各类新媒体平台，大力宣传智慧法院建设，并带动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通过山东诉讼服务网、移动微法院等在线办理各项诉讼业务。三是做网上诉讼服务的合作者。要加大与法院的合作互动，在应用中及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合力打造智慧、高效、便民的网络诉讼服务，不断提升诉讼服务水平。
【买鹅收到鸭！直播带货频翻车，这事归哪个“法”管？】随着直播带货的兴起，货不对板、质量堪忧、售后维权难等投诉逐渐增多。业内人士透露，直播间刷单炒信已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一些主播带货前不看商品质量，和商家一起欺骗消费者，而平台为了保流量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前针对直播带货还存在缺乏监管、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
号称卖的是“草原鹅”，到货后才发现是普通鸭；热销的阳澄湖大闸蟹其实是口感并不相同的“状元蟹”；主播在直播里称推荐的产品获得“诺贝尔化妆学奖”……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直播带货又火了一把。而抛开滤镜、卸掉美颜后的一些网红单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上后，出现货不对板、质量堪忧、售后维权难等广受诟病的问题。直播带货频频“翻车”，主播、商家、平台，谁来担责？直播带货中的乱象如何规范和监管？
80克的蛋黄酥到手变45克
6月3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一知名网红直播间看到其展示的蛋黄酥个大饱满、色泽光鲜，但该网友购买后收到的实物却是“卖家秀与买家秀的区别”：货不对板，大小严重缩水。
对此，商家解释称，6月3日售卖的是45克/颗定制款，与常规款80克/颗不同，价格也便宜了许多。不少网友并不买账，有人评论认为该直播存在虚假宣传，称收到的蛋黄酥不仅外皮破碎且味道不好，找到客服投诉后也没有下文。目前该商品在淘宝店铺上已下架。
此类事件并非个例。记者在互联网投诉平台发现，针对直播带货的投诉包括品质没有保障、虚假宣传、一直不发货、售后退款难等问题。来自中消协5月发布的《“五一”小长假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集网络购物类负面信息66798条，网红带货、直播带货成为网络购物新方式，虚假发货、商品质量问题、售后服务问题反映较为集中。
湖南的沈女士经常通过直播买鲜花。她告诉记者，主播会通过下架商品，换个店家或新的链接等方式，使消费者看不到之前的评价，“只能去直播间发言，有的主播让找客服售后，有的主播装作看不见，而有的还会说些难听的话，说你是来捣乱的。”上海的张女士则遭遇一家卖鞋的直播间迟迟不发货，售后客服则玩起了消失。
防范、取证、监管都有难度
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达2.56亿，占网购用户的37.2%。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邱宝昌认为，互联网的聚集效应、粉丝效应、放大效应使网红主播带货推销商品的作用远超名人代言的广告效果。
“如果对直播带货不加以合理引导与规范，会对市场秩序有很大影响。”邱宝昌指出，一些刷评论、利用无理由退货刷单虚标成交量等行为屡禁不止。
夏雨(化名)在深圳从事MCN机构与商家品牌对接服务。他告诉记者，MCN机构以网红粉丝量、以往带货数据、活跃度等与商家谈合作报价，一般是先收“坑位费”，再加分成比例。
“交10万元的‘坑位费’就保证卖10万元的货，但是不保证退货率。”夏雨说，“有一条黑色产业链专门刷人气和刷单。本质上赚的就是商家的品牌推广钱，然后以带货为幌子让商家入局。”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QQ群里都发现有提供刷单服务的交易，业务多样，分门别类“明码标价”。“各种直播间业务，一手价格，低于市场价，真人粉丝互动，刷动态评分……”“真人慢刷粉丝1000个130元，热门播放量每1000个3元，真人评论4元10个”。
种种乱象的背后反映出直播带货缺乏监管、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有主播带货前不看商品质量，和商家一起欺骗消费者，“即便事后发现做了封号处罚，也可以很快换个号卷土重来，而平台为了确保流量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也指出，主播和商家法律意识薄弱，违法成本较低。此外，直播具有即时性，事前很难防范，事中也很难取证，更多的是事后通过举报、投诉等解决，监管起来也有难度，缺少监管手段和经验。
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界定
直播带货涉及主播、商家以及平台等多个主体，出现售后问题，消费者到底该找谁？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目前，直播带货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界定，业界也有不同解读。
赵占领认为，直播带货本身虽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但是按照直播带货的表现形式来看，符合电子商务法中所规定的电子商务的概念，受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等约束。
直播带货“翻车”，主播有没有责任？赵占领分析了主播承担法律责任的两种情况：“一是为自己经营的产品宣传，这种情况下，其角色是产品销售者，若宣传内容虚假，则涉嫌构成欺诈，需承担假一赔三的法律责任；二是为其他商家做宣传，这种情况下，其角色是广告经营者及广告发布者，需要对作为广告主的商家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尽到审查义务，否则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在朱巍看来，现有的电子商务法没有区分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他认为，直播平台表面上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但在实际操作中，一定程度上可转化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主播身份也从网络服务使用者成为平台内经营者。
“但这一部分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销售行为中的宣传是否算广告行为、平台责任如何划定也有争议。”朱巍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牵头制定具体的实施规范，将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等新业态纳入，按类别详细划分，对平台进行分类监管。
今年4月，58名网络主播被禁止5年内在全行业注册和直播，黑名单制度成为拉紧行业规范的第一道防线。6月5日，国家网信办、全国“扫黄打非”等8部门表示将启动为期半年的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行动，其中包括对网络直播带货管理规则的探索和实施。
近日，中商联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将牵头起草行业内首部全国性社团标准《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和《网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指南》两项标准，或使直播带货有规可循，迎来标准化发展。
“在法律出台之前，行业制定规范和标准规范从业者行为是好的开始。”邱宝昌表示，“但是更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不断完善修订相应的法律法规，使之能适应技术的发展和交易形式的变化。”链接: https://t.cn/A6LMT4O6
号称卖的是“草原鹅”，到货后才发现是普通鸭；热销的阳澄湖大闸蟹其实是口感并不相同的“状元蟹”；主播在直播里称推荐的产品获得“诺贝尔化妆学奖”……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直播带货又火了一把。而抛开滤镜、卸掉美颜后的一些网红单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上后，出现货不对板、质量堪忧、售后维权难等广受诟病的问题。直播带货频频“翻车”，主播、商家、平台，谁来担责？直播带货中的乱象如何规范和监管？
80克的蛋黄酥到手变45克
6月3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一知名网红直播间看到其展示的蛋黄酥个大饱满、色泽光鲜，但该网友购买后收到的实物却是“卖家秀与买家秀的区别”：货不对板，大小严重缩水。
对此，商家解释称，6月3日售卖的是45克/颗定制款，与常规款80克/颗不同，价格也便宜了许多。不少网友并不买账，有人评论认为该直播存在虚假宣传，称收到的蛋黄酥不仅外皮破碎且味道不好，找到客服投诉后也没有下文。目前该商品在淘宝店铺上已下架。
此类事件并非个例。记者在互联网投诉平台发现，针对直播带货的投诉包括品质没有保障、虚假宣传、一直不发货、售后退款难等问题。来自中消协5月发布的《“五一”小长假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集网络购物类负面信息66798条，网红带货、直播带货成为网络购物新方式，虚假发货、商品质量问题、售后服务问题反映较为集中。
湖南的沈女士经常通过直播买鲜花。她告诉记者，主播会通过下架商品，换个店家或新的链接等方式，使消费者看不到之前的评价，“只能去直播间发言，有的主播让找客服售后，有的主播装作看不见，而有的还会说些难听的话，说你是来捣乱的。”上海的张女士则遭遇一家卖鞋的直播间迟迟不发货，售后客服则玩起了消失。
防范、取证、监管都有难度
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达2.56亿，占网购用户的37.2%。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邱宝昌认为，互联网的聚集效应、粉丝效应、放大效应使网红主播带货推销商品的作用远超名人代言的广告效果。
“如果对直播带货不加以合理引导与规范，会对市场秩序有很大影响。”邱宝昌指出，一些刷评论、利用无理由退货刷单虚标成交量等行为屡禁不止。
夏雨(化名)在深圳从事MCN机构与商家品牌对接服务。他告诉记者，MCN机构以网红粉丝量、以往带货数据、活跃度等与商家谈合作报价，一般是先收“坑位费”，再加分成比例。
“交10万元的‘坑位费’就保证卖10万元的货，但是不保证退货率。”夏雨说，“有一条黑色产业链专门刷人气和刷单。本质上赚的就是商家的品牌推广钱，然后以带货为幌子让商家入局。”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QQ群里都发现有提供刷单服务的交易，业务多样，分门别类“明码标价”。“各种直播间业务，一手价格，低于市场价，真人粉丝互动，刷动态评分……”“真人慢刷粉丝1000个130元，热门播放量每1000个3元，真人评论4元10个”。
种种乱象的背后反映出直播带货缺乏监管、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有主播带货前不看商品质量，和商家一起欺骗消费者，“即便事后发现做了封号处罚，也可以很快换个号卷土重来，而平台为了确保流量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也指出，主播和商家法律意识薄弱，违法成本较低。此外，直播具有即时性，事前很难防范，事中也很难取证，更多的是事后通过举报、投诉等解决，监管起来也有难度，缺少监管手段和经验。
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界定
直播带货涉及主播、商家以及平台等多个主体，出现售后问题，消费者到底该找谁？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目前，直播带货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界定，业界也有不同解读。
赵占领认为，直播带货本身虽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但是按照直播带货的表现形式来看，符合电子商务法中所规定的电子商务的概念，受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等约束。
直播带货“翻车”，主播有没有责任？赵占领分析了主播承担法律责任的两种情况：“一是为自己经营的产品宣传，这种情况下，其角色是产品销售者，若宣传内容虚假，则涉嫌构成欺诈，需承担假一赔三的法律责任；二是为其他商家做宣传，这种情况下，其角色是广告经营者及广告发布者，需要对作为广告主的商家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尽到审查义务，否则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在朱巍看来，现有的电子商务法没有区分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他认为，直播平台表面上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但在实际操作中，一定程度上可转化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主播身份也从网络服务使用者成为平台内经营者。
“但这一部分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销售行为中的宣传是否算广告行为、平台责任如何划定也有争议。”朱巍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牵头制定具体的实施规范，将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等新业态纳入，按类别详细划分，对平台进行分类监管。
今年4月，58名网络主播被禁止5年内在全行业注册和直播，黑名单制度成为拉紧行业规范的第一道防线。6月5日，国家网信办、全国“扫黄打非”等8部门表示将启动为期半年的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行动，其中包括对网络直播带货管理规则的探索和实施。
近日，中商联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将牵头起草行业内首部全国性社团标准《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和《网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指南》两项标准，或使直播带货有规可循，迎来标准化发展。
“在法律出台之前，行业制定规范和标准规范从业者行为是好的开始。”邱宝昌表示，“但是更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不断完善修订相应的法律法规，使之能适应技术的发展和交易形式的变化。”链接: https://t.cn/A6LMT4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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