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见闻】
台风“烟花”经过后，浙江各地百姓的生活陆续恢复正常，往日的生机与活力又回来了。7月27日，杭州淳安的旅游景点恢复开放，民宿老板们忙着招待客人；东阳市横店影视城重新热闹起来，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
如今的浙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越来越多的群众富裕起来，人民生活多姿多彩，到处充满温暖。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了浙江新的使命。
“浙江有这个基础和优势。”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王景新说，在全国范围内，浙江的城乡差距、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这几年，浙江很多地方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也非常高了。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指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也是浙江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要勇扛使命、勇闯新路，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浙江示范，开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境界。
“这年头，日子好着呢”
先富带后富，缩小“三大差距”
夏日的夜晚，横店影视城广州街上人流涌动、灯火辉煌、热闹异常。
各剧组的成员们“挑灯”拍摄不同场景的镜头，武打、歌舞等演出吸引着各地游客驻足观赏、热情参与，一家餐厅的老板娘俞香向客人讲述着横店的故事，三五成群的“横漂”群众演员在拍戏之余坐在一起谈天说地……
听着打闹声、嘶鸣声，记者来到一个正在拍摄古装剧的片场，大量“骑兵”呼啸而过。“这是谁养的马呀？”有人问。很快，人群中走出一个中年人，他说：“马是我的。”
这人叫史清学，是横店的“车马道具大王”。早在1998年，史清学就从河南来到了横店，刚开始他只有两匹马，还给人抬过花轿。现在他已有100多匹马、约300辆老爷车，雇了六七十名员工。
当了老板、富起来后，史清学没有忘记他的河南老乡。在他的带动下，2000多位河南人也来到横店，有的在剧组干杂活，有的做起道具、摄影等生意，先后走上了致富路。“这些年，横店变化很大，刚来的时候，感觉横店还不如我们老家，没想到现在能发展这么好。”史清学说。
如今，横店影视产业不断壮大，既为“横漂”创造了追梦的机会，也带动了当地旅游等产业发展，让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横店镇良渡石水吉村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宿村。
“我们村目前有270人、87户，从事民宿行业的有78户，民宿客房总量达732间。”石水吉村村干部王男说，近年来，村子大力发展民宿及配套产业，老百姓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高质量就业，收入也大幅增长。
石水吉村村民厉女士的儿媳妇在家开民宿已有七八年了，她家的民宿有15个标间，现在是旺季，有不少客人入住。“我今年65岁，就喜欢和几个老邻居在家门口吹着电风扇聊天，这年头，日子好着呢。”厉女士说。
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正如东阳市委常委、横店镇党委书记郭锦明所说，横店镇坚持“共创、共有、共富、共享”的理念，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不只是横店，在整个浙江，高质量发展、先富带后富正在让更多群众实现增收致富，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三大差距”持续缩小。
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998元，同比名义增长14.6%；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294元，同比名义增长1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357元，同比名义增长15.8%；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78。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
袁家军表示，要形成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新机制。推动政策、规则和制度重塑，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更好发挥社会、企业、个人作用，增添持续缩小“三大差距”的新动力，形成全域一体、全面提升、全民富裕的均衡图景。
不吃“大锅饭”不“养懒汉”
鼓励创新创业，提高发展质量
7月13日下午，位于浙江湖州吴兴区的织里镇，一场童装走秀表演引得观众拍手称赞，简约、炫酷等风格各异的童装大放异彩。
历史上，织里镇就因纺织业兴盛而得名，史料中有“遍闻机杼声”的记载。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织里人靠着纺织、刺绣等老手艺，生产床垫、枕套等来维持生计。后来，他们发现边角料可以用来做童装，于是有人开始生产并卖起了童装，织里也诞生了专门生产童装的小作坊。
经过多年发展，织里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分工协作最紧密的童装产业集群，赢得了“时装看巴黎，童装看织里”的美誉。
织里一家童装企业的董事长柯文化告诉记者，他的公司没有一条生产线，通过生产外包，把精力集中在品牌营销和产品设计上。目前，其连锁品牌门店已有1400多家，累计提供社会岗位近6000余个。
“只有创新才能生存。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愿意让利给员工、门店，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柯文化说。
创新，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密码，也是织里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强劲动力。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委常委、织里镇党委书记杨治介绍，目前，织里镇有童装企业1.4万家，年产各类童装14.5亿件（套）。
如今，织里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在外读书的大学生毕业后也纷纷回到家乡，利用所学创新创业。
沈钻专就是这样一名大学生。2018年，沈钻专从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管理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织里搞起了现代农业。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下，他开始与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团队进行技术合作，开发高原农产品平原种植化技术，并承包了当地500亩土地，种植高原菌菇、灵芝等作物。
几年下来，他们研发的技术日渐成熟，高原作物产量不断增加，吸引了当地及周边900多位农户参与进来，每位农户每年能赚五六万元。“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也有乡土情结，希望能回馈家乡，帮助更多农民发家致富。”沈钻专说。
放眼浙江，创新创业如火如荼，各地都在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467亿元，同比增长20.8%；高端装备、战略性新兴、高新技术等产业发展迅猛。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共同富裕不是吃‘大锅饭’‘养懒汉’，要鼓励全体人民辛勤劳动、创新创业实现致富增收。”浙江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孟刚说，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上保障和改善民生。离开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将成为“无源之水”。
“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像我们小的时候，家里是要养猪的，鸡、鸭都要养的，还要种田，那就是实打实的农村，现在田也流转了，生活跟城里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了。”浙江嘉兴嘉善县大云镇缪家村村民支慧俊说。
支慧俊是90后，2013年从浙江万里学院毕业后就回到了家乡，目前在村里的巧克力甜蜜小镇（歌斐颂）工厂店上班。她介绍，巧克力小镇吸引了大量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游客，给村民带来很多机会，有的村民建起农庄，有的做起民宿、餐饮，外来务工人员也多了起来。
“我家就有两套房子租给了客人，光租金收入一年就超过3万元，加上工资、土地流转金等收入，一年下来能赚30多万元。我奶奶现在70多岁，每月能领2500元的养老金，现在也不种毛豆了，和爷爷一起颐养天年。”支慧俊说。
缪家村党委书记陆荣杰告诉记者，如今，村里集体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不少村民纷纷转型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产业工人，一些年轻人也回来了，村民的钱包越来越鼓。
202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5.1万元。此外，村里医疗卫生等条件也越来越好，来自杭州和上海的医疗专家每月会轮流在村里坐诊。
“现在，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了，相信缪家村的明天会更好。”68岁的缪家村村民缪瑞林说。
多年来，浙江持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能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2020年，浙江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79.47岁，比2015年提高1.25岁。
医疗如此，教育、养老等亦然。“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个都不能拉下。”王景新说。
日前印发的《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更高水平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
如今，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幕已经拉开。袁家军表示，要凝聚奋进的力量，率先探索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路径，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
（光明日报）
#美好生活的浙里向往#
台风“烟花”经过后，浙江各地百姓的生活陆续恢复正常，往日的生机与活力又回来了。7月27日，杭州淳安的旅游景点恢复开放，民宿老板们忙着招待客人；东阳市横店影视城重新热闹起来，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
如今的浙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越来越多的群众富裕起来，人民生活多姿多彩，到处充满温暖。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了浙江新的使命。
“浙江有这个基础和优势。”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王景新说，在全国范围内，浙江的城乡差距、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这几年，浙江很多地方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也非常高了。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指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也是浙江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要勇扛使命、勇闯新路，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浙江示范，开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境界。
“这年头，日子好着呢”
先富带后富，缩小“三大差距”
夏日的夜晚，横店影视城广州街上人流涌动、灯火辉煌、热闹异常。
各剧组的成员们“挑灯”拍摄不同场景的镜头，武打、歌舞等演出吸引着各地游客驻足观赏、热情参与，一家餐厅的老板娘俞香向客人讲述着横店的故事，三五成群的“横漂”群众演员在拍戏之余坐在一起谈天说地……
听着打闹声、嘶鸣声，记者来到一个正在拍摄古装剧的片场，大量“骑兵”呼啸而过。“这是谁养的马呀？”有人问。很快，人群中走出一个中年人，他说：“马是我的。”
这人叫史清学，是横店的“车马道具大王”。早在1998年，史清学就从河南来到了横店，刚开始他只有两匹马，还给人抬过花轿。现在他已有100多匹马、约300辆老爷车，雇了六七十名员工。
当了老板、富起来后，史清学没有忘记他的河南老乡。在他的带动下，2000多位河南人也来到横店，有的在剧组干杂活，有的做起道具、摄影等生意，先后走上了致富路。“这些年，横店变化很大，刚来的时候，感觉横店还不如我们老家，没想到现在能发展这么好。”史清学说。
如今，横店影视产业不断壮大，既为“横漂”创造了追梦的机会，也带动了当地旅游等产业发展，让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横店镇良渡石水吉村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宿村。
“我们村目前有270人、87户，从事民宿行业的有78户，民宿客房总量达732间。”石水吉村村干部王男说，近年来，村子大力发展民宿及配套产业，老百姓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高质量就业，收入也大幅增长。
石水吉村村民厉女士的儿媳妇在家开民宿已有七八年了，她家的民宿有15个标间，现在是旺季，有不少客人入住。“我今年65岁，就喜欢和几个老邻居在家门口吹着电风扇聊天，这年头，日子好着呢。”厉女士说。
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正如东阳市委常委、横店镇党委书记郭锦明所说，横店镇坚持“共创、共有、共富、共享”的理念，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不只是横店，在整个浙江，高质量发展、先富带后富正在让更多群众实现增收致富，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三大差距”持续缩小。
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998元，同比名义增长14.6%；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294元，同比名义增长1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357元，同比名义增长15.8%；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78。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
袁家军表示，要形成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新机制。推动政策、规则和制度重塑，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更好发挥社会、企业、个人作用，增添持续缩小“三大差距”的新动力，形成全域一体、全面提升、全民富裕的均衡图景。
不吃“大锅饭”不“养懒汉”
鼓励创新创业，提高发展质量
7月13日下午，位于浙江湖州吴兴区的织里镇，一场童装走秀表演引得观众拍手称赞，简约、炫酷等风格各异的童装大放异彩。
历史上，织里镇就因纺织业兴盛而得名，史料中有“遍闻机杼声”的记载。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织里人靠着纺织、刺绣等老手艺，生产床垫、枕套等来维持生计。后来，他们发现边角料可以用来做童装，于是有人开始生产并卖起了童装，织里也诞生了专门生产童装的小作坊。
经过多年发展，织里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分工协作最紧密的童装产业集群，赢得了“时装看巴黎，童装看织里”的美誉。
织里一家童装企业的董事长柯文化告诉记者，他的公司没有一条生产线，通过生产外包，把精力集中在品牌营销和产品设计上。目前，其连锁品牌门店已有1400多家，累计提供社会岗位近6000余个。
“只有创新才能生存。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愿意让利给员工、门店，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柯文化说。
创新，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密码，也是织里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强劲动力。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委常委、织里镇党委书记杨治介绍，目前，织里镇有童装企业1.4万家，年产各类童装14.5亿件（套）。
如今，织里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在外读书的大学生毕业后也纷纷回到家乡，利用所学创新创业。
沈钻专就是这样一名大学生。2018年，沈钻专从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管理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织里搞起了现代农业。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下，他开始与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团队进行技术合作，开发高原农产品平原种植化技术，并承包了当地500亩土地，种植高原菌菇、灵芝等作物。
几年下来，他们研发的技术日渐成熟，高原作物产量不断增加，吸引了当地及周边900多位农户参与进来，每位农户每年能赚五六万元。“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也有乡土情结，希望能回馈家乡，帮助更多农民发家致富。”沈钻专说。
放眼浙江，创新创业如火如荼，各地都在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467亿元，同比增长20.8%；高端装备、战略性新兴、高新技术等产业发展迅猛。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共同富裕不是吃‘大锅饭’‘养懒汉’，要鼓励全体人民辛勤劳动、创新创业实现致富增收。”浙江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孟刚说，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上保障和改善民生。离开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将成为“无源之水”。
“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像我们小的时候，家里是要养猪的，鸡、鸭都要养的，还要种田，那就是实打实的农村，现在田也流转了，生活跟城里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了。”浙江嘉兴嘉善县大云镇缪家村村民支慧俊说。
支慧俊是90后，2013年从浙江万里学院毕业后就回到了家乡，目前在村里的巧克力甜蜜小镇（歌斐颂）工厂店上班。她介绍，巧克力小镇吸引了大量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游客，给村民带来很多机会，有的村民建起农庄，有的做起民宿、餐饮，外来务工人员也多了起来。
“我家就有两套房子租给了客人，光租金收入一年就超过3万元，加上工资、土地流转金等收入，一年下来能赚30多万元。我奶奶现在70多岁，每月能领2500元的养老金，现在也不种毛豆了，和爷爷一起颐养天年。”支慧俊说。
缪家村党委书记陆荣杰告诉记者，如今，村里集体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不少村民纷纷转型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产业工人，一些年轻人也回来了，村民的钱包越来越鼓。
202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5.1万元。此外，村里医疗卫生等条件也越来越好，来自杭州和上海的医疗专家每月会轮流在村里坐诊。
“现在，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了，相信缪家村的明天会更好。”68岁的缪家村村民缪瑞林说。
多年来，浙江持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能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2020年，浙江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79.47岁，比2015年提高1.25岁。
医疗如此，教育、养老等亦然。“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个都不能拉下。”王景新说。
日前印发的《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更高水平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
如今，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幕已经拉开。袁家军表示，要凝聚奋进的力量，率先探索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路径，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
（光明日报）
#美好生活的浙里向往#
【一颗葡萄的故事：小果子带动小村奔小康】天津城郊西北角的一个小村子里，80%以上的村民从事着棚室葡萄生产，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村的名字，但这里产出的葡萄，或许曾经上过您的餐桌。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https://t.cn/A6fQWqL3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https://t.cn/A6fQWqL3
【一颗葡萄的故事：小果子带动小村奔小康】天津城郊西北角的一个小村子里，80%以上的村民从事着棚室葡萄生产，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村的名字，但这里产出的葡萄，或许曾经上过您的餐桌。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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