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晨光微醺中吻你，我的爱人。”
人攻蛇受che[doge]
.这篇整体写的挺差劲的，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个感觉。我们又开始补课了，所以这一篇文是我大半夜去偷手机码的[跪了]，就作为补偿之后的文，这一篇也会再写一些番外之类的。
因为补课的原因，这篇其实我是准备咕掉的，然后看好多人都在等我，我就觉得不太好，还是发出来了。
真的是对不起大家期待这一篇那么久[跪了]
人攻蛇受che[d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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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补课的原因，这篇其实我是准备咕掉的，然后看好多人都在等我，我就觉得不太好，还是发出来了。
真的是对不起大家期待这一篇那么久[跪了]
杂记《永不消逝的电波》一刷：
殊死的战斗不是为了荣耀，而是为了大地上的生活。
——《瓦西里•焦尔金》
李侠有两场在报馆的戏，这两场戏正是他双重身份的两个侧面，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去之前片段、介绍、创作纪实什么都不敢看，怕因为太过熟稔毁掉了当场的冲击感，只看了一点点谢幕返场，担心人群中认不全主角。在我有限的印象里，李侠永远是提着长衫凛然疾走的模样，配上男主演那张端端正正的脸。因而看到他第一次走进报馆立刻有如活过来一般与人揶揄调笑时，我不可谓不震惊。但这又正好昭示了他的第一重身份——在他成为一个烈士之前，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市井青年，他也可以保有自己独立丰沛的人格，他会在社长背过身的时候偷懒，会装着一本正经找领导签字嘴角又藏不住古灵精怪的笑容。兰芬也是一样。她可以做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她对美的追求；她可以做站在李侠身侧的辅助者，但光辉又不至于完全被他山一样的背脊掩盖——她会为少年萌芽的爱情驻足，她有自己不卑不亢的工作，她也会在生火做饭时打起半梦半醒的瞌睡。
而第二次在报馆，他却在报纸上读到了战友牺牲的消息。这便是他的第二重身份。他不能有过分的伤感，他必须在黑夜里疾行，他只可以一个人在家里哑然地捶胸顿足；正如兰芬只能在楼下遥遥仰望发送电报的李侠，上楼只能小心翼翼把对邻居的影响降到最低，有了什么喜悦也只能无声地庆贺。如果没有这个身份，他们可以和弄堂里任何一对平凡的夫妻一样，然而一旦披上这个身份，他们就要自觉放弃很多宝贵的事物。所谓牺牲者牺牲的从来不只是生命，只是他们愿意坚强地接受这一切。
因为春晚，我接触到《渔光曲》要先于一部完整的电波。此前我一直不是很能理解这样一幅弄堂里面上海女人摇曳生姿的画面与1948年的谍战有何关联。正如有人质疑姑娘们秾艳的舞台妆，质疑疫情背景下这个节目乃至之前的诗朗诵的不合时宜。他们称其为“赏玩苦难”。
直到我读到这样一句话，“歌颂围城中的音乐会绝不是什么赏玩苦难，它意味着美和大地上的生活理应是一体的，不能因为任何话术拱手相让。”我忽然就想起去年九月一个HK姑娘的记述，她说她很多同事都转去深圳了，但她不愿意走，她每天化妆、坐地铁、通勤，她称之为用自己的方式捍卫自己生长的土壤。
报馆这场戏是，弄堂这场戏是，甚至小裁缝与卖花女未能萌芽的爱情也是。如果没有战乱，人民的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的，每一处生机都不该让位于硝烟。越是艰苦，就越要美得透彻，越要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还没有哪一份苦难，可以将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击倒。
而这也是李侠们、兰芬们甘愿牺牲一切的意义。正如在1923年的法国，有一个叫乐生的青年说过“我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我能活成什么样，而是为了我能让大多数人活成什么样。”
因而白桦老师说，春晚版《晨光曲》一改烟灰色的巷道为明媚繁华的高楼大厦，这是先行者的梦，深以为妙。
李侠目击了三次死亡，无名战友的死、小裁缝的死、老裁缝的死，这三次目击，便是他一步步意识到自己牺牲了什么，又为何而牺牲的过程。
小裁缝这个形象在我眼里几乎是和“小苹果”乔年重合的。他们都是那样年轻、可爱、充满朝气，拥有这一份无法完成的爱情。这样鲜活的生命的消逝是最令人无法忍受的。而此时的李侠，在死亡的阴霾下，他已不只是捶胸顿足，他可以追忆一切温馨的过往，以最真挚的敬意直面必然发生的死亡。直到面对老裁缝的死，他甚至可以冷静地冒死去破碎的裁缝店寻找情报。他知道自己也将要献出什么，他也甘愿献出一切。
在兰芬与李侠诀别的时刻，她举起拳头重重地砸在他的胸膛上，她反抗得是那样激烈。这又让我不禁想起张若名初到巴黎时的怨愤“为什么我们的祖国是那样的落后，为什么我们的祖国她就该落后。”为什么我们的人格就要被生生地劈成两半，为什么我们就必然牺牲。
双人舞又从激烈转为轻盈，兰芬好像在李侠的肩头翱翔。是李侠在告诉她，我们的牺牲，是为了新中国的人们，“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换个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也是有人在告诉若名，“她会在血泊中崛起。”
他们有脆弱也有痛苦，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可以在这种真实的情感里，依旧选择成为一个战士。
直到最后，血红的光打在李侠身上，忽而又转为一片大白。
踏过浸着血泊的台阶，就是黎明。
“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
这是两位编导写了两百多句才选出来的宣传语。我记得周导说过，她是80后，《永不消逝的电波》是她小时候看的剧，而她现在，要用更加现代的语言，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
苦难会一去不返，而这些牺牲了的可爱的人们，将会被永恒地铭记。
这甚至让我在男女主演与一众演员互相鞠躬时有一瞬间的恍惚，仿佛是今世的人们在感谢那个年代曾用力活过的人们一样。
“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永远不会荒芜。”
殊死的战斗不是为了荣耀，而是为了大地上的生活。
——《瓦西里•焦尔金》
李侠有两场在报馆的戏，这两场戏正是他双重身份的两个侧面，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去之前片段、介绍、创作纪实什么都不敢看，怕因为太过熟稔毁掉了当场的冲击感，只看了一点点谢幕返场，担心人群中认不全主角。在我有限的印象里，李侠永远是提着长衫凛然疾走的模样，配上男主演那张端端正正的脸。因而看到他第一次走进报馆立刻有如活过来一般与人揶揄调笑时，我不可谓不震惊。但这又正好昭示了他的第一重身份——在他成为一个烈士之前，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市井青年，他也可以保有自己独立丰沛的人格，他会在社长背过身的时候偷懒，会装着一本正经找领导签字嘴角又藏不住古灵精怪的笑容。兰芬也是一样。她可以做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她对美的追求；她可以做站在李侠身侧的辅助者，但光辉又不至于完全被他山一样的背脊掩盖——她会为少年萌芽的爱情驻足，她有自己不卑不亢的工作，她也会在生火做饭时打起半梦半醒的瞌睡。
而第二次在报馆，他却在报纸上读到了战友牺牲的消息。这便是他的第二重身份。他不能有过分的伤感，他必须在黑夜里疾行，他只可以一个人在家里哑然地捶胸顿足；正如兰芬只能在楼下遥遥仰望发送电报的李侠，上楼只能小心翼翼把对邻居的影响降到最低，有了什么喜悦也只能无声地庆贺。如果没有这个身份，他们可以和弄堂里任何一对平凡的夫妻一样，然而一旦披上这个身份，他们就要自觉放弃很多宝贵的事物。所谓牺牲者牺牲的从来不只是生命，只是他们愿意坚强地接受这一切。
因为春晚，我接触到《渔光曲》要先于一部完整的电波。此前我一直不是很能理解这样一幅弄堂里面上海女人摇曳生姿的画面与1948年的谍战有何关联。正如有人质疑姑娘们秾艳的舞台妆，质疑疫情背景下这个节目乃至之前的诗朗诵的不合时宜。他们称其为“赏玩苦难”。
直到我读到这样一句话，“歌颂围城中的音乐会绝不是什么赏玩苦难，它意味着美和大地上的生活理应是一体的，不能因为任何话术拱手相让。”我忽然就想起去年九月一个HK姑娘的记述，她说她很多同事都转去深圳了，但她不愿意走，她每天化妆、坐地铁、通勤，她称之为用自己的方式捍卫自己生长的土壤。
报馆这场戏是，弄堂这场戏是，甚至小裁缝与卖花女未能萌芽的爱情也是。如果没有战乱，人民的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的，每一处生机都不该让位于硝烟。越是艰苦，就越要美得透彻，越要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还没有哪一份苦难，可以将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击倒。
而这也是李侠们、兰芬们甘愿牺牲一切的意义。正如在1923年的法国，有一个叫乐生的青年说过“我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我能活成什么样，而是为了我能让大多数人活成什么样。”
因而白桦老师说，春晚版《晨光曲》一改烟灰色的巷道为明媚繁华的高楼大厦，这是先行者的梦，深以为妙。
李侠目击了三次死亡，无名战友的死、小裁缝的死、老裁缝的死，这三次目击，便是他一步步意识到自己牺牲了什么，又为何而牺牲的过程。
小裁缝这个形象在我眼里几乎是和“小苹果”乔年重合的。他们都是那样年轻、可爱、充满朝气，拥有这一份无法完成的爱情。这样鲜活的生命的消逝是最令人无法忍受的。而此时的李侠，在死亡的阴霾下，他已不只是捶胸顿足，他可以追忆一切温馨的过往，以最真挚的敬意直面必然发生的死亡。直到面对老裁缝的死，他甚至可以冷静地冒死去破碎的裁缝店寻找情报。他知道自己也将要献出什么，他也甘愿献出一切。
在兰芬与李侠诀别的时刻，她举起拳头重重地砸在他的胸膛上，她反抗得是那样激烈。这又让我不禁想起张若名初到巴黎时的怨愤“为什么我们的祖国是那样的落后，为什么我们的祖国她就该落后。”为什么我们的人格就要被生生地劈成两半，为什么我们就必然牺牲。
双人舞又从激烈转为轻盈，兰芬好像在李侠的肩头翱翔。是李侠在告诉她，我们的牺牲，是为了新中国的人们，“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换个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也是有人在告诉若名，“她会在血泊中崛起。”
他们有脆弱也有痛苦，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可以在这种真实的情感里，依旧选择成为一个战士。
直到最后，血红的光打在李侠身上，忽而又转为一片大白。
踏过浸着血泊的台阶，就是黎明。
“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
这是两位编导写了两百多句才选出来的宣传语。我记得周导说过，她是80后，《永不消逝的电波》是她小时候看的剧，而她现在，要用更加现代的语言，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
苦难会一去不返，而这些牺牲了的可爱的人们，将会被永恒地铭记。
这甚至让我在男女主演与一众演员互相鞠躬时有一瞬间的恍惚，仿佛是今世的人们在感谢那个年代曾用力活过的人们一样。
“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永远不会荒芜。”
【我说文艺】黄一鸣：镜头下的“红色娘子军”原型及其他
纪实摄影留存生命的价值
——镜头下的“红色娘子军”原型及其他
摄影是一种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人与人沟通的一种方式。摄影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而是摄影人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和看法，是摄影人真心的情感表达。我始终相信，摄影能起到让人们关注社会、唤起良知的作用。纪实摄影的基本特征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关注人生。摄影人是历史的记录者，时代发展的见证人，他们用手中的相机真实地记录下这个世界带给人类的欢乐与痛苦，辉煌与灾难。
《见证者•红色娘子军》从创作到完成花了20年时间。1999年当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红色娘子军特务连这些老战士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想讲述她们故事的想法。多年来虽也常有接触和拍摄，但都无法完成这部作品，因为对她们的了解太浅显，知识积累太有限，不知从何下手。由于同时又在进行着多个专题的采访和拍摄，转眼间20年过去了，这些红色娘子军老战士们也相继去世。
2020年5月1日是海南岛解放70周年。从2019年开始，本人又着手查阅相关资料，阅读相关的电影和纪实文学作品，包括《琼崖纵队史》《海南之战》《红色娘子军传》《红色娘子军史》等，为完成这部作品做各项准备，再次不辞辛苦走访老战士的家乡——琼海市，目睹了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更加增强了我完成并出版这部作品的信心。由于种种原因，早年的拍摄遇到了许多困难，没有顺利地进行下去。这个摄影专题作品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和不足，但时光飞逝，老红军们也都已经去世，那些没有留存下来的影像一去不复返了，留下了许多的遗憾。但摄影就是遗憾的艺术，你无法再现不存在的事物，你也不能再回到过去。让我们缅怀这些已经失去的人们，失去的时间，失去的人生，失去的爱吧，她们的精神永存。
同样的经历是，2005年，适逢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在海南岛内开始了采访拍摄“慰安妇”这个专题。1939年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海南岛，在岛内建起了多处慰安所，强征民女、掠夺资源，犯下了滔天罪行。为了寻找当年幸存的“慰安妇”，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在岛内十几个市县乡镇，行程2000多公里寻访拍摄仅存的二十位“慰安妇”老人，留下了许多难得的影像。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通过我的纪实摄影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故事的真相，通过纪实摄影的方式将信息传递出去，引起社会的共鸣，这就是纪实摄影的力量和价值。我认为，纪实摄影能唤起人们的良知。美国摄影家路易斯·海因的作品《童工》也让人们认识到使用童工是一种犯罪，促使有关当局出台制止使用童工的政策。他曾说过这样一段名言：“摄影不应当仅仅为了美，而应有一个社会目的。要表现那些应予赞美的东西，也要表现那些应予纠正的东西。”美籍越南裔摄影师、普利策奖获得者黄功吾的越战作品《逃离汽油弹的女孩》也使全世界人民对以美国为首发动的越南战争进行了谴责。美国著名评论家、作家苏珊·桑塔格曾经这样写道：“像1972年占据了世界上大多数报章头版位置的照片——一个赤身裸体、刚被美国凝固汽油弹喷烧的南越儿童沿着公路跑向照相机。她张开双臂，痛得放声尖叫——在激起公众对战争的反感方面，很可能比一百小时的电视广播的暴行起作用得多。”这许许多多成功的纪实摄影作品，凸显了人类用纪实摄影关注社会唤起良知的重要性。纪实摄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人们的心中。进入21世纪高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离不开摄影，摄影也在人类的发展进步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从事摄影40多年来，我常常是做到相机不离身，随时拍摄身边出现的人和事，作一名忠实的纪实摄影记录者，用相机书写海南的发展历程。《海南故事》《黑白海南》《时代映象》《海南“慰安妇”》《见证者•红色娘子军》作品集的出版就是这一记录的最好例证。摄影人肩负着关注社会、记录历史、反映人生的责任和使命。我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40年来的纪实摄影实践，让我体会到摄影人关注社会、记录历史、关注人生的重要性。多年来，本人的《海南故事》《黑白海南》《镜间本色》《海南“慰安妇”》《汶川大地震纪实》《海南纪事》到今天的《见证者•红色娘子军》……一个个摄影专集的相继完成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纪实摄影是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强大最有力的手段。
————————————————————
黄一鸣：中国日报社高级记者，曾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新闻纪实委员会委员、海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现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海南省纪实摄影协会主席。第七届中国摄影最高成就奖“金像奖”获得者。
从1981年从事新闻和摄影创作以来，先后出版过《黄一鸣纪实摄影作品集》《海南故事》摄影作品集、《黑白海南》摄影集、《时代映象》《镜间本色》《海南“慰安妇”》《汶川大地震摄影纪实》《慰安妇》（德国）《一鸣集——纪实摄影断想》《闯海人》《海南纪事》《海南先住民》《三亚往事》《原告》等16部摄影专著及长篇小说《守候晨光》。主编出版《一册好书》画册近20本。作品被多家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和私人机构收藏。
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摄影金奖、铜奖，第八届亚洲风采华人摄影比赛一等奖、第九届中国国际摄影展览优秀作品奖、第20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铜奖，第22、23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优秀奖，首届亚洲新闻摄影比赛优秀作品奖，连续三届荣获上海郎静山摄影艺术金像奖、终身成就奖，PPA世界杰出职业摄影师奖，2015荣获“人民摄影家”荣誉称号，中国摄影家协会“德艺双馨”摄影家、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中国摄影金路奖（荣誉奖）等主要奖项。
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北京苑平国际摄影节举办《海南纪实》摄影作品展。在海口、晋城、上海、福州、济南等城市及芬兰国等分别举办《海南“慰安妇”》摄影作品展。在贵州、青海、北京、重庆、澳门等多个省市和地区举办《海南黎族》《闯海人》等摄影展。在成都国际摄联大会及国内多个城市和意大利多个城市举办《海南故事》摄影作品展。在浙江丽水国际摄影节、意大利领事馆举办《行走意大利》摄影展。2008年6月1日在海口市举办《汶川大地震纪实》等多个个人摄影作品展览。曾为芬兰“同一太阳下”国际摄影工作场讲师。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专题报道《黄一鸣“闯海人”》。
纪实摄影留存生命的价值
——镜头下的“红色娘子军”原型及其他
摄影是一种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人与人沟通的一种方式。摄影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而是摄影人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和看法，是摄影人真心的情感表达。我始终相信，摄影能起到让人们关注社会、唤起良知的作用。纪实摄影的基本特征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关注人生。摄影人是历史的记录者，时代发展的见证人，他们用手中的相机真实地记录下这个世界带给人类的欢乐与痛苦，辉煌与灾难。
《见证者•红色娘子军》从创作到完成花了20年时间。1999年当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红色娘子军特务连这些老战士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想讲述她们故事的想法。多年来虽也常有接触和拍摄，但都无法完成这部作品，因为对她们的了解太浅显，知识积累太有限，不知从何下手。由于同时又在进行着多个专题的采访和拍摄，转眼间20年过去了，这些红色娘子军老战士们也相继去世。
2020年5月1日是海南岛解放70周年。从2019年开始，本人又着手查阅相关资料，阅读相关的电影和纪实文学作品，包括《琼崖纵队史》《海南之战》《红色娘子军传》《红色娘子军史》等，为完成这部作品做各项准备，再次不辞辛苦走访老战士的家乡——琼海市，目睹了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更加增强了我完成并出版这部作品的信心。由于种种原因，早年的拍摄遇到了许多困难，没有顺利地进行下去。这个摄影专题作品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和不足，但时光飞逝，老红军们也都已经去世，那些没有留存下来的影像一去不复返了，留下了许多的遗憾。但摄影就是遗憾的艺术，你无法再现不存在的事物，你也不能再回到过去。让我们缅怀这些已经失去的人们，失去的时间，失去的人生，失去的爱吧，她们的精神永存。
同样的经历是，2005年，适逢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在海南岛内开始了采访拍摄“慰安妇”这个专题。1939年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海南岛，在岛内建起了多处慰安所，强征民女、掠夺资源，犯下了滔天罪行。为了寻找当年幸存的“慰安妇”，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在岛内十几个市县乡镇，行程2000多公里寻访拍摄仅存的二十位“慰安妇”老人，留下了许多难得的影像。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通过我的纪实摄影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故事的真相，通过纪实摄影的方式将信息传递出去，引起社会的共鸣，这就是纪实摄影的力量和价值。我认为，纪实摄影能唤起人们的良知。美国摄影家路易斯·海因的作品《童工》也让人们认识到使用童工是一种犯罪，促使有关当局出台制止使用童工的政策。他曾说过这样一段名言：“摄影不应当仅仅为了美，而应有一个社会目的。要表现那些应予赞美的东西，也要表现那些应予纠正的东西。”美籍越南裔摄影师、普利策奖获得者黄功吾的越战作品《逃离汽油弹的女孩》也使全世界人民对以美国为首发动的越南战争进行了谴责。美国著名评论家、作家苏珊·桑塔格曾经这样写道：“像1972年占据了世界上大多数报章头版位置的照片——一个赤身裸体、刚被美国凝固汽油弹喷烧的南越儿童沿着公路跑向照相机。她张开双臂，痛得放声尖叫——在激起公众对战争的反感方面，很可能比一百小时的电视广播的暴行起作用得多。”这许许多多成功的纪实摄影作品，凸显了人类用纪实摄影关注社会唤起良知的重要性。纪实摄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人们的心中。进入21世纪高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离不开摄影，摄影也在人类的发展进步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从事摄影40多年来，我常常是做到相机不离身，随时拍摄身边出现的人和事，作一名忠实的纪实摄影记录者，用相机书写海南的发展历程。《海南故事》《黑白海南》《时代映象》《海南“慰安妇”》《见证者•红色娘子军》作品集的出版就是这一记录的最好例证。摄影人肩负着关注社会、记录历史、反映人生的责任和使命。我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40年来的纪实摄影实践，让我体会到摄影人关注社会、记录历史、关注人生的重要性。多年来，本人的《海南故事》《黑白海南》《镜间本色》《海南“慰安妇”》《汶川大地震纪实》《海南纪事》到今天的《见证者•红色娘子军》……一个个摄影专集的相继完成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纪实摄影是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强大最有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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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鸣：中国日报社高级记者，曾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新闻纪实委员会委员、海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现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海南省纪实摄影协会主席。第七届中国摄影最高成就奖“金像奖”获得者。
从1981年从事新闻和摄影创作以来，先后出版过《黄一鸣纪实摄影作品集》《海南故事》摄影作品集、《黑白海南》摄影集、《时代映象》《镜间本色》《海南“慰安妇”》《汶川大地震摄影纪实》《慰安妇》（德国）《一鸣集——纪实摄影断想》《闯海人》《海南纪事》《海南先住民》《三亚往事》《原告》等16部摄影专著及长篇小说《守候晨光》。主编出版《一册好书》画册近20本。作品被多家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和私人机构收藏。
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摄影金奖、铜奖，第八届亚洲风采华人摄影比赛一等奖、第九届中国国际摄影展览优秀作品奖、第20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铜奖，第22、23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优秀奖，首届亚洲新闻摄影比赛优秀作品奖，连续三届荣获上海郎静山摄影艺术金像奖、终身成就奖，PPA世界杰出职业摄影师奖，2015荣获“人民摄影家”荣誉称号，中国摄影家协会“德艺双馨”摄影家、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中国摄影金路奖（荣誉奖）等主要奖项。
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北京苑平国际摄影节举办《海南纪实》摄影作品展。在海口、晋城、上海、福州、济南等城市及芬兰国等分别举办《海南“慰安妇”》摄影作品展。在贵州、青海、北京、重庆、澳门等多个省市和地区举办《海南黎族》《闯海人》等摄影展。在成都国际摄联大会及国内多个城市和意大利多个城市举办《海南故事》摄影作品展。在浙江丽水国际摄影节、意大利领事馆举办《行走意大利》摄影展。2008年6月1日在海口市举办《汶川大地震纪实》等多个个人摄影作品展览。曾为芬兰“同一太阳下”国际摄影工作场讲师。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专题报道《黄一鸣“闯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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