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准备将大麻合法化#，允许成人购买或拥有最多30克娱乐用大麻】
10月26日，德国政府批准了一份大麻合法化的提案，包括成年人可购买或拥有30克以下的娱乐用大麻、私下种植大麻不得超过三株等内容。
德国卫生部长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表示，这项提案的本意在于保护年轻人及国民的健康，而非扩大大麻消费。他认为，在德国已经有400万人至少体验过一次大麻的背景下，大麻禁令“起不了作用”。
目前提案还需等待欧盟方面的批准。劳特巴赫认为，如果提案通过，德国可能在大麻消费方面成为欧洲的“典范”。
德国卫生部长：合法化大麻是为了打击黑市
据彭博社10月26日报道，朔尔茨内阁当天批准了一项提案，允许对大麻的种植和销售进行控制，以遏制大麻的黑市交易。
具体内容包括：大麻和四氢大麻酚将不再被归类为毒品、允许人们在私人或公共场所消费大麻、允许成年人购买和拥有30克以下大麻作为娱乐用途、私下种植大麻不得超过三株、大麻可以在持有专门牌照的商店或是药店销售、禁止宣传大麻消费的广告等，另外，政府还计划征收专门的大麻税。
德国自2016年起开放了药店医用大麻的销售。英国《卫报》援引卫生部长劳特巴赫的话称，在过去一年里，有大约400万人至少体验过一次大麻，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年龄在18岁到24岁之间。人们可以从黑市拿到的大麻越来越多，目前的禁令“不起作用”。
因此，他认为必须“改革大麻消费”，结束德国在“打击毒品相关犯罪方面的失败斗争”以及繁荣的黑市，以更好地保护年轻人，他说道：“我们不想扩大大麻的消费，而是想加强对年轻人和健康的保护。”
不过，德国想把大麻合法化还得突破欧盟这一层“底线”。报道指出，朔尔茨领导的联合政府在上任时就曾宣布，有意将娱乐用途的大麻合法化，但由于担心此举可能违反欧盟法律和国际条约，相关法律的进展一直很缓慢。
劳特巴赫也坦言，如果欧盟委员会明确表示，德国模式与欧盟法律不兼容，政府将不会试图在此基础上推进大麻合法化。
目前，德国计划本周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一份计划大纲，并征求意见。如果欧盟也同意，那么德国将在2023年第一季度提交一份法律草案。
劳特巴赫相信，一旦大麻正式合法化，它将使德国成为欧洲在大麻立法方面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同时也会是欧洲对大麻“监管最严格”的市场。他认为这项改革有可能让德国成为欧洲的“典范”。
大麻企业：这很好，但还不够
德国政府的提案无疑给大麻商人们注入了强心剂。彭博社报道称，包括SynBiotic和Cantourage等德国大麻公司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增长计划。SynBiotic的首席执行官坦言，政府的计划对他们而言就像是“中了彩票”。
他表示：“当时机成熟时，除了开设自己的门店外，我们还可以为大麻零售商提供特许经营模式。”
Cantourage的首席执行官则认为，只靠德国国内的大麻产能不足以满足当前以及未来的需求，为满足人们的预期，德国可能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麻。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德国政府的提案是在同专家、利益集团还有德国毒品和成瘾政策专员进行“密集交流”后制定的，尽管如此，德国的大麻企业们觉得政府做的还不够。
比如提案禁止宣传大麻消费的广告；在食品方面，劳特巴赫称大麻的食品，如口香糖或烘焙食品的合法化仍在研究中，但不太可能。
对此德国医用大麻和保健品公司Sanity Group表示：“全面禁止大麻广告不利于对该药物的教育和去污化。”而限制大麻在食品上的应用等于给了黑市一个窗口，让他们可以想办法提供更多的大麻食品。
该公司同样认为，德国的大麻生产无法满足全国的需求，呼吁政府开放对大麻的进口限制。
大麻合法化，真能保护健康？
虽然德国政府为大麻合法化冠以诸如“保护健康”、“强化监管”之类的名头，但此前其他国家也以类似的名义推行过大麻合法化，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2018年，加拿大正式将娱乐用大麻合法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认为，这可以有效控制未成年人轻易获取大麻的渠道，而且还能从大麻黑市那里分走利润。但在合法化的第一年，由于启动成本过高，外加大麻供应量跟不上，其官方的大麻商店不仅没有利润，还亏了不少，达490万加元。
2022年6月，泰国大麻合法化法案正式生效，该国成为亚洲首个大麻合法化的国家。但在那之后，泰国大麻产品泛滥，一个多月后，泰国已出现至少14例20岁以下的因食用大麻食品、饮品而住院的案例，其中还包括两名5岁儿童。清迈大学的教授萨拉娜（Sarana Sommano）认为：“问题在于大麻不再被视为麻醉品，但没有具体规章来规范使用。这可能是一个错误，政府并没有考虑相关细节，只是为了取悦公众而颁布了政策。”
目前，全世界已有乌拉圭、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将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美国也有19个州及华盛顿特区实现“娱乐性大麻合法化”。中国驻外使馆特别提醒，大麻仍是联合国禁毒公约中的严格管制品，在绝大多数国家携带、吸食大麻仍属违法。吸食大麻危害人体健康。大麻具有成瘾性，短期可影响思考判断能力、学习记忆能力、动作协调能力；长期可损害神经、心肺和大脑功能。
10月26日，德国政府批准了一份大麻合法化的提案，包括成年人可购买或拥有30克以下的娱乐用大麻、私下种植大麻不得超过三株等内容。
德国卫生部长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表示，这项提案的本意在于保护年轻人及国民的健康，而非扩大大麻消费。他认为，在德国已经有400万人至少体验过一次大麻的背景下，大麻禁令“起不了作用”。
目前提案还需等待欧盟方面的批准。劳特巴赫认为，如果提案通过，德国可能在大麻消费方面成为欧洲的“典范”。
德国卫生部长：合法化大麻是为了打击黑市
据彭博社10月26日报道，朔尔茨内阁当天批准了一项提案，允许对大麻的种植和销售进行控制，以遏制大麻的黑市交易。
具体内容包括：大麻和四氢大麻酚将不再被归类为毒品、允许人们在私人或公共场所消费大麻、允许成年人购买和拥有30克以下大麻作为娱乐用途、私下种植大麻不得超过三株、大麻可以在持有专门牌照的商店或是药店销售、禁止宣传大麻消费的广告等，另外，政府还计划征收专门的大麻税。
德国自2016年起开放了药店医用大麻的销售。英国《卫报》援引卫生部长劳特巴赫的话称，在过去一年里，有大约400万人至少体验过一次大麻，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年龄在18岁到24岁之间。人们可以从黑市拿到的大麻越来越多，目前的禁令“不起作用”。
因此，他认为必须“改革大麻消费”，结束德国在“打击毒品相关犯罪方面的失败斗争”以及繁荣的黑市，以更好地保护年轻人，他说道：“我们不想扩大大麻的消费，而是想加强对年轻人和健康的保护。”
不过，德国想把大麻合法化还得突破欧盟这一层“底线”。报道指出，朔尔茨领导的联合政府在上任时就曾宣布，有意将娱乐用途的大麻合法化，但由于担心此举可能违反欧盟法律和国际条约，相关法律的进展一直很缓慢。
劳特巴赫也坦言，如果欧盟委员会明确表示，德国模式与欧盟法律不兼容，政府将不会试图在此基础上推进大麻合法化。
目前，德国计划本周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一份计划大纲，并征求意见。如果欧盟也同意，那么德国将在2023年第一季度提交一份法律草案。
劳特巴赫相信，一旦大麻正式合法化，它将使德国成为欧洲在大麻立法方面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同时也会是欧洲对大麻“监管最严格”的市场。他认为这项改革有可能让德国成为欧洲的“典范”。
大麻企业：这很好，但还不够
德国政府的提案无疑给大麻商人们注入了强心剂。彭博社报道称，包括SynBiotic和Cantourage等德国大麻公司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增长计划。SynBiotic的首席执行官坦言，政府的计划对他们而言就像是“中了彩票”。
他表示：“当时机成熟时，除了开设自己的门店外，我们还可以为大麻零售商提供特许经营模式。”
Cantourage的首席执行官则认为，只靠德国国内的大麻产能不足以满足当前以及未来的需求，为满足人们的预期，德国可能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麻。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德国政府的提案是在同专家、利益集团还有德国毒品和成瘾政策专员进行“密集交流”后制定的，尽管如此，德国的大麻企业们觉得政府做的还不够。
比如提案禁止宣传大麻消费的广告；在食品方面，劳特巴赫称大麻的食品，如口香糖或烘焙食品的合法化仍在研究中，但不太可能。
对此德国医用大麻和保健品公司Sanity Group表示：“全面禁止大麻广告不利于对该药物的教育和去污化。”而限制大麻在食品上的应用等于给了黑市一个窗口，让他们可以想办法提供更多的大麻食品。
该公司同样认为，德国的大麻生产无法满足全国的需求，呼吁政府开放对大麻的进口限制。
大麻合法化，真能保护健康？
虽然德国政府为大麻合法化冠以诸如“保护健康”、“强化监管”之类的名头，但此前其他国家也以类似的名义推行过大麻合法化，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2018年，加拿大正式将娱乐用大麻合法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认为，这可以有效控制未成年人轻易获取大麻的渠道，而且还能从大麻黑市那里分走利润。但在合法化的第一年，由于启动成本过高，外加大麻供应量跟不上，其官方的大麻商店不仅没有利润，还亏了不少，达490万加元。
2022年6月，泰国大麻合法化法案正式生效，该国成为亚洲首个大麻合法化的国家。但在那之后，泰国大麻产品泛滥，一个多月后，泰国已出现至少14例20岁以下的因食用大麻食品、饮品而住院的案例，其中还包括两名5岁儿童。清迈大学的教授萨拉娜（Sarana Sommano）认为：“问题在于大麻不再被视为麻醉品，但没有具体规章来规范使用。这可能是一个错误，政府并没有考虑相关细节，只是为了取悦公众而颁布了政策。”
目前，全世界已有乌拉圭、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将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美国也有19个州及华盛顿特区实现“娱乐性大麻合法化”。中国驻外使馆特别提醒，大麻仍是联合国禁毒公约中的严格管制品，在绝大多数国家携带、吸食大麻仍属违法。吸食大麻危害人体健康。大麻具有成瘾性，短期可影响思考判断能力、学习记忆能力、动作协调能力；长期可损害神经、心肺和大脑功能。
孩子:
如果你觉得读书苦，而选择了放弃，那走进社会时，你就会发现自己就像一个赤手空拳的士岳，在面对命运的这位强敌时，会被打得遍体鳞伤，毫无还之力，那时你才懂得读书不苦，不读书的人生苦啊!
家境一般，未来只能靠自己打拼，考入大学就成了改变命运的唯一途经。从今天开始，你要懂得，学校不是你混日子的地方，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加倍的努力，才能换带别人起点就有的东西。
一位没文化的父亲
2022年10月26日陕西汉中 #河南杨凡[超话]#
如果你觉得读书苦，而选择了放弃，那走进社会时，你就会发现自己就像一个赤手空拳的士岳，在面对命运的这位强敌时，会被打得遍体鳞伤，毫无还之力，那时你才懂得读书不苦，不读书的人生苦啊!
家境一般，未来只能靠自己打拼，考入大学就成了改变命运的唯一途经。从今天开始，你要懂得，学校不是你混日子的地方，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加倍的努力，才能换带别人起点就有的东西。
一位没文化的父亲
2022年10月26日陕西汉中 #河南杨凡[超话]#
#中国学者对话俄哲学家杜金#【中国学者王文对话俄哲学家杜金：俄罗斯为何越过“防线”对抗西方】编者的话：在爱女杜金娜8月不幸在莫斯科郊外遇袭身亡后，承受巨大痛苦的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近况如何？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的杜金，怎么看当下的俄乌冲突与俄罗斯现状？在被一些欧美媒体疯传为“普京大脑”“俄罗斯智囊”“国师”后，杜金如何讲述他与普京的“特殊关系”？对于中国自身发展和应对外部挑战的表现，他又有哪些评价？10月21日，在俄罗斯调研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与杜金进行了一次长谈。
“我与普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王文：首先对您痛失爱女表示慰问，对杜金娜不幸遇难表示哀悼。受俄乌冲突影响，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国内发生多起针对平民目标的袭击事件。俄罗斯当前的状况如何？
杜金：我很感谢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杜金娜被害是针对俄罗斯恐怖战争的开始，俄境内正处于危急状态。这是西方恐怖分子第一次在俄罗斯境内对俄公民进行袭击。我们已知道，行动来自基辅……尽管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拒绝解释并谴责这次恐怖袭击，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针对我，也针对我的女儿，因为我们是一体的。
我想再次强调，我在俄罗斯没有任何官方职务，也没有参加发生在乌克兰东部的特别军事行动。令人不安的恐怖行为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我们所言所想而被谋杀，这是前所未有的。杜金娜和我没有做任何可以被认为是参与军事、政治或行政方面的事情。而这就是战争。
欧盟对我实施制裁，因为我对特别军事行动的神学基础进行了解释。因为你的理念而被谋杀，这悲剧性地展示了思想是多么重要，这是用生命在做赌注。但如果你是战士，你应该准备好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你作出政治决策，你就应该准备好为你的决策“埋单”。
俄罗斯正在发生深刻的思想革命，俄乌冲突升级是彻底改变的开始。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接受西方霸权、西方制度、西方价值观、西方政治民主，以西方为榜样，认为西方可以做自己的“救命稻草”。
这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区别。俄罗斯当时背叛了国家的独立性。普京2000年出任总统，执政后开始为俄罗斯的独立自主而战。但过去22年，俄罗斯却一直在西方制定的规则下无法挣脱。从一开始，这就是西方所希望的——以此来削弱俄罗斯，对俄进行打击。
普京总统试图调和俄罗斯崛起与融入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但这是不可能的。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达到极点。普京不得不对此作出激烈反应，但是俄罗斯社会并没有为此做好长期准备。我们试图调整社会理念和自我评估，以适应所处的情况，这是非常激烈和戏剧性的过程。
王文：关于俄与西方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记得您2008年就写过一篇文章。但通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会提出避免大国冲突升级的建议。如，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时，中国学者会反驳这种“预言”。
我想与您探讨的是，为什么俄罗斯的精英们没有能尽力避免冲突升级呢？或让决策者采取比特别军事行动更好的办法？
杜金：这同个人与群体的意识平衡有关。俄罗斯社会很特殊，领导者必须向全社会作出安全保证。如何调和这种关系，一直是普京所考虑的。接受西方与保证俄罗斯独立自主是一组矛盾。普京希望调和矛盾，保持某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很脆弱的。
普京一直试图保持与西方的和平发展，不使用军事手段，避免冲突升级。但西方欺骗了俄罗斯，战争越来越不可避免。很可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看，我们应该筹备得更好才是。
王文：您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西方媒体认为，俄近些年的对外战略中能看到“新欧亚主义”理论的影子。这也是近年来一些西方传闻说您是“普京总统的幕僚”，甚至是“普京大脑”的原因。也有人说，您是当年普京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沟通的“中间人”。您对这些说法有什么回应？
杜金：我非常支持普京，我们的精神是相似的。但我与他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自信比任何人都明白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这样说，可能有些不够谦虚，但我深爱着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
提到“新欧亚主义”，我认为真实的欧亚大陆一体化理论，应当同时介绍给中国的精英们，而不是此前被曲解的版本。在俄罗斯，有人把“新欧亚主义”视为是“新殖民主义”，而在中国，也有人将其视为“俄罗斯版的帝国主义”。我们应该寻找各种方式去理解彼此，我所说的欧亚大陆一体化并不是仅仅包括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还包括印度、东南亚、西亚的深度合作。
“俄罗斯想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
王文：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一种理性与务实的选择。我曾多次去过伊朗，这是个资源与潜力都很好的国家，但经济发展受到西方长期制裁的严重影响。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与西方完全“脱钩”，是否也会像伊朗一样？
杜金：西方不只是经济和科技发达的代名词，西方代表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霸权、种族主义、本体论，可延伸为殖民主义、单极化。这是西方的本质。俄已对西方宣战，被迫切断与西方的合作，试图通过战胜西方霸权，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而不是世界的中心。为达到目标，我们要提升自己，把自己“非西方化”，将西方边缘化。
俄罗斯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目标，希望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共同抵抗西方霸权，我们一起也许能够战胜它们。这是多极化对单极化的战争。
王文：在您的逻辑中，世界渐渐地被分成两极，新的冷战会开始。您前不久撰文说，“我们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西方执着地将我们推向战场”。
现在看来，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危险。对中国而言，我们不想进入一场新的冷战。中国更适合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发展，也更专注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中国正在应对与美国的竞争，但仍全力在激烈的矛盾中寻找新的平衡点。我相信，印度、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也都不希望卷入新的冷战或世界大战。
杜金：现在，形势已不是俄罗斯单方面所能决定的。我们已越过防线，正与西方进行对抗。
很多国家的地缘政治观所面对的是：选择被海权国家控制还是通过斗争争取成为陆权国家。作为陆权国家，俄罗斯正在抵抗海权国家。如果没有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也会成为西方的下一个终极敌人。
我认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下生存，要么像俄罗斯一样战斗。这是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分析，我清楚我的观点与中国的观点显然不一样。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中国的战略家们能认清地缘政治形势，避免像俄罗斯这样陷入当前的处境。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在一个平衡的位置之上。从这个方面看，如果俄罗斯不在平衡美国霸权的天平上，那么，中国就会成为容易被海权国家挑起攻击性军事冲突的受害者，但中国是强调拥有主权和希望持续繁荣的国家。现在，同样强调独立自主的印度、巴西、南非、伊斯兰世界都处在选择中，但选择的结果取决于天平另一侧对立面的实力。
我非常认可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希望，对伊朗、印度、阿拉伯国家等来说，也是如此。总之，我们不想和西方对抗，我们是在和宣称要统治世界、但没有起到很好表率作用的“西方”对抗。我们应该为了多极化奋斗，而不是单极化。
“中国应对挑战时深藏智慧”
王文：应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挑战，中国是有心理准备的。无论是贸易战、科技战还是舆论战，中国的主要应对之道基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智慧，致力于寻找多元化、温和的解决方案，并取得不错的斗争成果。俄罗斯有很大的战略纵深和资源潜力，如何才能用一种更聪明、更多元的方式来应对西方呢？
杜金：既成事实的解决方案是特别军事行动。我们没有使用其他更多元的方式，也无法采取其他方式。特别军事行动是很差的抉择，但我们没有能力用和平方式达成与乌克兰和西方的和解。尽管当下的战局很糟糕，但好过于更差的被（西方）摧毁的情况。
中国的应对方式是深藏智慧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把中国作为观察的对象。中国共产党能谨慎、稳重地决策，将确保国家利益和推动全球化发展结合起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西方没能通过文化渗透、网络攻击等方式摧毁中国共产党，更无法让中国陷入混乱。
俄罗斯恰恰相反，西方正试图摧毁俄联邦政府的绝对控制权，将其推到人民的对立面。回看叶利钦时代，西方冲击的受害者还是俄罗斯百姓。普京政府正试图阻止与扭转这样的局面，选择改革和重塑来自我救赎。
我们现在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上，正在等待西方因能源危机而妥协，这也将促使俄方从其他维度去解决问题。
王文：我们来讨论一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这次我在俄罗斯走访20多座城市，和许多地方官员探讨如何在不同层级加强中俄两国关系，如地方层面、民间层面、精英层面。我发现，每个层面的认知并不一致。从顶层设计看，中俄两国互信合作的战略意识是充分的，也是坚定的，但是民间层面、精英层面对中俄合作的看法却非常多元，甚至有一些想法并不利于两国双边合作。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杜金：俄中两国当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如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应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对方，提升双边合作。我们需要开辟更多“二轨对话”。在我看来，人类未来取决于俄中的深层次合作，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效地了解彼此。我们已是多极世界中的两极，两国民众应为俄中的发展继续奋斗，让两国关系更加和谐。
西方社会和俄罗斯其实都不够了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在对中国进行分析时几乎忽略了文化的特殊意义。中国对做一件事的轻重缓急很有讲究。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去激化矛盾，而是去缓和与化解冲突。我认为，这种文化并不完全是儒学文化，部分也来自道家思想。
西方文化，包括俄罗斯的政治文化都过于激进，总是绝对的黑与白、善与恶。中国观察世界的思维和角度是健康的，但西方国家观察中国的思维和视角并不那么健康，其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甚至是病态的思维和角度。
王文：2018年11月，您曾到访中国，并在中国高校讲课。对中国年轻人和同行，您有什么建议？
杜金：我认为，首先要成为一个“更地道”的中国人，才能比其他人更了解世界。想了解世界，就需要先了解自己。如果你不够自信，对自己国家的身份认同显得很弱，就不可能认知他国与多极化的未来。（莫斯科大学张慧敏、俄罗斯科学院冯士德参与对话，并帮助整理）（《环球时报》10月26日7版文章）
“我与普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王文：首先对您痛失爱女表示慰问，对杜金娜不幸遇难表示哀悼。受俄乌冲突影响，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国内发生多起针对平民目标的袭击事件。俄罗斯当前的状况如何？
杜金：我很感谢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杜金娜被害是针对俄罗斯恐怖战争的开始，俄境内正处于危急状态。这是西方恐怖分子第一次在俄罗斯境内对俄公民进行袭击。我们已知道，行动来自基辅……尽管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拒绝解释并谴责这次恐怖袭击，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针对我，也针对我的女儿，因为我们是一体的。
我想再次强调，我在俄罗斯没有任何官方职务，也没有参加发生在乌克兰东部的特别军事行动。令人不安的恐怖行为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我们所言所想而被谋杀，这是前所未有的。杜金娜和我没有做任何可以被认为是参与军事、政治或行政方面的事情。而这就是战争。
欧盟对我实施制裁，因为我对特别军事行动的神学基础进行了解释。因为你的理念而被谋杀，这悲剧性地展示了思想是多么重要，这是用生命在做赌注。但如果你是战士，你应该准备好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你作出政治决策，你就应该准备好为你的决策“埋单”。
俄罗斯正在发生深刻的思想革命，俄乌冲突升级是彻底改变的开始。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接受西方霸权、西方制度、西方价值观、西方政治民主，以西方为榜样，认为西方可以做自己的“救命稻草”。
这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区别。俄罗斯当时背叛了国家的独立性。普京2000年出任总统，执政后开始为俄罗斯的独立自主而战。但过去22年，俄罗斯却一直在西方制定的规则下无法挣脱。从一开始，这就是西方所希望的——以此来削弱俄罗斯，对俄进行打击。
普京总统试图调和俄罗斯崛起与融入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但这是不可能的。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达到极点。普京不得不对此作出激烈反应，但是俄罗斯社会并没有为此做好长期准备。我们试图调整社会理念和自我评估，以适应所处的情况，这是非常激烈和戏剧性的过程。
王文：关于俄与西方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记得您2008年就写过一篇文章。但通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会提出避免大国冲突升级的建议。如，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时，中国学者会反驳这种“预言”。
我想与您探讨的是，为什么俄罗斯的精英们没有能尽力避免冲突升级呢？或让决策者采取比特别军事行动更好的办法？
杜金：这同个人与群体的意识平衡有关。俄罗斯社会很特殊，领导者必须向全社会作出安全保证。如何调和这种关系，一直是普京所考虑的。接受西方与保证俄罗斯独立自主是一组矛盾。普京希望调和矛盾，保持某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很脆弱的。
普京一直试图保持与西方的和平发展，不使用军事手段，避免冲突升级。但西方欺骗了俄罗斯，战争越来越不可避免。很可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看，我们应该筹备得更好才是。
王文：您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西方媒体认为，俄近些年的对外战略中能看到“新欧亚主义”理论的影子。这也是近年来一些西方传闻说您是“普京总统的幕僚”，甚至是“普京大脑”的原因。也有人说，您是当年普京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沟通的“中间人”。您对这些说法有什么回应？
杜金：我非常支持普京，我们的精神是相似的。但我与他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自信比任何人都明白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这样说，可能有些不够谦虚，但我深爱着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
提到“新欧亚主义”，我认为真实的欧亚大陆一体化理论，应当同时介绍给中国的精英们，而不是此前被曲解的版本。在俄罗斯，有人把“新欧亚主义”视为是“新殖民主义”，而在中国，也有人将其视为“俄罗斯版的帝国主义”。我们应该寻找各种方式去理解彼此，我所说的欧亚大陆一体化并不是仅仅包括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还包括印度、东南亚、西亚的深度合作。
“俄罗斯想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
王文：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一种理性与务实的选择。我曾多次去过伊朗，这是个资源与潜力都很好的国家，但经济发展受到西方长期制裁的严重影响。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与西方完全“脱钩”，是否也会像伊朗一样？
杜金：西方不只是经济和科技发达的代名词，西方代表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霸权、种族主义、本体论，可延伸为殖民主义、单极化。这是西方的本质。俄已对西方宣战，被迫切断与西方的合作，试图通过战胜西方霸权，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而不是世界的中心。为达到目标，我们要提升自己，把自己“非西方化”，将西方边缘化。
俄罗斯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目标，希望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共同抵抗西方霸权，我们一起也许能够战胜它们。这是多极化对单极化的战争。
王文：在您的逻辑中，世界渐渐地被分成两极，新的冷战会开始。您前不久撰文说，“我们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西方执着地将我们推向战场”。
现在看来，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危险。对中国而言，我们不想进入一场新的冷战。中国更适合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发展，也更专注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中国正在应对与美国的竞争，但仍全力在激烈的矛盾中寻找新的平衡点。我相信，印度、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也都不希望卷入新的冷战或世界大战。
杜金：现在，形势已不是俄罗斯单方面所能决定的。我们已越过防线，正与西方进行对抗。
很多国家的地缘政治观所面对的是：选择被海权国家控制还是通过斗争争取成为陆权国家。作为陆权国家，俄罗斯正在抵抗海权国家。如果没有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也会成为西方的下一个终极敌人。
我认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下生存，要么像俄罗斯一样战斗。这是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分析，我清楚我的观点与中国的观点显然不一样。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中国的战略家们能认清地缘政治形势，避免像俄罗斯这样陷入当前的处境。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在一个平衡的位置之上。从这个方面看，如果俄罗斯不在平衡美国霸权的天平上，那么，中国就会成为容易被海权国家挑起攻击性军事冲突的受害者，但中国是强调拥有主权和希望持续繁荣的国家。现在，同样强调独立自主的印度、巴西、南非、伊斯兰世界都处在选择中，但选择的结果取决于天平另一侧对立面的实力。
我非常认可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希望，对伊朗、印度、阿拉伯国家等来说，也是如此。总之，我们不想和西方对抗，我们是在和宣称要统治世界、但没有起到很好表率作用的“西方”对抗。我们应该为了多极化奋斗，而不是单极化。
“中国应对挑战时深藏智慧”
王文：应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挑战，中国是有心理准备的。无论是贸易战、科技战还是舆论战，中国的主要应对之道基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智慧，致力于寻找多元化、温和的解决方案，并取得不错的斗争成果。俄罗斯有很大的战略纵深和资源潜力，如何才能用一种更聪明、更多元的方式来应对西方呢？
杜金：既成事实的解决方案是特别军事行动。我们没有使用其他更多元的方式，也无法采取其他方式。特别军事行动是很差的抉择，但我们没有能力用和平方式达成与乌克兰和西方的和解。尽管当下的战局很糟糕，但好过于更差的被（西方）摧毁的情况。
中国的应对方式是深藏智慧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把中国作为观察的对象。中国共产党能谨慎、稳重地决策，将确保国家利益和推动全球化发展结合起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西方没能通过文化渗透、网络攻击等方式摧毁中国共产党，更无法让中国陷入混乱。
俄罗斯恰恰相反，西方正试图摧毁俄联邦政府的绝对控制权，将其推到人民的对立面。回看叶利钦时代，西方冲击的受害者还是俄罗斯百姓。普京政府正试图阻止与扭转这样的局面，选择改革和重塑来自我救赎。
我们现在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上，正在等待西方因能源危机而妥协，这也将促使俄方从其他维度去解决问题。
王文：我们来讨论一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这次我在俄罗斯走访20多座城市，和许多地方官员探讨如何在不同层级加强中俄两国关系，如地方层面、民间层面、精英层面。我发现，每个层面的认知并不一致。从顶层设计看，中俄两国互信合作的战略意识是充分的，也是坚定的，但是民间层面、精英层面对中俄合作的看法却非常多元，甚至有一些想法并不利于两国双边合作。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杜金：俄中两国当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如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应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对方，提升双边合作。我们需要开辟更多“二轨对话”。在我看来，人类未来取决于俄中的深层次合作，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效地了解彼此。我们已是多极世界中的两极，两国民众应为俄中的发展继续奋斗，让两国关系更加和谐。
西方社会和俄罗斯其实都不够了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在对中国进行分析时几乎忽略了文化的特殊意义。中国对做一件事的轻重缓急很有讲究。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去激化矛盾，而是去缓和与化解冲突。我认为，这种文化并不完全是儒学文化，部分也来自道家思想。
西方文化，包括俄罗斯的政治文化都过于激进，总是绝对的黑与白、善与恶。中国观察世界的思维和角度是健康的，但西方国家观察中国的思维和视角并不那么健康，其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甚至是病态的思维和角度。
王文：2018年11月，您曾到访中国，并在中国高校讲课。对中国年轻人和同行，您有什么建议？
杜金：我认为，首先要成为一个“更地道”的中国人，才能比其他人更了解世界。想了解世界，就需要先了解自己。如果你不够自信，对自己国家的身份认同显得很弱，就不可能认知他国与多极化的未来。（莫斯科大学张慧敏、俄罗斯科学院冯士德参与对话，并帮助整理）（《环球时报》10月26日7版文章）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