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奇隆可以说是一代人心中的男神，曾经作为小虎队的一员，他火遍亚洲。即使人到中年，他凭借《步步惊心》中的四阿哥一角再次圈粉无数，并与剧中的女主角刘诗诗因戏生情，两人结婚生子，仿若人生赢家。不拍戏的时候他就带着刘诗诗去旅行，平时在社交平台上也是“炫妻狂魔”，吴奇隆喜欢这样的生活。但在一开始他并不是这样的，他与蔡少芬、马雅舒都有过一段情，她们见证了他的不堪和成长，但终究都是有缘无份。在漫长的人生路中，吴奇隆和蔡少芬、马雅舒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最后娶了刘诗诗？往事如云，一切都得从故事的开始说起。
1999年，吴奇隆跟蔡少芬在拍摄《缘，妙不可言》时擦出火花。那时候，吴奇隆是台湾很火的”小虎队”成员，蔡少芬是港姐，刚刚凭借《妙手仁心》获得TVB视后，两人看起来很般配。他们在一起谈恋爱3年多，都要谈婚论嫁了，最后还是分手了。当年，两人对外宣称分手原因是因为”性格不合”，时隔多年后，蔡少芬在节目中透露，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各自的过往，会相互鼓励，但时间长了就会厌烦，并且感觉没有以后。他们分开的原因与其说是性格不合，不如说是原生家庭惹的祸。蔡少芬和吴奇隆都是苦孩子。蔡少芬5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她跟着好赌的母亲。
母亲欠了很多债，蔡少芬17岁出道，赚的钱都给母亲还了赌债。这也就算了，母亲为了钱，还撮合女儿跟当时已经有家室的富豪刘銮雄在一起。跟刘銮雄在一起6年，对方也帮着蔡少芬还了不少债，但是母亲的欲望就像一个无底洞，压得蔡少芬喘不过气来。即便在2000年，蔡少芬跟吴奇隆在一起后的第二年，蔡少芬公开宣称跟母亲断绝关系，想要重新做回自己，但是一方面需要疗愈多年的伤痛，另一方面呢，还要继续承受着吴奇隆”为父还债”。吴奇隆1988年出道，虽然出道早，但是一直到2001年，他赚的钱也都用来替父亲还债。也就是说，吴奇隆跟蔡少芬在一起的3年时间里，他一直承受着家庭的压力，每天拼命地赚钱给父亲还债。
也难怪会让人觉得”看不到以后”，在这段关系中，两个人都带着各自的伤痛，自己都舔舐不了伤口，哪有那么多精力去给对方疗伤啊。与蔡少芬分开后，吴奇隆很长一段时间都一心扑在事业上，直到拍摄《萧十一郎》时遇见马雅舒。马雅舒有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从小都生活得很幸福。终于，他遇见了一个能给予他爱的女人，终于可以弥补原生家庭带给他的种种遗憾。马雅舒曾经在一次访问中说过，她不在乎吴奇隆有没有钱，只在乎他这个人。的确，那时候的吴奇隆也真的没钱，尽管他是当红的明星，但他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些债务。
虽然故事的后来两人不欢而散，但不可否认当时的两人是真心相爱。那时有一次吴奇隆拍戏受伤，很可能会瘫痪，马雅舒没有离开他，反而是寸步不离地照顾他。当医生对她说吴奇隆可能瘫痪时，她坚定地说：“我会照顾他一辈子。”还好吴奇隆康复了，两人也走进了婚姻的殿堂，2006年两人结婚了，不过很寒酸，当时两人结婚证上的合照是在路边胶卷店拍的，没有摆酒席，没有度蜜月，婚房则由两人一起贷款购买，至于结婚事宜，都由马雅舒娘家操办。那时的吴奇隆条件不好，马雅舒还是义无反顾的嫁了。结婚那一天，马雅舒和吴奇隆肯定没有想过他们的婚姻会那么快地走到尽头，2008年两人离婚了。
后来吴奇隆在一档节目中说那时候两人因为拍戏聚少离多，“结婚两年睡不到五次”。 马雅舒则在一档节目中坦言当年“他不再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我也是。”也许，马雅舒真的很爱他，才会选择与这样一个穷小子进入婚姻。但她很快发现，婚姻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没有钱，再深刻的爱情也会被消磨殆尽。于是，随着马雅舒与外籍男子的绯闻爆发，两人的婚姻彻底走到了尽头。经常有年轻的小姑娘说，我想要最纯粹的爱情，与金钱无关。爱情确实与金钱无关，但婚姻中爱情只是起点，金钱才是你们婚姻前进路上持之以恒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有的一切都如海市蜃楼，也许在下一瞬间就化为泡影了。
虽然两人离婚后又因为财产分配、赡养费等问题陷入了罗生门，但不管如何，曾经恩爱的两人已经结束了。故事的后来吴奇隆因为《步步惊心》遇到了刘诗诗，在事业再度翻红的同时他再次收获了爱情。2015年，两人在相恋2年之后结婚了。他为刘诗诗买了价值1200万元的婚戒，定制了价值300万元的婚纱，空运了50万只鲜花到婚礼现场，花费近千万台币飞机费用只为接送百位宾客并且不收礼金。最重要的是这一次他没有做“甩手掌柜”，而是所有婚礼细节基本都由他来安排，刘诗诗只需要去专心拍戏就可以了。也许正是这两次感情的失利，
才会让吴奇隆在与刘诗诗结婚时说出这样一段话吧：我也不止一次埋怨过老天，以前我老怪他，还说他对我不好，对我不公平，让我经历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可是现在我也明白为什么了，因为他把最好的都给我了！我会听话的！他在婚礼上的感慨，不仅包含了自己这么多年背负的压力，还包括了两段让人伤心的感情。他与蔡少芬分手是因为两个人太相似，都是缺爱的人很难得到治愈；马雅舒给了他很多的爱，让他感受到了难得的温暖，但两人终究逃不过庸俗的钱，最后只能分道扬镳。
终于，吴奇隆熬过了最难的时光，遇见了《步步惊心》后，他所有的债务已经还清，他终于可以舒一口气，开始自己的人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那个阳光、充满爱意的刘诗诗，照进了他的心房，渐渐融化了他封锁多年的内心。刘诗诗和马雅舒一样，有一个很好的原生家庭，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能给予吴奇隆最重要的爱与温暖。并且，在遇见刘诗诗时，他已经变回了他自己，不再是家庭还债的机器，他开始正视自己的人生，正视自己的感情。吴奇隆与蔡少芬恋爱，最后因为有太过相似的原生家庭，给不了彼此都需要的爱时，只能选择分手；
后来与马雅舒结婚时，因为太穷让两人终究跌下爱情的神坛，选择分开；与刘诗诗在一起时，他已收获自由，刘诗诗的温暖和阳光让他感受到了人生的幸福，与她步入了婚姻。从吴奇隆的三段感情中，我发现了3个婚姻的真相：一段婚姻，离不开一个人的性格、经济基础，还有时机。蔡少芬终于能给她想要的爱与保护的张晋结合，生下了三个可爱的孩子；马雅舒与外籍丈夫生了2个可爱的孩子，淡出娱乐圈，开始自己幸福的人生。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1999年，吴奇隆跟蔡少芬在拍摄《缘，妙不可言》时擦出火花。那时候，吴奇隆是台湾很火的”小虎队”成员，蔡少芬是港姐，刚刚凭借《妙手仁心》获得TVB视后，两人看起来很般配。他们在一起谈恋爱3年多，都要谈婚论嫁了，最后还是分手了。当年，两人对外宣称分手原因是因为”性格不合”，时隔多年后，蔡少芬在节目中透露，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各自的过往，会相互鼓励，但时间长了就会厌烦，并且感觉没有以后。他们分开的原因与其说是性格不合，不如说是原生家庭惹的祸。蔡少芬和吴奇隆都是苦孩子。蔡少芬5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她跟着好赌的母亲。
母亲欠了很多债，蔡少芬17岁出道，赚的钱都给母亲还了赌债。这也就算了，母亲为了钱，还撮合女儿跟当时已经有家室的富豪刘銮雄在一起。跟刘銮雄在一起6年，对方也帮着蔡少芬还了不少债，但是母亲的欲望就像一个无底洞，压得蔡少芬喘不过气来。即便在2000年，蔡少芬跟吴奇隆在一起后的第二年，蔡少芬公开宣称跟母亲断绝关系，想要重新做回自己，但是一方面需要疗愈多年的伤痛，另一方面呢，还要继续承受着吴奇隆”为父还债”。吴奇隆1988年出道，虽然出道早，但是一直到2001年，他赚的钱也都用来替父亲还债。也就是说，吴奇隆跟蔡少芬在一起的3年时间里，他一直承受着家庭的压力，每天拼命地赚钱给父亲还债。
也难怪会让人觉得”看不到以后”，在这段关系中，两个人都带着各自的伤痛，自己都舔舐不了伤口，哪有那么多精力去给对方疗伤啊。与蔡少芬分开后，吴奇隆很长一段时间都一心扑在事业上，直到拍摄《萧十一郎》时遇见马雅舒。马雅舒有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从小都生活得很幸福。终于，他遇见了一个能给予他爱的女人，终于可以弥补原生家庭带给他的种种遗憾。马雅舒曾经在一次访问中说过，她不在乎吴奇隆有没有钱，只在乎他这个人。的确，那时候的吴奇隆也真的没钱，尽管他是当红的明星，但他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些债务。
虽然故事的后来两人不欢而散，但不可否认当时的两人是真心相爱。那时有一次吴奇隆拍戏受伤，很可能会瘫痪，马雅舒没有离开他，反而是寸步不离地照顾他。当医生对她说吴奇隆可能瘫痪时，她坚定地说：“我会照顾他一辈子。”还好吴奇隆康复了，两人也走进了婚姻的殿堂，2006年两人结婚了，不过很寒酸，当时两人结婚证上的合照是在路边胶卷店拍的，没有摆酒席，没有度蜜月，婚房则由两人一起贷款购买，至于结婚事宜，都由马雅舒娘家操办。那时的吴奇隆条件不好，马雅舒还是义无反顾的嫁了。结婚那一天，马雅舒和吴奇隆肯定没有想过他们的婚姻会那么快地走到尽头，2008年两人离婚了。
后来吴奇隆在一档节目中说那时候两人因为拍戏聚少离多，“结婚两年睡不到五次”。 马雅舒则在一档节目中坦言当年“他不再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我也是。”也许，马雅舒真的很爱他，才会选择与这样一个穷小子进入婚姻。但她很快发现，婚姻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没有钱，再深刻的爱情也会被消磨殆尽。于是，随着马雅舒与外籍男子的绯闻爆发，两人的婚姻彻底走到了尽头。经常有年轻的小姑娘说，我想要最纯粹的爱情，与金钱无关。爱情确实与金钱无关，但婚姻中爱情只是起点，金钱才是你们婚姻前进路上持之以恒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有的一切都如海市蜃楼，也许在下一瞬间就化为泡影了。
虽然两人离婚后又因为财产分配、赡养费等问题陷入了罗生门，但不管如何，曾经恩爱的两人已经结束了。故事的后来吴奇隆因为《步步惊心》遇到了刘诗诗，在事业再度翻红的同时他再次收获了爱情。2015年，两人在相恋2年之后结婚了。他为刘诗诗买了价值1200万元的婚戒，定制了价值300万元的婚纱，空运了50万只鲜花到婚礼现场，花费近千万台币飞机费用只为接送百位宾客并且不收礼金。最重要的是这一次他没有做“甩手掌柜”，而是所有婚礼细节基本都由他来安排，刘诗诗只需要去专心拍戏就可以了。也许正是这两次感情的失利，
才会让吴奇隆在与刘诗诗结婚时说出这样一段话吧：我也不止一次埋怨过老天，以前我老怪他，还说他对我不好，对我不公平，让我经历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可是现在我也明白为什么了，因为他把最好的都给我了！我会听话的！他在婚礼上的感慨，不仅包含了自己这么多年背负的压力，还包括了两段让人伤心的感情。他与蔡少芬分手是因为两个人太相似，都是缺爱的人很难得到治愈；马雅舒给了他很多的爱，让他感受到了难得的温暖，但两人终究逃不过庸俗的钱，最后只能分道扬镳。
终于，吴奇隆熬过了最难的时光，遇见了《步步惊心》后，他所有的债务已经还清，他终于可以舒一口气，开始自己的人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那个阳光、充满爱意的刘诗诗，照进了他的心房，渐渐融化了他封锁多年的内心。刘诗诗和马雅舒一样，有一个很好的原生家庭，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能给予吴奇隆最重要的爱与温暖。并且，在遇见刘诗诗时，他已经变回了他自己，不再是家庭还债的机器，他开始正视自己的人生，正视自己的感情。吴奇隆与蔡少芬恋爱，最后因为有太过相似的原生家庭，给不了彼此都需要的爱时，只能选择分手；
后来与马雅舒结婚时，因为太穷让两人终究跌下爱情的神坛，选择分开；与刘诗诗在一起时，他已收获自由，刘诗诗的温暖和阳光让他感受到了人生的幸福，与她步入了婚姻。从吴奇隆的三段感情中，我发现了3个婚姻的真相：一段婚姻，离不开一个人的性格、经济基础，还有时机。蔡少芬终于能给她想要的爱与保护的张晋结合，生下了三个可爱的孩子；马雅舒与外籍丈夫生了2个可爱的孩子，淡出娱乐圈，开始自己幸福的人生。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年轻人还应该做理想主义者吗#理想主义者梁卫星，依然没有与现实和解】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我挣脱窒息的纪念。
#洞见计划#阅读梁卫星的完整故事请点击：https://t.cn/A6MpN3KI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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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网红交警谭乔的心事：压力大确诊抑郁，自嘲“最可怜的名人”】《谭谈交通》停播三年后，因为节目片段在网上的爆红，昔日的交警谭乔再次回归到公众视野。过去十多年，凭借诙谐、平民化的主持风格，谭乔成为成都家喻户晓的名人。但现在，他自嘲是“最可怜的名人”。从警半生，在集体中，他没有得到期望中的认可，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年近五十，确诊中度抑郁后，他意识到，自己苦苦等待的东西早在十几年前就注定会失去。
成为“谭警官”之前，谭乔的确扮演过不少角色。他卖过草纸、养过猪，当过传菜生、也刷过腻子。收到父亲来信的那年，他23岁，在贵阳邮电局当修理工。“成都招考一百名交警，你不是想当交警吗。”父亲在信上写。交警收入不高，但是个“干部”，体面，荣耀。1995年的夏天，谭乔从贵阳回到成都。
谭乔身上的市井底色，让他成为集体中不安分的那一个。上世纪90年代，交警执法，一套动作都有严格规定：伸手，车子靠边；敬礼，出示驾照；根据规定，进行处罚；罚单开好了，请签字。“多余的动作和多余的话都不能有”。可谭乔就是忍不住多说几句，“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违法。”
有一次，谭乔在路口执勤，拦下了一个没有系安全带的司机，司机死活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那时候没有执法记录仪，没有证据留存。谭乔只能学对方“耍赖”，把对方的驾照本往兜里一塞。司机闹到没辙，交了罚款。数个月后，这人专门找到谭乔道谢，说自己前不久在一起高速追尾事件中捡回一条命，全靠安全带。
这次经历让谭乔兴奋，“如果多说一点话有用，那么我愿意多说几次”。之后，他的“废话”越说越多。尽管按规定，这不该是一个交警应该有的举动。 “言多必失”，同事为此没少费唇舌——“你少说一点就没事了”。
集体内部开找问题大会，谭乔少不了是要被喊上的那个，十几个人会议室坐成一排，别人被提到的问题大多是迟到早退，说到谭乔时，大多时候是“不让人放心”。后来很多次开会，谭乔大多是被点名站着听完的。他很少再想关于前途的事，“一个天天在会上挨批评的人，哪里有什么前途呢”。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开始实施，次年，成都电视台和交管局希望做一档节目，向市民宣传。在谭乔之前，制片人高云见过不少候选者，形象好、气质佳、业务熟练的有不少，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交管局里有人想到那个会演小品的谭乔。几乎是试镜一结束，他就被选中了。摄像机的提示灯一亮起，段子、贯口、改编歌他信手拈来。节目凭借新颖、有趣的风格，迅速打响了名头。
白色捷达车在路上跑的时候，车窗里呼呼灌风，谭乔握着方向盘，眼观四方，摄像在副驾支起相机，他们追电动车、三轮车，也拦引擎轰鸣的兰博基尼、玛莎拉蒂。通常，谭乔会对载人摩托，超重的拉货三轮更加关注，他觉得，这些生活艰苦的更需要关注，“这一个人如果在路上倒下了，一个家庭可就垮了”。
《谭谈交通》口碑和传播度一路飘高。很多人告诉他：“我天天守着看”。谭乔很受鼓舞——“只要有人愿意看，就说明我们可能在他的心中植入一颗安全的种子。”
2007年，成都市举办“十佳交警”评选活动，谭乔却没有在候选人名单里看到自己的名字。那时他已被调任交管局宣传处，候选人多为一线执勤人员，但他看重这份来自集体的肯定。据他说，后来一封从重庆寄来的市民来信改变了结果，信上说，“我想代表我们全家给谭警官投6票，可怎么没有谭乔？”谭乔后来当选了，心里这道坎却怎么都过不去。
2018年，谭乔受邀去大学进行交通安全知识方面的讲座，课间，他打开了直播，和粉丝互动。当天，他被举报，理由是穿警服直播。他觉得憋屈，几天后的凌晨三点，他从床上爬起来，再次打开了直播，这次镜头对准了家里的墙壁，他没有露面。但这次也被录了屏，传到了单位。
谭乔觉得再也受不了了。他想离开，急于摆脱现在的困境。休息一段时间后，在单位反复劝说下，谭乔回到办公室，做一些简单的内勤工作。回去上班的第一天，因为觉得遭受了冷言讥讽，他和同事发生了口角，差点动手打起来。
在妻子眼里，一向很有分寸感的谭乔，开始经常在外面喝到酩酊大醉。母亲意识到情况不对，把他带到了医院。医生诊断后担心是精神分裂的前兆，建议他们住院治疗。“你才有神经病呢！”谭乔逃出了医院。此后不久，他被确诊中度抑郁。
谭乔一直想要追寻集体的认可，这份渴望贯穿过去的二十多年。今年上半年，他驾车经过成都市主干道，两次路遇电子指示牌，上面闪烁着关于成都某交警获得全国荣誉奖章的贺词，连续两次，谭乔都把上面的字样逐字念给同行的人听，“全国性的奖章，这些殊荣就是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谭乔羡慕他。
《谭谈交通》停播后，随着治疗进行到后半程，谭乔的病情有所好转，偶尔服用助眠类药物。日子空了下来，他却一点闲不下来——他忍不住去翻看原来录制的那些视频，13年的影像资料，3000多条，几个T的容量，都备份在硬盘里，塞在房间角落。
一些视频片段被谭乔传上网络，其中一个用拖车运送木材的中年男人，引起了网上的热烈讨论。那是2011年，他在录制《谭谈交通》时拦下的一位大爷，大爷父母双亡，妻儿早逝，只有患智力障碍的弟弟和一条老狗陪着他，但他乐观地说：“往前看。”这则节目片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网络上走红，片中的大爷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活着》主人公“福贵”。
再回看的时候，谭乔有些自责，那时已经是节目后期，他和被执法者的交流变得有些流程化，“为什么我当时没多问两句呢”，“我当时真的在关心他吗？”
谭乔想要寻找福贵。在当年拦下福贵的观音桥附近，以及目的地华阳街道一带，他的找寻间断地持续了几年，始终一无所获。希望在今年4月传来，有网友告诉他，福贵在天府新区一带的木材厂出现过。追着这条线索一路打听，终于在四川东部的一座城市见到了福贵。
漫长的10年过去了，福贵成了家，女儿已经5岁。“好幸福啊”谭乔又一次忍不住感慨，他想到了妻子和已经一岁的女儿。“曾经的30年，为了自己追求的事业、梦想或说是一种诉求，我是不是太执着在里边了？”
他想起2018年，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朋友带他去了沙漠旅行。那是一个完全依凭兴趣集结起来的群体，他和伙伴们分享各自的吃食。谭乔想到了小时候春游，家里条件紧张，他手里攥着母亲准备的白面馒头，眼里巴巴望着的却是别人的酥皮面包。
幼年谭乔自学生时代就没什么朋友、是总不被看好的，如果被老师表扬，能高兴一个星期。他那时候七八岁，好想吃酥皮面包啊，“能交换吗”，“能一起吃吗”，他总是拦住同学们问。几十年过去，谭乔快五十岁了，沙漠里，他问自己，“这么多年了，自己和儿时有什么区别呢？”
三年后，再回忆那个时刻——他手掌半张开，抓着并不存在的“馒头”和“面包”悬在胸前，眼眶泛红，泪水灌满了他的眼。#洞见计划# https://t.cn/A6V9nXPt
成为“谭警官”之前，谭乔的确扮演过不少角色。他卖过草纸、养过猪，当过传菜生、也刷过腻子。收到父亲来信的那年，他23岁，在贵阳邮电局当修理工。“成都招考一百名交警，你不是想当交警吗。”父亲在信上写。交警收入不高，但是个“干部”，体面，荣耀。1995年的夏天，谭乔从贵阳回到成都。
谭乔身上的市井底色，让他成为集体中不安分的那一个。上世纪90年代，交警执法，一套动作都有严格规定：伸手，车子靠边；敬礼，出示驾照；根据规定，进行处罚；罚单开好了，请签字。“多余的动作和多余的话都不能有”。可谭乔就是忍不住多说几句，“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违法。”
有一次，谭乔在路口执勤，拦下了一个没有系安全带的司机，司机死活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那时候没有执法记录仪，没有证据留存。谭乔只能学对方“耍赖”，把对方的驾照本往兜里一塞。司机闹到没辙，交了罚款。数个月后，这人专门找到谭乔道谢，说自己前不久在一起高速追尾事件中捡回一条命，全靠安全带。
这次经历让谭乔兴奋，“如果多说一点话有用，那么我愿意多说几次”。之后，他的“废话”越说越多。尽管按规定，这不该是一个交警应该有的举动。 “言多必失”，同事为此没少费唇舌——“你少说一点就没事了”。
集体内部开找问题大会，谭乔少不了是要被喊上的那个，十几个人会议室坐成一排，别人被提到的问题大多是迟到早退，说到谭乔时，大多时候是“不让人放心”。后来很多次开会，谭乔大多是被点名站着听完的。他很少再想关于前途的事，“一个天天在会上挨批评的人，哪里有什么前途呢”。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开始实施，次年，成都电视台和交管局希望做一档节目，向市民宣传。在谭乔之前，制片人高云见过不少候选者，形象好、气质佳、业务熟练的有不少，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交管局里有人想到那个会演小品的谭乔。几乎是试镜一结束，他就被选中了。摄像机的提示灯一亮起，段子、贯口、改编歌他信手拈来。节目凭借新颖、有趣的风格，迅速打响了名头。
白色捷达车在路上跑的时候，车窗里呼呼灌风，谭乔握着方向盘，眼观四方，摄像在副驾支起相机，他们追电动车、三轮车，也拦引擎轰鸣的兰博基尼、玛莎拉蒂。通常，谭乔会对载人摩托，超重的拉货三轮更加关注，他觉得，这些生活艰苦的更需要关注，“这一个人如果在路上倒下了，一个家庭可就垮了”。
《谭谈交通》口碑和传播度一路飘高。很多人告诉他：“我天天守着看”。谭乔很受鼓舞——“只要有人愿意看，就说明我们可能在他的心中植入一颗安全的种子。”
2007年，成都市举办“十佳交警”评选活动，谭乔却没有在候选人名单里看到自己的名字。那时他已被调任交管局宣传处，候选人多为一线执勤人员，但他看重这份来自集体的肯定。据他说，后来一封从重庆寄来的市民来信改变了结果，信上说，“我想代表我们全家给谭警官投6票，可怎么没有谭乔？”谭乔后来当选了，心里这道坎却怎么都过不去。
2018年，谭乔受邀去大学进行交通安全知识方面的讲座，课间，他打开了直播，和粉丝互动。当天，他被举报，理由是穿警服直播。他觉得憋屈，几天后的凌晨三点，他从床上爬起来，再次打开了直播，这次镜头对准了家里的墙壁，他没有露面。但这次也被录了屏，传到了单位。
谭乔觉得再也受不了了。他想离开，急于摆脱现在的困境。休息一段时间后，在单位反复劝说下，谭乔回到办公室，做一些简单的内勤工作。回去上班的第一天，因为觉得遭受了冷言讥讽，他和同事发生了口角，差点动手打起来。
在妻子眼里，一向很有分寸感的谭乔，开始经常在外面喝到酩酊大醉。母亲意识到情况不对，把他带到了医院。医生诊断后担心是精神分裂的前兆，建议他们住院治疗。“你才有神经病呢！”谭乔逃出了医院。此后不久，他被确诊中度抑郁。
谭乔一直想要追寻集体的认可，这份渴望贯穿过去的二十多年。今年上半年，他驾车经过成都市主干道，两次路遇电子指示牌，上面闪烁着关于成都某交警获得全国荣誉奖章的贺词，连续两次，谭乔都把上面的字样逐字念给同行的人听，“全国性的奖章，这些殊荣就是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谭乔羡慕他。
《谭谈交通》停播后，随着治疗进行到后半程，谭乔的病情有所好转，偶尔服用助眠类药物。日子空了下来，他却一点闲不下来——他忍不住去翻看原来录制的那些视频，13年的影像资料，3000多条，几个T的容量，都备份在硬盘里，塞在房间角落。
一些视频片段被谭乔传上网络，其中一个用拖车运送木材的中年男人，引起了网上的热烈讨论。那是2011年，他在录制《谭谈交通》时拦下的一位大爷，大爷父母双亡，妻儿早逝，只有患智力障碍的弟弟和一条老狗陪着他，但他乐观地说：“往前看。”这则节目片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网络上走红，片中的大爷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活着》主人公“福贵”。
再回看的时候，谭乔有些自责，那时已经是节目后期，他和被执法者的交流变得有些流程化，“为什么我当时没多问两句呢”，“我当时真的在关心他吗？”
谭乔想要寻找福贵。在当年拦下福贵的观音桥附近，以及目的地华阳街道一带，他的找寻间断地持续了几年，始终一无所获。希望在今年4月传来，有网友告诉他，福贵在天府新区一带的木材厂出现过。追着这条线索一路打听，终于在四川东部的一座城市见到了福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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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2018年，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朋友带他去了沙漠旅行。那是一个完全依凭兴趣集结起来的群体，他和伙伴们分享各自的吃食。谭乔想到了小时候春游，家里条件紧张，他手里攥着母亲准备的白面馒头，眼里巴巴望着的却是别人的酥皮面包。
幼年谭乔自学生时代就没什么朋友、是总不被看好的，如果被老师表扬，能高兴一个星期。他那时候七八岁，好想吃酥皮面包啊，“能交换吗”，“能一起吃吗”，他总是拦住同学们问。几十年过去，谭乔快五十岁了，沙漠里，他问自己，“这么多年了，自己和儿时有什么区别呢？”
三年后，再回忆那个时刻——他手掌半张开，抓着并不存在的“馒头”和“面包”悬在胸前，眼眶泛红，泪水灌满了他的眼。#洞见计划# https://t.cn/A6V9nX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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