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宁探店｜与城市的“书屋”相遇
书店的意义不止于书
还有它所营造出的那个环境
邂逅书店 做一回慵懒的周末读者
-
走进书店 给人一种归家的舒适感
书店有楼上楼下两个区域
看书✔️闲聊✔️下午茶✔️
在这里呆一下午也不会觉得时间漫长
-
临窗的座位
木质的桌椅
茶叶的清香
还有阳光下纸张的木浆味
我们点了一壶茉莉清茶
店主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走出剧情”
-
：八小时外书店
️：周一至周五晚六点后、周末全天营业（上午需预约）
：船山区圣泉路172号
：人均20+
❣️Tips：店主说后续还会推出中式甜品
-
选一本喜欢的书籍
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生活在此刻美好的不切实际☁️
#遂宁探店##遂宁小鱼探店##跟我来探店##探店# https://t.cn/R2Wx3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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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它所营造出的那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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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有楼上楼下两个区域
看书✔️闲聊✔️下午茶✔️
在这里呆一下午也不会觉得时间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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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窗的座位
木质的桌椅
茶叶的清香
还有阳光下纸张的木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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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平台带货调查：宣传用极限词语 部分主播涉违法】百货公司上千名导购员变身“云柜姐”直播带货；品牌汽车厂商将几个部门的负责人组织起来，推出“高管直播天团”，向观众介绍产品亮点、销售政策及产品如何维修、保养等；市长、县长亲自出马，在互联网平台担任出镜“主播”，亲自“带货”……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催生了直播经济的空前繁荣。但是，在直播带货异常火爆，为企业复产复工、促进产品销售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部分虚假宣传、信息公示不全以及售后没有保证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也陆续被曝光。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委托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开展的直播带货消费调查，就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三成直播带货商家没有充分履行证照信息公示义务，部分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涉嫌存在宣传产品功效或使用极限词问题。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建议，建立行业自律和诚信评价机制；直播行业以及直播平台要积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开展行业自查自纠和自律行动；对于随意夸大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直播带货行为，应纳入社会诚信评价体系；对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主播，除了进行经济处罚，还应将违法情节严重、违法频次较多的主播拉入“黑名单”，实行直播市场禁入，提高违法直播带货成本，增强监管震慑力。
直播带货火爆来袭
深度融合营销创新
直播带货不是今年才出现的新事物，却在今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程度。
早在2016年3月，蘑菇街启动直播功能。不久后，淘宝、苏宁和京东等主流电商平台也相继推出直播功能，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随即上线直播带货功能，直播带货日益盛行。
根据调研公司艾媒咨询统计数据，2019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的总规模达到4338亿元，预计今年规模还将翻一番。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肯定了直播带货成为“网络消费增长新亮点”，电商与直播、短视频开展深度融合属于行业营销创新。
“如果理解直播带货的实质，就不会轻率地判断这又是一个互联网新物种的昙花一现。”腾讯研究院专家周政华告诉记者，直播电商的本质是依托平台社交属性积累的流量和社交关系的价值挖掘，借助网络红人号召力和影响力，将在社交平台积累的粉丝转化为产品消费者，将其对自身的信任转化为消费力。直播带货对提升包括电商、短视频平台乃至许多品牌方及消费者等在内的各方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贡献。
今年的疫情更是给了直播带货一个新的发展契机。“虽然疫情重创了实体经济，但也放大了‘宅经济’效应，电商直播成为联结‘暂停营业’的商家与‘足不出户’消费者的桥梁，同时也加速了‘文案种草、短视频传播到直播带货’消费流程的一气呵成。”周政华说。
直播带货的火爆成为某种必然，其在给消费者带来丰富消费体验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新的问题。比如，有的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虚假宣传，有的直播带货商品没有质量保证，有的直播带货商家售后服务不健全。
宣传使用极限词语
带货主播涉嫌违法
据介绍，本次直播带货消费调查主要包括问卷调查、体验调查和专家研讨三部分。其中，问卷调查自2020年5月26日启动，截至2020年6月2日结束，通过“北京消协”微信公众号、消费者网等渠道，共计收回有效问卷样本5415份。
体验调查选取了10个直播平台作为体验调查对象。体验人员以消费者身份在每个直播平台各进行3次模拟购物体验，共完成30个直播带货体验调查样本。
体验调查发现，在30个直播带货体验样本中，有9个样本涉嫌存在证照信息公示问题，占比30%；有3个样本涉嫌存在虚假宣传问题，占比10%；有1个样本执行“7天无理由退货”不到位，占比3.33%。
体验调查还发现，部分直播带货商家虽然标注“退货包运费”，但退货时实际支付12元运费，商家只补贴10元运费；部分微博直播带货过程中，除了主播语音介绍，平台和商家页面没有任何商品的文字或图片信息；个别直播带货商家要求先交定金，并提示“我已同意定金不退等预售协议”，否则无法提交订单。
调查发现，近九成受访者有直播购物经历，购买商品以服饰、化妆品和食品居多。受访者直播带货时最关心商品质量和商品价格，占比分别为63.86%和63.51%；其次是商品品牌、商品销量和主播人气，占比分别为41.75%、32.63%和23.16%。
调查数据显示，有64.91%的受访者表示担心商品质量问题，55.44%的受访者担心售后没有保证，50.18%的受访者担心虚假宣传，49.82%的受访者担心人气数据造假。
近半受访者认为平台、主播和商家应共同担责，超六成受访者遇到问题找平台维权。“这说明消费者对平台仍然抱有较高期待，平台在直播带货交易过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应当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份直播带货调查报告说。
值得注意的是，三成直播带货商家没有充分履行证照信息公示义务。本次体验调查的30个直播带货样本中，有9个样本涉嫌存在信息公示不到位问题，占比30%。
而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属于依照本法第十条规定的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
部分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涉嫌存在宣传产品功效或使用极限词问题。本次体验调查的30个直播带货样本中，有3个样本涉嫌通过宣传产品功效或极限用词诱导消费者购买商品，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例如，体验人员在某直播平台购买一款鱼油软胶囊时，主播宣称“我们家的产品质量这一块绝对是NO.1”“销量在行业排在全中国第二名”。
“说到底，直播带货就是互联网下新形式的广告宣传销售，只要是广告宣传，就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
明确主体责任划分
加大监管处罚力度
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直播带货业态规范健康发展，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结合本次直播带货消费调查结果，建议明确不同主体的责任划分。通过立法或制定行业标准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相关平台、商家与主播之间的责任划分，加大对平台、商家和主播等各方主体的监管和处罚力度。在强化平台责任的基础上，对主播加强教育和管理，通过系统性培训引导和规范化的考评机制，加强主播的职业素养和规范意识，通过内容监管、飞行检查等手段，做好对主播行为的管理和约束，提高直播带货的准入门槛。
在陈音江看来，主播实际上就是广告代言人，应该承担广告法中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如果主播自己就是网店的店主，通过直播推荐自己网店的商品，此时的主播不仅是广告主，而且是与消费者发生交易关系的经营者，应当承担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和销售者的法律义务，不仅需要对广告的真实性负责，而且要对商品的质量和售后负责。
直播平台虽然不是交易的直接相对方，但也有义务向消费者披露销售者名称、地址等真实情况，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建议，要明确平台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完善内部监管措施和自治规则，从加强入驻审核、商品抽检、营销推广、商品评价、违规管理、售后保障、纠纷解决等直播带货交易全流程的审核把关和生态治理，严格查处各类人气造假、评论造假等造假行为，以及各类诱导交易、虚假交易、规避安全监管的私下交易行为，依法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调查取证，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陈音江说，直播带货中的商家，一般指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也是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营者的所有责任和义务。
陈音江认为，直播带货的相关规定并不存在法律不完善的问题，“其实，广告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都涉及直播带货，只要真正用好这些法律和相关规定，就可以推动直播带货良性发展”。
陈音江建议，要压实大型平台的责任，及时查处一些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对于一些虚假宣传的网红主播，完全可以按照广告法中的广告代言人进行处罚，这样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此外，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者选择直播带货方式购物时，首先，要查看直播平台公示的商家信息，查看其是否有营业执照，如果平台没有公示商家营业执照，就尽量不要购买其商品或服务。其次，不要轻信主播的产品功效宣传和超低价承诺，要根据自身实际需要理性消费。第三，要保存好直播视频、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等证据，遇到问题及时联系商家和平台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向当地消协组织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也可以申请仲裁或到法院提起诉讼，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链接: https://t.cn/A6L1iN78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催生了直播经济的空前繁荣。但是，在直播带货异常火爆，为企业复产复工、促进产品销售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部分虚假宣传、信息公示不全以及售后没有保证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也陆续被曝光。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委托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开展的直播带货消费调查，就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三成直播带货商家没有充分履行证照信息公示义务，部分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涉嫌存在宣传产品功效或使用极限词问题。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建议，建立行业自律和诚信评价机制；直播行业以及直播平台要积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开展行业自查自纠和自律行动；对于随意夸大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直播带货行为，应纳入社会诚信评价体系；对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主播，除了进行经济处罚，还应将违法情节严重、违法频次较多的主播拉入“黑名单”，实行直播市场禁入，提高违法直播带货成本，增强监管震慑力。
直播带货火爆来袭
深度融合营销创新
直播带货不是今年才出现的新事物，却在今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程度。
早在2016年3月，蘑菇街启动直播功能。不久后，淘宝、苏宁和京东等主流电商平台也相继推出直播功能，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随即上线直播带货功能，直播带货日益盛行。
根据调研公司艾媒咨询统计数据，2019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的总规模达到4338亿元，预计今年规模还将翻一番。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肯定了直播带货成为“网络消费增长新亮点”，电商与直播、短视频开展深度融合属于行业营销创新。
“如果理解直播带货的实质，就不会轻率地判断这又是一个互联网新物种的昙花一现。”腾讯研究院专家周政华告诉记者，直播电商的本质是依托平台社交属性积累的流量和社交关系的价值挖掘，借助网络红人号召力和影响力，将在社交平台积累的粉丝转化为产品消费者，将其对自身的信任转化为消费力。直播带货对提升包括电商、短视频平台乃至许多品牌方及消费者等在内的各方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贡献。
今年的疫情更是给了直播带货一个新的发展契机。“虽然疫情重创了实体经济，但也放大了‘宅经济’效应，电商直播成为联结‘暂停营业’的商家与‘足不出户’消费者的桥梁，同时也加速了‘文案种草、短视频传播到直播带货’消费流程的一气呵成。”周政华说。
直播带货的火爆成为某种必然，其在给消费者带来丰富消费体验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新的问题。比如，有的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虚假宣传，有的直播带货商品没有质量保证，有的直播带货商家售后服务不健全。
宣传使用极限词语
带货主播涉嫌违法
据介绍，本次直播带货消费调查主要包括问卷调查、体验调查和专家研讨三部分。其中，问卷调查自2020年5月26日启动，截至2020年6月2日结束，通过“北京消协”微信公众号、消费者网等渠道，共计收回有效问卷样本5415份。
体验调查选取了10个直播平台作为体验调查对象。体验人员以消费者身份在每个直播平台各进行3次模拟购物体验，共完成30个直播带货体验调查样本。
体验调查发现，在30个直播带货体验样本中，有9个样本涉嫌存在证照信息公示问题，占比30%；有3个样本涉嫌存在虚假宣传问题，占比10%；有1个样本执行“7天无理由退货”不到位，占比3.33%。
体验调查还发现，部分直播带货商家虽然标注“退货包运费”，但退货时实际支付12元运费，商家只补贴10元运费；部分微博直播带货过程中，除了主播语音介绍，平台和商家页面没有任何商品的文字或图片信息；个别直播带货商家要求先交定金，并提示“我已同意定金不退等预售协议”，否则无法提交订单。
调查发现，近九成受访者有直播购物经历，购买商品以服饰、化妆品和食品居多。受访者直播带货时最关心商品质量和商品价格，占比分别为63.86%和63.51%；其次是商品品牌、商品销量和主播人气，占比分别为41.75%、32.63%和23.16%。
调查数据显示，有64.91%的受访者表示担心商品质量问题，55.44%的受访者担心售后没有保证，50.18%的受访者担心虚假宣传，49.82%的受访者担心人气数据造假。
近半受访者认为平台、主播和商家应共同担责，超六成受访者遇到问题找平台维权。“这说明消费者对平台仍然抱有较高期待，平台在直播带货交易过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应当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份直播带货调查报告说。
值得注意的是，三成直播带货商家没有充分履行证照信息公示义务。本次体验调查的30个直播带货样本中，有9个样本涉嫌存在信息公示不到位问题，占比30%。
而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属于依照本法第十条规定的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
部分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涉嫌存在宣传产品功效或使用极限词问题。本次体验调查的30个直播带货样本中，有3个样本涉嫌通过宣传产品功效或极限用词诱导消费者购买商品，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例如，体验人员在某直播平台购买一款鱼油软胶囊时，主播宣称“我们家的产品质量这一块绝对是NO.1”“销量在行业排在全中国第二名”。
“说到底，直播带货就是互联网下新形式的广告宣传销售，只要是广告宣传，就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
明确主体责任划分
加大监管处罚力度
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直播带货业态规范健康发展，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结合本次直播带货消费调查结果，建议明确不同主体的责任划分。通过立法或制定行业标准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相关平台、商家与主播之间的责任划分，加大对平台、商家和主播等各方主体的监管和处罚力度。在强化平台责任的基础上，对主播加强教育和管理，通过系统性培训引导和规范化的考评机制，加强主播的职业素养和规范意识，通过内容监管、飞行检查等手段，做好对主播行为的管理和约束，提高直播带货的准入门槛。
在陈音江看来，主播实际上就是广告代言人，应该承担广告法中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如果主播自己就是网店的店主，通过直播推荐自己网店的商品，此时的主播不仅是广告主，而且是与消费者发生交易关系的经营者，应当承担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和销售者的法律义务，不仅需要对广告的真实性负责，而且要对商品的质量和售后负责。
直播平台虽然不是交易的直接相对方，但也有义务向消费者披露销售者名称、地址等真实情况，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建议，要明确平台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完善内部监管措施和自治规则，从加强入驻审核、商品抽检、营销推广、商品评价、违规管理、售后保障、纠纷解决等直播带货交易全流程的审核把关和生态治理，严格查处各类人气造假、评论造假等造假行为，以及各类诱导交易、虚假交易、规避安全监管的私下交易行为，依法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调查取证，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陈音江说，直播带货中的商家，一般指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也是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营者的所有责任和义务。
陈音江认为，直播带货的相关规定并不存在法律不完善的问题，“其实，广告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都涉及直播带货，只要真正用好这些法律和相关规定，就可以推动直播带货良性发展”。
陈音江建议，要压实大型平台的责任，及时查处一些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对于一些虚假宣传的网红主播，完全可以按照广告法中的广告代言人进行处罚，这样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此外，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者选择直播带货方式购物时，首先，要查看直播平台公示的商家信息，查看其是否有营业执照，如果平台没有公示商家营业执照，就尽量不要购买其商品或服务。其次，不要轻信主播的产品功效宣传和超低价承诺，要根据自身实际需要理性消费。第三，要保存好直播视频、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等证据，遇到问题及时联系商家和平台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向当地消协组织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也可以申请仲裁或到法院提起诉讼，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链接: https://t.cn/A6L1iN78
【那些看上去很美的购物全返陷阱 披上公益外衣诱骗（二）】
用看实质来判定性质
对于“购物全返”模式，多位经济、法律领域的专家均表示，使用该模式的平台同时会推出“推荐人返佣”制度，在初期通过拉人头的方式迅速扩大规模，之后通过“购物全返”的模式吸引人们大笔投钱。在这种模式中，如有拉人头、入门费、层级结构、团队计酬等特征，就涉嫌违反禁止传销条例等规定，游走在法律边缘。
但专家同时也表示，很多平台为了躲避法律风险，会以“购物全返”模式为核心，设计出愈发复杂的模式，以及让人眼花缭乱的返利推荐奖励制度，例如，有的平台自称是“社交型电商”，任何消费者都能成为平台虚拟店主，不仅自己购物时能得到40%的返利，任何人在其虚拟店铺中购物都能给店主带来返利；但在这种单一的返利的模式下，还存在复杂的“拉人头”和“团队计酬”等行为。不过这些行为非常隐蔽，多位法律专家表示仅仅根据表面特征，已经无法对其是否涉嫌传销作出判定。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武长海表示，2013年以后，新型网络传销已经成为传销的主要形式，这种新型网络传销也叫微传销，它具有虚拟性、跨地域性、隐蔽性、金融性和更加具有欺骗性等新特点；微传销活动的特点是发起灵活，传播速度快，参与人员隐蔽，资金转移方便，发现和查处难度大，社会危害广，参与人员更加广泛，参与总金额更加巨大。
武长海表示，很多微传销刻意规避了现行法律对传销的定义，钻了法律的空子，因此很多微传销看起来不符合传销的特征，但已经构成了传销之实。
“是否为传销，不是看形式，而是看实质：即平台和上线获得的收益是否来源于公允价格下的利润，如果来源于商品或者服务虚高的价格及下线的投入或者人头费、会费等，即可以确定为传销。”武长海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想让他们清醒已不可能了”
上海的陈燕（化名）就是“购物全返”平台的间接受害者——她的父亲、堂弟以及整个大家庭的十多位亲戚，全都加入了某个电商平台，成为了该平台的虚拟店主。
“平台表面宣传的是人人能做店主，通过经营自己的虚拟店铺，多卖商品，店主从销售利润中提成。但实际上是用各种手段鼓励店主拉人加入，也就是推荐别人在平台上花钱开店。”陈燕七十多岁的父亲自从加入某平台后，像是变了个人，在家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整日埋头发微信和QQ。在父亲眼中，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能发展下线的和不能发展下线的。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父亲和亲戚竟然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因为拉不到人，他们竟然会偷家人的身份证，自己花钱“买店”。陈燕母亲的身份证就被其父悄悄拿去注册买店了，她表哥也偷了老婆儿子的身份证，侄子也偷了妻子的身份证……
事到如今，陈燕只希望整个平台被工商等部门取缔，“真是太疯狂了！想让他们清醒，已经不可能了，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其他人别再受害。”陈燕说。
天上不会掉馅饼
在调查打着“慈善”“公益”“新兴经济”“分享型经济”等各种旗号的“购物全返”或升级版“购物全返”骗局时，记者的内心是非常纠结的：一方面为受害者钱物两空感到难过，另一方面难免又有疑问：为何永远有人相信天上掉馅饼的故事？
其实，这类“购物全返”平台有着非常明显的几个特征：商品价格较市场价高几成到数倍，一台1000多元的手机在有些平台上售价高达5000多元；大力鼓励消费者拉新人进入，并且给出相当诱人的推荐奖励；返利分期，规定消费金额越大，每期返还比例越多。
稍有些法律常识的人都明白，这种模式几乎难以产生正常的商业利润，最大可能就是用后进入者的资金支持前期的消费返利，一旦后续资金跟不上，资金链就会断裂，平台卷款跑路几乎是必然结局。
退一步讲，即使没有法律常识，只要有生活常识也能明白——1000元的商品卖5000元，推荐别人加入就能拿高额奖励，买东西不花钱……这些都是不正常、有悖常理的，又怎么能骗倒那么多人？
当然，在采访中，记者深切感受到这类平台的“狡猾”：它们刻意规避法律中对与传销特征的规定，甚至对客服、平台用户的话术等都有专门的规定，一般人难以从表面上看出问题；除非深入调查，例如通过平台用户的账户等情况就能看到，诸如推荐返佣、多级奖励等依然存在。在这样隐蔽而复杂的规则下，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平台的底细。
恶魔成功粉饰了自己，又描绘出一副令人心动的“钱景”，再加上许多人贪小便宜和“赌徒”心态，让这类违法平台屡屡得手，而且受害者数量还在增多。
法律总归是滞后的，“变种”的速度却很快，但即使无法直接识别一种模式的性质，根据记者的采访经验，也总结出一个粗浅的规律，那就是：无论平台对外“画饼”有多美好，只要是平台让用户专注于拉人，而没有真正的、价格公允的正常交易行为，那么它有很大可能是骗局。
一句话：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都是陷阱。
来源：法治周末 （本版文字部分由法治周末记者平影影撰写）
用看实质来判定性质
对于“购物全返”模式，多位经济、法律领域的专家均表示，使用该模式的平台同时会推出“推荐人返佣”制度，在初期通过拉人头的方式迅速扩大规模，之后通过“购物全返”的模式吸引人们大笔投钱。在这种模式中，如有拉人头、入门费、层级结构、团队计酬等特征，就涉嫌违反禁止传销条例等规定，游走在法律边缘。
但专家同时也表示，很多平台为了躲避法律风险，会以“购物全返”模式为核心，设计出愈发复杂的模式，以及让人眼花缭乱的返利推荐奖励制度，例如，有的平台自称是“社交型电商”，任何消费者都能成为平台虚拟店主，不仅自己购物时能得到40%的返利，任何人在其虚拟店铺中购物都能给店主带来返利；但在这种单一的返利的模式下，还存在复杂的“拉人头”和“团队计酬”等行为。不过这些行为非常隐蔽，多位法律专家表示仅仅根据表面特征，已经无法对其是否涉嫌传销作出判定。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武长海表示，2013年以后，新型网络传销已经成为传销的主要形式，这种新型网络传销也叫微传销，它具有虚拟性、跨地域性、隐蔽性、金融性和更加具有欺骗性等新特点；微传销活动的特点是发起灵活，传播速度快，参与人员隐蔽，资金转移方便，发现和查处难度大，社会危害广，参与人员更加广泛，参与总金额更加巨大。
武长海表示，很多微传销刻意规避了现行法律对传销的定义，钻了法律的空子，因此很多微传销看起来不符合传销的特征，但已经构成了传销之实。
“是否为传销，不是看形式，而是看实质：即平台和上线获得的收益是否来源于公允价格下的利润，如果来源于商品或者服务虚高的价格及下线的投入或者人头费、会费等，即可以确定为传销。”武长海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想让他们清醒已不可能了”
上海的陈燕（化名）就是“购物全返”平台的间接受害者——她的父亲、堂弟以及整个大家庭的十多位亲戚，全都加入了某个电商平台，成为了该平台的虚拟店主。
“平台表面宣传的是人人能做店主，通过经营自己的虚拟店铺，多卖商品，店主从销售利润中提成。但实际上是用各种手段鼓励店主拉人加入，也就是推荐别人在平台上花钱开店。”陈燕七十多岁的父亲自从加入某平台后，像是变了个人，在家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整日埋头发微信和QQ。在父亲眼中，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能发展下线的和不能发展下线的。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父亲和亲戚竟然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因为拉不到人，他们竟然会偷家人的身份证，自己花钱“买店”。陈燕母亲的身份证就被其父悄悄拿去注册买店了，她表哥也偷了老婆儿子的身份证，侄子也偷了妻子的身份证……
事到如今，陈燕只希望整个平台被工商等部门取缔，“真是太疯狂了！想让他们清醒，已经不可能了，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其他人别再受害。”陈燕说。
天上不会掉馅饼
在调查打着“慈善”“公益”“新兴经济”“分享型经济”等各种旗号的“购物全返”或升级版“购物全返”骗局时，记者的内心是非常纠结的：一方面为受害者钱物两空感到难过，另一方面难免又有疑问：为何永远有人相信天上掉馅饼的故事？
其实，这类“购物全返”平台有着非常明显的几个特征：商品价格较市场价高几成到数倍，一台1000多元的手机在有些平台上售价高达5000多元；大力鼓励消费者拉新人进入，并且给出相当诱人的推荐奖励；返利分期，规定消费金额越大，每期返还比例越多。
稍有些法律常识的人都明白，这种模式几乎难以产生正常的商业利润，最大可能就是用后进入者的资金支持前期的消费返利，一旦后续资金跟不上，资金链就会断裂，平台卷款跑路几乎是必然结局。
退一步讲，即使没有法律常识，只要有生活常识也能明白——1000元的商品卖5000元，推荐别人加入就能拿高额奖励，买东西不花钱……这些都是不正常、有悖常理的，又怎么能骗倒那么多人？
当然，在采访中，记者深切感受到这类平台的“狡猾”：它们刻意规避法律中对与传销特征的规定，甚至对客服、平台用户的话术等都有专门的规定，一般人难以从表面上看出问题；除非深入调查，例如通过平台用户的账户等情况就能看到，诸如推荐返佣、多级奖励等依然存在。在这样隐蔽而复杂的规则下，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平台的底细。
恶魔成功粉饰了自己，又描绘出一副令人心动的“钱景”，再加上许多人贪小便宜和“赌徒”心态，让这类违法平台屡屡得手，而且受害者数量还在增多。
法律总归是滞后的，“变种”的速度却很快，但即使无法直接识别一种模式的性质，根据记者的采访经验，也总结出一个粗浅的规律，那就是：无论平台对外“画饼”有多美好，只要是平台让用户专注于拉人，而没有真正的、价格公允的正常交易行为，那么它有很大可能是骗局。
一句话：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都是陷阱。
来源：法治周末 （本版文字部分由法治周末记者平影影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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