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会出现哪些问题？
有的人结了婚后，会成为全职太太，把精力放在家庭和孩子上，而这类婚姻，往往会出现三类问题。
1、过度关注伴侣。
丈夫因为在外有工作、有事业，他有自己的社会支持渠道，能够从不同的人、事等方面获得自己的价值感。
但是妻子因为居家，没有其它价值感的来源，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在丈夫身上，极度渴望丈夫关注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满足自己渴望的情绪价值。因此，她会过度关注伴侣的一举一动，要求另一半爱自己。
而过度关注，会让感情越来越有压力。
丈夫觉得自己总被要求，甚至会被指责他做的不到位，逐渐就会回避和自己的沟通，甚至逃避家庭责任，形成丧偶式婚姻。
妻子从丈夫身上感知不到被爱，就会越来越失望，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孩子身上，从孩子的成长上获得价值感。这时，夫妻两个人彼此越来越不关注对方的情感、需求，两个人都得不到被爱，关系就会发展到破裂。
2、发展节奏不一致。
有的人在没有成为全职太太之前，有着自己的事业，自身很优秀。可成为全职太太后，就会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逐渐成长就会越来越慢。
而丈夫事业在发展、心境在变化，随着彼此成长步伐的不一致，两个人就会逐渐无话可说，彼此的需求也不匹配。
丈夫渴望妻子更懂得自己，两个人在精神上能平等对话，而妻子关注的是面前的琐事，彼此的沟通越来越少，也谈不到一起。
其实，这类婚姻的问题本质并不是一方的事业发展不够好，而是需求满足的问题。
——如果成长慢的一方不自我设限，能去看到伴侣的需求，主动成长，学会提升自己的心境，接受自己、接受伴侣，能给彼此创造出更舒适的相处磁场，满足两个人渴望的情绪价值，让伴侣感受到被接纳、被理解，就会构建深层次的亲密关系。
3、忽视对方的感受。
很多夫妻在相处时，都会觉得自己对家庭付出更多，而忽视了对方的付出。
于是，无论是沟通还是相处，都会强调自己内心的委屈，而忽视对方的感受。两个人就会不断地对抗，试图让对方理解自己，而总是指责、抱怨、攻击另一半。
当彼此形成了对抗型关系，感情就会被消耗，而导致婚姻越来越差，夫妻从相爱逐渐变得不爱了。
所以，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很容易发展到离婚的地步。
而所有的感情，没有对错，只是双方不懂得如何经营，不知道怎么化解冲突。明明彼此物质上过得去，但是因为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婚姻就会出现危机。
学会如何去爱，才是所有婚姻的最优解。#情感##成长有态度#
有的人结了婚后，会成为全职太太，把精力放在家庭和孩子上，而这类婚姻，往往会出现三类问题。
1、过度关注伴侣。
丈夫因为在外有工作、有事业，他有自己的社会支持渠道，能够从不同的人、事等方面获得自己的价值感。
但是妻子因为居家，没有其它价值感的来源，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在丈夫身上，极度渴望丈夫关注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满足自己渴望的情绪价值。因此，她会过度关注伴侣的一举一动，要求另一半爱自己。
而过度关注，会让感情越来越有压力。
丈夫觉得自己总被要求，甚至会被指责他做的不到位，逐渐就会回避和自己的沟通，甚至逃避家庭责任，形成丧偶式婚姻。
妻子从丈夫身上感知不到被爱，就会越来越失望，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孩子身上，从孩子的成长上获得价值感。这时，夫妻两个人彼此越来越不关注对方的情感、需求，两个人都得不到被爱，关系就会发展到破裂。
2、发展节奏不一致。
有的人在没有成为全职太太之前，有着自己的事业，自身很优秀。可成为全职太太后，就会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逐渐成长就会越来越慢。
而丈夫事业在发展、心境在变化，随着彼此成长步伐的不一致，两个人就会逐渐无话可说，彼此的需求也不匹配。
丈夫渴望妻子更懂得自己，两个人在精神上能平等对话，而妻子关注的是面前的琐事，彼此的沟通越来越少，也谈不到一起。
其实，这类婚姻的问题本质并不是一方的事业发展不够好，而是需求满足的问题。
——如果成长慢的一方不自我设限，能去看到伴侣的需求，主动成长，学会提升自己的心境，接受自己、接受伴侣，能给彼此创造出更舒适的相处磁场，满足两个人渴望的情绪价值，让伴侣感受到被接纳、被理解，就会构建深层次的亲密关系。
3、忽视对方的感受。
很多夫妻在相处时，都会觉得自己对家庭付出更多，而忽视了对方的付出。
于是，无论是沟通还是相处，都会强调自己内心的委屈，而忽视对方的感受。两个人就会不断地对抗，试图让对方理解自己，而总是指责、抱怨、攻击另一半。
当彼此形成了对抗型关系，感情就会被消耗，而导致婚姻越来越差，夫妻从相爱逐渐变得不爱了。
所以，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很容易发展到离婚的地步。
而所有的感情，没有对错，只是双方不懂得如何经营，不知道怎么化解冲突。明明彼此物质上过得去，但是因为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婚姻就会出现危机。
学会如何去爱，才是所有婚姻的最优解。#情感##成长有态度#
#那些被生育困住的职场女性# 今天分享一篇读者投稿《我，一个被生育困住的职场女性》，这是一个人的故事，但也和很多人的故事都相似。
【硕士毕业以前，我把未来想象得一片美好。我这个小镇做题家，靠着读书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的授课教授都说我适合做研究，于是我在研一后半学年就做出读博的计划，并开始积极联系博士生导师。读博、做学问对于我而言，既是爱好，也是人生的最高理想。
到备考时期，我联系的男女博导们都表示，女生在读博期间不能婚育，特别是生育问题，他们认为生孩子会妨碍女博士们搞研究。但是那一年，我的未婚夫已经三十岁了，虽然他表示可以等我几年，但我心里还是有紧迫感，于是我试图在毕业时间上寻求突破口。
然而博导们都不能承诺毕业年限，这意味着我读博的时间可能是四年起步，并存在超期风险。这样算下来，我的未婚夫有可能要在四十岁左右才能有孩子，他对此非常不满。
我既不想一味要求未婚夫妥协，又很坚持自己的梦想，一番衡量后，我主动和他提了分手，做好了不婚不育的准备，这让我的朋友们评价我为“狠人”。但是未婚未育这件事还是让一些博导不放心，其中一位女博导要我“最好丁克”，否则生完孩子后再找她，并言明她门下的女博士们几乎都是丁克一族。
我的逐梦之旅被婚育问题无限期搁置了，但我的爸妈的心却踏实了。他们劝我尽快把注意力转移到成家生育上来。我的母亲有三个理由“劝生”：不愿让我承受高龄产妇的风险；怕我超龄后后悔丁克；她和我爸走后，我的孩子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血缘牵绊。她一边劝说一边流眼泪。
我的父亲则站在人生性价比的角度让我综合考虑，他举例家乡的精英女性都是牺牲了家庭乃至孩子的幸福换取了个人的成功，他认为女孩需要安定而平衡的生活，相夫教子，有一份体面安定的工作，不需要过高的学历和卓越的事业。
我当时认为，父母的理由很理性，以至于我无法用“自我感受”去反驳。同时，身体的老化也改变着我的读博想法，面对自己因代谢变慢而过快增加的体重以及不再灵活的关节、四肢，我不由得忧虑高龄生产可能带来的风险，于是我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未婚夫的求婚，并打算顺应“正常节奏”婚后生子。不曾想现实又给了我沉重一击。
中止博士梦后，我到某个互联网公司应聘文字编辑。HR对我的硕士学位眼前一亮，面试极为顺利，但结束后，他在电梯口以“个人八卦”为理由打听我的婚育情况，我按当时的实际情况告知他说“结婚的事，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我的入职手续办理得非常快。在试用阶段，我表现得很好，考核数据深得领导满意，薪酬也在半年时间里翻了一倍。和同事们熟络起来后，大家逐渐知道了我准备结婚的情况，这时，公司的人力同事又以闲谈的方式询问我的结婚时间，我遂分享了订婚、领证时的趣事。
尽管我的婚恋情况没有妨碍工作，但我的上司开始频繁找我麻烦。他以牵强的理由叫停我的工作，当在我向他解释并争取时，他板起面孔一言不发。一段时间后，他专门把我叫去办公室，主题就是攻击我的硕士学位以及“过大的年龄”，要我做好不加班就走人的准备。
我的绩效工资受到严重影响，月收入迅速下降了四千元左右。气愤和无奈之下，我向HR申请调组，但他的回复是：“你的上司说你能力不强，你要不要自愿降薪？”
于是我摆出自己的考核数据，HR说：“虽然我不认同你的上司的看法，但我不能插手部门内部的事情。你试试主动加班换取上司的好感？”
我抱着“再试试看”的想法接受了加班建议，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每天主动加班两个小时，但我的上司又找到我说：“以你的情况，应该做到公司里最晚一个走。”面对他的无理要求，我没有争辩，打算跳槽，但这时我的健康亮起了红灯。
接受加班后，我的左侧乳房痛得越来越频繁。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我的左侧乳房有一个0.6厘米的囊肿，医生嘱咐我说，1厘米以上需要手术摘除，让我最好每年复查情况。“手术摘除”让我恐慌，也加速了我的离职。
在我提交离职后，HR又在一次闲谈中自言自语的嘟囔：“哪家公司会留结了婚等着生孩子的女员工啊？怀孕肯定要请假，产假还要发工资……”他的话让我瞬间清醒，这几个月来的冲突原来是公司故意为之。
事实上在HR说这番话以前，我陷入了较为严重的焦虑情绪中。我感到沮丧，反复怀疑自己的能力。我多次向闺蜜诉苦并请教经验，因为闺蜜刚刚升职成为一家公司的高管，在我看来，她在事业上发展势头强劲。
闺蜜从高管的视角给我做了各种分析，但她忽略了婚育因素。我正羡慕她在职场上的自信状态时，她却也因婚育问题被公司辞退了。
在我离职后的第一个月，我的闺蜜举办了婚礼。然而等她喜气盈盈地休完婚假，解约合同就放在她的工位上。解约事件给她造成了很大打击，她不愿与我多谈，只告诉我自己在“休息”，在“给老公做饭”。我从她的言语中察觉到了苦闷和无奈。
此后，又有一位女硕士向我询问事情，在交谈中我了解到，她已待业两年。她是曾获得过“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称号，但回到家乡求职时遇到了与我相似的情况，几乎每一个单位都会问及她的婚育情况，一些慈善的长者则会在面试后给她打预防针，说女孩子要以家庭为重。
当我把离职消息告诉给我弟弟后，他说，“单位要你们干嘛？”他遂向我抱怨自己办公室里一位硕士学历的同事因怀孕而时常请假。我为那位孕妇辩解，说生孩子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情，社会和国家都需要生育云云，弟弟不耐烦地打断我说：“领导把她的活儿都扔给我，害得我天天加班！”面对弟弟的委屈，我一时语塞，无以辩解。
很多优秀的职场女性，都被生育因素卡住了。我曾依靠学识赢得过很多机会，化解过很多危机，见过更广阔的世界，但在婚育阶段，我却深感学识的无力。无论外界拒绝的语言有多么柔和，拒绝的行为有多么委婉，但结果都是强硬的，那就是你此刻必须退回家里，做身为女人应该做的事。】#女子入职虚报婚育情况被解除劳动合同#
《我，一个被生育困住的职场女性》
作者｜龙清婉
【硕士毕业以前，我把未来想象得一片美好。我这个小镇做题家，靠着读书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的授课教授都说我适合做研究，于是我在研一后半学年就做出读博的计划，并开始积极联系博士生导师。读博、做学问对于我而言，既是爱好，也是人生的最高理想。
到备考时期，我联系的男女博导们都表示，女生在读博期间不能婚育，特别是生育问题，他们认为生孩子会妨碍女博士们搞研究。但是那一年，我的未婚夫已经三十岁了，虽然他表示可以等我几年，但我心里还是有紧迫感，于是我试图在毕业时间上寻求突破口。
然而博导们都不能承诺毕业年限，这意味着我读博的时间可能是四年起步，并存在超期风险。这样算下来，我的未婚夫有可能要在四十岁左右才能有孩子，他对此非常不满。
我既不想一味要求未婚夫妥协，又很坚持自己的梦想，一番衡量后，我主动和他提了分手，做好了不婚不育的准备，这让我的朋友们评价我为“狠人”。但是未婚未育这件事还是让一些博导不放心，其中一位女博导要我“最好丁克”，否则生完孩子后再找她，并言明她门下的女博士们几乎都是丁克一族。
我的逐梦之旅被婚育问题无限期搁置了，但我的爸妈的心却踏实了。他们劝我尽快把注意力转移到成家生育上来。我的母亲有三个理由“劝生”：不愿让我承受高龄产妇的风险；怕我超龄后后悔丁克；她和我爸走后，我的孩子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血缘牵绊。她一边劝说一边流眼泪。
我的父亲则站在人生性价比的角度让我综合考虑，他举例家乡的精英女性都是牺牲了家庭乃至孩子的幸福换取了个人的成功，他认为女孩需要安定而平衡的生活，相夫教子，有一份体面安定的工作，不需要过高的学历和卓越的事业。
我当时认为，父母的理由很理性，以至于我无法用“自我感受”去反驳。同时，身体的老化也改变着我的读博想法，面对自己因代谢变慢而过快增加的体重以及不再灵活的关节、四肢，我不由得忧虑高龄生产可能带来的风险，于是我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未婚夫的求婚，并打算顺应“正常节奏”婚后生子。不曾想现实又给了我沉重一击。
中止博士梦后，我到某个互联网公司应聘文字编辑。HR对我的硕士学位眼前一亮，面试极为顺利，但结束后，他在电梯口以“个人八卦”为理由打听我的婚育情况，我按当时的实际情况告知他说“结婚的事，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我的入职手续办理得非常快。在试用阶段，我表现得很好，考核数据深得领导满意，薪酬也在半年时间里翻了一倍。和同事们熟络起来后，大家逐渐知道了我准备结婚的情况，这时，公司的人力同事又以闲谈的方式询问我的结婚时间，我遂分享了订婚、领证时的趣事。
尽管我的婚恋情况没有妨碍工作，但我的上司开始频繁找我麻烦。他以牵强的理由叫停我的工作，当在我向他解释并争取时，他板起面孔一言不发。一段时间后，他专门把我叫去办公室，主题就是攻击我的硕士学位以及“过大的年龄”，要我做好不加班就走人的准备。
我的绩效工资受到严重影响，月收入迅速下降了四千元左右。气愤和无奈之下，我向HR申请调组，但他的回复是：“你的上司说你能力不强，你要不要自愿降薪？”
于是我摆出自己的考核数据，HR说：“虽然我不认同你的上司的看法，但我不能插手部门内部的事情。你试试主动加班换取上司的好感？”
我抱着“再试试看”的想法接受了加班建议，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每天主动加班两个小时，但我的上司又找到我说：“以你的情况，应该做到公司里最晚一个走。”面对他的无理要求，我没有争辩，打算跳槽，但这时我的健康亮起了红灯。
接受加班后，我的左侧乳房痛得越来越频繁。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我的左侧乳房有一个0.6厘米的囊肿，医生嘱咐我说，1厘米以上需要手术摘除，让我最好每年复查情况。“手术摘除”让我恐慌，也加速了我的离职。
在我提交离职后，HR又在一次闲谈中自言自语的嘟囔：“哪家公司会留结了婚等着生孩子的女员工啊？怀孕肯定要请假，产假还要发工资……”他的话让我瞬间清醒，这几个月来的冲突原来是公司故意为之。
事实上在HR说这番话以前，我陷入了较为严重的焦虑情绪中。我感到沮丧，反复怀疑自己的能力。我多次向闺蜜诉苦并请教经验，因为闺蜜刚刚升职成为一家公司的高管，在我看来，她在事业上发展势头强劲。
闺蜜从高管的视角给我做了各种分析，但她忽略了婚育因素。我正羡慕她在职场上的自信状态时，她却也因婚育问题被公司辞退了。
在我离职后的第一个月，我的闺蜜举办了婚礼。然而等她喜气盈盈地休完婚假，解约合同就放在她的工位上。解约事件给她造成了很大打击，她不愿与我多谈，只告诉我自己在“休息”，在“给老公做饭”。我从她的言语中察觉到了苦闷和无奈。
此后，又有一位女硕士向我询问事情，在交谈中我了解到，她已待业两年。她是曾获得过“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称号，但回到家乡求职时遇到了与我相似的情况，几乎每一个单位都会问及她的婚育情况，一些慈善的长者则会在面试后给她打预防针，说女孩子要以家庭为重。
当我把离职消息告诉给我弟弟后，他说，“单位要你们干嘛？”他遂向我抱怨自己办公室里一位硕士学历的同事因怀孕而时常请假。我为那位孕妇辩解，说生孩子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情，社会和国家都需要生育云云，弟弟不耐烦地打断我说：“领导把她的活儿都扔给我，害得我天天加班！”面对弟弟的委屈，我一时语塞，无以辩解。
很多优秀的职场女性，都被生育因素卡住了。我曾依靠学识赢得过很多机会，化解过很多危机，见过更广阔的世界，但在婚育阶段，我却深感学识的无力。无论外界拒绝的语言有多么柔和，拒绝的行为有多么委婉，但结果都是强硬的，那就是你此刻必须退回家里，做身为女人应该做的事。】#女子入职虚报婚育情况被解除劳动合同#
《我，一个被生育困住的职场女性》
作者｜龙清婉
【最大政治献金案曝光美国制度腐败真实面目 #起底美式黑金政治#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9月19日报道，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黑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政坛。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共和党人伦纳德·利奥主持的一家保守派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了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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