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选6.4W FSD,特斯拉硬件根本不值钱?】
据相关爆料,特斯拉的FSD选装费用为6.4万元,选装FSD后不仅会有更好的硬件支持,还会匹配更好的软件系统。但是,即便大家花了更高的钱选择了这项功能,仅是体验有些区别,并不会影响到大家最后二手车的价格。
据悉,同款Model3标准续航,一款选装FDS另一款没有,在车况相同的前提下,两台车的卖价几乎一样。此前,马斯克表示“我们离全自动驾驶功能越近,FSD 套件售价就会越高”。但眼下如果选择了此功能,也会让我们赔的更多。
据相关爆料,特斯拉的FSD选装费用为6.4万元,选装FSD后不仅会有更好的硬件支持,还会匹配更好的软件系统。但是,即便大家花了更高的钱选择了这项功能,仅是体验有些区别,并不会影响到大家最后二手车的价格。
据悉,同款Model3标准续航,一款选装FDS另一款没有,在车况相同的前提下,两台车的卖价几乎一样。此前,马斯克表示“我们离全自动驾驶功能越近,FSD 套件售价就会越高”。但眼下如果选择了此功能,也会让我们赔的更多。
#绵阳新闻# 【展翅欲飞!绵阳机场T2航站楼最新进展来了→】近日,南郊机场T2航站楼所有设施设备已经安装完成,通过预验收,即将投入运营。
作为绵阳交通攻坚大会战的重点项目,T2航站楼建成投运后,南郊机场每年吞吐量将超过500万人次,进一步打开绵阳的“空中门户”,为绵阳“开放活市”提供更好的运输服务能力。
(绵报融媒记者 陈冬冬 文/图)
作为绵阳交通攻坚大会战的重点项目,T2航站楼建成投运后,南郊机场每年吞吐量将超过500万人次,进一步打开绵阳的“空中门户”,为绵阳“开放活市”提供更好的运输服务能力。
(绵报融媒记者 陈冬冬 文/图)
有人说印度GDP是中国1/5,但为何财政预算不到中国1/10?其实正常情况下,一个年薪50万的人,攒够100万的速度,并不是年薪25万的人2倍,而是4倍、5倍甚至更高。同理,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越低,所能产出的“剩余”也就越少,而“剩余”决定了一个国家税赋的多少。
我看提这个问题的人引用的是2016年的数据,这一年印度的GDP是2万亿美元,中国大约是在2004年实现了2万亿美元的GDP,当年全国财政收入是2.6万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也是3000亿美元左右,与印度基本相当。作为对比,当下美国GDP是20万亿出头,财政预算8万亿美元。
同样的,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好,经济生产中所产生的“剩余”就越能支持更多的非生产性岗位。
我以警察为例,警察并不从事“生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不够发达,是养不起那么多警察的。而警察虽然不从事“生产”,但是警察多了,是可以很好的提升社会的治安状况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个乡镇派出所可能就那么几个人,根本管不过来那么多的案件,而如今警察密度提升了之后,治安也就慢慢变好了。
从人口数量上说,香港的人口差不多只有上海常住人口的1/4,但是香港的警察人数是上海的70%。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发达的地方,大体上治安也相对会好很多的原因。当然并不绝对,不必用个案否定整体。
之前经常有人拿什么“官民比”来衡量中国人的压力,这其实也是完全没有常识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官民比”高不高,要看的是这个国家的财税情况和经济水平。如果按照广义上的中国“吃皇粮”的人数有8000万来计算,那也只不过是占全国总人口的5%多一些,而美国的“吃皇粮”的人数差不多占全国总人口的8%~10%,法国的比例也大致相当。
而如果要拿古代对比,说什么汉代是2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唐代是1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这就又犯了开头说的错误——生产力水平越低,“剩余”越少,能供养的脱产者也就越少。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初期,山东解放区的行政体系和军队都在加速扩张,但随即山东解放区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导致这个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扩编之后,山东解放区的脱产人员(包括党政干部、军队等等)比例从差不多1%升到了2%多一点。在基层组织效率远高于国民党的情况下,仅仅50:1的供养比,就让山东解放区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困难,古代社会就算想养更多的官,但有这个可能么?
总之,无论任何国家,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未来财政预算之于GDP的占比只可能逐渐上升而不是下降,同样的,基于更好地经济水平,所谓的“官民比”也会进一步上升而不是下降。换言之,无论是财政预算/GDP的数字还是官民比之类的数字,与GDP的上涨幅度并不是等比例的,不搞清楚这一点就进行对比,那也是完全打错了靶子。
我看提这个问题的人引用的是2016年的数据,这一年印度的GDP是2万亿美元,中国大约是在2004年实现了2万亿美元的GDP,当年全国财政收入是2.6万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也是3000亿美元左右,与印度基本相当。作为对比,当下美国GDP是20万亿出头,财政预算8万亿美元。
同样的,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好,经济生产中所产生的“剩余”就越能支持更多的非生产性岗位。
我以警察为例,警察并不从事“生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不够发达,是养不起那么多警察的。而警察虽然不从事“生产”,但是警察多了,是可以很好的提升社会的治安状况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个乡镇派出所可能就那么几个人,根本管不过来那么多的案件,而如今警察密度提升了之后,治安也就慢慢变好了。
从人口数量上说,香港的人口差不多只有上海常住人口的1/4,但是香港的警察人数是上海的70%。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发达的地方,大体上治安也相对会好很多的原因。当然并不绝对,不必用个案否定整体。
之前经常有人拿什么“官民比”来衡量中国人的压力,这其实也是完全没有常识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官民比”高不高,要看的是这个国家的财税情况和经济水平。如果按照广义上的中国“吃皇粮”的人数有8000万来计算,那也只不过是占全国总人口的5%多一些,而美国的“吃皇粮”的人数差不多占全国总人口的8%~10%,法国的比例也大致相当。
而如果要拿古代对比,说什么汉代是2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唐代是100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这就又犯了开头说的错误——生产力水平越低,“剩余”越少,能供养的脱产者也就越少。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初期,山东解放区的行政体系和军队都在加速扩张,但随即山东解放区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导致这个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扩编之后,山东解放区的脱产人员(包括党政干部、军队等等)比例从差不多1%升到了2%多一点。在基层组织效率远高于国民党的情况下,仅仅50:1的供养比,就让山东解放区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困难,古代社会就算想养更多的官,但有这个可能么?
总之,无论任何国家,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未来财政预算之于GDP的占比只可能逐渐上升而不是下降,同样的,基于更好地经济水平,所谓的“官民比”也会进一步上升而不是下降。换言之,无论是财政预算/GDP的数字还是官民比之类的数字,与GDP的上涨幅度并不是等比例的,不搞清楚这一点就进行对比,那也是完全打错了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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