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借鉴以色列经验，上海可建立科技人才特区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拥有世界第二、仅次于硅谷的创业生态系统。全世界都在使用的USB驱动器、观察病人身体内部位的摄像机、GPS导航技术、治疗帕金森与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帮助瘫痪在床病人的机械腿等技术，无不起源于以色列。
以色列的资源禀赋是人的创新思想（即企业家层出不穷）。他们既缺资本，也缺本国规模化的商业应用场景（需求端）与供应链优势（生产端）。这迫使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经营策略是：要么将技术应用场景放到全球市场，寻求大的市场规模进行项目落地，如合资建设江苏常州市“中以产业园”，在上海建设“中以（上海）创新园”；要么将高科技项目孵化做大后卖给跨国科技巨头公司，例如，2018年全球有26个国家参与了以色列高科技项目的孵化投资，共计282个项目，投资总额为39亿美元，占以色列高新科技投资总额的70%。其中，美国投资137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0.48亿美元；中国投资21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66亿美元。
以色列科技创新能力的初始来源
1、以往对以色列科创能力的认识
为什么以色列拥有这么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从以往的新闻报道或学术研究中通常归纳为：
第一、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常年在4.5%以上，位居世界第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0%以上。以色列34%的国民受过大学教育、12%的国民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约40%的工业从业人员从事研发工作，特别是在科技研发领域，每万人中工程师、科学家拥有量达到140人，居全球之首（美国与日本这一数据分别是80名与75名）。这是以色列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第二、政府扶持高科技初创项目。1991 年以色列实施“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在全国建立了 24 个科技孵化器。孵化器对通过筛选的每个科技项目资助30万美元；政府不从中获利，孵化成功后，项目企业按其产品销售额的3%-5%比例逐年向政府还款，直到政府资助款还清为止。同时，以色列政府主导孵化器发展，但不干预孵化器具体运作，而是遵循市场规律，保障孵化器良好运营。
第三、科技研发人员的激励得当充足。作为大学知识产权资产经营的主要平台，以色列高校成立技术成果转化机构，专司创新成果与应用技术的商业化开发，代表高校全权负责与企业进行关于技术创新产业化的谈判，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技术成果转化机构注重对各相关主体的激励，既给予发明人相对较高的奖励比例，又保证院系、大学和转移机构能获得一定收入，对研发人员予以充足的激励保障。一般来讲，以色列技术成果转化机构采用“442”的分配模式，即科技成果转化后，收益的40%用于奖励科学家和团队，40%用于大学科研机构发展，20%用于技术转移公司的运营。
我们认为，上述见解仅仅是看到了以色列科技创新活力的表现，没有挖掘到其内在、初始的创新活力源头。
以色列为什么会在1991年实施科技孵化器计划和创建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资金比例投入研发？为什么以色列的科技研发方向定格于电子通信与医疗方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看清究竟什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源头与外生力量，也有助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廊清前进的方向。
2、天赐良才来自前苏联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上唯一一个移民数量多于本地居民的国家。建国之初，以色列人口数量仅为80.8万人，到1990年代初，已达到600万，到2019年8月，达到900万。在以色列的移民结构中，俄裔犹太移民份额最大，在1990年代末总数达到120多万，约占以色列移民总数的1/5，以色列总人口数的16%，以色列选民的15%。众多史料证明，大规模俄裔犹太移民活动发生在1989年到21世纪初，1986年、1987年移居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分别为202人、2096人，而到1990年为18.52万人，1991年也在15万人左右，移民运动直至21世纪初才告一段落，数量达到100万人左右。整个1990年代，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占当年以色列全部移民的80%-90%，因为苏联政府（即之后的俄罗斯政府）于1989年开放边境，允许境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80年代中晚期，苏联犹太人数量虽然仅占苏联总人口的2%，但是，犹太工程师与犹太医生数量分别占苏联工程师队伍与医生队伍的20%与30%。据资料显示，1990年代移民至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中，多数在苏联就处于中产阶级，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过硬的专业背景。他们中70%以上具有高中文化，40%以上受过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5年；且70%的年龄不超过50岁，俄裔犹太移民使1990-1996年期间以色列劳动力人口增加近1/3。
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1985-2006年期间，前苏联给以色列带去了1.5万名科学家、10万名工程师；在这批科学家中，物理学家、程序设计师、数学家占52%，生物技术学家占27%，化学家占12%。而在大量俄裔犹太人到来之前，以色列的科学家与研究人员仅为8000名左右。因此，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使得以色列劳动力中近四分之一为科技人员和专业人员，远高于美国16%与日本11%的水平。
3、以色列对俄裔犹太科技移民的吸收与扶持
对于这一期间的俄裔犹太移民，以色列工贸部投资推展中心原主任利弗那特曾评价说：虽然俄裔犹太移民不懂管理、行销与业务，但是非常懂科技。对于刚刚从濒临崩溃边缘脱离出来的以色列经济来说，难于为大量讲俄语的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专业人才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一状况促使以色列出台一系列方案，帮助这一部分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如半年的生活津贴、短期免费住房、语言培训、市场知识灌输、移民工资的大头由政府承担、医疗与养老保险等。同时，也提供与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关的措施。
第一，早先成立的科学吸收中心（CAN）发挥着重要作用。该中心在1973年成立，旨在为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在就业市场上览得工作。事实上，该中心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俄裔科学家与研究人员，已完成13275名俄裔犹太科学家找到工作。据1998年统计数据，在9800名找到工作的科学家或研究人员中，有8390名是在CAN的帮助下找到工作的，其中4040名科技工作者在私企工作，2250名在大学工作。
第二，1991年制定并实施高科技孵化器计划。这一计划旨在科研项目创业的初始阶段进行资金扶持、协助公司进行科学规划与研发产品。首期28个项目涉及110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80%是移民，当然，以色列政府规定每个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至少50%以上是移民。通过这一计划，逐步解决了科技移民的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该计划激发了移民对高新技术的研发热情，也极大地推动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前进步伐。由于俄裔移民中多数是物理学、程序员、生物技术与医生等，因此孵化的项目也主要集中在电脑软件、光电技术、电子通信、生物制药与医疗器械等方向上。
以色列政府对科技领域的扶持政策，间接促成了1995-2001年间在高技术领域就业数量从10.84万人增长到19.75万人，高技术劳动力（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增长了25%，同期美国仅增长16%。
4、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
以色列经济体制转轨工作于1985年9月起步（佩雷斯总理发布经济改革计划），在1985-1989年间经济仍处于转型期，并没有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俄裔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使经济开始复苏并持续好转，1990-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1%。从行业发展来看，1987-1995年期间，约有5000多名俄裔科技移民从事电子行业，推动了以色列软件产业的迅速发展，其工业产值在这8年间增长了3倍。1990年代，高科技产品出口成为以色列经济增长新引擎，。1995年，高科技产业产值已占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高科技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一以上，告别以出口钻石与农产品为主的局面。西方比较公认的结论是，以色列每吸收10万高素质俄裔犹太移民，能推动GDP增长6%。目前，高科技技术与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0%以上，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国防技术等。
所有上述成就取得的最初源头，是19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大量高素质科技人才的涌入，没有俄裔犹太移民，则没有现在的以色列高科技产业。
对上海的启示：建立科技人才特区，以更开放视野吸纳海外优秀人才
1、启示意义
第一，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需要一个外生的、大量的人力资本涌入。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在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以犹太移民为主的以色列人口构成中，俄裔犹太移民数量最多，素质最高，这一部分天赐良才成为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具一定人力资本门槛值和最初主要推动力，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上海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而言，人力资本数量还没有积累到科创生态系统竞争力发生质变的高度。
第二，强大的、市场化的内部激励机制是高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俄裔犹太移民大规模涌入后，以色列政府创造条件、有意识地将这部分科技移民引导到电子通信、医疗等行业的孵化器方向工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一部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政府制定强大的激励机制，将大部分收益留给研发人员，将风险留给自己。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必要条件。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而言，同样的必要条件也是必须的，让收益留在高科技产品的创业者，将风险留给政府自己，不与民争利。
第三，将本国创新思想与外部资本的完美结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全部秘密。在俄裔科学家、工程师大量涌入的基础上，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并持续鼓励吸纳全球犹太人回归，使高科技人才与创新思想成为以色列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色列政府不断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孵化本国高科技项目，达到开放、共荣的双赢局面。
限于人力资本没有达到相应高度，上海还无法做到类似以色列那样依靠创新思想来吸引国外资本进行风险投资。需注意的是，以色列的高科技项目多数是属于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缺少规模巨大的市场应用场景（需求端），也缺少分工细致丰富的上下游产业链（生产端），但是，上海如果发展高科技项目，则更有可能是从1到N的市场推广型技术创新，因为长三角地区的上下游产业链分工程度高，且中国需求端的市场规模也足够大。从这一意义上讲，上海发展高科技项目的难度远低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
2、政策建议
第一，设立“全球科技人才特区”。一个城市的科技竞争力取决于其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就如特拉维夫市创造了全球诸多的、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对上海创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而言，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不仅迫在眉睫，且需要提高到另一个高度。也就是说，应借鉴当年深圳建设经济特区经验，以闯寻对外开放路子的气魄来试验、寻求“全球人才回归、集聚的特区之路”，这一新特区建设需要国家放权，大胆地试，只要对上海科技创新的全球地位提升有帮助、有贡献，便是成功的。
第二，科技人才特区应保留国外的生活方式与信仰自由。在新特区内，国外人才在本地可以有国外相差不大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配套设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且文化更加多元。教育、医疗等设施完全参照国外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争取上海进行华裔卡的试点、降低外国科技人才的中国绿卡申请门槛。针对大量在国外生活或居留的海外科技人才，北京已经在试行华裔卡，只要证明你是海外华人的后代（类似犹太回归民），就可以在国内申请华裔卡，享受与中国居民相同的公共产品服务。同时，中国绿卡申请的门槛较高，非顶级专家或没有做出重大贡献者，一般不予以受理。到目前为止，全国仅发放8000张左右的中国绿卡。这对于吸纳全球科技人才极为不利，更不利于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拥有世界第二、仅次于硅谷的创业生态系统。全世界都在使用的USB驱动器、观察病人身体内部位的摄像机、GPS导航技术、治疗帕金森与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帮助瘫痪在床病人的机械腿等技术，无不起源于以色列。
以色列的资源禀赋是人的创新思想（即企业家层出不穷）。他们既缺资本，也缺本国规模化的商业应用场景（需求端）与供应链优势（生产端）。这迫使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经营策略是：要么将技术应用场景放到全球市场，寻求大的市场规模进行项目落地，如合资建设江苏常州市“中以产业园”，在上海建设“中以（上海）创新园”；要么将高科技项目孵化做大后卖给跨国科技巨头公司，例如，2018年全球有26个国家参与了以色列高科技项目的孵化投资，共计282个项目，投资总额为39亿美元，占以色列高新科技投资总额的70%。其中，美国投资137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0.48亿美元；中国投资21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66亿美元。
以色列科技创新能力的初始来源
1、以往对以色列科创能力的认识
为什么以色列拥有这么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从以往的新闻报道或学术研究中通常归纳为：
第一、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常年在4.5%以上，位居世界第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0%以上。以色列34%的国民受过大学教育、12%的国民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约40%的工业从业人员从事研发工作，特别是在科技研发领域，每万人中工程师、科学家拥有量达到140人，居全球之首（美国与日本这一数据分别是80名与75名）。这是以色列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第二、政府扶持高科技初创项目。1991 年以色列实施“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在全国建立了 24 个科技孵化器。孵化器对通过筛选的每个科技项目资助30万美元；政府不从中获利，孵化成功后，项目企业按其产品销售额的3%-5%比例逐年向政府还款，直到政府资助款还清为止。同时，以色列政府主导孵化器发展，但不干预孵化器具体运作，而是遵循市场规律，保障孵化器良好运营。
第三、科技研发人员的激励得当充足。作为大学知识产权资产经营的主要平台，以色列高校成立技术成果转化机构，专司创新成果与应用技术的商业化开发，代表高校全权负责与企业进行关于技术创新产业化的谈判，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技术成果转化机构注重对各相关主体的激励，既给予发明人相对较高的奖励比例，又保证院系、大学和转移机构能获得一定收入，对研发人员予以充足的激励保障。一般来讲，以色列技术成果转化机构采用“442”的分配模式，即科技成果转化后，收益的40%用于奖励科学家和团队，40%用于大学科研机构发展，20%用于技术转移公司的运营。
我们认为，上述见解仅仅是看到了以色列科技创新活力的表现，没有挖掘到其内在、初始的创新活力源头。
以色列为什么会在1991年实施科技孵化器计划和创建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资金比例投入研发？为什么以色列的科技研发方向定格于电子通信与医疗方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看清究竟什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源头与外生力量，也有助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廊清前进的方向。
2、天赐良才来自前苏联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上唯一一个移民数量多于本地居民的国家。建国之初，以色列人口数量仅为80.8万人，到1990年代初，已达到600万，到2019年8月，达到900万。在以色列的移民结构中，俄裔犹太移民份额最大，在1990年代末总数达到120多万，约占以色列移民总数的1/5，以色列总人口数的16%，以色列选民的15%。众多史料证明，大规模俄裔犹太移民活动发生在1989年到21世纪初，1986年、1987年移居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分别为202人、2096人，而到1990年为18.52万人，1991年也在15万人左右，移民运动直至21世纪初才告一段落，数量达到100万人左右。整个1990年代，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占当年以色列全部移民的80%-90%，因为苏联政府（即之后的俄罗斯政府）于1989年开放边境，允许境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80年代中晚期，苏联犹太人数量虽然仅占苏联总人口的2%，但是，犹太工程师与犹太医生数量分别占苏联工程师队伍与医生队伍的20%与30%。据资料显示，1990年代移民至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中，多数在苏联就处于中产阶级，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过硬的专业背景。他们中70%以上具有高中文化，40%以上受过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5年；且70%的年龄不超过50岁，俄裔犹太移民使1990-1996年期间以色列劳动力人口增加近1/3。
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1985-2006年期间，前苏联给以色列带去了1.5万名科学家、10万名工程师；在这批科学家中，物理学家、程序设计师、数学家占52%，生物技术学家占27%，化学家占12%。而在大量俄裔犹太人到来之前，以色列的科学家与研究人员仅为8000名左右。因此，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使得以色列劳动力中近四分之一为科技人员和专业人员，远高于美国16%与日本11%的水平。
3、以色列对俄裔犹太科技移民的吸收与扶持
对于这一期间的俄裔犹太移民，以色列工贸部投资推展中心原主任利弗那特曾评价说：虽然俄裔犹太移民不懂管理、行销与业务，但是非常懂科技。对于刚刚从濒临崩溃边缘脱离出来的以色列经济来说，难于为大量讲俄语的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专业人才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一状况促使以色列出台一系列方案，帮助这一部分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如半年的生活津贴、短期免费住房、语言培训、市场知识灌输、移民工资的大头由政府承担、医疗与养老保险等。同时，也提供与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关的措施。
第一，早先成立的科学吸收中心（CAN）发挥着重要作用。该中心在1973年成立，旨在为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在就业市场上览得工作。事实上，该中心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俄裔科学家与研究人员，已完成13275名俄裔犹太科学家找到工作。据1998年统计数据，在9800名找到工作的科学家或研究人员中，有8390名是在CAN的帮助下找到工作的，其中4040名科技工作者在私企工作，2250名在大学工作。
第二，1991年制定并实施高科技孵化器计划。这一计划旨在科研项目创业的初始阶段进行资金扶持、协助公司进行科学规划与研发产品。首期28个项目涉及110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80%是移民，当然，以色列政府规定每个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至少50%以上是移民。通过这一计划，逐步解决了科技移民的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该计划激发了移民对高新技术的研发热情，也极大地推动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前进步伐。由于俄裔移民中多数是物理学、程序员、生物技术与医生等，因此孵化的项目也主要集中在电脑软件、光电技术、电子通信、生物制药与医疗器械等方向上。
以色列政府对科技领域的扶持政策，间接促成了1995-2001年间在高技术领域就业数量从10.84万人增长到19.75万人，高技术劳动力（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增长了25%，同期美国仅增长16%。
4、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
以色列经济体制转轨工作于1985年9月起步（佩雷斯总理发布经济改革计划），在1985-1989年间经济仍处于转型期，并没有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俄裔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使经济开始复苏并持续好转，1990-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1%。从行业发展来看，1987-1995年期间，约有5000多名俄裔科技移民从事电子行业，推动了以色列软件产业的迅速发展，其工业产值在这8年间增长了3倍。1990年代，高科技产品出口成为以色列经济增长新引擎，。1995年，高科技产业产值已占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高科技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一以上，告别以出口钻石与农产品为主的局面。西方比较公认的结论是，以色列每吸收10万高素质俄裔犹太移民，能推动GDP增长6%。目前，高科技技术与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0%以上，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国防技术等。
所有上述成就取得的最初源头，是19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大量高素质科技人才的涌入，没有俄裔犹太移民，则没有现在的以色列高科技产业。
对上海的启示：建立科技人才特区，以更开放视野吸纳海外优秀人才
1、启示意义
第一，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需要一个外生的、大量的人力资本涌入。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在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以犹太移民为主的以色列人口构成中，俄裔犹太移民数量最多，素质最高，这一部分天赐良才成为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具一定人力资本门槛值和最初主要推动力，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上海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而言，人力资本数量还没有积累到科创生态系统竞争力发生质变的高度。
第二，强大的、市场化的内部激励机制是高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俄裔犹太移民大规模涌入后，以色列政府创造条件、有意识地将这部分科技移民引导到电子通信、医疗等行业的孵化器方向工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一部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政府制定强大的激励机制，将大部分收益留给研发人员，将风险留给自己。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必要条件。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而言，同样的必要条件也是必须的，让收益留在高科技产品的创业者，将风险留给政府自己，不与民争利。
第三，将本国创新思想与外部资本的完美结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全部秘密。在俄裔科学家、工程师大量涌入的基础上，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并持续鼓励吸纳全球犹太人回归，使高科技人才与创新思想成为以色列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色列政府不断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孵化本国高科技项目，达到开放、共荣的双赢局面。
限于人力资本没有达到相应高度，上海还无法做到类似以色列那样依靠创新思想来吸引国外资本进行风险投资。需注意的是，以色列的高科技项目多数是属于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缺少规模巨大的市场应用场景（需求端），也缺少分工细致丰富的上下游产业链（生产端），但是，上海如果发展高科技项目，则更有可能是从1到N的市场推广型技术创新，因为长三角地区的上下游产业链分工程度高，且中国需求端的市场规模也足够大。从这一意义上讲，上海发展高科技项目的难度远低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
2、政策建议
第一，设立“全球科技人才特区”。一个城市的科技竞争力取决于其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就如特拉维夫市创造了全球诸多的、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对上海创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而言，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不仅迫在眉睫，且需要提高到另一个高度。也就是说，应借鉴当年深圳建设经济特区经验，以闯寻对外开放路子的气魄来试验、寻求“全球人才回归、集聚的特区之路”，这一新特区建设需要国家放权，大胆地试，只要对上海科技创新的全球地位提升有帮助、有贡献，便是成功的。
第二，科技人才特区应保留国外的生活方式与信仰自由。在新特区内，国外人才在本地可以有国外相差不大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配套设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且文化更加多元。教育、医疗等设施完全参照国外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争取上海进行华裔卡的试点、降低外国科技人才的中国绿卡申请门槛。针对大量在国外生活或居留的海外科技人才，北京已经在试行华裔卡，只要证明你是海外华人的后代（类似犹太回归民），就可以在国内申请华裔卡，享受与中国居民相同的公共产品服务。同时，中国绿卡申请的门槛较高，非顶级专家或没有做出重大贡献者，一般不予以受理。到目前为止，全国仅发放8000张左右的中国绿卡。这对于吸纳全球科技人才极为不利，更不利于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北京应急响应下调为三级# 6月6日0时起，北京应急响应下调为三级。湖北人员进京不再实行14天居家观察。北京社区持续实行查证验码登记措施，不再进行体温检测，快递、外卖、家政装修、搬家、房屋中介等生活服务业人员，外来人员，持北京健康宝未见异常状态登记后可进入小区。适当开放小区卡口，有序开放社区（村）、室内外体育健身及文化娱乐措施。（图源：共青团中央）【小编：蓝调】
川航备降事件更多细节曝光：机长暴露在缺氧环境下近20分钟
2018年5月14日，川航3U8633 航班飞行途中驾驶舱右风挡爆裂脱落，在“英雄机长”刘传健和机组人员努力下，成功备降成都。两年后，2020年6月2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四川航空3U8633（2018年5月14日）严重征候调查报告》。
澎湃新闻注意到，上述报告披露了该事件中机组人员“极限操纵”的更多细节：风挡爆裂脱落后，飞机座舱失压，机组人员在迅速减压、缺氧、低温、高风速、高噪音的环境下，经历了约37分钟“生死时刻”。
此外，因未能成功取出氧气面罩，下降期间，刘传健直接暴露在高空缺氧环境下19分钟54秒，但可能因为处于强烈应激状态，并且全神贯注操纵飞机，他缺氧的自主感觉不明显，也未感觉冷。在飞机姿态平稳后，刘传健精神略微放松，才感觉到非常冷。
第一声闷响后，风挡在40秒内爆裂脱落
经CVR（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辨听，调查组将与事发阶段相关的 37分钟舱音记录整理成了文字。
2018年5月14日6:27:18，飞机从重庆江北机场起飞，左座为机长刘传健担任PF（操作飞行员），右座副驾驶徐瑞辰担任PM（监控飞行员），第二机长梁某坐在观察员位置。进入巡航阶段，第二机长作为第三成员在客舱1F座位。06:56:46，飞机上升到巡航高度9800m并保持。
07:07:05，飞至B213航路MIKOS西侧约2.2NM处，CVR（舱音监察）中出现“嘭”的一声闷响，机组发现右风挡玻璃出现放射网状裂纹，机组事后描述为“非常碎非常花，全都裂了”。这时，副驾驶称，“风挡裂了”。
07:07:10，CVR中第二次出现“嘭”的一声。07:07:11，机长刘传健说，“我操作”。07:07:19，机组向成都区域管制中心（以下简称“区管”）报告飞机故障，申请下高度，区管指挥下8400m保持后申请返航，报告风挡裂了，决定备降成都。
07:07:42，座舱压差7.688psi。07:07:45，CVR中第三次出现一声“嘭”的闷响，随即CVR中出现连续噪音，噪音一直持续到飞机落地。这时距离第一声闷响仅过去了40秒。
“右风挡的破损使得驾驶舱里的环境发生巨变，温度、压力、空气的冲击，包括噪音，使得飞行员的操纵环境急剧恶化，并且严重威胁到人身安全。”航空专家王亚男向澎湃新闻分析，这种情况下飞行员很难再操纵，如果处置不当，极有可能导致飞行员失能，即“失去意识”，“如果飞行员失能，那么全机人员均会遇险。”
上述报告显示，07:07:46，动驾驶（AP）断开，机长刘传健人工操纵飞机，开始下降高度。飞机先右转随后左转。07:08:17至07:17:08，区管通过多种手段持续呼叫机组，但未收到回应。07:09:26，最大下降率 10279ft/min;07:09:47，最大表速 349 节。
07:10:39，空管雷达显示飞机应答机编码设置为7700。07:10:57，CVR中首次出现机组（副驾驶）佩戴氧气面罩后的呼吸声。
第二机长进入驾驶舱后使用其EFB[5]查询了航图等信息。07:14:25，MCDU飞行计划更改为直飞崇州（CZH）。07:16:40，飞行高度开始低于23600ft，继续下降。07:17:09 开始，区管连续呼叫机组，但未收到回应，区管向机组盲发“如果听到的话联系进近124.85”。
07:19:25 和 07:19:32，机组两次在区管频率中宣布 MAYDAY（呼救）。区管均予以回应，但CVR和ATC（空管）录音中未辨识到机组对管制指令的认收。07:19:56，飞机位于CZH 西侧8.9NM，高度开始低于标准气压高度6000m。
07:20:17，机组报告座舱失压。07:20:26，机组再次报告：“客舱失压，现在飞向崇州后下4200m”。07:20:44，区管指挥下降至3600m保持，机组未回应。07:22:36，飞机位于CZH西侧 2.7NM，高度开始低于4800m。
07:24:20，机组在成都终端管制室（以下简称“进近”）频率报告Mayday，现在在崇州盘旋下高度。07:24:32，进近回答：“收到了，当前位置继续右盘旋下高度，下到修正海压2700m，修正海压1004”。
07:30:17，机组盲发“现在左转02R落地”。07:34:42，APU（辅助动力装置）主电门接通（由于断电导致APU不可用）。07:35:46，襟翼手柄设置到3位。07:37:32，进近指令“可以落地02R跑道，风向250，2m/s，RVR大于2000m”。
07:37:45，机组报告“塔台，8633 02R落地，占用跑道”。07:41:05，3U8633使用襟翼3在成都双流机场02R跑道落地。07:43:07，飞机最后停止在E8与02R 跑道连接处。07:44:06，3U8633与塔台建立联系，机组报告无法自主滑行，有机组、乘务员受伤。
机长暴露在高空缺氧环境近20分钟
调查报告显示，客舱失压时，正在提供餐饮服务的5号乘务员被抛起，落地时腰部着地受伤。失压后，客舱氧气面罩脱落。乘务长通过广播要求旅客系好安全带，拉下氧气面罩吸氧。
风挡脱落导致出现爆炸性座舱失压，副驾驶瞬间被强大的外泄气流带离座位，此时右座侧杆出现向前、向右的大操纵量输入（最大可能为副驾驶身体不由自主的触碰侧杆所致）。同时自动驾驶仪断开，飞机姿态瞬间急剧变化，机长立即人工操纵飞机。
副驾驶靠自身力量返回驾驶舱座椅。期间，副驾驶身体被驾驶舱仪表、风挡边框等硬物挫伤或划伤，身体受到安全带的拉扯。驾驶舱门在风挡爆裂脱落、座舱失压的同时打开，一些物品被气流带离飞机。事后，调查组在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一座山上找到了头等舱靠枕。
调查组在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一座山上找到了丢失的 130VU (含右侧遮光板)和头等舱靠枕
机长曾试图用右手取出氧气面罩，但由于左手操纵侧杆，氧气面罩位于身体左后侧，且飞机抖动剧烈，主要精力用于控制状态，使用右手未能成功取出氧气面罩。从风挡爆裂脱落至飞机落地，责任机长未佩戴氧气面罩。其暴露在座舱高度 10000 ft 以上高空缺氧环境的时间为 19分54秒（07:07:45-07:27:39）。
报告显示，在驾驶舱噪音造成无法语音交流的情况下，飞行机组成员之间通过手势交流。副驾驶在回到座位上以后，将应答机设置为7700；第二机长进入驾驶舱后，通过拍肩的方式示意副驾驶识别应答机，并在发现机长没有佩戴氧气面罩后，立即进行了提醒；在下降过程中使用手持话筒向空管发出了“MAYDAY”、“客舱失压”等关键遇险信息以及机组意图；第二机长通过拍肩等方式与机长和副驾驶之间进行交流，相互鼓励；第二机长不时为责任机长和副驾驶揉搓肩膀和手臂，以缓解寒冷带来的不适。
风挡爆裂脱落导致飞机座舱失压，这时，影响飞行机组成员生存的最主要因素是缺氧。飞机失压时，第二机长在头等舱已能明显感觉到氧气不足，类似他曾经在高山和空中跳伞时缺氧的感觉。在驾驶舱内的机长可能因为处于强烈应激状态，缺氧的自主感觉不明显。副驾驶在窗外时，有“呼吸很困难、非常憋”等缺氧感受，但意识清醒，使劲用双手将身体撑回驾驶舱。当风挡脱落时，外界高度约为32000ft，理论计算机外气温约为-49.9℃。副驾驶因为坐在风挡玻璃脱落的窗口，感觉非常冷。副驾驶部分身体被吸出窗外，但根据其本人回忆，其在驾驶舱外低温环境中暴露的时间较短，因此没有发生身体冻伤。机长因在全神贯注操纵飞机，未感觉冷。在飞机姿态平稳后，精神略微放松，才感觉到非常冷。坐在后排观察员位置的二机长感觉“风还好，虽然冷，但还能忍受”。
结合机长能准确操纵飞行、3 名飞行员均未冻伤、第二机长的 EFB 能正常使用，间接证明风挡爆裂后驾驶舱内温度远高于外界大气温度。根据模拟分析数据，整个下降过程驾驶舱内温度在-24℃至8℃之间波动，其中处于-24℃的时间约1.5分钟，处于-11℃的时间约7.5分钟，处于-11℃至 0℃的时间约6分钟。
2018年5月14日，川航3U8633 航班飞行途中驾驶舱右风挡爆裂脱落，在“英雄机长”刘传健和机组人员努力下，成功备降成都。两年后，2020年6月2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四川航空3U8633（2018年5月14日）严重征候调查报告》。
澎湃新闻注意到，上述报告披露了该事件中机组人员“极限操纵”的更多细节：风挡爆裂脱落后，飞机座舱失压，机组人员在迅速减压、缺氧、低温、高风速、高噪音的环境下，经历了约37分钟“生死时刻”。
此外，因未能成功取出氧气面罩，下降期间，刘传健直接暴露在高空缺氧环境下19分钟54秒，但可能因为处于强烈应激状态，并且全神贯注操纵飞机，他缺氧的自主感觉不明显，也未感觉冷。在飞机姿态平稳后，刘传健精神略微放松，才感觉到非常冷。
第一声闷响后，风挡在40秒内爆裂脱落
经CVR（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辨听，调查组将与事发阶段相关的 37分钟舱音记录整理成了文字。
2018年5月14日6:27:18，飞机从重庆江北机场起飞，左座为机长刘传健担任PF（操作飞行员），右座副驾驶徐瑞辰担任PM（监控飞行员），第二机长梁某坐在观察员位置。进入巡航阶段，第二机长作为第三成员在客舱1F座位。06:56:46，飞机上升到巡航高度9800m并保持。
07:07:05，飞至B213航路MIKOS西侧约2.2NM处，CVR（舱音监察）中出现“嘭”的一声闷响，机组发现右风挡玻璃出现放射网状裂纹，机组事后描述为“非常碎非常花，全都裂了”。这时，副驾驶称，“风挡裂了”。
07:07:10，CVR中第二次出现“嘭”的一声。07:07:11，机长刘传健说，“我操作”。07:07:19，机组向成都区域管制中心（以下简称“区管”）报告飞机故障，申请下高度，区管指挥下8400m保持后申请返航，报告风挡裂了，决定备降成都。
07:07:42，座舱压差7.688psi。07:07:45，CVR中第三次出现一声“嘭”的闷响，随即CVR中出现连续噪音，噪音一直持续到飞机落地。这时距离第一声闷响仅过去了40秒。
“右风挡的破损使得驾驶舱里的环境发生巨变，温度、压力、空气的冲击，包括噪音，使得飞行员的操纵环境急剧恶化，并且严重威胁到人身安全。”航空专家王亚男向澎湃新闻分析，这种情况下飞行员很难再操纵，如果处置不当，极有可能导致飞行员失能，即“失去意识”，“如果飞行员失能，那么全机人员均会遇险。”
上述报告显示，07:07:46，动驾驶（AP）断开，机长刘传健人工操纵飞机，开始下降高度。飞机先右转随后左转。07:08:17至07:17:08，区管通过多种手段持续呼叫机组，但未收到回应。07:09:26，最大下降率 10279ft/min;07:09:47，最大表速 349 节。
07:10:39，空管雷达显示飞机应答机编码设置为7700。07:10:57，CVR中首次出现机组（副驾驶）佩戴氧气面罩后的呼吸声。
第二机长进入驾驶舱后使用其EFB[5]查询了航图等信息。07:14:25，MCDU飞行计划更改为直飞崇州（CZH）。07:16:40，飞行高度开始低于23600ft，继续下降。07:17:09 开始，区管连续呼叫机组，但未收到回应，区管向机组盲发“如果听到的话联系进近124.85”。
07:19:25 和 07:19:32，机组两次在区管频率中宣布 MAYDAY（呼救）。区管均予以回应，但CVR和ATC（空管）录音中未辨识到机组对管制指令的认收。07:19:56，飞机位于CZH 西侧8.9NM，高度开始低于标准气压高度6000m。
07:20:17，机组报告座舱失压。07:20:26，机组再次报告：“客舱失压，现在飞向崇州后下4200m”。07:20:44，区管指挥下降至3600m保持，机组未回应。07:22:36，飞机位于CZH西侧 2.7NM，高度开始低于4800m。
07:24:20，机组在成都终端管制室（以下简称“进近”）频率报告Mayday，现在在崇州盘旋下高度。07:24:32，进近回答：“收到了，当前位置继续右盘旋下高度，下到修正海压2700m，修正海压1004”。
07:30:17，机组盲发“现在左转02R落地”。07:34:42，APU（辅助动力装置）主电门接通（由于断电导致APU不可用）。07:35:46，襟翼手柄设置到3位。07:37:32，进近指令“可以落地02R跑道，风向250，2m/s，RVR大于2000m”。
07:37:45，机组报告“塔台，8633 02R落地，占用跑道”。07:41:05，3U8633使用襟翼3在成都双流机场02R跑道落地。07:43:07，飞机最后停止在E8与02R 跑道连接处。07:44:06，3U8633与塔台建立联系，机组报告无法自主滑行，有机组、乘务员受伤。
机长暴露在高空缺氧环境近20分钟
调查报告显示，客舱失压时，正在提供餐饮服务的5号乘务员被抛起，落地时腰部着地受伤。失压后，客舱氧气面罩脱落。乘务长通过广播要求旅客系好安全带，拉下氧气面罩吸氧。
风挡脱落导致出现爆炸性座舱失压，副驾驶瞬间被强大的外泄气流带离座位，此时右座侧杆出现向前、向右的大操纵量输入（最大可能为副驾驶身体不由自主的触碰侧杆所致）。同时自动驾驶仪断开，飞机姿态瞬间急剧变化，机长立即人工操纵飞机。
副驾驶靠自身力量返回驾驶舱座椅。期间，副驾驶身体被驾驶舱仪表、风挡边框等硬物挫伤或划伤，身体受到安全带的拉扯。驾驶舱门在风挡爆裂脱落、座舱失压的同时打开，一些物品被气流带离飞机。事后，调查组在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一座山上找到了头等舱靠枕。
调查组在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一座山上找到了丢失的 130VU (含右侧遮光板)和头等舱靠枕
机长曾试图用右手取出氧气面罩，但由于左手操纵侧杆，氧气面罩位于身体左后侧，且飞机抖动剧烈，主要精力用于控制状态，使用右手未能成功取出氧气面罩。从风挡爆裂脱落至飞机落地，责任机长未佩戴氧气面罩。其暴露在座舱高度 10000 ft 以上高空缺氧环境的时间为 19分54秒（07:07:45-07:27:39）。
报告显示，在驾驶舱噪音造成无法语音交流的情况下，飞行机组成员之间通过手势交流。副驾驶在回到座位上以后，将应答机设置为7700；第二机长进入驾驶舱后，通过拍肩的方式示意副驾驶识别应答机，并在发现机长没有佩戴氧气面罩后，立即进行了提醒；在下降过程中使用手持话筒向空管发出了“MAYDAY”、“客舱失压”等关键遇险信息以及机组意图；第二机长通过拍肩等方式与机长和副驾驶之间进行交流，相互鼓励；第二机长不时为责任机长和副驾驶揉搓肩膀和手臂，以缓解寒冷带来的不适。
风挡爆裂脱落导致飞机座舱失压，这时，影响飞行机组成员生存的最主要因素是缺氧。飞机失压时，第二机长在头等舱已能明显感觉到氧气不足，类似他曾经在高山和空中跳伞时缺氧的感觉。在驾驶舱内的机长可能因为处于强烈应激状态，缺氧的自主感觉不明显。副驾驶在窗外时，有“呼吸很困难、非常憋”等缺氧感受，但意识清醒，使劲用双手将身体撑回驾驶舱。当风挡脱落时，外界高度约为32000ft，理论计算机外气温约为-49.9℃。副驾驶因为坐在风挡玻璃脱落的窗口，感觉非常冷。副驾驶部分身体被吸出窗外，但根据其本人回忆，其在驾驶舱外低温环境中暴露的时间较短，因此没有发生身体冻伤。机长因在全神贯注操纵飞机，未感觉冷。在飞机姿态平稳后，精神略微放松，才感觉到非常冷。坐在后排观察员位置的二机长感觉“风还好，虽然冷，但还能忍受”。
结合机长能准确操纵飞行、3 名飞行员均未冻伤、第二机长的 EFB 能正常使用，间接证明风挡爆裂后驾驶舱内温度远高于外界大气温度。根据模拟分析数据，整个下降过程驾驶舱内温度在-24℃至8℃之间波动，其中处于-24℃的时间约1.5分钟，处于-11℃的时间约7.5分钟，处于-11℃至 0℃的时间约6分钟。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