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北京通州的兔子能一路跑到延庆#】近日，记者乘车沿北京市北六环路向西北方向行进，驶入京礼（北京—崇礼）高速公路。
绵延在高速路两旁的，是一片片翠绿的树林，将平地与远山连在一起。温热的风吹进车窗，带着植物的清香。
这些树，是京礼高速绿色通道的建设成果，也是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中的一部分。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二级巡视员王小平介绍，通过该工程，在过去5年时间里，北京市将大尺度森林建设和见缝插“绿”相结合，构建起绿色生态网络，提升生物多样性，小动物也有了更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我们要做到，让通州的兔子能一路跑到延庆去！”王小平说。
小动物有了更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
种树造林，丰富了城市里的生物多样性。
充分考虑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是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的一大特点。树多了，原本的“生态孤岛”被贯通起来，逐步串成“绿廊”、织成“绿网”，让小动物有了更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从东边的通州，到北边的昌平、延庆，再到西边的石景山、南边的大兴，野生动物都有着充足的活动空间。
这两年，昌平区流村镇新建村村民焦石经常在京礼高速路旁的树林里看见各种小鸟、刺猬、松鼠和兔子。“还有从后边山上跑下来的野鸡和狍子，一些好多年没见过的动物，都重新见着了。”
为什么小动物们愿意前来？
“我们种植的树种，都经过了精心挑选、布局。”北京市昌平区园林绿化局生态建设科科长孙华彬指着京礼高速两侧高矮、色彩不同的树，一一向记者介绍，这边是白皮松、元宝枫，那边是国槐、栾树。“我们还特别种植了很多食源树种，像海棠、山桃、红叶李等，专门为了方便鸟类、昆虫和各种野生动物取食。丰富的树种，一方面保证了四季美观，春夏见绿、秋冬出彩，另一方面也吸引了更多动物定居。”
在温榆河公园示范区东园的望山阁附近，种着一大片混交林。这是特别为方便野生动物活动而设置的缓冲区。此处没有人造景观，尽力减少游客的干扰，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将人类活动区与自然留野区隔离开，为野生动物提供了一处静谧的栖息地。
细心的人走到温榆河公园西园码头附近的保育区，则会发现一些看似随意堆放的枯枝杂草。实际上，这些是人造灌木丛，作用相当于为野生动物们搭建的“安置房”，可供刺猬、野兔等小动物遮风挡雨。
像这样的人造灌木丛，在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中，共营建了2200处。此外，还有生物多样性保育小区295处、小微湿地491处，设置人工鸟巢5027个、昆虫旅馆1338处，配植食源蜜源性植物120万余株。正如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生态保护修复处处长王金增所说：“当前，北京的绿化建设不仅在考虑景观和绿化效益，也更加重视提高生物多样性，更加聚焦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过去5年，北京市新增城市绿地3966公顷，相当于6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面积。新建城市森林56处，休闲公园181处，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460余处。平原地区万亩以上的绿色空间达40处，千亩以上绿色空间达290处，实施浅山生态修复46.4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已提高到44.6%。
《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1年）》显示，北京市拥有陆生野生动物596种，野生鸟类超过500种，超过全国鸟种数量三分之一。如今的北京，已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
“我们老街坊的绿色空间更大了！”
种树造林，实实在在改善了北京的自然环境。
北京的西北方向多山，地处山间平原地带的村镇则容易受到风沙侵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林木覆盖率仅为1.3%。那时，昌平南口属于五大风沙危害区之一。京礼高速穿过的昌平区流村镇，正位于该片区域。
“以前我们这儿年年都刮大风。风一刮，公路上就是厚厚的一层土。”焦石记得，几年前，靠近高速路边都是沙石地，还有许多私搭乱建的小厂房和日夜开工的煤场。“煤渣粉尘落到哪，哪就是黑乎乎一片。家里洗的衣服，都不拿到院子里晾。公路下，也到处是随地扔着的垃圾袋，环境十分脏乱。”
同样曾饱受环境问题困扰的，还有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沙子营村。
因靠近温榆河和清河，过去，这里的不少村民以采砂为生。村中遍布着砂石厂、废品回收站和废机油回收点，洗砂机、碎石机整日轰鸣，空气里都飘浮着石粉。
而要彻底解决此类问题，就得大面积增“绿”，让森林走进城市。
2012年至2017年，北京市通过第一轮平原地区百万亩造林工程，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从14.85%提到了26.8%，结束了“有城无林”的生态状况。2018年，北京市继续启动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截至今年6月底，已完成造林绿化面积100.8万亩，并将于年底圆满收官。
两轮造林，有相同也有不同。
王小平说：“第一轮百万亩造林时，主要是夯基础、增绿量，营造片林比较多，土壤条件较好，也更容易成活。而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落实新版城市总体规划，要对照规划空间精准落图、精细化实施，增绿空间常常需要一点点儿‘抠’，哪里腾出了地块，我们就紧跟着做绿化。”
京礼高速沿线和沙子营村的绿化改造，都是在先腾退、再种树的过程中完成的。
“腾退的工作比种树还要花功夫。”孙华彬告诉记者，近年来，昌平区逐步清退大批煤场，将地块用于绿化。但因为常年堆放煤炭，煤场的土地并不适合直接种树。“要进行生态修复，首先得平整土地，将煤渣残块全部清理干净，再从别处回填一米多厚的好土，同时增施有机质，让土壤从贫瘠变肥沃。”
到2019年春天，京礼高速昌平段沿线地区，共拆除腾退地块1136亩、土地流转2466亩，以供种树。紧接着，从该年3月中旬到4月底，在高速公路旁的平原地区两侧各100米范围内，以及山地第一层山脊线可视区范围内，有27万株乔灌木被种下。
如今，从空中俯瞰，这段全长共计30.2公里的绿色通道，已然是一片绿色的海洋。人工造林与山里的天然林浑然相接，野花在草地上绽放，小鸟在枝头间穿梭。行车而过的人或许会以为，这里本就是一大片风景秀丽的郊野公园。
路上的风景美了，周围村镇的环境也改善了。焦石自豪地告诉记者：“自从种了树，我们村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从前流的黑泥水都变成了清澈的山泉水。现在每年春天，还有不少游客专门坐车来这里玩水呢！”
再看温榆河畔，从2017年开始，沙子营村30余家砂石厂全部关停，村庄逐步拆迁。原地兴建的温榆河公园，总规划面积达30平方公里，成为城中的一块“绿肺”。
“我家原来的位置，已经修成了公园步道。”在沙子营村曾居住了十五六年的孙明华，前几年同邻居们一起，搬进了距村子不远的新房。2020年秋天，约2平方公里温榆河公园示范区率先落成开园后，孙明华最喜欢约上老伙伴儿们，结伴到这里健步走。
村中原先种植的老槐树被保留下来，与新种的小树交织错落。先前因采砂而造成的坑地，被改造成了碧波荡漾的景观湖，岸边已长起连片的芦苇。村民拆迁时留下的建筑垃圾、砂石瓦砾，也被充分再利用，变成了铺就公园道路的透水砖。
“有树、有花、有水，瞧这大公园多漂亮！”在得知今年9月，温榆河公园一期规划的其他区域即将开园，年底，二期项目将陆续开工建设后，孙明华更高兴了，“以后，我们老街坊的绿色空间更大了！”
“绿岗就业让我家的日子更幸福了！”
种树造林，更是绿色惠民理念的生动实践。
京礼高速旁的绿色通道建成了，后续需要定期对树木进行养护。这给周边村镇居民带来了“绿岗就业”的机会。
去年3月，焦石从农民变成了一名树木养护工。“我家承包了几亩地，种些草莓、桃子之类的水果，收入来源主要靠这个。去年，村里推荐了绿岗就业的工作，我感觉薪资福利都不错，就去应聘了。”
一个月4000元左右的工资，再加上较为灵活的工作时间，让焦石对这份新工作很满意。“最重要的是，我平常负责养护的树木范围，就是家附近这一块儿，大概有七八十亩。每天早晨出门就上班，特别方便。中午还能回家吃饭，自家地里有事儿的时候，也能随时请假回去照看。”
夏天气温高、雨水多，此前一个多月，焦石的主要职责是打野草，防止杂草抢营养。其他时节，养护树木的工作还包括日常巡护、灌溉、防虫、枝干修整、补植补造等。每项工作都有专门的技术员来定期做培训指导。焦石笑呵呵地告诉记者：“能守在家门口干活，收入也增加了，还学到不少树木养护的技术知识，绿岗就业让我家的日子更幸福了！”
和焦石一样得益于绿岗就业的本地农民还有很多。数据显示，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通过绿岗就业带动居民增收，在造林绿化建设、平原生态林养护等重点林业建设管护项目共吸纳就业7.59万人，其中本地农民达6.57万人。
对更多普通市民来说，种树带来的绿色福祉，主要体现在“推开窗就能看见绿色，走出门就有运动场地”的日常生活里，人与自然更亲近了。
温榆河公园就经常举办各类活动，将文化、休闲、体育活动融入自然。今夏，公园推出桨板瑜伽、陆地冲浪等潮流运动项目，吸引了众多热衷户外活动的年轻人参与。“露营、教育、运动、潮玩、音乐5大主题，将公园打造成了北京市最大的户外文化旅游先锋地。”温榆河公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栾鸣说，开园至今，温榆河公园示范区已连续两年荣登北京市网红打卡地自然景区类榜单，还成为“朝阳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实践基地”，成功举办了“麦田音乐节”“温榆欢乐冰雪季”“斯巴达勇士赛”等各类文化体育活动150余场。
“首都园林绿化让森林、绿地、湿地等绿色空间与居民生产、生活空间进一步融合。”王小平介绍，结合百万亩造林建设的公园，充分考虑了市民休憩、健身、教育需求，推动健身步道、森林步道等建设，配套做好大众健身、科普展示等服务设施，提升了百姓的绿色获得感。去年，有超过4亿人次的北京市民来到公园绿地，享受绿色生活环境。
当微风拂过林海，人们已经看到，美丽北京交上了一份成绩优异的“生态答卷”。以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取得的成果为新起点，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前景令人期待。（人民日报海外版）
绵延在高速路两旁的，是一片片翠绿的树林，将平地与远山连在一起。温热的风吹进车窗，带着植物的清香。
这些树，是京礼高速绿色通道的建设成果，也是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中的一部分。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二级巡视员王小平介绍，通过该工程，在过去5年时间里，北京市将大尺度森林建设和见缝插“绿”相结合，构建起绿色生态网络，提升生物多样性，小动物也有了更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我们要做到，让通州的兔子能一路跑到延庆去！”王小平说。
小动物有了更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
种树造林，丰富了城市里的生物多样性。
充分考虑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是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的一大特点。树多了，原本的“生态孤岛”被贯通起来，逐步串成“绿廊”、织成“绿网”，让小动物有了更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从东边的通州，到北边的昌平、延庆，再到西边的石景山、南边的大兴，野生动物都有着充足的活动空间。
这两年，昌平区流村镇新建村村民焦石经常在京礼高速路旁的树林里看见各种小鸟、刺猬、松鼠和兔子。“还有从后边山上跑下来的野鸡和狍子，一些好多年没见过的动物，都重新见着了。”
为什么小动物们愿意前来？
“我们种植的树种，都经过了精心挑选、布局。”北京市昌平区园林绿化局生态建设科科长孙华彬指着京礼高速两侧高矮、色彩不同的树，一一向记者介绍，这边是白皮松、元宝枫，那边是国槐、栾树。“我们还特别种植了很多食源树种，像海棠、山桃、红叶李等，专门为了方便鸟类、昆虫和各种野生动物取食。丰富的树种，一方面保证了四季美观，春夏见绿、秋冬出彩，另一方面也吸引了更多动物定居。”
在温榆河公园示范区东园的望山阁附近，种着一大片混交林。这是特别为方便野生动物活动而设置的缓冲区。此处没有人造景观，尽力减少游客的干扰，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将人类活动区与自然留野区隔离开，为野生动物提供了一处静谧的栖息地。
细心的人走到温榆河公园西园码头附近的保育区，则会发现一些看似随意堆放的枯枝杂草。实际上，这些是人造灌木丛，作用相当于为野生动物们搭建的“安置房”，可供刺猬、野兔等小动物遮风挡雨。
像这样的人造灌木丛，在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中，共营建了2200处。此外，还有生物多样性保育小区295处、小微湿地491处，设置人工鸟巢5027个、昆虫旅馆1338处，配植食源蜜源性植物120万余株。正如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生态保护修复处处长王金增所说：“当前，北京的绿化建设不仅在考虑景观和绿化效益，也更加重视提高生物多样性，更加聚焦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过去5年，北京市新增城市绿地3966公顷，相当于6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面积。新建城市森林56处，休闲公园181处，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460余处。平原地区万亩以上的绿色空间达40处，千亩以上绿色空间达290处，实施浅山生态修复46.4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已提高到44.6%。
《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1年）》显示，北京市拥有陆生野生动物596种，野生鸟类超过500种，超过全国鸟种数量三分之一。如今的北京，已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
“我们老街坊的绿色空间更大了！”
种树造林，实实在在改善了北京的自然环境。
北京的西北方向多山，地处山间平原地带的村镇则容易受到风沙侵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林木覆盖率仅为1.3%。那时，昌平南口属于五大风沙危害区之一。京礼高速穿过的昌平区流村镇，正位于该片区域。
“以前我们这儿年年都刮大风。风一刮，公路上就是厚厚的一层土。”焦石记得，几年前，靠近高速路边都是沙石地，还有许多私搭乱建的小厂房和日夜开工的煤场。“煤渣粉尘落到哪，哪就是黑乎乎一片。家里洗的衣服，都不拿到院子里晾。公路下，也到处是随地扔着的垃圾袋，环境十分脏乱。”
同样曾饱受环境问题困扰的，还有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沙子营村。
因靠近温榆河和清河，过去，这里的不少村民以采砂为生。村中遍布着砂石厂、废品回收站和废机油回收点，洗砂机、碎石机整日轰鸣，空气里都飘浮着石粉。
而要彻底解决此类问题，就得大面积增“绿”，让森林走进城市。
2012年至2017年，北京市通过第一轮平原地区百万亩造林工程，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从14.85%提到了26.8%，结束了“有城无林”的生态状况。2018年，北京市继续启动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截至今年6月底，已完成造林绿化面积100.8万亩，并将于年底圆满收官。
两轮造林，有相同也有不同。
王小平说：“第一轮百万亩造林时，主要是夯基础、增绿量，营造片林比较多，土壤条件较好，也更容易成活。而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落实新版城市总体规划，要对照规划空间精准落图、精细化实施，增绿空间常常需要一点点儿‘抠’，哪里腾出了地块，我们就紧跟着做绿化。”
京礼高速沿线和沙子营村的绿化改造，都是在先腾退、再种树的过程中完成的。
“腾退的工作比种树还要花功夫。”孙华彬告诉记者，近年来，昌平区逐步清退大批煤场，将地块用于绿化。但因为常年堆放煤炭，煤场的土地并不适合直接种树。“要进行生态修复，首先得平整土地，将煤渣残块全部清理干净，再从别处回填一米多厚的好土，同时增施有机质，让土壤从贫瘠变肥沃。”
到2019年春天，京礼高速昌平段沿线地区，共拆除腾退地块1136亩、土地流转2466亩，以供种树。紧接着，从该年3月中旬到4月底，在高速公路旁的平原地区两侧各100米范围内，以及山地第一层山脊线可视区范围内，有27万株乔灌木被种下。
如今，从空中俯瞰，这段全长共计30.2公里的绿色通道，已然是一片绿色的海洋。人工造林与山里的天然林浑然相接，野花在草地上绽放，小鸟在枝头间穿梭。行车而过的人或许会以为，这里本就是一大片风景秀丽的郊野公园。
路上的风景美了，周围村镇的环境也改善了。焦石自豪地告诉记者：“自从种了树，我们村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从前流的黑泥水都变成了清澈的山泉水。现在每年春天，还有不少游客专门坐车来这里玩水呢！”
再看温榆河畔，从2017年开始，沙子营村30余家砂石厂全部关停，村庄逐步拆迁。原地兴建的温榆河公园，总规划面积达30平方公里，成为城中的一块“绿肺”。
“我家原来的位置，已经修成了公园步道。”在沙子营村曾居住了十五六年的孙明华，前几年同邻居们一起，搬进了距村子不远的新房。2020年秋天，约2平方公里温榆河公园示范区率先落成开园后，孙明华最喜欢约上老伙伴儿们，结伴到这里健步走。
村中原先种植的老槐树被保留下来，与新种的小树交织错落。先前因采砂而造成的坑地，被改造成了碧波荡漾的景观湖，岸边已长起连片的芦苇。村民拆迁时留下的建筑垃圾、砂石瓦砾，也被充分再利用，变成了铺就公园道路的透水砖。
“有树、有花、有水，瞧这大公园多漂亮！”在得知今年9月，温榆河公园一期规划的其他区域即将开园，年底，二期项目将陆续开工建设后，孙明华更高兴了，“以后，我们老街坊的绿色空间更大了！”
“绿岗就业让我家的日子更幸福了！”
种树造林，更是绿色惠民理念的生动实践。
京礼高速旁的绿色通道建成了，后续需要定期对树木进行养护。这给周边村镇居民带来了“绿岗就业”的机会。
去年3月，焦石从农民变成了一名树木养护工。“我家承包了几亩地，种些草莓、桃子之类的水果，收入来源主要靠这个。去年，村里推荐了绿岗就业的工作，我感觉薪资福利都不错，就去应聘了。”
一个月4000元左右的工资，再加上较为灵活的工作时间，让焦石对这份新工作很满意。“最重要的是，我平常负责养护的树木范围，就是家附近这一块儿，大概有七八十亩。每天早晨出门就上班，特别方便。中午还能回家吃饭，自家地里有事儿的时候，也能随时请假回去照看。”
夏天气温高、雨水多，此前一个多月，焦石的主要职责是打野草，防止杂草抢营养。其他时节，养护树木的工作还包括日常巡护、灌溉、防虫、枝干修整、补植补造等。每项工作都有专门的技术员来定期做培训指导。焦石笑呵呵地告诉记者：“能守在家门口干活，收入也增加了，还学到不少树木养护的技术知识，绿岗就业让我家的日子更幸福了！”
和焦石一样得益于绿岗就业的本地农民还有很多。数据显示，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通过绿岗就业带动居民增收，在造林绿化建设、平原生态林养护等重点林业建设管护项目共吸纳就业7.59万人，其中本地农民达6.57万人。
对更多普通市民来说，种树带来的绿色福祉，主要体现在“推开窗就能看见绿色，走出门就有运动场地”的日常生活里，人与自然更亲近了。
温榆河公园就经常举办各类活动，将文化、休闲、体育活动融入自然。今夏，公园推出桨板瑜伽、陆地冲浪等潮流运动项目，吸引了众多热衷户外活动的年轻人参与。“露营、教育、运动、潮玩、音乐5大主题，将公园打造成了北京市最大的户外文化旅游先锋地。”温榆河公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栾鸣说，开园至今，温榆河公园示范区已连续两年荣登北京市网红打卡地自然景区类榜单，还成为“朝阳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实践基地”，成功举办了“麦田音乐节”“温榆欢乐冰雪季”“斯巴达勇士赛”等各类文化体育活动150余场。
“首都园林绿化让森林、绿地、湿地等绿色空间与居民生产、生活空间进一步融合。”王小平介绍，结合百万亩造林建设的公园，充分考虑了市民休憩、健身、教育需求，推动健身步道、森林步道等建设，配套做好大众健身、科普展示等服务设施，提升了百姓的绿色获得感。去年，有超过4亿人次的北京市民来到公园绿地，享受绿色生活环境。
当微风拂过林海，人们已经看到，美丽北京交上了一份成绩优异的“生态答卷”。以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取得的成果为新起点，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前景令人期待。（人民日报海外版）
【“让通州的兔子能一路跑到延庆去”】近日，记者乘车沿北京市北六环路向西北方向行进，驶入京礼（北京—崇礼）高速公路。
绵延在高速路两旁的，是一片片翠绿的树林，将平地与远山连在一起。温热的风吹进车窗，带着植物的清香。
这些树，是京礼高速绿色通道的建设成果，也是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中的一部分。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二级巡视员王小平介绍，通过该工程，在过去5年时间里，北京市将大尺度森林建设和见缝插“绿”相结合，构建起绿色生态网络，提升生物多样性，小动物也有了更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我们要做到，让通州的兔子能一路跑到延庆去！”王小平说。
小动物有了更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
种树造林，丰富了城市里的生物多样性。
充分考虑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是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的一大特点。树多了，原本的“生态孤岛”被贯通起来，逐步串成“绿廊”、织成“绿网”，让小动物有了更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从东边的通州，到北边的昌平、延庆，再到西边的石景山、南边的大兴，野生动物都有着充足的活动空间。
这两年，昌平区流村镇新建村村民焦石经常在京礼高速路旁的树林里看见各种小鸟、刺猬、松鼠和兔子。“还有从后边山上跑下来的野鸡和狍子，一些好多年没见过的动物，都重新见着了。”
为什么小动物们愿意前来？
“我们种植的树种，都经过了精心挑选、布局。”北京市昌平区园林绿化局生态建设科科长孙华彬指着京礼高速两侧高矮、色彩不同的树，一一向记者介绍，这边是白皮松、元宝枫，那边是国槐、栾树。“我们还特别种植了很多食源树种，像海棠、山桃、红叶李等，专门为了方便鸟类、昆虫和各种野生动物取食。丰富的树种，一方面保证了四季美观，春夏见绿、秋冬出彩，另一方面也吸引了更多动物定居。”
在温榆河公园示范区东园的望山阁附近，种着一大片混交林。这是特别为方便野生动物活动而设置的缓冲区。此处没有人造景观，尽力减少游客的干扰，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将人类活动区与自然留野区隔离开，为野生动物提供了一处静谧的栖息地。
细心的人走到温榆河公园西园码头附近的保育区，则会发现一些看似随意堆放的枯枝杂草。实际上，这些是人造灌木丛，作用相当于为野生动物们搭建的“安置房”，可供刺猬、野兔等小动物遮风挡雨。
像这样的人造灌木丛，在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中，共营建了2200处。此外，还有生物多样性保育小区295处、小微湿地491处，设置人工鸟巢5027个、昆虫旅馆1338处，配植食源蜜源性植物120万余株。正如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生态保护修复处处长王金增所说：“当前，北京的绿化建设不仅在考虑景观和绿化效益，也更加重视提高生物多样性，更加聚焦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过去5年，北京市新增城市绿地3966公顷，相当于6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面积。新建城市森林56处，休闲公园181处，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460余处。平原地区万亩以上的绿色空间达40处，千亩以上绿色空间达290处，实施浅山生态修复46.4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已提高到44.6%。
《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1年）》显示，北京市拥有陆生野生动物596种，野生鸟类超过500种，超过全国鸟种数量三分之一。如今的北京，已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
“我们老街坊的绿色空间更大了！”
种树造林，实实在在改善了北京的自然环境。
北京的西北方向多山，地处山间平原地带的村镇则容易受到风沙侵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林木覆盖率仅为1.3%。那时，昌平南口属于五大风沙危害区之一。京礼高速穿过的昌平区流村镇，正位于该片区域。
“以前我们这儿年年都刮大风。风一刮，公路上就是厚厚的一层土。”焦石记得，几年前，靠近高速路边都是沙石地，还有许多私搭乱建的小厂房和日夜开工的煤场。“煤渣粉尘落到哪，哪就是黑乎乎一片。家里洗的衣服，都不拿到院子里晾。公路下，也到处是随地扔着的垃圾袋，环境十分脏乱。”
同样曾饱受环境问题困扰的，还有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沙子营村。
因靠近温榆河和清河，过去，这里的不少村民以采砂为生。村中遍布着砂石厂、废品回收站和废机油回收点，洗砂机、碎石机整日轰鸣，空气里都飘浮着石粉。
而要彻底解决此类问题，就得大面积增“绿”，让森林走进城市。
2012年至2017年，北京市通过第一轮平原地区百万亩造林工程，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从14.85%提到了26.8%，结束了“有城无林”的生态状况。2018年，北京市继续启动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截至今年6月底，已完成造林绿化面积100.8万亩，并将于年底圆满收官。
两轮造林，有相同也有不同。
王小平说：“第一轮百万亩造林时，主要是夯基础、增绿量，营造片林比较多，土壤条件较好，也更容易成活。而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落实新版城市总体规划，要对照规划空间精准落图、精细化实施，增绿空间常常需要一点点儿‘抠’，哪里腾出了地块，我们就紧跟着做绿化。”
京礼高速沿线和沙子营村的绿化改造，都是在先腾退、再种树的过程中完成的。
“腾退的工作比种树还要花功夫。”孙华彬告诉记者，近年来，昌平区逐步清退大批煤场，将地块用于绿化。但因为常年堆放煤炭，煤场的土地并不适合直接种树。“要进行生态修复，首先得平整土地，将煤渣残块全部清理干净，再从别处回填一米多厚的好土，同时增施有机质，让土壤从贫瘠变肥沃。”
到2019年春天，京礼高速昌平段沿线地区，共拆除腾退地块1136亩、土地流转2466亩，以供种树。紧接着，从该年3月中旬到4月底，在高速公路旁的平原地区两侧各100米范围内，以及山地第一层山脊线可视区范围内，有27万株乔灌木被种下。
如今，从空中俯瞰，这段全长共计30.2公里的绿色通道，已然是一片绿色的海洋。人工造林与山里的天然林浑然相接，野花在草地上绽放，小鸟在枝头间穿梭。行车而过的人或许会以为，这里本就是一大片风景秀丽的郊野公园。
路上的风景美了，周围村镇的环境也改善了。焦石自豪地告诉记者：“自从种了树，我们村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从前流的黑泥水都变成了清澈的山泉水。现在每年春天，还有不少游客专门坐车来这里玩水呢！”
再看温榆河畔，从2017年开始，沙子营村30余家砂石厂全部关停，村庄逐步拆迁。原地兴建的温榆河公园，总规划面积达30平方公里，成为城中的一块“绿肺”。
“我家原来的位置，已经修成了公园步道。”在沙子营村曾居住了十五六年的孙明华，前几年同邻居们一起，搬进了距村子不远的新房。2020年秋天，约2平方公里温榆河公园示范区率先落成开园后，孙明华最喜欢约上老伙伴儿们，结伴到这里健步走。
村中原先种植的老槐树被保留下来，与新种的小树交织错落。先前因采砂而造成的坑地，被改造成了碧波荡漾的景观湖，岸边已长起连片的芦苇。村民拆迁时留下的建筑垃圾、砂石瓦砾，也被充分再利用，变成了铺就公园道路的透水砖。
“有树、有花、有水，瞧这大公园多漂亮！”在得知今年9月，温榆河公园一期规划的其他区域即将开园，年底，二期项目将陆续开工建设后，孙明华更高兴了，“以后，我们老街坊的绿色空间更大了！”
“绿岗就业让我家的日子更幸福了！”
种树造林，更是绿色惠民理念的生动实践。
京礼高速旁的绿色通道建成了，后续需要定期对树木进行养护。这给周边村镇居民带来了“绿岗就业”的机会。
去年3月，焦石从农民变成了一名树木养护工。“我家承包了几亩地，种些草莓、桃子之类的水果，收入来源主要靠这个。去年，村里推荐了绿岗就业的工作，我感觉薪资福利都不错，就去应聘了。”
一个月4000元左右的工资，再加上较为灵活的工作时间，让焦石对这份新工作很满意。“最重要的是，我平常负责养护的树木范围，就是家附近这一块儿，大概有七八十亩。每天早晨出门就上班，特别方便。中午还能回家吃饭，自家地里有事儿的时候，也能随时请假回去照看。”
夏天气温高、雨水多，此前一个多月，焦石的主要职责是打野草，防止杂草抢营养。其他时节，养护树木的工作还包括日常巡护、灌溉、防虫、枝干修整、补植补造等。每项工作都有专门的技术员来定期做培训指导。焦石笑呵呵地告诉记者：“能守在家门口干活，收入也增加了，还学到不少树木养护的技术知识，绿岗就业让我家的日子更幸福了！”
和焦石一样得益于绿岗就业的本地农民还有很多。数据显示，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通过绿岗就业带动居民增收，在造林绿化建设、平原生态林养护等重点林业建设管护项目共吸纳就业7.59万人，其中本地农民达6.57万人。
对更多普通市民来说，种树带来的绿色福祉，主要体现在“推开窗就能看见绿色，走出门就有运动场地”的日常生活里，人与自然更亲近了。
温榆河公园就经常举办各类活动，将文化、休闲、体育活动融入自然。今夏，公园推出桨板瑜伽、陆地冲浪等潮流运动项目，吸引了众多热衷户外活动的年轻人参与。“露营、教育、运动、潮玩、音乐5大主题，将公园打造成了北京市最大的户外文化旅游先锋地。”温榆河公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栾鸣说，开园至今，温榆河公园示范区已连续两年荣登北京市网红打卡地自然景区类榜单，还成为“朝阳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实践基地”，成功举办了“麦田音乐节”“温榆欢乐冰雪季”“斯巴达勇士赛”等各类文化体育活动150余场。
“首都园林绿化让森林、绿地、湿地等绿色空间与居民生产、生活空间进一步融合。”王小平介绍，结合百万亩造林建设的公园，充分考虑了市民休憩、健身、教育需求，推动健身步道、森林步道等建设，配套做好大众健身、科普展示等服务设施，提升了百姓的绿色获得感。去年，有超过4亿人次的北京市民来到公园绿地，享受绿色生活环境。
当微风拂过林海，人们已经看到，美丽北京交上了一份成绩优异的“生态答卷”。以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取得的成果为新起点，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前景令人期待。（人民网） https://t.cn/A6SiW7Z3
绵延在高速路两旁的，是一片片翠绿的树林，将平地与远山连在一起。温热的风吹进车窗，带着植物的清香。
这些树，是京礼高速绿色通道的建设成果，也是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中的一部分。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二级巡视员王小平介绍，通过该工程，在过去5年时间里，北京市将大尺度森林建设和见缝插“绿”相结合，构建起绿色生态网络，提升生物多样性，小动物也有了更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我们要做到，让通州的兔子能一路跑到延庆去！”王小平说。
小动物有了更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
种树造林，丰富了城市里的生物多样性。
充分考虑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是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的一大特点。树多了，原本的“生态孤岛”被贯通起来，逐步串成“绿廊”、织成“绿网”，让小动物有了更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从东边的通州，到北边的昌平、延庆，再到西边的石景山、南边的大兴，野生动物都有着充足的活动空间。
这两年，昌平区流村镇新建村村民焦石经常在京礼高速路旁的树林里看见各种小鸟、刺猬、松鼠和兔子。“还有从后边山上跑下来的野鸡和狍子，一些好多年没见过的动物，都重新见着了。”
为什么小动物们愿意前来？
“我们种植的树种，都经过了精心挑选、布局。”北京市昌平区园林绿化局生态建设科科长孙华彬指着京礼高速两侧高矮、色彩不同的树，一一向记者介绍，这边是白皮松、元宝枫，那边是国槐、栾树。“我们还特别种植了很多食源树种，像海棠、山桃、红叶李等，专门为了方便鸟类、昆虫和各种野生动物取食。丰富的树种，一方面保证了四季美观，春夏见绿、秋冬出彩，另一方面也吸引了更多动物定居。”
在温榆河公园示范区东园的望山阁附近，种着一大片混交林。这是特别为方便野生动物活动而设置的缓冲区。此处没有人造景观，尽力减少游客的干扰，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将人类活动区与自然留野区隔离开，为野生动物提供了一处静谧的栖息地。
细心的人走到温榆河公园西园码头附近的保育区，则会发现一些看似随意堆放的枯枝杂草。实际上，这些是人造灌木丛，作用相当于为野生动物们搭建的“安置房”，可供刺猬、野兔等小动物遮风挡雨。
像这样的人造灌木丛，在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中，共营建了2200处。此外，还有生物多样性保育小区295处、小微湿地491处，设置人工鸟巢5027个、昆虫旅馆1338处，配植食源蜜源性植物120万余株。正如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生态保护修复处处长王金增所说：“当前，北京的绿化建设不仅在考虑景观和绿化效益，也更加重视提高生物多样性，更加聚焦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过去5年，北京市新增城市绿地3966公顷，相当于6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面积。新建城市森林56处，休闲公园181处，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460余处。平原地区万亩以上的绿色空间达40处，千亩以上绿色空间达290处，实施浅山生态修复46.4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已提高到44.6%。
《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1年）》显示，北京市拥有陆生野生动物596种，野生鸟类超过500种，超过全国鸟种数量三分之一。如今的北京，已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
“我们老街坊的绿色空间更大了！”
种树造林，实实在在改善了北京的自然环境。
北京的西北方向多山，地处山间平原地带的村镇则容易受到风沙侵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林木覆盖率仅为1.3%。那时，昌平南口属于五大风沙危害区之一。京礼高速穿过的昌平区流村镇，正位于该片区域。
“以前我们这儿年年都刮大风。风一刮，公路上就是厚厚的一层土。”焦石记得，几年前，靠近高速路边都是沙石地，还有许多私搭乱建的小厂房和日夜开工的煤场。“煤渣粉尘落到哪，哪就是黑乎乎一片。家里洗的衣服，都不拿到院子里晾。公路下，也到处是随地扔着的垃圾袋，环境十分脏乱。”
同样曾饱受环境问题困扰的，还有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沙子营村。
因靠近温榆河和清河，过去，这里的不少村民以采砂为生。村中遍布着砂石厂、废品回收站和废机油回收点，洗砂机、碎石机整日轰鸣，空气里都飘浮着石粉。
而要彻底解决此类问题，就得大面积增“绿”，让森林走进城市。
2012年至2017年，北京市通过第一轮平原地区百万亩造林工程，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从14.85%提到了26.8%，结束了“有城无林”的生态状况。2018年，北京市继续启动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截至今年6月底，已完成造林绿化面积100.8万亩，并将于年底圆满收官。
两轮造林，有相同也有不同。
王小平说：“第一轮百万亩造林时，主要是夯基础、增绿量，营造片林比较多，土壤条件较好，也更容易成活。而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落实新版城市总体规划，要对照规划空间精准落图、精细化实施，增绿空间常常需要一点点儿‘抠’，哪里腾出了地块，我们就紧跟着做绿化。”
京礼高速沿线和沙子营村的绿化改造，都是在先腾退、再种树的过程中完成的。
“腾退的工作比种树还要花功夫。”孙华彬告诉记者，近年来，昌平区逐步清退大批煤场，将地块用于绿化。但因为常年堆放煤炭，煤场的土地并不适合直接种树。“要进行生态修复，首先得平整土地，将煤渣残块全部清理干净，再从别处回填一米多厚的好土，同时增施有机质，让土壤从贫瘠变肥沃。”
到2019年春天，京礼高速昌平段沿线地区，共拆除腾退地块1136亩、土地流转2466亩，以供种树。紧接着，从该年3月中旬到4月底，在高速公路旁的平原地区两侧各100米范围内，以及山地第一层山脊线可视区范围内，有27万株乔灌木被种下。
如今，从空中俯瞰，这段全长共计30.2公里的绿色通道，已然是一片绿色的海洋。人工造林与山里的天然林浑然相接，野花在草地上绽放，小鸟在枝头间穿梭。行车而过的人或许会以为，这里本就是一大片风景秀丽的郊野公园。
路上的风景美了，周围村镇的环境也改善了。焦石自豪地告诉记者：“自从种了树，我们村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从前流的黑泥水都变成了清澈的山泉水。现在每年春天，还有不少游客专门坐车来这里玩水呢！”
再看温榆河畔，从2017年开始，沙子营村30余家砂石厂全部关停，村庄逐步拆迁。原地兴建的温榆河公园，总规划面积达30平方公里，成为城中的一块“绿肺”。
“我家原来的位置，已经修成了公园步道。”在沙子营村曾居住了十五六年的孙明华，前几年同邻居们一起，搬进了距村子不远的新房。2020年秋天，约2平方公里温榆河公园示范区率先落成开园后，孙明华最喜欢约上老伙伴儿们，结伴到这里健步走。
村中原先种植的老槐树被保留下来，与新种的小树交织错落。先前因采砂而造成的坑地，被改造成了碧波荡漾的景观湖，岸边已长起连片的芦苇。村民拆迁时留下的建筑垃圾、砂石瓦砾，也被充分再利用，变成了铺就公园道路的透水砖。
“有树、有花、有水，瞧这大公园多漂亮！”在得知今年9月，温榆河公园一期规划的其他区域即将开园，年底，二期项目将陆续开工建设后，孙明华更高兴了，“以后，我们老街坊的绿色空间更大了！”
“绿岗就业让我家的日子更幸福了！”
种树造林，更是绿色惠民理念的生动实践。
京礼高速旁的绿色通道建成了，后续需要定期对树木进行养护。这给周边村镇居民带来了“绿岗就业”的机会。
去年3月，焦石从农民变成了一名树木养护工。“我家承包了几亩地，种些草莓、桃子之类的水果，收入来源主要靠这个。去年，村里推荐了绿岗就业的工作，我感觉薪资福利都不错，就去应聘了。”
一个月4000元左右的工资，再加上较为灵活的工作时间，让焦石对这份新工作很满意。“最重要的是，我平常负责养护的树木范围，就是家附近这一块儿，大概有七八十亩。每天早晨出门就上班，特别方便。中午还能回家吃饭，自家地里有事儿的时候，也能随时请假回去照看。”
夏天气温高、雨水多，此前一个多月，焦石的主要职责是打野草，防止杂草抢营养。其他时节，养护树木的工作还包括日常巡护、灌溉、防虫、枝干修整、补植补造等。每项工作都有专门的技术员来定期做培训指导。焦石笑呵呵地告诉记者：“能守在家门口干活，收入也增加了，还学到不少树木养护的技术知识，绿岗就业让我家的日子更幸福了！”
和焦石一样得益于绿岗就业的本地农民还有很多。数据显示，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通过绿岗就业带动居民增收，在造林绿化建设、平原生态林养护等重点林业建设管护项目共吸纳就业7.59万人，其中本地农民达6.57万人。
对更多普通市民来说，种树带来的绿色福祉，主要体现在“推开窗就能看见绿色，走出门就有运动场地”的日常生活里，人与自然更亲近了。
温榆河公园就经常举办各类活动，将文化、休闲、体育活动融入自然。今夏，公园推出桨板瑜伽、陆地冲浪等潮流运动项目，吸引了众多热衷户外活动的年轻人参与。“露营、教育、运动、潮玩、音乐5大主题，将公园打造成了北京市最大的户外文化旅游先锋地。”温榆河公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栾鸣说，开园至今，温榆河公园示范区已连续两年荣登北京市网红打卡地自然景区类榜单，还成为“朝阳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实践基地”，成功举办了“麦田音乐节”“温榆欢乐冰雪季”“斯巴达勇士赛”等各类文化体育活动150余场。
“首都园林绿化让森林、绿地、湿地等绿色空间与居民生产、生活空间进一步融合。”王小平介绍，结合百万亩造林建设的公园，充分考虑了市民休憩、健身、教育需求，推动健身步道、森林步道等建设，配套做好大众健身、科普展示等服务设施，提升了百姓的绿色获得感。去年，有超过4亿人次的北京市民来到公园绿地，享受绿色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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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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